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贫穷的答案
一位80后新加坡摄影师，和妻子一起用了5年行走28个国家，拍摄了上千张关于贫困的照片，为的是寻找一个答案——贫穷，到底对人意味着什么？
本文首发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31期
如果每天只能花6.3元人民币，你能吃点儿什么？
9个馒头，或是3根黄瓜，也可以是1个菠萝，或者5个卤鸭翅……这是摄影师赵峰和他的妻子林惠义给出的答案。
根据现行的国家扶贫标准计算，在中国，6.3元意味着一个处于贫困线上的人一天的购买力。
赵峰和林惠义将这些贫困线上一天所能买到的食物分别放在报纸上，并拍了下来。5年来，他们去了美国、瑞士、印度、巴西等六大洲的 28个国家，每到一处，都根据当地的最低贫困线标准购买食物并拍摄照片。
他们给这个拍摄项目起名为《贫困线》。通过这一张张照片，他们想知道的是，贫穷，究竟意味着什么？
把贫穷变得具象
1980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赵峰如今是一名商业摄影师。他从小在新加坡长大，从新加坡国立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后，出于对极限运动的热爱，他加入了登山队担任随队摄影师。25岁那年，他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从山上下来，从未接受过专业摄影训练的他决定改行从事专业摄影。
2007年，赵峰曾到纽约工作一周。在那个几乎是全球最发达、最富有的城市里，在时代广场和华尔街，面对着眼前一批批衣着光鲜、行色匆匆的人们，他注意到的反而是路边形形色色正在乞讨的穷人。
“那时候感觉还是有点儿惊讶，因为跟纽约人谈起话的时候，他们很少会说到穷人一类的事情，可是当你坐地铁、在街上走，都会看到很多穷人。”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紧接着，赵峰又去了印度的加尔各答。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他发现左侧的车道上密密麻麻地睡满了成百上千无家可归的人。他被这景象惊住了，而司机告诉他，因为路两侧都属于私人领地，这些穷人只能睡在马路上。
一个是世界金融中心，一个是本来就以“贫穷”著称的城市，穷人是它们共同存在的群体。可贫穷到底意味着什么？对于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穷人而言，他们的处境、他们的“穷”一样吗？换句话说，“到底在哪里穷会好一些？纽约还是加尔各答？”
这个问题虽然问出来了，可赵峰也回答不了。
赵峰原本出生在一个富足的家庭里，小时候住在带花园的大房子里，但很快父亲的生意发生变故，全家人陷入贫困之中。在他的印象里，从10岁起一直到上大学，他每周至少要吃5顿最便宜的方便面。之后，他做过餐馆服务生，帮摄影师打过杂，在街上发过广告传单……他需要打很多份工才能凑齐大学每年的学费。
所以，他特别明白穷的滋味。
此时的他已经熬过了刚入行时没活儿干的阶段，开始接拍一些杂志拍摄和广告片。这些商业摄影的工作往往报酬不菲，可他总觉得不够——他想拍些“真正有用的东西”。
法国：贫困线为日收入31.63欧元，用于食物5.60美元＝9头大蒜，约合7.68美元，800万人口处于贫困线下，2011年拍摄于阿尔勒。（图片/参考消息网）
2010年，在纽约和加尔各答之旅的三年后，酝酿已久的赵峰终于找到了解答当年那个问题的方法。
这是他和妻子林惠义从新加坡来到北京定居的第二年。在他们眼中，中国是个无比有趣的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也随之发生着各种变革，“每天都有很多事发生，有大有小，有好有坏”。抱着巨大的好奇心，他们留了下来，赵峰觉得，或许在这里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摄影师”。
与赵峰擅长的创意表现不同，妻子林惠义是一名经济学家，她擅长用数字、理论和模型研究新兴的经济体，为社会、商业问题寻找解决办法。但她和赵峰一样，一直都希望能做些有意义的事，“贫穷”，这个共同的关注点成为了最好的契机。
根据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食物是位于“金字塔”底部人类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一个穷人的一天可以买到哪些食物？他们决定用食物来解读贫穷的意义。
2010年11月起，林惠义开始收集中国的各项贫困数据。经过严格的核算，她在3种标准中选用了官方公布的国家扶贫标准——2011年12月之前，这条“贫困线”是人均年收入1196元，算到每一天是3.28元。
有了这个数字，赵峰就依此去菜市场采购。他买来馒头、大米、香蕉、小白菜等中国人常吃的食物——因为没有摊主肯卖3块多钱的肉，他只好先买下一大块鸡胸，再拿回家自己称量、切出3块多等量的份量。然后，他把这些东西分别在报纸上摆好，一一拍下。
赵峰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以报纸为背景并非随意之举。每次拍摄时，他都会买来当地当天几乎所有种类的报纸，一来上面的文字能够展现出是在哪个国家；二来，报纸上刊登的新闻也记录着这个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这背后反映出的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状态、思想和传统。如果过20年再回头看，哪怕是一则印刷机广告也能展现出一个时代的一角。
拍完第一批照片后，赵峰曾向一些摄影圈的朋友展示过几张，但当时几乎所有人都给了差评。有人说这是摆拍出来的，“不真实”“很无聊”；也有人质疑，每天竟然只有3.28元，一定是计算错了。
相对于批评，让赵峰更惊讶的是朋友们激烈的态度，“不喜欢就罢了，为什么他们的反应会这么大？”他隐约觉得，这些照片“好像刺到了他们的某个点”。
几周后，他带了5张“贫困线”的照片去了北京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让他没想到的是，看过照片后，那里的国际项目总监非常喜欢，连声称赞说从没看过这样的表现。这再次让他感到惊讶：以前他拍过珠峰风光，拍过肖像和广告，人们的评价从没像这次这样“两极化”。受到鼓励的赵峰开始觉得，或许他可以把这个“不一样的项目”拍下去，记录下其他国家的情况。
从那时起，赵峰每到一个新的国家都会拍下当地的“贫困线”。他白天做商业摄影，晚上收工后就跑到当地的菜市场或廉价超市，按照妻子算好的金额采购当地人常吃的食物。拍的多了，他也越来越有经验：他会讲价，也总能向当地人打听到最便宜的市场，“看到旅游者多的地方，我转身就走”。
尽管是没什么收益的个人项目，赵峰做得格外认真。在尼泊尔时，因为日程紧张，他只拍摄了20种食物；但在柬埔寨，他买来了122种食物。每次拍摄完，就算再忙他也会想办法把食物送给当地的穷人。
为了拍摄更多的国家，除了抓紧一切出差的机会，每次家庭旅行，他和妻子总会特意选择一个从未去过的国家。
左侧：2010年11月，中国的贫困线是人均年收入1196元，算到每一天是3.28元人民币。在北京，用这些钱可以买到一些油菜，6个馒头，或3根香蕉。
右侧：2012年3月，中国的贫困线已经上升至人均年收入2300元，相当于每人每天6.3元。虽然标准几乎翻了一倍，能买到的东西却未必能翻倍。 （图/受访者提供）
关于贫困的数字
所谓贫困线，指的是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发展阶段的条件下，维持人们的基本生存所必需消费的物品和服务的最低费用。这个看似简单的数字，其实涉及了方方面面的诸多因素。有时为了确定一个国家准确的贫困线，林惠义需要忙上整整两个星期。
根据世界银行的标准，贫困线一般有“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两种计算方式。发展中国家往往采用前者，即满足最低生存指标要花多少钱；发达国家则通常采用后者，这建立在穷人的生活水平与其他社会成员对比的基础上。
具体到每个国家，情况和算法也各不相同。比如在新加坡，政府没有出台正式的贫困线标准，而是根据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对最贫困的20％的家庭提供经济援助，而其他公共和非政府机构都各自有对贫困的定义，并各自制定援助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林惠义需要通过政府发放给低保家庭的补贴额度、家庭的日常食物开销以及每人每天的收支明细进行计算。而在文莱，因为找不到任何相关的在线数据，赵峰只好跑到政府的金融部里购买了一本政府报告发给林惠义，她再从中一层层挖掘出有用的数据进行分析核算。
在赵峰眼中，《贫困线》真正的核心正是林惠义一个个精心计算出的数字，“这不是一个摄影师在百度、谷歌上随便搜索出来的数据，而是那种学者看到都会认可的东西，是严谨有根据的。”
如果对许多普通人而言，那一个个写在纸上的数字就只是数字而已，赵峰拍下的那一幅幅食物的图片则把一条看得见的贫困线清清楚楚地摆在了人们眼前。
拍完中国后，赵峰的第二站去了日本。拿着每天4.84美元的开销（2011年2月），他发现可以买到的食物比在中国的3.28元（约合0.49美元）竟要少得多。
日本：贫困线为日收入1678日元，用于食物394日元＝一块烤鱿鱼，约合4.88美元，日本人口的15.7%处于贫困线下，2011年拍摄于东京。（图片/参考消息网）
到了美国，一个穷人每天的伙食费是4.91美元（2011年10月），这可以买到3个最便宜的汉堡，39块奥利奥饼干，大半个披萨，或是一小块牛排。因为生鲜、有机食品价格较高，穷人能选择的这些大多是经过加工的不健康食品。而几乎在同一时期，一个挣扎在贫困线上的印度人每天只有0.6美元（2011年12月），这可以买到15片印度薄饼，3袋方便面，6棵圆白菜，21块奥利奥饼干——但很难买到肉了。
赵峰说，其实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一个穷人每天真正在吃些什么，因为他从没完整地跟踪过一个人的食谱，但他很清楚，无论在哪里，贫穷意味着留给穷人的选择都非常有限。土豆、大米、谷物、面食等主食都是他们最常见的食物。
如今，28个国家拍下来，如果一定要说“在哪里穷更好一些”，他会选择欧洲和澳大利亚：瑞士和挪威的贫困线都突破了10美元／天（2011年和2014年），澳大利亚也有8.02美元／天（2011年8月）。结合当地的购买力，这些地方的穷人可以买到几乎是全球最多的食物，甚至包括肉、蛋、鱼和水果。
贫穷，是个复杂的概念
在拍摄《贫困线》之前，赵峰曾对“贫困”的意义有过很多种假设，但随着拍摄的不断深入，这些认知和假设都一次又一次地被推翻了。
曾经，他觉得穷人应该永远没机会吃到那些美味却昂贵的食物，直到读了《贫穷的本质》，他才意识到自己错了。这本书的作者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位学者，他们曾在五大洲多个国家对贫困人群进行过深入的社会调查。结果显示，即使手中的钱极为有限，穷人也可能做出“不理性的消费选择”。他们和普通人有着一样的欲望、需求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他们可能会花掉一周的生活费去吃一次鹅肝，也可能放弃馒头选择两个明明填不饱肚子的石榴。
自那以后，赵峰在《贫困线》里也加入了这样的选择。在美国，他拍摄了一只龙虾；在中国，他拍下了一只肯德基的蛋挞。
更大的震撼来自人。前不久，他到美国出差，期间认识了一位在波特兰大学教摄影、本身拥有博士学位的老师。言谈间那位老师对《贫困线》很有兴趣，但让赵峰没想到的是，他在得知美国的贫困线后告诉赵峰，自己就处于这个标准以下。原来，他本是做图片冲印起家，曾为著名的玛格南图片社冲印照片。但随着数码时代的来临，他的生意日渐衰败，只好到大学里谋了一个兼职的教职勉强维生。虽然也有房住、有车开，但他每天花在食物上的开支不到4.91美元，各种贷款、账单已经拖欠了好几个月了。
“‘穷’不是我们想象中的‘穷’。”赵峰发现，穷比他之前以为的要复杂得多，“你可能以为穷就是没读书、没工作、无家可归、捡垃圾，甚至是懒惰，有工作不去做。可在很多发达国家，他们看起来就和你我一样，有学业、有工作，甚至有屋子，但还是穷。”
赵峰去过欧美那些最发达、福利最好的地方，也去过尼泊尔、马达加斯加这类几乎是最不发达的国家。在那些极度贫困的地方，他见过真正的穷人，也目睹了他们面对生活无奈又无用的挣扎。因为受过穷，从小父母就告诉赵峰要考上大学，靠读书改变命运，他也确实做到了。而如今的他发现，对很多人来说，贫穷可能让他们连改变命运的机会都没有。
“贫穷有时候真不是你能选择的，也不是你的奋斗能解决问题的。再努力，仍然是穷。”他说。
《贫困线》 的启发
拍了5年，赵峰和林惠义受邀在中国、马来西亚、格鲁吉亚、法国等许多国家和地区举办过《贫困线》的展览，也曾多次被世界各国的知名学府请去演讲。有趣的是，对于这个项目、这些照片，不同地方的观众常常有着不同的理解和反馈。
在法国，许多人称赞这些照片背后的构思“很美”。在马来西亚，一位观众在详细地询问了数据的来源和算法后告诉赵峰，她是政府扶贫办公室的官员，经过核算他们的数据是正确的。而在新加坡的金融街，一位白领看完展览后对他说，这是看过的“最感人的”艺术，因为“突然间觉得我拥有的东西太多了”。
还有一次，赵峰发现《贫困线》被转载到了一个俄罗斯的网站上，通过谷歌翻译，他发现俄罗斯的读者们兴高采烈地讨论的是“中国的蔬菜好新鲜啊”“比我们的好多了”。
如今对赵峰来说，关于贫困的意义这个最初的问题他已经有了答案，但这一张张照片背后也蕴含了更多值得了解和思考的新问题：食物短缺、贫富差距、社会和经济形态、国家政策对贫困人群的影响……他不再是一个普通的摄影师，更多了几分社会学研究者的味道。
5年来，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一些早期拍摄过的国家的贫困线也有所调整。赵峰说，他们计划每5年回去重拍一次，将《贫困线》做成一个长久的项目。
事实上，他们已经完成了两个国家的重拍工作，中国是其中之一。2011年12月，中国政府大幅上调了国家扶贫标准，从原先的人均年收入1196元提升至2300元，这意味着之前每人每天的3.28元变成了6.3元。
2012年4月，赵峰又去了以前曾去过的那个菜市场，按照新标准重新采购了食物。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变化却非常大。虽然标准几乎翻了一倍，能买到的东西却未必能翻倍：2010年能买到6个馒头，2012年可以买9个；之前能买3根香蕉，现在能买4根；能买下的油菜倒是多了近一倍，但原来的7个橙子变得只能买下4个了。
尽管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们看上去生活依旧艰难，赵峰却对政府此举给予了很高评价：“在这方面中国做得很诚恳。当你把贫困线翻了一倍的时候，穷人的总数可能也至少翻了一倍，这在政治上是很敏感的事。但中国还是这样做了，可见（政府的）责任心还是蛮大的。”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赵峰和妻子林惠义。5年来，他们在六大洲的28个国家拍摄了《贫困线》，他们打算将这个项目一直拍下去。（图/受访者提供）
事实上，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贫困线至少调整了20余次。2011年的调整后，中国的贫困人口数量从原先的2688万人扩大到了1.28亿人。根据2014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现在中国也还存在7000余万贫困人口。
赵峰说，以他们的观察，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实施同样的举措，但“这不是批评，也不是看谁对谁错，《贫困线》想要探讨的是选择。”
在他看来，《贫困线》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大家能对贫困多一些了解，意识到这是整个世界面对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贫困线》可以作为一个启发点，从中我可以改变某个人的思想、影响一个领导、甚至一个国家对待穷人的态度和政策，那我做的这个事就算是有用的，也算是《贫困线》为世界做的一个小小的贡献。”
事实上，随着项目的不断推进，在“贫困”的大主题下，他们也有了更多的想法。今年4月，他们曾通过互联网招募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观众拍摄自己所在城市的《贫困线》照片，收集起来举办了展览。而9月在巴黎开幕的《贫困线》展览中，他们也发布了一个新的实验性作品：照片中央，是一片被100个馒头包围起来的镀金的项链吊坠——吊坠的价格正好是那100个馒头的价格。赵峰给这件作品起名为《相等》（The Equivalence），“因为其实它们是不相等的。”
“穷是苦的，可穷是复杂的。”赵峰说，直到现在他也不敢说自己是了解贫穷的专家，但回望过去5年的拍摄经历，他已经足够明白贫穷究竟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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