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 满世界都是妙玉

2017-07-16 闫晗 叶倾城 夏安 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插画 | 肖振铎

满世界都是妙玉

文 | 闫晗

火车的卧铺车厢里,碰见一个人,双手套着白色布手套,脱了鞋子踢到床下后旋即拿两个大号塑料袋把脚包得严严实实,像两只降落伞。整理好后两手撑着中铺的床跃上去,接着扣上冲锋衣的帽子,斜倚在被子上——枕头绝对是不能碰到身体的。周围人看得目瞪口呆,大开眼界。


公共的东西总给人以不洁的想象,许多香皂广告也是展示握了公交车吊环,必定沾上不少病菌,回家一定要用香皂洗手。美国人大都自己开车,《生活大爆炸》里谢耳朵有次因故蹭不到室友的车,不得不坐公交车,都要抱怨半天,这需要他换上专门的“公交裤子”来应对,仿佛是不得了的恐怖事情。


《红楼梦》里妙玉“过洁世同嫌”,刘姥姥喝过的茶杯她便要丢弃,属于矫饰的表演型人格,这种“歧视”行为极其招人反感。而现在,很多人都变成了妙玉。


大学时有位室友,极爱干净,即便洗澡条件十分艰苦,澡堂要步行几百米才能到达,也要每天洗几次,如果要寻她,不在澡堂就在去澡堂的路上;穿过一次的衣服回宿舍马上要洗,因为进了餐厅,带上了饭味儿,冬天的外套也是如此。


从前听说有人出门要自带碗筷,住宾馆要自带枕巾浴巾床单觉得很好笑,后来自己也变成那样一个人。网上来自皮肤科医生的谆谆告诫和关于酒店的可怕传闻,让人心惊胆寒。宾馆的卫生纸总是不够用,公共厕所的纸也用得飞速,因为每个人使用时都要在马桶圈上铺上一层,不让它们接触到自己尊贵的屁股。


讲究这件事,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有邻居阿姨是出了名的爱干净,不愿意别人坐她家的床铺,不吃别人做的饭,有人要送她些自家做的吃食,总会被婉拒。可到儿子家带孙子,却会被儿媳嫌不干净,刷奶瓶不够彻底。有个朋友回家总要在门口换下所有衣服,洗了澡才能坐在沙发上,听说了这些后我就再不敢上门——不知坐过的地方人家要怎样消毒呢。现在人确实不时兴串门了,更不会在别人家吃饭,光是脚踏进了门都免不了一番麻烦。


很难说是矫情还是卫生需要,现代人也没有变得更健康些。身边消毒做得彻底的家庭,孩子反而常常生病。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如今也被科学家讲出了一番道理,过敏和自体免疫病例的增加与很多人太爱干净有关。尽早让肠道接触微生物,会激活一些免疫细胞。掉在地上的食物捡起来吃了对健康没什么不好,只是心理上会很难受。


我的姥姥姥爷都很长寿,印象中他们家是很不讲究的。突然回想起来,小时候姥姥拿给我喝的都是给姥爷烫酒的温水,盛在一个黄色搪瓷缸里,那搪瓷缸晚上还会被利用——泡着姥姥的假牙。有次跟我表哥说起此事,觉得想想都很难以接受,他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好像我们家的孩子都是喝那个水长大的……


说回硬卧车厢碰到的那人,半夜里有人嫌热,让列车员打开了空调,车厢冷得像冰柜,早晨起来看见那人竟顾不得许多,也把被子摊开来盖着呢。


智慧来自双手

文 | 叶倾城

坐火车返回斯德哥尔摩的路上,铁轨两侧是大片的黑森林,各式各样的小木屋或隐或现:有些是粗大的圆木,有些却是细巧的枝条,有些简洁豪放,有些却俏丽婉约。我对小木屋赞不绝口,华人导游却口气平淡:在瑞典,每个男人都能亲手建造一座小木屋。只有掌握这技能的男生,才能中学毕业。


我迷惑地问:这些真的都是自己盖的吗?导游肯定地告诉我:是的。


每个国家对合格人才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中国人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生的标准形象:远庖厨,手不释卷,足不出户而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欧洲人没这么远大的理想,只是朴实地认为一个人首先要照顾好自己,再照顾好家庭,若还有余力就为社区出出力吧。我们求大,学的尽是治国之策;他们求小,强调一个人做实事的能力。


所以,在瑞典中小学里,是有家政课的,男生女生都要学会做饭,不管你是否身怀绝技,你得不让自己饿死。然后,每年夏天,大部分瑞典家庭都会带上孩子去森林,教孩子们学会钓鱼、支帐篷、捡柴、生火……这些最基本的生活技能。


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瑞典小学从一年级起,木工课就是每位学生的必修课。学校有专门的木工房和木工老师,各色工具一应俱全,各种板材码放整齐。学生们在老师的指导下,用小木锯、小木刨、电动工具甚至木工机床,做出一个个的笔筒、玩具和木偶。


我脱口而出:“爱因斯坦的小板凳。”这是中国人家喻户晓的故事,应该也是在类似的教育下出现的。“会妨碍学习吗?”作为中国家长,我不能不问。他答:“如果会妨碍,那很可能说明你不是学术型人才,就不必强求了。听完他的话,我不免问他:“那你呢?”他笑了,说:“很惭愧。”


他出生在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一路顺风地读到大学毕业,连煤气炉都不会开。会到瑞典来读研,纯粹是抱着玩票的心情。从来心高气傲的他,也是到了瑞典,才目瞪口呆地发现自己原来是个笨人:不会做饭、扣子掉了不会缝、实验室里小东小西坏了不会修、宿舍里电灯灭了不会换……从前人家说的“百无一用是书生”,是自嘲,此刻他才知道这是深重的耻辱,以及严厉的谴责——就因为你读了点书,你就有资格百无一用?毫无疑问,瑞典是世界上人均受教育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他慢慢学会用螺丝刀,在家里置一套工具箱,甚至像每个瑞典男人一样,建造了自家的小木屋,一个一个夏天,带着孩子们度过。孩子们并不以此为骄傲,这是家家户户、每位父亲都会做的事。这“不骄傲”更令他心生满足:这本来就应该是常态。与其对家庭不闻不问,空说什么“父爱如山”,不如实打实,做一个抱孩子、带孩子玩儿、为孩子建造未来的好父亲。


我听完他的话,暗自下了决定:要从壁橱深处拿出我古老的工具箱。它曾经属于我爸我妈,在我是工科女生那几年,他们给了我。现在,是拿出来交给我女儿的时候了。


毕竟,教育家皮亚杰说过:智慧来自双手。


面面俱到

文 | 夏安

以前一说起四川小吃,就是担担面;现在一说起重庆小吃,就是重庆小面。当重庆还是四川的一部分的时候,我一直以为这俩就是一回事。我的推理是,川渝分家以后,小面在名分上求了个独立。


两年前去重庆玩,终于亲身体验了一下重庆人“一碗小面开启一天”的着名饮食模式。深秋的重庆,雾霭沉沉,潮湿而寒冷的早晨,热气从大汤锅里升腾而上。老板娘麻利地招呼我们,要不要豌杂?重庆话硬邦邦的,听起来总像在热情地约架。


面端上来,我用筷子挑了一下,菜底不是豌豆颠,是生菜,顿时觉得没多大胃口了。长江支流边的小城镇长大的四川人,对于家乡美食的执念当中,“担担面”就占了一个神圣而独特的位置。可以叫“担担面”,也可以叫“小面”,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内涵。当年,我们都朴素地把它称作“街上的面”。


所谓“该(街)上的面”,就是街头小摊卖的面。这种小摊在中国各地我都见过,类似南京的“街头小馄饨”。一副担子,一头是锅灶,一头是材料,架子上放着调味品,簸箕上放着干面条,洗干净的豌豆颠,还可以架一张桌子几条板凳。城管来了,摊主扛起来就走,一样家当都不落下。我对这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设计常常叹为观止,有时候吃面不是为了吃面,是为了看摊主魔术师一样从小小的摊子上有条不紊地变出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面条。


“街上的面”有一种独特的香味,热腾腾的,朴素真诚,在喧哗的市声中越众而出,抓心挠肺地香。


暑假去峨眉山玩,旅行团除了我跟娃,都是东北人。东北游客说在成都吃了不少东西,锅盔就是“大饼子”,肥肠粉儿就是“粉条子”,还有担担面,可那都是“啥玩意儿啊”,“忒难吃”了。他们知道我是四川人,怕我脸上过不去,补充一句:“都是导游的错,没带我们去好地方。”我大笑,不要怕伤四川人的自尊,我同意你们说的,饭馆里的担担面,都是“啥玩意儿啊”。老家街上的面,是带汤头的碱面,虽然不是手工制作,也面香十足。汤宽,面细,有韧劲,又不费牙口,脆嫩芬芳的豌豆颠是标配。现在饭馆里卖的担担面都是干拌面,很多还放糖,没有蔬菜,顶多放几根黄豆芽几片生菜,有的居然还放芝麻酱。芝麻酱!我跟你拼了。那是武汉人吃的热干面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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