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影响我人生的三本书
世界读书日不是一个盛会，不是一个庆典，而是一个危机的警示。它提醒我们：阅读遇到了危机，这是对人类文明最大的挑战！来看海豚出版社社长俞晓群与你我分享的三本书，三条人生路径，三栖的生活方式……
世界读书日，谈谈影响我人生的三本书
俞晓群 | 文
读书日怎样读书
不知为什么，每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来到的时候，我的心中就会涌出一种迷茫的感觉。心中不断设问：读书日，那究竟是什么日子呢？
说起来，世界读书日是一个舶来的日子。这一天莎士比亚逝去，塞万提斯逝去，而德·拉·维加、莫里斯·德吕翁、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和曼努埃尔·梅希亚·瓦列霍等等，也都在这一天出生或逝去。一连串异类的英名，总让我产生一种莫名的冲动，就想立即百度一下中国先辈们的生死簿，看一看4月23日那天，在天堂地府、生生灭灭的花名册上，还有哪些我们先贤的大名！
今年是莎翁与汤显祖逝世四百周年（两位中西戏剧大师竟是1616年同年逝世），因此，今年的世界读书日，也增添了不同的温馨与意义。
我们应该清楚，世界读书日不是一个节日，只是一个命名日。点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好多日子都有了人为的界定。它们大体可以分为三类：节日、纪念日和“以一些需要人类注意的事情”命名的日子。对于后者，被命名的日子最多：水日、森林日、粮食日、防治结核日、防治艾滋病日、安全教育日等等。“读书日”显然归于其中。此类命名最大的共性，就是人类在一些事情上遇到了危机，故而命名某日，以示警醒。比如地球缺水，就有了水日；结核病、艾滋病危害人类生存，就有了相应的命名云云。在这一层意义上，世界读书日不是一个盛会，不是一个庆典，而是一个危机的警示。它提醒我们：
阅读遇到了危机，这是对人类文明最大的挑战！
不过如此笼统的警示，似乎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因为我们面对的不单是“读书”的问题，更是“怎样读书”的问题。中世纪欧洲对于《圣经》的疯狂传诵，只能更加促成那段历史的黑暗；上世纪“文革”期间，全民背诵“红宝书”，《语录本》的印数成为世界之最，恰恰表现了那个极端时代的本质。所以说，“阅读”是一个饱含歧义的名词，如果我们解决不好“怎样读”的问题，就可能在琅琅的读书声中，发起对人类文明更大的挑战！
那么在世界读书日，我们究竟要倡导什么样的阅读呢？我想到一些常识：写作是个人的事情，阅读是个人的事情，自由的、个性化的、小众文化的兴起，才是阅读的正路，才是一种真正的社会进步。近些年，我们“读书日”最大的亮点，是一个个民间读书会的兴起。在图书馆、在书城、在独立书店、在咖啡厅、在个人的家中，甚至在悠然的绿野上、和煦的春风中，我们的自主阅读之风日渐兴起，这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希望所在。
此外，“世界读书日”提示的也不单是阅读问题。它完整的命名为“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译过来是“世界图书与版权日”。所以，读书日又有“图书日”与“版权日”的称谓。
说到图书日，我们自然会想到电子书与网络阅读的兴起，它直接导致纸质书生产的危机，进一步导致独立书店的危机。为了应对电子书的挑战，书商们把纸质书放入“八音盒”中，书店中增设了咖啡、沙发、音乐和柔美的灯光，可在Kindle、iPad之流的围困下，传统阅读与传统的生活方式，已然蒙上没落与悲伤的色彩。至于版权问题，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战争。尤其是近日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出笼，将阅读、纸质书、电子书与知识产权等问题交织在一起，汇成了我们今年读书日的主旋律。
另外，读书日还有一个别称：图书优惠日。这个传统也来自于西方。因为这一天恰好还是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圣乔治节”。传说中勇士乔治屠龙救公主，并获得公主回赠礼物——一本书，象征着知识与力量。每到这一天，加泰罗尼亚的妇女们就给丈夫或男朋友赠送一本书，男人们则会回赠一枝玫瑰花。由此相沿成习，该地区每到这一天，书籍减价10%，玫瑰花的价格则陡然上涨。
读到这段故事，我想起前些天在新浪微博上，一位读者抱怨某书太贵。编辑回答说，打折后，此书只是两个汉堡包的价格，还贵么？读者回答：贵。因为几年前，它只是一个汉堡包的价格。
不想成为王云五的“理工男”写不出好随笔
今年的世界读书日，忆斯请我谈谈自己的读书生涯，与年轻朋友分享一下我的阅读经验。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时近花甲之年，回首来时路，竟然有三条路径始终与我尾随。一条是出版之路，是我人生的主线；一条是学术之路，即由数学史研究走向数术研究，是我人生的乐趣；一条是随笔创作之路，与我的出版生涯相辅相成。细细琢磨，我发现这三条人生道路的形成，竟然与三本书密切相关。
先说出版之路。推算起来，自从大学毕业进入出版行业，我已经连续工作33年，其间从未间断。但并不是说，我的思想一直没有波动。记得初入此行不久，我就觉得出版是一个商业部门，一生为人作嫁衣，不如去做学者或作家，社会地位更高些，生活环境更单纯些，人际交往更平和些。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一位台湾朋友送给我一部《岫庐八十自述》，读后彻底改变了我的职业观念。这是出版家王云五的一部自传。
岫庐先生（王云五的号）从1922年进入出版界，出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一生做了四十年出版人，直到92岁离世。其间虽然离开过几年，但他总结一生所为，感慨写道：“我一生最重要的工作是出版，然后是教育，公务、政务殆如客串。”而他一生勤奋，以编好书、建图书馆、拯救天下为己任，被胡适称赞为“有脚的百科全书”；被金耀基称赞为“从十五岁开始工作，一生做了别人三辈子的事情”；被美国《纽约时报》称赞为“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被黄仁宇称赞为“世界公认的一流出版家”。这本《岫庐八十自述》，让我深为感动，立志一生追随王云五的足迹，将出版作为自己毕生志业。后来《岫庐八十自述》（节录本）在大陆出版，还是我写的序。再后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出版家系列”，其中《出版家王云五》也是我来完成。
再说学术之路。许多年来，我在编辑工作之余，一直从事数学史和数术史研究，究其起因，也源于一本书——梁宗巨所著《世界数学史简编》。那还是在1982年吧，我从数学系毕业，与几位理工科毕业生进入出版社。一位老编辑让我们写审稿意见，阅后他批评我们文字不行，不称职。我不服，还顶撞说：“我们是学理工科的嘛。”老编辑就拿来梁宗巨数学史书稿让我们看，梁先生不但文字优美，而且手写的书稿一个错字、一处修改都没有。老编辑说：
“梁宗巨是学化学出身，写数学史，文字极好，我们搞文科的都服气。”
我受此事影响，其后做文字工作，再不敢拿“我是理工男”来搪塞。我也因此经常拜访梁先生，甚至想去考他的研究生。后来虽未成功，但却爱上了数学史，并由此结交了许多数学史专家如郭书春、王前等，还写了几本小书如《自然数中的明珠》《数术探秘》和《数与数术札记》等，也算向梁先生接近了一步。
最后说说我的随笔创作之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组织出版“国学丛书”。在选取作者时，编委会列出一个数十人的作者名单，他们大多是教师和研究员，只有一位是出版人钟叔河。当时众多专家评价说：“钟叔河与大多数出版人不同，他既能编又能写。”那时我三十几岁，已经做了出版社副总编辑，闻此言很受刺激。当时约钟先生写《载道以外的文字》，他太忙，没交稿。我不死心，直到1995年还托王一方询问钟先生，他依然婉言谢绝，却签送我一本他的著作《书前书后》。后来我读到他的名言：“编辑是编出来的，也是写出来的。”因此编辑要有“两支笔”，蓝笔自娱，朱笔编文。我非常认同这个观点，从此开始试着写随笔，最初一组文章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后来越写越顺手，形成了今后的工作习惯。
几年前，我不忘前师，又去找钟先生，终于为他出版了《记得青山那一边》，还有《人之患》。这几年，我每年都会去长沙拜访他老人家。如今钟先生年近八十五，后辈们毕恭毕敬，不断拜访。能不拜么？他几十年留心积累，妙笔生花不说，出手都是文宝；他的案头上，好玩儿的东西俯拾皆是。这不，他的下一部小书又整理好了，是他与钱锺书的通信集。总之钟先生活的是智慧，是乐趣。
上面说的三本书，引出了我人生的三条路径。那是一种三栖的生活方式，终日忙忙碌碌，不得清闲，却很充实快乐。步入老年，精神渐衰，时间却会多起来。能有几手好玩儿的功夫玩耍，就会省却寂寞与抑郁的烦恼。这些心得，就是我想在世界读书日分享给大家的。
俞晓群
吉林大学哲学硕士。著名出版人，海豚出版社社长。曾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2003年担任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2009年7月担任海豚出版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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