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农村改革是自下而上的?

　　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到现在已经接近四十年了，这段改变无数中国人命运的历史，官方给予高度的赞扬和肯定，同时也赋予了浓厚的政治意义。但其实改革开放不管从哪个角度说，都不是政治的，而是经济的。说穿了，就是改变了四九年以来的计划经济及文革以来政治挂帅的政策，实行市场经济和去政治化的政策。

　　中国是个有复古传统的国家，对于任何细微的变革都会抵制，完全改变现有经济秩序和既定政治政策的变革遇到阻力当然是在所难免的，但是肯定不是阻力重重，因为此时改革是大势所趋，不仅有国际的压力，更主要的是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计划经济走到了末路，政治挂帅不能解决吃饭问题。

　　此外，文革以来，中国的奉行“两个拳头”出击的外交政策，同时与苏美对抗，使的中国在国际上全面被孤立，并面临强邻苏联的军事威胁，于是不得不在七十年代与美国达成某种和解和合作。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改革也是潮流——想要联合资本主义国家的龙头老大美国对抗苏联，在中美两国进入蜜月期的时候，除了在军事上的合作，经济上的融合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何况小农经济加计划经济，更让国民经济雪上加霜，中国老百姓的生活陷入了极度的贫困，尤其是中国的农民，就算没有挣扎在生死的边缘，至少温饱问题成为很大的问题，多年被政治运动，生活在恐惧中，早已经超出了他们承受的范围，而随着政治强人毛泽东的逝世，农民迫切需要改变现状的呼声日益高涨，因此农民不会成为改革的阻力，相反成为改革最大支持者。实际上，从一开始农民就充当着改革的先锋，尤其农村的改革完全完全是民间自发的。

　　农村的改革是始于1978年11月那个晚上，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小溪河镇小岗村18位村民，豁出去了，他们立下了“生死状”，在一份承包责任制的文书上按了鲜红的手印;在当时那样“单干”还是属于走资本主义路线的环境下，这样的一纸文书足以将这几个农民送入牢房里，但是他们在犹豫了很久之后，还是决定冒一次险!尽管多年来被政治运动的麻木了，但是他们还是知道，他们的大胆举动意味着什么，然而为了能脱离吃大锅饭的“人民公社”他们已经不计后果了，他们这一大胆的举动，并不是什么“敢为天下先”，实在是因为被贫困饥饿所迫，但是令他们没有想到是，他们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竟然改变了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经济的状况，随着政治形势缓和，他们大包干得到了许可，农民终于可以吃口饱饭了!

　　当初，“四人帮”虽然被捕，但是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政策仍旧被继承了下来，因此这是一场宫廷政变，是政治的，而不是经济的，所以说“四人帮”的被捕不是文革结束的标志，与改革也没有太大的关系。真实的改革是自下而上的，而在高层的权力斗争中，能胜出者必然是顺应了民意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当然同时也能做到平衡各派利益，而文革新贵即是少数派又非实力派，因此他们的覆灭毫无悬念，这股改革的最大的阻力一倒，几乎没有什么成气候的势力阻挡改革。至于那些东山再起的党内实力派，当然不会成为改革的阻力。改革首先就是颠覆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的受害者是不会反对给他们摘帽和让他们参与到利益的再分配当中来的。而改变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阻力是有的，但是毕竟不是阻力重重，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意识形态说白了，不过是统治的工具，但是经济基础，基础动摇了，任何工具也不能当饭吃，所以改革基本上可以说进展顺利。

　　在安徽农村“单干”之后，计划经济的堡垒被攻破了一个口子，小岗村经验逐渐向全国农村开始推广，较之文革饿肚子的状况，单干之后能吃口饱饭的农民感受前所未有的满足，与此同时在破除了姓资姓社的迷信之后，放开了市场，长期被压制的商业活动，一旦松开便换发出了无限活力，农村经济得到了复苏，甚至一度出现了“万元户”和农民企业家。

　　改革了，似乎是形势一片大好，那么中国的农村是不是迎来了经济的春天，中国的农民是不是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随着农村经济发展的高峰期过后，农村经济并没有迎来春天，甚至是严冬，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不至于再次回到计划经济时候的极度贫困和政治恐惧，但是中国农村经济状况仍旧不景气，农民的生活除了不再饿肚子，还是看不到希望。因为道理很简单，在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的打压下，商业处于冬眠的状态，改革不过唤醒了沉睡已久的商业，被压抑太久的商业活动，发展起来的速度当然是惊人的，但是高速发展之后必然趋于缓和平稳，虽然偶尔出台刺激经济政策，可以再度创造经济发展的奇迹，但是那都跟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经济的发展并没有照顾到农民的利益，相反一切的发展都是以牺牲占人口大多数农民的利益为代价，最终改革红利的这块蛋糕被官商勾结在一起分割去了，农民不断受到各种隐性的盘剥和公开的歧视，政治上的地位当然不敢奢望，而被医疗、教育、住房压的喘不过气来，大多数农民的陷入更大的贫穷，而农村的经济完全破产，生活更加艰难，以至于很多农民感到今不如昔，而贫富悬殊让很多农民开始怀念计划经济下的极度贫困和所谓的平均主义。

　　在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破产的同时，中国的乡村治理的乱象也发展到了相当的程度，基层民主形同虚设，基层腐败触目惊心，流氓治村现象愈演愈烈，任何一个走近中国的农民和中国乡村的人，无不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与隐痛。所以说，在欣欣向荣，歌舞升平的背后，中国的农村还是最困难的地方，中国的农民还是最贫穷的弱势群体，这固然有经济层面的极度无助与困难，而精神状态依旧是小农经济型的。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近四十年了，世界也早已进入二十一世纪，但是谁又能想的到，在信息化的时代，中国的农民竟然一如鲁迅笔下的阿Q、闰土及祥林嫂，而中国的农村依旧是鲁迅笔下的未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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