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丹青新加坡演讲：母语与母国（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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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艺术家、作家、文艺评论家，学者。

以下为演讲实录：

大家好，我第一次来到新加坡，飞机飞过来时，往下看，以为会遇到几架搜救的飞机。海面波浪非常细腻，远远看下去像皮肤一样，上面一小朵、一小朵云。然后就降落了。降落以后呢，非常快我就发现，太好看的一个岛，一个城市。

我不会讲演，每次都请邀请方给题目，看看能不能说。彭导就说新加坡华人对华语的教育，华语的前途，有各种担忧——我的无知和轻率就上来了：我想，好啊，我也在海外待过，我也说华语，跟母国有种种纠缠的关系，那就讲“母语和母国”。多么轻率啊，直到来了新加坡才被警告：“你踩了雷区，要慎重对待，要不然你会伤人，也伤你自己。”

此前我成个老油子了，这回有点紧张，新加坡是个让人紧张的地方。(众笑)刚才等在后台，看视频，看到诸位的大会开始了，好严重，像是开十八大的样子，一套一套介绍……但这也是新加坡的好，有点儿像日本，干什么事都如临大敌，结果来了个傻逼，不知轻重，谈什么“母语和母国”。

(众笑)

昨天差不多没敢出去走，宅在宾馆房间写发言稿。前天倒是参观了孙中山待过的小房子，当年孙先生在那儿聚众谋反——现在的说法是“dian fu罪”(众笑)——照片里他跟一帮本地老华侨坐着，都长得很有样子，在那儿合计谋#反。

我是广东台山人，我的父亲这次也一起来看看新加坡。我们非常服气，没话说。早听说新加坡多么干净、多么现代化，眼见为实。我走了几圈，找不到一个地方让我觉得这里没弄好，那里又不对。没有——我来自一个丑陋的疯狂的城市，就是北京；我又生在曾被过度赞美的，但现在也非常丑陋的城市，上海，所以我有对比。每次到日本，很沮丧，我想，什么时候中国也有个城市能够跟日本比比——随便日本的哪个城市——想来想去，想不出。

二战前的东京，没法子跟上海比，很土，从前的东京人要飞到上海才能赶上应时的好莱坞电影。诸位一定知道现在的东京，也去过东京。这次在新加坡，我发现终于有座城市，住着很多中国人的城市，可以对日本说：“我们也很好，还比你大！”

可是父亲告诉我，半个多世纪前，或者更早，台山老家的人，最好是到美国，到旧金山，比较穷的，会跑到南洋，其中包括新加坡。我们祖村里有个人从新加坡回乡，穿的衣服跟他走的时候一样。他老婆气死了，就在门口打他：“你怎么混成这个样子？！”

南洋华侨曾经很苦的。我相信在座各位的祖上肯定很早过来，天翻地覆。二战以来，1965年以来，70年代以来，在座很多跟我同辈的人，一定目击了这个国家怎么变成今天的样子。

接下来试着谈谈我的不知轻重的题目：“母语和母国”。

我先要说，当我想到这个题目时，有个低级错误：我自己曾经是海外华人，要来新加坡，就把这里的听众也想成海外华人。我很谢谢这两天当地朋友警告我：这里是“新加坡华人”，不是“海外华人”，完全两个概念。

所以我先退回自己在纽约的身份。我在大陆被称为“海归”，所有仍在国外的华人羣体，被称为“海外华侨”。大陆还有个“侨办”，我们都是侨办的工作对象。所有海外华侨，说母语，或者不说母语，用母语批评母国，或者赞美母国，都会牵扯到剧烈的感情问题、情绪问题，有时候会打起来。因为母语问题，就是语言问题，语言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在所有国家，在所有历史阶段，语言问题从来不会超越政治。

我1982年出国。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世纪，海外华人的变化非常大。我刚去时，很少很少大陆人，主要是广东人，其次是台湾人。今天完全不一样了。大家去过纽约就知道，华人小区再也不是从前的广东台山帮，中原大陆各省份的人都有。大家知道“FL功”。FL功要是在纽约街上示威，骂中国，就有东北大汉，女大汉，上去就打，暴打，警察都扯不住。

这是今天的“海外华侨”。可是换在30多年前，我亲眼看见唐人街的广东青年过春节时，舞龙灯、耍狮子，舞到大陆开办的店面，会用狮子头伸进去拱几下子，同时戏谑地说：“打#倒#中#共！打#倒#中#共！”现在呢，每到十月一日，唐人街挂出许多五星红旗。

所以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变化，直接影响海外华侨的变化。此下我要非常审慎地区分，这么一大群海外华侨——北美南美的，西欧东欧的，日本的——不包括新加坡华人。

我来试试看会不会说走嘴。大家知道，大-陆是个不能随便说话的地方。在这儿不知道能不能稍微随便一点。如果不能，大家当场告诉，我赶紧打掉几个牙齿，讲完后，再装回去。(众笑)

刚才说了，语言问题是政治问题。著名的文学作品，都德的《最后一课》，大家知道。大家也知道，英国人在所有殖民地推行英语教育，德国人在占领区推行德语教育，绝对是政治问题。像早期东正教俄国和希腊语的关系，西班牙和整个南美国家的语言关系，也都是政治关系。中国就早一点了，中国的语言政治开始得很早，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就实行“车同轨，书同文”。此后有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乃至今天在蒙、藏、新疆推行汉语教育，全都是政治。

我起先不知道这些。我生在大陆，只会说国语。我的第一语言其实是上海话，之后在江湖上混，会说几个省的方言。直到出国前，我没有母语意识，也没有母国问题，一切都理所当然。可是一出去，就发现我从小讲的普通话，在不同区域的华人圈，上演不同的剧情，这些剧情，就是母语和母国的不断错位。

我先到旧金山，见了一堆从未见过的亲戚。糟糕，几天内不能交流，他们生在那里，全说英文和台山话，可我只会说国语，最让我着急的是，我无法告诉他们，这几十年，一家人在大陆经历了什么，他们也无法让我懂他们在外面经历了什么。

救星来了，是我一位表舅妈。表舅妈是缅甸华侨，小时候曾经拿着花去欢迎过周恩来总理，她能说国语——这倒有点儿像新加坡华人，说的是普通话——那几天我跟在她后面，所有讲话的场合，靠她翻译：中国人替中国人翻译。

结果我要飞去纽约了，语言靠山没了，我很慌。1982年，大家想想看，中国大陆还土得要死，完全是第三国家，我蓬头垢面，穿了条自己做的牛仔裤，排在机场的队伍里，表舅妈知道我慌了，就在人羣里找，一找，找到一对台湾夫妇。哎呦！新救星来了，说国语。一路上五个钟头，我们聊到纽约。

可是这么一交谈，语言错位又来了：他们说的是“国语”，我说的是“普通话”，我很感慨：国语、京剧，国术、国医、国画，都是民国语言，我头一次当面听一位中国人很坦然地说，他讲得是“国语”，在大陆，没人说自己讲“国语”的。

到纽约后，我除了少数大陆朋友，此外的交际便是台湾华人，理由很简单，就是彼此懂国语，说国语。

可我很快又发现“国语”的错位。有一次在饭店看到一位壮姑娘给我们端菜，随口问“您从哪儿来呀”，她背过身去，高声回答：“自-由-中*国！”这句话，80年代初很多台湾人会对大陆过去的人说，口头语是：“你们大-陆”，“你们中#共”，我们的口头语呢，是“你们台湾”。跟台湾朋友初次见面，我们会说“解放后”，他们立即纠正，说，那是“沦陷后”(众笑)。我说“北京”如何，他们会说“No，对不起，陈先生，我们只说‘北平’，不说‘北京’”。我的祖父是国民党军官，黄埔七期的学生。1989年我终于去台湾见到爷爷了。我随口说起他曾经参加过的“淮海战役”，爷爷在那里被俘过，他说，那是“徐蚌会战”。1992年，祖父终于被我父亲拉回大陆定居了，父亲带着爷爷参观黄埔军校，参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也是随口提到旁边的“广州烈士纪念馆”要不要去看看。爷爷大怒：“什么广州起义，那是广州暴动！”(众笑)。

那时爷爷很年轻，在广州当宪兵队长。张太雷先生，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共产党早期的地方领袖，三十多岁年纪，在广州暴#动，死了不少人，以后有个“广州烈士纪念馆”。

所以，明明祖孙之间，明明两张中国脸，明明说的是普通话，但是，不断错位。

我有一位作家朋友，名叫阿城，他有个非常精辟的，朴素的结论。他说，大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华民国；香港是，清朝。(众笑)

非常准确。想想看，香港，没有被国民党统治过，目前回归了，我不想说她被共产党统治，好像开了五十年的支票，不会变，但至少我们说这句话时，香港真的是清朝。证据呢，据说直到七十年代，香港九龙街区的告示，头一句话，叫做“尔等臣民”，还是朝廷口气。如果这是讹传，那么香港电影大家都看，《无间道》看过没有？两张超英俊的脸，一个是刘德华，一个是梁朝伟，拿枪盯着脑袋，说“我是当差的”(粤语发音)。

“当差”，是清朝话，不是民国话，更不是共和国话。共和国说“我是人民警察”，民国话怎么说，我不知道，“老子警察局的”，或怎么样，但不会说：“我是当差的”。香港直到新世纪，还在讲：“我是当差的”。

台湾呢，是另一套说法。“本党同志”，“庄敬自强”，等等等等，大家要是熟悉台湾语言，就知道那是国民党败走台湾带过去的语言。九十年代我在台北中国时报报社走廊，还看到员工奖惩名单，跟电影里民国时期的格式一模一样。

大陆不必说了。凡是大陆出来的我这一辈，都记得各种口号标语，共*产*党是个语言党，非常会创造语言。五十年代，我小时候，百货公司顶层巨大的标语，“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六十年代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七十年代是“造反有理”；八十年代呢，是“摸着石头过河”；九十年代变成“三个代表”；到了新世纪，“和谐社会”；现在呢，“中国梦”……

所以语言会变成人羣互相辨识互相认同的符号，不可替代。

八十年代，散在各国的大陆人很少，我听英国留学的朋友说，有一次他看完电影，忽然有个女孩冲过来说“你们是北京来的？”“是。”女孩当场嚎啕大哭，说是太久没听北京话了。我在纽约时，1983年左右，有一次和我表兄下了地铁往回走，发现跟随的影子，有个人远远跟着我们，听我们说话。我就回头跟他聊。他说“你们是上海来的？”，我说“是”，他说：“哎呦，二十年没听过上海话了”。我说为什么，他承认他是1972年**最早到联合国的时候，他叛逃留下来，隐名埋姓。但毕竟忍不住思乡，夜里听到两个人在街头说上海话，就跟着我们。

这是方言认同，还不是母语认同。我相信伦敦的北京女孩如果听到云南话，不会嚎啕大哭，上海的叛逃者听到贵州话或者宁夏话，不会跟着我们走。所以在大陆，港台，海外，上百年形成了三套话语。三套话语之间，彼此很难沟通，有时甚至听不懂。

自古以来，中国是个宗法文化，宗族文化，认同乡，认同姓，认同宗，但未必认母语，认国家。“国家”概念传进来，只有一百多年，是洋人弄出来的名号。法国，英国，最早创立现代国家，有了“国家”这个词，这个概念。此后，各国跟上来了，爱国主义啊，叛国啊，敌国啊，友国啊，等等。你到东晋去问陶渊明，他不会说“我是中国人”，他会说“我是东晋人”。《桃花源记》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你去问苏东坡，他会说“我是北宋人”不会说“我是中国人”。你去问董其昌，他会说“我是(某一代皇帝的)明朝人”，我忘了他的一生经历了几个皇帝。他的画，那个时候也不叫“中国画”，甚至不叫“水墨画”。

所以，中国，国家，母语，母国，都是外来词的翻译。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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