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前秘书长：全球秩序再思考
前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北约前秘书长，西班牙前外交部长，现任ESADE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中心主席，布鲁金斯学会杰出研究员
本文首发于总第811期《中国新闻周刊》
正如许多分析人士所观察的那样，近几十年来“美国治下的和平”已经岌岌可危。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更准确地说是“美国孤立”政策。在此政策出台后，美国扮演的传统的稳定角色已经无法被视为理所当然了。
由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首要地位以及因此而享有的世界“不可或缺国家”地位遭到了动摇，因而其他国家乃至非国家行动者都纷纷开始聚敛势力。而这对所谓的自由国际秩序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不断增加的多极化，不一定就与包容性和互惠互利的全球体系相抵触。例如，中国这样新崛起的大国就拥有足够的条件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而似乎正在重建自身信心的欧盟也仍然可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自由国际主义的特点就是对开放和秩序的推动，这也成为了各国际性多边组织的信条。二战结束后，这些原则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随后发展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等众多条约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
冷战极大地阻碍了自由国际主义的全球化雄心。1989年11月柏林墙的倒塌，开启了美国无可争议的霸权时代，为西方治理结构的推广扩散铺平了道路。但是，这种扩散却并未像预期的那样迅速而广泛地打开局面。
哈维尔·索拉纳
如今，世界依然呈现碎片化的状况。2001年的“9·11”袭击事件使得许多国家纷纷向美国靠拢。但这些袭击也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向着那些由意料之外的行为者触发的破坏行为发展，而且在随后的15年中愈发被强化。
国家之间的分歧同时也是经济上的。就连2007～2009年的经济衰退也并不像发达国家过往所认为的具有那样大的全球影响——当全球GDP在2009年出现下跌时，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和印度却都实现了8％以上的经济增长率。
英国脱欧和特朗普的当选反映出人们对全球化的一些经济和社会影响的沮丧，例如离岸外包行为。这种失望重新激起了一种基于排斥心理的民族主义形式。重振威斯特伐利亚式主权的论调正在四处蔓延，导致一些人预测大国竞争将再次成为当今秩序。这个思想流派的支持者经常将美中关系视为最可能的导致摩擦的根源。
但是这一观点有点神经过敏了。虽然中国的上升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激起了极大的不信任感，但是中国力量的颠覆性可能不会像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强大。比如，中国最近就与特朗普政府划清界限，重申本国对美国计划撤出的巴黎气候协议的支持。
而在今年1月举行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标志性演讲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地树立了其作为全球化坚定捍卫者的形象。习近平指出，各国不应“牺牲别人来为自己谋利益”。
中国政府很清楚自己的国家通过与全球经济的深度整合获益良多，也没打算拿自身国内的经济增长去冒险。习近平“一带一路”的倡议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加强与欧亚大陆及非洲地区各国商业联系的战略选择，也意欲借此机会积累软实力。
即便如此，中国也没有去公开质疑自由秩序的根基。通过今年5月参加“一带一路”峰会的世界各国领导人共同发表的标志性的公报，3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承诺致力于“维护和平正义，加强社会凝聚力和包容性，促进民主、良政、法治、人权，推动性别平等和妇女赋权”。
但单从字面上理解这个公报，而忽视中国的新重商主义倾向也许是有失偏颇的，但另一方面，把中国视为一个与西方价值观完全不符的孤立整体也是不正确的。过度简化的解读对于中国而言并不准确，正如美国虽然是特朗普当选，但其实希拉里·克林顿赢得的民众选票更多；又如英国虽然公投脱欧通过，但其实还有很多人想留在欧盟，他们仅仅是以最微弱的劣势败北而已。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和冲突的时期，欧盟有能力担当起主导作用。伊曼纽尔·马克龙在法国总统大选中的胜利应该让那些自由秩序的维护者们感到鼓舞，因为他们的事业尽管存在种种缺陷，却依然是国际关系中最具吸引力和灵活性的范式。
一个团结的欧盟也可以帮助催化改革，振兴那些当前举步维艰的多边机构并为它们注入新的动力。如果我们能与新兴国家联手，那么，建立真正的全球秩序还为时未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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