从“打把式的”到“国术”到“体操化”，中国武术其实从没辉煌过
徐晓冬KO魏雷后希望再战太极，记者亲身体验闫芳推手因没练过武无法传导力量……大家在节假日真是没什么可玩儿的了，于是把武术重新拉回视野。
中国武术到底是什么？究竟是魔术还是骗术？亦或只是混杂着民族情绪、电影特技和东方神秘主义的虚无？确实曾经存在一个中华武林的“江湖”吗?
事实上，仔细研究中国武术的历史，这个如今被文学、电影以及想象吹捧得狂拽酷炫屌炸天的“国粹”，在历史从未真正被重视过。从国家层面上，武术之所以进入主流社会，是用来替代日本德国的操练，只是一种“体育课”；百姓层面上，多数人拿它当作健身手段、社交工具或只是谋生度日的技艺。
今天同时推送另一篇讲述中国武术历史的文章《被徐晓冬KO又如何？：探秘神话背后的武术真相》。请进入公众号阅读。
山西太原形意拳协会的武师表演剑术套路。图｜新华
最后的宗师
《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撰稿｜张力
本文首发于2013年1月总第596期《中国新闻周刊》
为什么喜欢习武，很少有人能讲得清楚。
“一天不练，浑身难受!”这是他们习武多年后的普遍回答。
崔仲三，出身武术世家，爷爷是著名杨氏太极拳传人崔毅士，当年亲自创建永年太极拳社，去世后，将拳社社长的位子传给了崔仲三。
崔毅士受喜爱武术的父亲熏陶，从小习武，17岁那年，经亲友引荐，拜在京城杨澄甫门下学习杨式太极拳，此后20余年追随杨澄甫闯荡天下，不离不弃，直至师父离世，方才返京，靠祖上的专营砖瓦、麻刀等建筑材料的小生意维持生计。
唐振荣也跟祖父唐凤亭学形意拳。唐凤亭也是打小就在河北老家学武，清末民初，到北京开间小煤铺谋生——“工人们先把大一点的煤块挑出来，再用筛子筛煤末子，底下放个花盆，筛出来的煤末子再掺些土或白灰，最后拿铁锨一和，就用大剁把，咚咚咚，横着竖着砌成方块了。”唐振荣回忆。
当代八卦掌名家张全亮曾师从的太极拳老师王培生，则是因自幼颇有天资，被诸多武术名家看中，传其招法，从家乡河北武清一路学到北京，13岁时，正式拜在杨禹廷门下学习吴氏太极拳。
但多数人习武和李秉慈一样。这位如今84岁的武术家，身体健壮，可自幼体质虚弱，至12岁时，更是稍微着凉便发烧感冒、吐血，百般医治，效果不佳，一个朋友建议其父：“早晨出去锻炼锻炼，健健身。”
他们于是每天早晨到太庙(现在的劳动人民文化宫)遛弯儿，累了就坐下来休息，看人家练拳。直到一天，一位老人来打招呼：我注意你们不是一天两天了，怎么，孩子有病?
李秉慈就这样开始了学拳生涯。那年他16岁，没想到，师从的竟是太极拳名家杨禹廷。
太极、形意、八卦是民国时期最流行的三大拳术。作为这几家拳法在这一时期的著名传人，杨禹廷、崔毅士、唐振荣、王培生一直活跃在京城武术界，师传数十弟子，其中多成为当今武术名流。然而，弟子们的成长与生活环境已然迥异，他们自言，因时代和机缘，只学到了师父的皮毛，尚不及深究，老人们已悄然而去。
从某种程度说，他们，是中国传统武术最后的背影。
崔毅士开始学拳的1909年，正是大变革时代，武术正迎来没落前的最后一缕阳光。
那之前，武术仅存在于民间，国人重文轻武，轻蔑地把习武者称为“打把式的”。20世纪后，由于难以抵抗洋枪火炮，连走镖这种繁荣一时的职业也消失了。习武者仅能将此作为爱好，而以另外的职业糊口。然而时代的机缘，竟使得成熟于农耕社会的传统武术，又获得了生机。
生机的萌生是从教育界开始的。据如今已85岁的老太极拳人、“武坛一枝笔”吴文翰研究，大约是1914年，邢台永年十三中第一个开始在学校教授太极拳课程。
一年之后，中华民国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各学校都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的决定，并要求各师范学校培养“此项教员”。1917年时，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已将武术排为术科课程之首。之后，民国教育部全国中学校长会议再次规定，“全国中学校一律添习武术”，以打破高等小学以上的学校体操课主要教授德国和日本的“兵士体操”的局面。根据北京体育研究社在1924年对16个省市40多所中学调查，将武术列为正式课程的学校达52.5%，另有22.5%的学校将其作为课外活动。
教育界的热情很快蔓延开来。1927年，原西北军将领张之江发起成立了“国术研究所”，一年之后，在行政院的支持下“升级”为中央国术馆，在随后开展的“新生活运动”中，武术正式更名为“国术”，与国医、国剧、国学一样，登上大雅之堂。
国术馆从此遍地开花。各省、市、县都有自己的国术馆，馆长均为地方长官，村里设不了馆，就设练武场，在河北、山西等地，几乎村村都有练武场，有的甚至有两个。
这个内忧外患的国度里的人们，“集体无意识”地选择了产生于农耕社会的中华武术，作为在危难中生存、自强乃至救亡的强国梦想。崔毅士、杨禹廷、唐凤亭、王培生等，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走上了习武之路。
（资料图片）1928年，南京中央国术馆成立，沧州盐山籍武术家张之江任馆长。此图为当时的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冯玉祥、林森等人同该馆师生合影。
而北京的习武与练拳，主要在中山公园和太庙(现天安门东侧劳动人民文化宫)进行。这里场地开阔，环境清悠，当然，更因名师都聚集在此。
崔毅士便在这里学拳，后来又在这里教拳。崔仲三从小就跟爷爷在此练习，他记得，爷爷的学生上至党政军要员、社会名流，下至普通百姓，还有外国驻华使节及各国朋友。崔毅士外，当年在中山公园教拳的，还有形意拳名家骆兴武先生，还有一位一年四季都一身白纺绸衣裤“估衣刘”，另有一位练铁布衫、金钟罩硬功夫的，常面壁马步，用铁链上下左右抽打全身。
练武讲究持之以恒，一年四季，除了下雨，中山公园的教拳场都不间断，即便大年初一，吃完五更饺子后，崔毅士也会到中山公园去，他知道有人在那里等他。
李秉慈经人介绍后，加入了太庙太极拳研究会，每年会费两三块钱，会长均由社会名流担任，主教者则是杨禹廷。“每天来练拳的有八九十人，各个年龄段的都有，学习的进度也不一样：第一拨来学拳的是上班族，6点就到公园，练一个多小时就走；第二拨是不上班的，8点到；9点以后来的都是老人，练个把小时回家做午饭去了；10点以后，人渐渐少了，这时，杨老师会给留下的人讲拳，练推手。杨老师每天六点就来到公园，送走一拨又一拨学生弟子，直到中午才回家。”
国术社也有不少。
比如，唐振荣爷爷唐凤亭所创的大兴武术社。
唐凤亭任职总教习后便放弃了小煤铺生意，以教拳为生，学拳的小孩子每月交一块钱，补贴水电费，练完就走；成年学生不固定学费，隔三差五来一趟，给老师放个十块八块。但老师家的“三节两寿”(三节为端午节、中秋节和春节，两寿即师父与师母的寿辰)弟子都按规矩来送贺礼。
据唐振荣统计，从1928年到1961年，共有5000余人在大兴武术社学习形意拳、少林拳、太极拳及各种兵器。“那个年代习武人基本分四类：工人，商人，学生，巡警。”习武人众，来往频繁，大兴武术社常常有各界人士切磋交流，弟子也时不时有汇报表演。“但大家仅限于切磋，并不在乎要分出胜负。”
张全亮的老师王培生和另外三位京城八极、太极、形意高手在1947年共同创立了汇通武术社。但最著名的还是成立于1900年的四民武术社，取为“士、农、工、商”四种民众服务为意，以练形意拳为主，很多名人都在这里学习过，如杨沫、白杨姐妹。四民武术社也有交流的传统，几乎每个礼拜都有各个流派拳种的交流活动，老拳师都也愿意到这里坐坐，看小孩子练武，技痒了也起来试两手。
摄影家布列松拍摄的1948年在太庙晨练的人们。图｜玛格南图片社
不过很快，武术的发展方向发生了转变。
1953年，第一届全国民族传统体育大会在天津举行，随后，北京体育学院成立了武术系，1956年，在北京体育馆举办了第一次全国武术比赛，3年后的全运会，武术正式成为体育比赛项目。
在吴文翰看来，武术从民国时期进入学校起，就带来了变化。“进入学校后，集体上课学习，使教学方式变成了老师肢解动作，分动作学习，这使太极拳轻灵圆活的风韵渐渐消失，体操化虽然普及了太极，但也使它失去了自己。”
但武术进入体育赛事带来的改变是更加不可逆的。为适用竞技需要，武术本来的实用主义特点消失，竞技体育的“高、难、新、美”标准日渐成为主流。1960年代时，主管武术的领导更提出：武术要“难度高，形象美，三分之二的时间要在空中完成”。
武术自此走向舞蹈化、体操化。北京武术队原来的武术教练跟不上要求，干脆去请京剧演员来教；1960年，陕西一名跳得高的舞蹈演员报名参加武术比赛，赛前曾夸口可以拿冠军，不过比赛中空翻失误，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老武术人都暗暗庆幸：如果真得了冠军，武术不知要变成什么样。
为了加以区分，武术界开始将体育比赛中的武术称为“现代武术”“竞技武术”，而将此前的称为传统武术。“传统武术看重实战，哪来的旋子、空翻?因为实战中，这些都没用。”一位老武术家说。
在周恩来总理提出文艺界“三化”要求后，武术又按指示向“民族化”靠拢，在北京，这种结合的典型事件，是北京什刹海武校的武术教练去给剧团演员上课，从京剧院、评剧院到歌舞剧院、儿童艺术剧院。
“魏荣元、袁世海，都跟我们学过。当时他们演的电影《神海立》和《红旗谱》都跟我们学过武术，像《红旗谱》里朱老忠的扮演者崔嵬，就是跟我们学的大刀、三节棍。”唐振荣说。
即使不如意，武术家们仍在努力传承，但一切都在文革中戛然而止。
崔毅士被批成资本家、反动学术权威，宣扬活命哲学。崔仲三还记得，批斗会就在中山公园音乐堂进行，离教拳地场地不远，崔毅士、杨禹廷、以及另外几位京城武术界老前辈，终日站在舞台上受批判。
老人们想不通为什么不让练拳，很多忧郁成疾。崔毅士更从200斤瘦到不足百斤。说起这些，崔仲三不禁眼含热泪。
他还记得，爷爷的学生之一、作家周立波曾在期间来探访。“那天我正在家里，周立波戴着鸭舌帽，穿着风衣，进了门。祖父正在午睡。见周立波进来，我爷爷正要起床，周立波说：‘老师，您别起来了。’顺势就坐了下来。当时周立波也在挨斗，两人一见面就泪流不止。”
一生刚正不阿的王培生，亦没能幸免。
1963年，因受人牵连，王培生被捕入狱，苦度五年后，又发配至嫩江劳改就业十余年，受尽苦难，直至1979年方返回北京。
公园里的教拳场从此冷清了。
也有人仍在坚持。张全亮就是在1974年第一次遇见了八卦掌名师李子鸣，李子鸣与他一见如故，主动要教张全亮拳法。1976年时，时年70岁的李子鸣专程从北京城区到张全亮老家去教拳。
“我去公社接他，当时没通汽车，也没有柏油路，我们先骑了10华里石子路，又骑了5华里沙土路。”张全亮拿出当年习武留影，动情地说：“李子鸣老师兴致很高，在我家住了3天，每天早上3点起床指导我练功，晚上说推手说到11点多。”
《红旗谱》里朱老忠的扮演者崔嵬，曾专门向武术界人士学过大刀、三节棍。
武术因何使人迷恋?它大概具备所有其他体育项目的迷人之处：通体活动后的轻松与活力感；身心高度配合带来的愉悦感；与人竞技时对胜利的渴求与刺激，等等。
但它还有其他体育项目所不具备的独特之处。比如，只要你愿意，可以练习一辈子，并且不因衰老而有很大差别；比如，它需要天赋，也同样需要毅力，并不是所有运动都可以依靠热爱获得成就，但武术可以；再如，它大概是为数不多的能够以弱胜强的对抗运动，因为武术交手，不只靠体力，还要靠经验，靠智慧，靠瞬间的洞察力；武术招数往往以致人死伤为目的，因此对习武之人还有一项最基本的要求：即使身怀绝技，亦要含蓄、内敛、克己、宽厚。
这些特质，使得武术宗师仅技艺高超还不够，还要有人格魅力。武术界里称之为“武德”。
吴文翰眼里的杨禹廷，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和生人推手时，从不轻易让对方难堪，他总是说：‘何必得罪人哪!’搭上手，让对方失去重心，或者感到不舒服，就行了，这叫‘点到为止’。”当然，这也缘于那时太极推手的目的是为了研究技术。同时，也为了练习自身的承受力，“不是非要见个输赢高低不可”。
世人常认为，武林讲究门派、讲究绝招不外传等，但在这些最后的武林人士身上，这个传统似乎已经不存在了。
吴文翰还记得，少时练拳，一天，突然有个外地人找杨禹廷：“我看了您十来天了，您讲得很好，我想跟您学。”
杨禹廷仔细盘问了对方学的拳种、习武时间后，告诉他：“我教的是吴式，您要是跟我学，就不如到前面，那里有个崔毅士老师，他是杨澄甫的弟子，功夫很好。”
学生们都问：多个学生不好吗?杨禹廷回答：人家学了一二十年，是有功夫的人了，改了很可惜。
另一件事发生在吴文翰一位师兄身上。
这个师兄跟杨禹廷练习了三五年，觉得太极拳不对口味，便和一个老乡去和形意拳名家陈子江学习。陈子江听说是杨禹廷的弟子，说：“这样不行，杨老师给我写个条，我才能教你。我们这些老哥们不能因为这个事闹别扭。”
杨禹廷听说情况后，反而笑道：“不用写条，走吧，我领着你去。”他带着这个孩子去和陈子江说：“师兄，你就教他吧，你教我教不都一样吗?他愿意学什么就学什么。”
在德行方面的追求，使得武术还暗含有某种修行的意味。旧式武术的传承，又是师傅与弟子，一招一式，口授身传，经年累月，习武因此成为重塑人格的过程。
老人们常常不经思考，便脱口而出许多哲言。
崔毅士便常跟崔仲三说：“练拳就要做到明规矩，守规矩，练规矩，脱规矩而又合规矩。”说得像绕口令，实则在讲练习太极拳的原则；唐振荣的祖父唐凤亭最常说的则是：“世上没什么绝招。所谓百巧百能，不练不行，真东西都是用时间练出来的。”
巧合的是，王家卫导演的《一代宗师》不过也是想回答这个问题——“功夫是什么?”筹备十年后，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答案——“功夫，就是时间”。
德高望重的老人们都强调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并且格外喜欢“郭靖式”的弟子——这看来并不是金庸的无端想象。“这些老武术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喜欢你扎扎实实地练功。来到练功场，你不能在那里扯闲篇，就得埋头苦练，练得好，他就高兴。”李秉慈说。
在崔仲三看来，习武方法在现代的转变，也使得传统武术与传统文化的维系渐渐消散。“过去练武，既要练，也要修，但现在多数人练武，只重练，不重修。”
这件本是需要时间打磨、潜心把玩的手工艺品，在无奈地进入标准化生产的现代社会后，失去了刀光剑影的实战，没有了生死传承的坚守，不再靠口传身授的机缘，随着宗师们的身影渐行渐远，中华武林的“江湖”，注定要从国人的视线中消逝，仅靠文学与电影，存在于理想世界的遐想与记忆中。★
(作者系功夫电影学者，代表作：《功夫片的秘密》《京城武林往事》。本文部分内容选自《京城武林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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