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白鹿原》遭审查的原因：贬斥暴力革命和否定残酷的政治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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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故陕西作家陈忠实，所著长篇小说《白鹿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小说早在1992年出版之初，就遭到严厉的批判。首先，当然还是因为小说大尺度的性描写成为批判的靶子，但是这还不是主要罪状，政治倾向性出现问题才是遭到贬低和否定的根本原因，具体的来说就是这部小说真实的、客观的、人性化的反映了中国近现代以来发生的大事件，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

　　小说在刻画人物方面，没有脸谱化和刻意丑化地主阶级，但是对封建礼教戕害人性做了彻底批判，同时又对以耕读传家，恪守儒家思想的乡绅给予了肯定，而对农村的革命也没有一味的颂扬，反而描写发生在农村得农民运动时候，不是悲壮场面，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革命的非理性和残酷，而革命者也不个个都是高大全，对政治斗争的界限描述非常模糊，因此小说在出版的时候还受了审查部门的阻挠，作者在做了一定程度的删改之后，出了修订本才获得组织的通过，并一举摘得了第四届茅盾文学奬的桂冠。

　　《白鹿原》的卷首写着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开宗明义，写作《白鹿原》的陈忠实，不是以一个党员的身份在做党性的自白，而是作为一个作家，以凝重的笔力，解刨我们的历史和民族，而不是无原则的讴歌什么批判什么，否定什么和肯定什么。相反，小说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中，完全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以赤裸裸的历史真实，对非人性的、残酷的政治斗争进行了贬斥与否定。

　　小说在对封建礼教批判的同时，也对乡绅文化做了客观和真实的反映，而在革命小说和戏曲中扮演反派的地主，在《白鹿原》中转换了角色，或者更确切的说回归了真实，小说的主人公白嘉轩不仅不是黄世仁周扒皮式的恶霸，反而被描绘成代表民族优秀传统的好人，他坚守“耕读传家”的古训，继承了父亲的族长地位，关心族人的日常生活与生死存亡。在古老的中国，在农业社会的中国农村，那时候固然有黄世仁式的恶霸，但是不管哪个阶层都分三六九等，没有什么天生坏种，既有为富不仁的土豪恶霸，也有乐善好施的仁义地主，阶级不能决定人的善恶，而在旧时，地主是有条件接受教育的，因此只有他们才可能成为乡绅文化的代表，有他们来维护和恪守儒家道德体系才是真相。

　　而对革命的残酷和非理性，小说中有一定的反映。白嘉轩的女儿白灵，一个热情忠诚得共产党员，他在红色恐怖时期被组织诬陷“特务”，竟然被活埋了。而在意识形态的宣扬下，地主和长工应该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但是小说的地主和长工并不是如此的描写，白嘉轩跟长工鹿三的相处的却相当融洽，长工鹿三几乎成为了白家的一份子。

　　小说中真实描写暴力革命的非理性，革命者以革命的名义残忍的杀戮和剥夺别人的尊严。更加大逆不道的是，小说中白鹿书院的朱先生，对国共内战的评价没有什么正义战胜邪恶，人民获得解放说法，在他看来只不过是以百姓为刍狗、导致民不聊生的“翻烙饼”，你方唱罢我登场而已。小说中的好人坏人，根据人物性格和环境的设置进行刻画，不管是哪个阵营里和哪个阶层都有好人坏人，国民党人不全是坏人，共产党人也不全好人，主要按照人物的性格、经历来刻画，土匪有时候可能是正直和光明磊落的人，而革命者也不一定都是高大全，有时候革命队伍中也不乏投机分子、政客、野心家及刽子手，比如小说中的白孝文就是一个人品卑劣，踩着别人尸体往上爬的伪君子和坏人。

　　小说《白鹿原》在写作手法不管采用何种的写作手法，但是总体上是一部现实主义的力作，现实主义就是真实客观的反映现实，解剖人性，甚至很容易的模糊作者的立场。《白鹿原》是一部全景式展现渭河平原五十年的沧桑变迁，也是一部中国人的心灵苦难史。陈忠实是一位严谨的作家，他在中国乡村工作经历和为他写作提供了丰厚的写作素材，为了写出这部传世之作，陈忠实倾注毕生的心血，陈忠实说：“查阅县志党史文史资料，在西安郊县做社会调查，研读有关关中歷史的书籍”。正是作者严谨认真的态度，小说在反应中国的近代以来的大事件才如此的详实，所以尽管小说是虚构的，但其中的很多场景与细节，都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出处。因此在历史真实与意识形态之间选择，陈忠实选择了后者，他是党员，但是首先他是一个作家，做为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他没有被僵化的意识形态所束缚，而是客观的反映真实，因为他要写的是一部中国人的心灵史，而不是在当基层干部时候写宣传材料，为此遵从史实，服从人性本真，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桎梏，才是《白鹿原》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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