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普遍胆小怕事？

　　在乡村里，村干部与村民的矛盾往往是不可调和的，一般村民与村干部发生争执，最后的结局必然以流血收场，而见诸于报端的那些官民冲突其模式都是大同小异，多半是村干部无法无天，最后村民忍无可忍，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方式。但凡发生这种悲剧，舆论一定是同情为维护权益不得不采取极端手段的村民，而判决的结果也一定是违背民意，不管是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杀村干部的村民一定会被处以极刑。

　　村民杀村干部能上新闻，村干部欺男霸女，鱼肉乡里，只要不出人命案件一般不会成为新闻，因为习惯成自然。村干部之所以能横行乡里，一方面主要还是因为“国情决定”，所谓的国情，就是在中国，有钱当官就有理，哪怕是稍微有点权力和一般的暴发户都想要作威作福，有钱当官的犯罪成本太小，甚至根本就不需要负法律责任，说到底也就是中国的法律多半时候是偏向于金钱与权力，而导致权力与金钱长期的凌驾于法律之上，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中国老百姓的逆来顺受，没有法律的意识，奴性太重，大家都害怕强权，不相信法律。

　　中国作为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大国，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法律意识普遍淡漠，而面对公权力的凌辱与损害，多半时候选择逆来顺受，没有人敢于抗争，甚至集体沉默，个个变的精明无比，莫谈国事成为共识，因此有人不禁哀叹：“中国的农民胆小怕事!”那么，中国农民为什么普遍胆小怕事?这不仅有历史积累的因素，更是现实政治恐惧的结果，其实还有一个被忽视的最关键的因素，那就是经济的剥削与压迫。

　　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集权国家，自此中国进入漫长的帝王专制的时代，短命秦朝灭亡，不是帝王专制时代的结束，而是最原始的专制太过粗糙，刚性太强，后来者的约法三章在帝王专制不变的前提下做了修正，越到后来越是精致。

　　不管多么强大的国家，一味的迷信严刑峻法，不仅成本太高，而且也难以实现永远维持统治的目的，甚至根本就适得其反，因此在严刑峻法为主的帝王专制时代，辅以愚民政策，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愚民政策成了统治者根本的统治手段，春秋时期思想家孔丘被当成了香饽饽，被供奉在庙了，视为中国社会的文化符号，但是帝王所奉行的孔子思想跟真正的孔子还有多大的关系呢?不过借以愚民，在愚民政策的大环境中生活的中国百姓，潜移默化，成为驯良的奴隶，纳税服兵役，合理不合理，只要不是压迫太狠，也都无怨无悔，颂圣和山呼万岁已经进入了根本的话语体系，崇尚强权与崇拜暴君深入骨髓，同样也畏惧强权与暴君，最服气的也是强权与暴君，这究竟跟孔子的思想还有什么关系?

　　骨子了还是厚黑之道，强盗逻辑，只有权力和金钱才是最高的裁判，获得权力和掌握金钱的目的，就是为了作威作福，享受荣华富贵，而受到压迫的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所以有些不公的事情，尽管于情于法于道德都不合，但是都觉得合理，多数人都觉得，有权或者有钱就当如此，美其名曰“国情”决定。当然，前提是不公的事情不降临到我的头上，至少不要压迫太甚，逼急了也很少有敢于拼命的，所以敢于拼命的才会成为新闻，说明那是是极少数的，普遍都是胆小怕事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掌握权力者，哪怕是芝麻小官或者最基层的村干部也有整个体制调动国家资源为其作恶护航，因此自古民告官没有不输掉一切的。而统治者所炮制的“王法”实行起来也不过是双重标准，体制内的官员只要没有太大的政治野心，作威作福，欺压百姓似乎不算什么罪不可赦，基本是能够轻松过关的，但是对于治下的百姓，“王法”就变得十分严厉，处于最底层的民众与强大的体制抗争是显得那样的渺小，而周围都是沉默的大多数，所以你想要大胆也无人给你壮胆，因此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坐稳奴隶的地位就心满意足了。

　　还有一点往往被我们忽略掉，那就是中国的农民不仅在政治上被边缘化，更主要的是在经济上也长期没有主动权。封建社会，土地被极少数的人垄断，大多数的中国农民在经济上长期处于被动的，吃了上顿，想要下一顿的饭有着落，就不要乱说乱动，在权力不规范，不是以法律为准绳的情况下，掌权的大家伙一声令下，就可以让你倾家荡产，锒铛入狱，甚至死于非命，而最底层的农民，在经济上多半是赤贫户，又梦想着改变现状，只要不是实在没有活路，多半人还是选择逆来顺受，没有经济作为后盾，胆壮不起来，而大多数人害怕严刑峻法和政治迫害，说明我们还生活在政治恐惧的国度里，更重要的是在个人利益，甚至个人安全在与公义两者做选择，肯定都会选择前者，这不是什么奴性，更不是助纣为虐，而是是真正的国情，这样的“国情”之下，要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处于最底层的农民不胆小怕事实在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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