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清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谢维和：“双一流”建设需要深化大学治理体系改革
”211工程“与”985工程“曾因集中力量办大事在中国高教领域产生了积极的效果，但在接下来的”双一流“高校战略中，这种思路或许应该改变了。一个高等教育强国，不仅指拥有相当数量的名校，同时还要拥有一个完整而均衡的高等教育高校与学科体系，既能满足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人才需要，适应与引领不同地方与行业的发展，支撑国家和地方不同战略。
就中国高校究竟该如何建设“双一流”，以及身处欠发达地区的重点大学出路在哪里”等问题，《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了高教领域专家谢维和，他是清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清华大学副校长。
请看总第806期《中国新闻周刊》封面报道：《失落的名校 兰州大学启示录》
★ 兰州大学：名校的焦虑
★ 兰大校长王乘： 我们的办学条件严重滞后
★ 中国大学的马太效应
★ “双一流”建设需要深化大学治理体系改革
——专访清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谢维和
图｜网络
“双一流”建设
需要深化大学治理体系改革
专访清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谢维和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钱炜
本文首发于2017年5月31日总第806期《中国新闻周刊》
谢维和既是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者，又是大学管理的实践者。他是清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院长，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清华大学副校长。因此，对于怎样办好大学，他既有理论上的研究与思考，又有很多切身体会与实践经验。
就中国高校究竟该如何建设“双一流”，以及身处欠发达地区的重点大学出路在哪里”等问题，《中国新闻周刊》近日采访了这位高教领域的专家。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曾经的名校，兰州大学正在经历一场以人才流失为主要标志的衰落，这个现象反映出的问题是什么？
谢维和：据我所知，由于现在全国高校都在争创“双一流”，很多大学为此都在大力引进人才，相应地，就会有一些学校的人才在流失，可能兰大表现得更加突出一些。
教育部在今年年初下发了文件，要求东部的高校不要去中西部高校“挖人”，但我觉得，在支持西部高等学校建设的同时，更应该去分析和研究这个现象背后的某些深层次的因素，特别是体制性的因素。
西部高校人才流失问题，从根本上而言，反映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存在着某种结构性的缺陷。而这些现象与问题也要求我们进一步全面地和历史性地认识、理解和实施中央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的若干重要措施与计划，包括“双一流”的建设方案。
根据国务院2015年下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除了上述“双一流”目标外，还有“到本世纪中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数量和实力进入世界前列，基本建成高等教育强国”。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高等教育强国？我们可能会首先想到，在世界TOP100的大学里要有中国的高校，且越多越好，名次越靠前越好，但这并不是全部。高等教育强国是一个结构性概念，它指的是，能满足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人才需要，适应与引领不同地方与行业的发展，以及支撑国家和地方不同战略的高等学校与学科的整体。
实际上，在高等教育领域，目前我国与发达国家的真正差距并不仅仅体现在顶尖大学这个指标上，而更多地表现为结构上的落后。
中国新闻周刊：但也会有人说，我们的财力有限，要集中力量办大事，先办好几所世界一流大学再说。这种想法是否合理？
谢维和：从高等教育发展的时序而言，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也是必要的。“211工程”与“985工程”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战略。但是，现在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经济学的发展理论上，有个库兹涅茨倒U曲线理论，它说的是，在经济起飞阶段，经济越发展，贫富差距越大，到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情况才会慢慢改善，最终达到一个比较公平的状况。这种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的关系及其发展呈现出一种倒U形的曲线。
教育的发展也具有这样一种规律性的发展趋势。我们现在就已经处在了这个倒U曲线的拐点上，因而要更多地从结构优化的角度考虑教育资源的配置，使高等教育能够得到更加全面和协调的发展，这与国家的整体部署是一致的。
如果说，“985工程”的思路是集中力量打造一批世界一流大学的话，到了“双一流”，就不应该再按照原来那个思路办事了，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调整，应该更加强调高等教育的结构性优化。这也是高等教育强国的重要特征。
2014年6月30日，在北京清华大学，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与意大利驻华大使白达宁，出席了2015年米兰世博会中国企业联合馆执委会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合作共建伙伴签约仪式。图｜中新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体系是怎样的呢？
谢维和：以美国为例，从波士顿到西雅图，从芝加哥到纽约，都有很好的大学与学科。从它的办学层次上来说，除了最顶尖的“常春藤”大学，还有“小常春藤”大学，以及很多优秀的州立大学。比如亚利桑那大学，它的地球与天体学科水平就非常高，据说美国的太空月球车就是他们研制的。
除了上述这些大学，还有一些小而精的学校。例如，位于波士顿附近罗德岛的罗德岛设计学院，虽然它并不在排行榜里，但是它其实是设计行业的世界级顶尖学府。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相对均衡，结构也比较合理，在不同层次和类型方面都有非常优秀的学校。
另外一个典型例子是德国，尽管在各类排行榜中，德国大学的名次并不那么显赫，但是德国大学的整体水平却不能不让人佩服。
中国新闻周刊：对于兰州大学的发展困境，很多分析人士认为是受地域所限，因为甘肃省的经济较为落后。你对此怎么看？
谢维和：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当地高校发展确实有关，但并非直接的因果关系。例如，美国的康奈尔大学水平很高，却坐落在远离纽约的伊萨卡镇。再比如，UIUC（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其实也并不在芝加哥市区，而是在一个小镇上，而这个小镇就完全是一个大学城。
由此可见，大学并非都要建在经济发达的繁华大城市。当然，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美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相比中国还是更加均衡的。这种经济发展的均衡性也是美国高等教育分布均衡的重要基础。
中国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均衡性，的确影响了高等教育的结构优化。然而，这种不均衡恰恰要求当地的大学能够积极主动地推动和促进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在这方面，美国的耶鲁大学加强与学校所在地纽黑文市的合作，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城市水平，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这里所反映的一个突出问题，正是中国高等学校的治理体系需要进一步改革的地方，即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联系不够。可以认为，中国高等学校的治理体系仍然是一种政府与大学之间的二元结构，需要不断地调整政府与大学之间的关系。这也是自从1985年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改革的基本取向。
这种二元结构的改革，简单地说，是不断下放或取消某些行政审批权，给予高等学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同时，改善和提高政府管理与服务的能力。然而，随着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高校不仅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与政府的关系，同时也需要建立与市场的联系，形成一种政府-大学-市场（或社会）的三元治理体系。
中国新闻周刊：大学治理结构如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谢维和：在保证政府投入的同时，高等学校应当进一步加强与社会和市场的联系，争取从市场上获得更多的办学资源，完善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办学水平与质量。
据我所知，很多地方高校，政府拨款占到学校收入的70％~80％，甚至更高。而有些办学水平比较高的大学，常常能够从市场上或者通过与企业的合作获得较多的资源。
如果在一所大学的预算或总收入中非财政性收入的比例太低，那也就说明你从市场上获取资源的能力是有限的。更加重要的是，这并非仅仅是一个资源的问题，它反映了一个大学的定位，以及与社会经济相结合的程度。
现在，我国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基本上是二元体制的产物，学校的职能部门基本是对应政府机关各部门来设置的。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比如，目前有些大学就已经设立了基金会、理事会、企业合作委员会，以及相关的部门与机构，进一步加强拓展与市场、社会和企业的合作。
“双一流”建设的目标是世界一流大学与学科，而深化治理体系改革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路径。“双一流”方案明确要求，把“构建社会参与机制”作为改革的重要任务，要求“高校要不断拓宽筹资渠道，积极吸引社会捐赠，扩大社会合作，健全社会支持长效机制，多渠道汇聚资源，增强自我发展能力”。这样，才能激发学校的办学活力与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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