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 | 将军外交家耿飚：回忆与传记
1939年时的耿飚。在福建漳州期间，耿飚学会了骑自行车和开汽车。
将军外交家耿飚：回忆与传记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 毛翊君
本文首发于2017年8月19日总第817期《中国新闻周刊》
1988年开春，在位于北京景山前街的住处，79岁的耿飚裹着一件黄绿色的毛衣，坐到客厅茶几边的红木椅上，架上老花镜，点起一根烟。
秘书蔡华同坐在他左侧，从部队推荐而来的孔祥琇隔桌正对着他，桌上放着笔记本、小采访机。
1988年4月，耿飚出席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不再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仍担任中顾委常委）。他搬出了全国人大办公室，回到家中，开始了回忆录的撰写。
蔡华同和孔祥琇花了约两个月时间，梳理了耿飚家中以及原耿飚办公室提供的档案材料和相关报刊文章，整理出采访提纲。
耿飚手拿这份提纲开始讲述，一生徐徐展开。
提纲只有干巴巴的主线，如：“长征在一开始是怎么出发的？哪年哪月经历了哪些战斗？”
耿飚不会说具体时间，他的记忆坐标通常是：“当天的月亮又大又圆。”
那是长征开始那天，是个望日。他回忆，长征的开始很平淡。当时，他是红1军团第2师4团团长。通知转移后，上级发了很多鞋子和棉衣，但数量还是不足，他便没有领。
他们问起长征中最残酷的战斗，耿飚说是血战湘江。
当时，尖峰岭失守，他们处于三面包围之中。本来在阵地中间的团指挥所，成了前沿。自小练过武的耿飚大喊一声“拿马刀来！”率领警卫员等扑过去跟敌人近身格斗，干掉了约一个排的人。血从一个又一个人身上“啪”地喷出来，他成了血人，空气中全是血腥味，让他不停地“哇哇”干呕。
孔祥琇至今记得，耿飚回忆到这里，面部表情难以形容，拟声词一个接一个。他和蔡华同都听得浑忘周遭。
耿飚还痛心地回忆，当时“左倾”路线当道，规定无论是战士还是指挥员，打仗不能弯腰、伏下，不能借助地形地物躲避子弹，否则就是怕死，轻则撤职，重则杀头。掌旗兵都是百里挑一选出来的帅小伙，但也是死得最多的。因为无论是冲锋时，还是站在高处，都不能弯身，不能蹲下，成了活靶子。
不过，严酷的战斗生涯中，也有很多欢乐的时刻。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蒋军飞机常来撒传单，有的上面写着“赏格”，即捉到共产党干部谁谁，赏金为多少。为此，张爱萍等编了个小戏，内容是罗瑞卿给蒋介石打电话，要自己那份“赏钱”。罗瑞卿扮演自己，耿飚演蒋介石，扣上痰盂当钢盔。台上台下，笑得前仰后合。
参谋长出身的耿飚记忆力超强。他能够把40年前清风店战役的行军动员令背出来：“不顾夜行军、急行军！不管没吃饭、没喝水！不管连天连夜的战斗！不怕困难！不能叫苦！不许怠慢！走不动也要走！爬着滚着也要追！绝不放跑敌人！”孔祥琇等后来在相关文献里找到这个动员令，竟然一字不差。
每个工作日8点半左右，蔡华同和孔祥琇准时来到耿飚家中。耿飚会根据他们留下的提纲，按照时间顺序讲起。通常一直讲到中午11点半左右，有时甚至更迟。
回忆的闸门打开，耿飚时常停不下来。“到点了，工作人员就会催。我们也不忍心，怕太累了。”孔祥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工作结束后，蔡华同和孔祥琇将当天的记录和原提纲收走，再递给他下一份提纲，“就像明天的功课”。
当年七八月，耿飚去北戴河休养，他们也跟着去，继续回忆录的工作。
这样的节奏持续了一年多，几乎天天如此。只有耿飚要外出参加活动，或身体不好，才会暂时中断。
解放前的内容整理完，已经是1990年前后。稿子打出清样之后，孔祥琇下部队了。后续 34 34842 34 12110 0 0 3807 0 0:00:09 0:00:03 0:00:06 3806的内容由蔡华同继续完成。
1991年，《耿飚回忆录》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书出版后，胡乔木等不得赠书，立即到书店买了一本，一口气读完。他给耿飚写信说：“你的回忆录我花了5天时间读完了，实在是写得非常好，读时几乎手不释卷。全书气势昂扬热情洋溢，而且颇多风趣，你能对往事记得如此详细，我感到很钦佩，特向你表示谢意和敬意。”
1950年，担任中国驻瑞典大使的耿飚与外国友人交谈。
蔡华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解放后的部分，本也约定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后来，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经人介绍来找耿飚，请求将解放后的内容交给他们出版，耿飚同意了。
记录和整理工作由蔡华同和警卫参谋黄心明进行。
耿飚回忆，解放后，他被任命为中国驻瑞典大使，成为中国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位大使。
他和姬鹏飞、黄镇等一批将军大使被集中起来学习外交礼仪等。他们举家住到位于前门大栅栏的新华饭店，体验“翻个身要花很大力气”的弹簧床等设施；全体人马开到北京饭店，彩排吃西餐，学习安排座位、执刀弄叉、切肉喝汤抹黄油。
10位大使还在中南海怀仁堂观摩了东欧国家驻华大使向毛泽东呈递国书的仪式。他们被安排在大厅旁边的几间小屋里，隔着纸糊的窗户作壁上观，美其名曰“窗下学礼”。细心的周恩来发现有人在窗户上捅了个桂圆大小的窟窿，说十个大窟窿容易被人发现，就会失礼，只准他们拿铅笔尖儿戳个小孔。有人说洞太小了看不清，周恩来要他们“以小见大”。
耿飚告诉蔡华同等，有文章说他们是躲在屏风后面观礼，这是不确切的。不过，思维严谨的他又补充道，也不排除有人悄悄走出小屋，到大厅里的屏风后看个痛快。这他就不清楚了，因为他正透过铅笔戳出的小孔，拼命调整视距、变化视角，全神贯注地观看、揣摩呢。
耿飚还回忆了“文革”的风雨十年。1967年初，驻外使领馆人员都被召回，参加“文化大革命”。耿飚不无幽默地回忆，参加大会陪斗（批判部领导时，大使都要在旁边陪斗）还是比较轻松的，只要低头站着就行了；中会挨批就比较难受，“耿飚必须老实交代、低头认罪”的口号声像一记记闷棍；最令他厌恶的是小会逼供，或是厉声讹诈，或是“循循善诱”，总是要他揭发别人。
后来，耿飚被“解放”，担任了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
阿方对中国援助毫无节制的伸手和浪费，引起了他的忧虑。他回忆道：中国援建了纺织厂，但阿国没有棉花，要中国拿外汇帮他们买棉花，做成成衣还硬要卖给中国；援建了化肥厂，对方不要中国的机器设备，指定要用意大利的，中方只好拿外汇买意大利设备；援建电视台后，对方要求每个农业社都要有电视机，而中国当时仅北京、上海有极少量的黑白电视机。
经过反复激烈的思想斗争，耿飚提笔给国内写了一封信，提出这种援助主观愿望是好的，但客观效果不好，反而助长了对方的骄傲、懒惰和依赖思想，建议国内对援阿的规模、内容和方法，都要重新考虑。
李先念后来对耿飚说：你胆子不小，敢说阿尔巴尼亚的“坏话”。周恩来告诉他，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说：耿飚敢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是个好大使。
1971年初，耿飚调任中联部部长。因为没有同意江青在中联部下属的外文局主管的《人民画报》上开辟摄影专栏等事，得罪了“四人帮”，日子很难过，一度想要辞职。周恩来坚决不同意，并送了他三句话：人家打你，你自己不要倒；赶你，你自己不要走；整你，你自己不要死。
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耿飚身负重任。他接受了华国锋和叶剑英交待的任务，在抓捕“四人帮”当夜，带人接管了中央广播事业局。头几天，他就在广播局的办公室支起行军床，睡觉不脱衣、不脱鞋，吃饭、喝水都不离办公室。他回忆，这种责任和压力，比他以前指挥的任何一场战役都大。
1978年，国务院副总理耿飚访问马耳他。
“文革”后，耿飚的职务越来越重要，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一段历史，蔡华同不仅是记录者，还是见证者。
1977年8月，耿飚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需要增加一名能写发言稿的秘书。蔡华同便从中联部被调到了耿飚身边。
那年秋天，蔡华同去耿飚家中报到，第一次见到耿飚。68岁的耿飚正在埋头看文件，他让蔡华同找秘书办公室的机要秘书高春明对接工作。
秘书办公室里有两个很大的铁皮保险柜，存放机要文件。耿飚办公室则放着一个小保险柜，没有看完的机要文件就锁进去，钥匙只有他一个人有。
耿飚批过的文件，交给秘书办公室。高春明和蔡华同收到后，会编上号，注明几月几日、由什么部门发来，然后锁进秘书办的保险柜。“当时收到的文件都要登记，盖一个‘耿办’的戳子，保密要求很高。”
1978年初的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耿飚当选为副总理，工作越来越繁重。一次，蔡华同送去的文件很多，他叹道：“哎哟，不行了，我看得眼睛都花了，头都大了。”
1979年初，耿飚在党、政职务之外，又担任了中央军委常委、秘书长，协助军委主席、副主席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他的办公地点从人民大会堂搬入军委所在的三座门。每天夜里，高春明和蔡华同一人一天，轮流值班，保险柜的钥匙由值班人员掌管。办公室有张床，值班时就睡在办公室。不久，习近平从清华大学毕业，成为耿飚的秘书。他来之后，就三个人轮班。
习近平给蔡华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人诚恳，办事很负责。我们有时会讨论国际、军事上的问题，他的看法很有眼光。我们不仅谈工作，也谈文艺，他多才多艺。”蔡华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工作之余，耿飚会拉上三位秘书下围棋。蔡华同读中学时学过围棋，但下得不算好，一开始，耿飚让他四个子，后来进步了，就让两个，但还是他输。高春明之前不会，后来也慢慢学会了。
蔡华同记得，耿飚曾教他，下棋不能下一步看一步，而是要下一步看几步，甚至几十步，要有长远的眼光和全局观。
在裁军方案的设计上，蔡华同就看到了这样的全局观。
邓小平复出后，提出解放军要精兵简政。由于涉及方方面面，耿飚请示时任军委主席华国锋、副主席邓小平等后，建立了军委秘书长办公会议制度，试行11个月后，改成了军委办公会议。
蔡华同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军委办公会议每星期开一到两次会，军队的大政都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商定，裁军方案也是。
“当时一个师有十几个副师长，所以要把多余的裁下来。”蔡华同说，“但是仅仅这样裁，难以完成裁军百万的任务。因此耿飚建议，不光裁人，还要裁非战斗单位。”裁减较大的两个单位，一个铁道兵团，一个是建设兵团。这两个单位加起来，就裁减了五六十万人。
1998年1月，《耿飚回忆录（1949-1992）》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比较遗憾的是，一共八章的内容中，本应浓墨重彩的改革开放后这部分，只占了一章的篇幅，回忆非常简略。7月，又再版了《耿飚回忆录（1909-1949）》。
2000年6月22日晚上7点过后，孔祥琇忽然接到时任耿飚秘书孙秀勤的电话：“小孔，首长病了，病得很重，你立刻到北京来看看。”
孔祥琇马上订了11点50分从山东开往北京的火车票，在23日凌晨5点到达了北京站。
他记得，那一天北京天气燥热。到站之后，发现没有人来接他，他打电话给孙秀勤，对方说，首长已经于凌晨1点过世。
耿飚逝世之后，为他出版传记之事提上了日程。由军委办公厅牵头，外交部、中联部等参加，解放军出版社立项，具体工作由军事编辑部承担，陈济康担任责任编辑，孔祥琇担任统稿作者。
现已退休的陈济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解放军出版社当时有个“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的规划。高级将领，指中央军委确定的军事家，包括1965年以前授予中将以上军衔、1988年至1993年授予上将军衔、建国前参加革命且最后职务为大军区正职（或享受同等待遇）以上，以及其他相当资历、职务者。但之前没有把耿飚列进去。陈济康了解到的部分原因是，解放后，除1979年~1982年担任军委秘书长和国防部长期间，耿飚一直在地方任职。
2001年到2003年，孔祥琇和编写组其他成员一起，在三座门军委办公厅原耿飚办公室完成了资料的收集。之后，他搬到八一大楼，开始了长达6年的写作，采访了50多位相关当事人。
2004年4月14日，孔祥琇等去拜访了当时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习近平回忆，在讨论裁军方案的会议上，耿飚讲：精简整编一是出于军队自身建设的需要。因为“文革”给部队建设造成了许多麻烦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机构臃肿，各级领导中，一名正职要配好几名甚至十几名副职，机关干部也是人浮于事，还有非战斗部队占了很大的军队编制和军费预算。再者，从国际关系来说，中国的裁军也能促进国际裁军工作的展开，有利于世界和平。
“香港驻军事件”是写作中的一个难点。
1984年5月，耿飚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参加了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正处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最敏感的时期。谈判焦点之一，就是香港回归后中央政府是否在香港驻军的问题。
香港记者四处出击。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华后来在回忆录里形容，他们“见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就劈头盖脸提问”。中英香港问题谈判中方首席代表周南后来也回忆：“1984年5月，香港一些大的传媒派了一些女孩子来当记者。这些女孩子很难缠，有的还是奉命来摸底的。”
5月25日是闭幕日。早8点，耿飚就赶到了人民大会堂。他一下车，就被一大群港澳记者“一窝蜂”地包围了。采访机、照相机、摄像机、还有三四只话筒，直接杵到他面前。现场一片“我是某某媒体的记者某某某，请问……”的声音。这声音在这次两会期间每天都会响起，他有时边走边应付几句。
与耿飚随行的只有警卫参谋史全波。他2005年7月12日接受传记组采访时回忆，这天记者“尤为过分”，人墙堵住了他们的去路。史全波心想，这些记者是怎么了？既不预约，又不顾场合，简直和“打劫”差不多。只听耿飚连连说：今天不接受采访，不接受采访。史全波走上前去，奋力分开记者，让耿飚进入了人民大会堂。
闭幕大会结束后，耿飚按计划来到万寿宾馆会见外宾，并准备共进午餐。这时，他忽然接到通知，彭真委员长要他立刻赶回人民大会堂。司机和警卫参谋都到另一处就餐去了，他来不及找自己的车，就近抓了一辆车，只身赶回人民大会堂西南门，被告知彭真已经在北门等他了。他疾步穿过大会堂，去了北门。
脸色严峻的彭真低而急促地告诉他，香港报纸发表了他关于香港驻军问题的言论，引起小平同志发火。彭真要求耿飚严肃对待这件事。
耿飚与彭真说了十来分钟的话。这时，史全波已经带着耿飚的座车闻讯赶到。安排耿飚上车后，司机问去哪儿，因为耿飚是在会见外宾的场合赶回来的，还没有用餐。耿飚说：“回家。彭真同志叫我这几天哪里也不要去了。”
原来，当天上午，邓小平接见参加两会的港澳代表和委员时，突然对拍完照准备离开的记者说：“哎！你们回来，等一等，我还有话讲。你们出去给我发一条消息，就说耿飙、耿飙讲这个是胡说八道。你们给我辟个谣！”
当时在场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刘振敏还是第一次当面听邓小平发那么大脾气，吓了一大跳。她后来写文章回忆了她所了解的事情经过：两会期间，有记者问耿飚副委员长：“香港老百姓怕驻军，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耿飚副委员长做了含糊其辞的回答：“我们可能不一定驻军吧。”第二天，香港媒体在头版头条用大字标题登出：“中共前国防部长说，香港恢复后，中国将不派军队进驻香港。”
刘振敏感叹：“一句含糊其辞的话，被香港记者做了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诠释和报道，因而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回到家后，耿飚努力地回忆又回忆。那段时间，他一直忙于会议事务，还要接待世界议联大会来华访问的代表团。香港问题并不是两会的议题，他也没有分管这方面的工作，对于近期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情况，知之甚少。实在是很难想象这件事能与自己联系到一起。
但不管怎样，耿飚写了检查，干脆地把责任承担了下来。“没有任何解释，没有一句赘言，也没有强调客观因素。”《耿飚传》写道。
邓小平后来在中顾委全会上提到这一事件，也干脆地说：“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了。”
是否在传记中涉及这部分内容，大家反复考虑，举棋不定。耿飚最后一任秘书赵秀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处理这一段，一是考虑事情本身，再是考虑国家利益。后来决定，用“侧记”的方式，用客观性材料和报道来呈现。没有材料佐证的，就不写，或者少写。各方都同意了。最后写成了《“香港驻军事件”侧记》这一章。
“尺度把握得比较好，跟我们和作者的慎重有关系。”责编陈济康说。
陈济康记得，《耿飚传》经历了外交部、中联部、国防部、国务院、全国人大、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密委员会等11个部门严格而漫长的审核。
2009年，在耿飚百年诞辰前夕，《耿飚传》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为了向耿飚百年诞辰献礼，耿飚长女耿莹还联系中华书局编辑朱振华，在解放军出版社版和江苏人民出版社版的基础上，加入图片，再版了《耿飚回忆录》。
孔祥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1931年红军东征漳州，耿飚部队缴获了一些照相机，上级批准他留下一架。这架照相机一直陪着耿飚走过长征，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拍摄了许多战场实况和战友照片。这些照片一直保存在耿飚的照相簿里，在这版回忆录里初次与读者见面。
责编朱振华记得，起印5000本，时间非常匆忙。第二天湖南省就要召开纪念耿飚诞辰100周年大会了，前一天晚上才将书装车。
“墨迹都没有吹干呀，一路狂奔到醴陵。”孔祥琇说。
现在，见证那段历史的人多已故去。
前几年，蔡华同尚未坐轮椅，能走动，每年春节，他会去景山前街看望老首长夫人赵兰香，老太太还能跟他聊天。近日，他给耿飚的儿子耿志远打电话，对方说，你别来了，老太太现在的身体状况不能见人了。
2013年8月1日，《解放军高级将领传（第32卷）》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其中，关于耿飚的部分近10万字，由赵秀松整理材料，孔祥琇执笔。
今年7月，《耿飚回忆录》由人民出版社再版。该书责编张振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五年，该社有一个老一辈革命家回忆丛书的总体出版计划，耿飚也在其列。他们还从解放军电视宣传中心制作的5集电视纪录片《耿飚将军》中剪辑出31个较有代表性的片段，做成视频书——即以二维码的形式穿插在书页中，扫码即可观看。
其中有一段视频，再现了1981年秋举行的“802演习”和华北大阅兵的场景。时任国防部长耿飚出席了活动，当时担任耿飚秘书的习近平陪同前往。
新版《耿飚回忆录》出版时，正逢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朱日和阅兵。孔祥琇注意到，一张华北大阅兵的旧照在网上流传。“有的网友还搜出了这位‘安静地坐在观礼台后排’的年轻军官，镜头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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