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人类的心理病，隐藏在祖先的基因里
或许，许多人都有：“社会心态会随着民众生活水准的提高而自然成熟”这样的观点。
但是，这恰恰凸显出了——我们对社会心理学方面常识的缺失。
今天，小编为大家推荐的是：意大利心理学家鲁格·肇嘉的三本书。看他如何从更广的角度来剖析社会心理问题。喜欢心理学的朋友可别错过咯~
△鲁格·肇嘉
社会心理学领域最著名的作品可能是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这部至今已经在西方印至29版的著作，可以说曾为国内读者打开了社会心理学的窗口。
不过，在勒庞生活的19世纪，心理学尚处在“幼年时代”，因此尽管他在这部作品里对社会心理作出了经典的阐述，但还是没能接受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帮助。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勒庞的分析大部分还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没有办法跳脱出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
今天，心理学已经拥有了更为丰富的分析工具和模型，这也使得学者在进行社会心理分析时可以从更广的角度着手。
意大利心理学家鲁格·肇嘉就是得益于此的一个典型例子。
与传统的心理学家不同，肇嘉的分析和研究不仅摆脱了机械的实验室模型，而且超越了针对某些特定人群所进行的民族志方法，他将视野放到了更宏大的人类文明史中去考察。这样一种考察模式，让我们在剖析社会心理问题时，从历史长河里找到了“回响”。
这种历史的视野让我们发觉，人类社会的大部分心理问题并不与特定阶段相关，而是早已隐藏在了祖先的基因中。
很多年前，学者王东华曾出版过一部名为《发现母亲》的著作，作者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解读了母亲的“社会价值”。
其实，母亲的社会角色在今天尽管仍然有争议，但在大部分情况下，还是共识多于分歧。反倒是如何当好一个称职的父亲，对于社会大众来说更是一个难题。所以，比起“发现母亲”，我们似乎更迫切地需要“发现父亲”。肇嘉的《父性》正是在帮助我们解决这个“心理问题”。
在书的开头，肇嘉首先比较了男人与女人的差异：雌性动物进化到女性人类的进程是连续的，而雄性动物进化到人类父亲却是跳跃性的，甚至到现在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也因此，男性经历自然选择的程度较低，而女性生来进化程度就高得多。
正因为有这种差别，母子关系在人类很早期就具有了“排他性阶段”，孩子与父亲之间的关系却常常成为一种“技巧”，需要后天去学习。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即使我们有了孩子，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父亲”。
这种困境便会构成一种“父亲的悖论”：能否成功担任父亲的角色，除了依据他怎样与孩子互动来判断外，还有赖于他怎样与社会互动，而问题在于这两个不同的领域所遵守的法则是不同的。
更重要的是，这种悖论不仅是个体的、心理的，而且独立于任何特定时期的社会规范之外，也是公众的和历史的。
不过，历史的前进使得“赫克托耳”难以再现。经过了工业革命、现代民主文明的洗礼，父亲英雄的一面已经受到了深深的挫折。失去土地的农民来到陌生的都市，给我们带来的不是《疯狂动物城》里描绘的童话，而只有卓别林《摩登时代》里传达出的荒诞和悲凉。
于是，今天的男性不得不为了英雄的一面而失去对孩子的温柔，否则他就必须为了保持对孩子的慈爱而失掉了“盔甲”和力量。对此，肇嘉指出，“他们的跌落不只是经济和农业被毁后的产物，还意味着与父亲最后的诀别。父亲的任务也从天上跌落下来”。
我相信，每位父亲读过肇嘉的《父性》后，都会更深刻地理解自己的困境，同样也会感到更为沉重。这种释然而又惶恐的复杂感觉，就像肇嘉所说：“父亲的胜利远未完成。”
与大多数心理疾病或精神疾病不同，偏执狂更具隐蔽性。一方面，由于偏执或妄想症状的显现在时间上会很晚，另一方面，很多偏执狂常常会表现得很有才智，也就是说偏执狂常常是那些貌似适应良好但内部脆弱的人。所以，有教科书将偏执狂称为“精神病学里的灰姑娘”。
除此以外，偏执狂的危害性还在于，只要条件适合，它就会对周围环境甚至于整个社会产生影响，对大部分社会成员发生心理上的“传染”。也就是说，它可能普遍存在于人群之中，“这个心理特征或许能够出现在任何时间里、任何人身上”。
据此，肇嘉发现，偏执狂的案例广泛散布在从希腊时期到现代的每一个历史时期中。这或许就是他写下“‘疯子’创造历史”这个标题的原因吧。抛开神话时代的偏执狂原型不提，在近代偏执狂就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产，其中最核心的即是民族观念和民族主义。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萌生出民族观念和民族主义意识的过程，在肇嘉看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偏执狂心理发酵的过程。
他指出，“我们今天所知晓的民族观念，是从属于欧洲及现代世界的……新的民族都求助于‘历史权利’，但它们的正当理由，存在于一个将不得不经由政治创建的‘未来’中，而非存在于一段被交付给历史的‘往昔’中”。
这正是“民族主义扭曲心智”的途径：“民族”就是偏执狂群体在毫无历史根据的虚空中凭借着幻想创造出来的。
偏执狂们主导的这种“民族”观念，不可避免地带来的结果就是——战争。所以，肇嘉将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诞生，看成是人类文明的“退化”，并成为“欧洲献给世界的最棘手的礼物之一”。
然而，民族主义还不是肇嘉对偏执狂批判的巅峰，他对“极权主义”的剖析，才是偏执狂分析最精彩的段落。
肇嘉指出，“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基础不仅在于偏执狂领袖本身，而且他们生活于其中的国家本身在民族主义的煽动下，也充满了偏执狂的气息。
偏执狂就好像是侏罗纪的恐龙一样，占据了欧洲的各个角落。正是偏执狂领袖与偏执狂民众的结合，最终书写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自上而下的政治犯罪与位于低处的狂热对应之间的协同作用。当这个循环闭合，犯罪就蔓延到社会的所有层面。它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极权社会”。
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肇嘉对极权主义的心理学分析，不仅仅是跟随汉娜·阿伦特进行重复的反思，而是要将其投射到我们今天所生活的世界。
民族主义的阴霾依旧未从人类文明的上空散去，甚至21世纪以来还有重新集聚的趋势。偏执狂和极权主义重新统治世界的历史在肇嘉看来并非没有重演的可能，所以他在《偏执狂》的结尾处，就像是古希伯来先知在呐喊一般地提醒我们：
”它们穿越我们每个人，也穿越历史的邪恶，将继续在每一天引诱我们。”
在书的一开头，肇嘉就质疑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所树立并传播的“发展至上”的观点。他强调，“西方的胜利，或者说它的科技文明，伴随着市场经济、代议民主制和消费主义道德，并没有在其庆祝中创造史诗。”
肇嘉发现，事实上，在大部分的历史时期，人类对发展其实是抱着谨慎的态度，他们很注意“限制”的价值。在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非常清楚“限制”的重要性，他们将“限制”看成是城邦组织的管理标准。但资本主义以降，英国的殖民地扩张、全球化的扩散以及在科技上无穷尽的追逐，却使得有关“限制”的古典智慧快被人们遗忘了。
不过，肇嘉也指出，限制性神话在今天并没灭绝，甚至有复苏的可能。人们对发展极限的担忧，已经不再是在少数人之间讨论的小众话题，而在上层社会中“限制”理念也孕育出了“罗马俱乐部”这样的精英组织。
在肇嘉看来，人类社会似乎有一种内省机制，当“发展”的理念甚嚣尘上时，总会同时有着限制的声音。历史上，这种限制的呼声是建立在人们对“原罪”判定的基础上，而今天，这种限制的需求则出于对文明灭亡的担忧（阿兹特克文明就常常被现代人用来提醒自己）。
不过，我们可以察觉到，在《发展与罪恶》里，肇嘉对人类文明的心理学剖析带有一种狡黠色彩。
一方面，他是在批判对科技的盲目崇拜，但另一方面，他又没有具体阐述，如何解决“发展与罪恶”这对矛盾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的永久性的“心理创伤”，而更多地像是在对人类文明的自嘲。
最后，他借着托尔斯泰的一则故事留下了意味深长的寓言：如果人类知道没有限制，那么只需要几平方米就够了，“他不需要比坟墓更大的地方”。
但无论是关于父性的寻找，还是对偏执狂的批判和反思，抑或是对发展论题的辨析，都在今天的社会有着现实投射。这些讨论，也就有助于我们去理解今天中国人的群体社会心理，也有助于我们去理解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些社会乱象。
正像肇嘉在《发展与罪恶》中写道：灵魂在“叙述”而非“解释”中获得其滋养。我们是不是也应当从自己的“历史叙事”中，寻回原本的灵魂呢？
2016”年度十大好书“初选书目100种已经出炉点击阅读原文查看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严杰夫的约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