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荐书 | 铁尽九州成错后，始知无用是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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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有哪些好书值得一读？

相信每个人心里都有不同的答案 

著名学者李公明用一份数万字的书单给出了答案

昨天，小编从传记角度从中挑选了几本

今天，我们就从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看看其它好书

名师指路，共赏佳构

李公明，广州美术学院美术学系主任、中国美术史教授。现任广东美术馆客座研究员、广州艺术博物院客座研究员。被称为“广州藏书最多的人”，读书为生，枕书而眠，涉猎广泛，笔耕不辍。不仅在美术专业领域著作颇丰，还发表大量时评篇章。

1.《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

历史上还有多少个“十字路口”有待重新研究？

周锡瑞、李皓天主编的《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陈骁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1月）把1943年看作是对未来的转变发生了重要作用的一年。

在这一年，蒋介石正式就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同时还兼任了国民党领袖、军事委员会主席、海陆空军大元帅、中国战场最高统帅等众多正职，“如此多的权力集于一身，蒋介石明显开始把自己看作是国家意志的化身了”。（第12页）但是，“在很多方面，国民政府毁灭的种子在1943年就已种下。”（第37页）

在1943年，最值得关注的一部书无疑是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作者认为该书的“长期意义更难估计。一方面来说，它既体现出一个长期以来中国民族主义叙事的传统，又包含了盛行一时的法西斯独裁思想。”（第156页）不仅中共的理论家对它严加驳斥，而且“在学生和知识分子的眼里，蒋介石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推崇与政治上的独裁主义联系在一起，简直就是帝制时代糟粕的重现。”（第154页）

作者指出《中国之命运》存在的严重错误是：

1.关于中华民族是一个跨历史和内部整体一致的伪民族历史叙述；

2.以中国传统价值观对抗“五四”以来的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并严厉批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的“盲从”；

3.把国民党作为民族利益的唯一代表，要求人民效忠，并禁止国民党以外的个人或团体在政治上有足够的活动能力；

4.许诺尊重法治，实际上只是把法律当成维护自己权力的工具。

当时费正清观察到教授们都心情沮丧，认为中国将要实行警察统治，开明的大学教育将被扼杀，经济生活和人们的思想都将受到控制。“他们认为，没有力量能阻挡这个进程。”（第173页）

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并不信这个邪，除了有理论家对其全面驳斥以外，还有漫画艺术家的辛辣讽刺：作者介绍了华君武的漫画《伪装的法西斯主义者正在兜售看似繁荣的＜中国之命运＞》。

2.《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

在帝制与共和之间的历史视差

读桑兵的《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月），可见辛亥山雨欲来之际的种种征兆和官民心态。

因请愿罪和组织罪而被遣发新疆的温世霖受到沿途各地官绅商界的照顾优待，作者在注释中称由此“可见人心向背。功过自在人心，善恶是非反差如此之大而显，意味着清廷的权威已经丧失殆尽。”（第58页）

接下来以温氏一路西行所记之《昆仑旅行日记》，引述出沿途各地的吏治及各界社情民意。或有谓“京中大臣取给于外省之大吏，各省大吏取给于地方官，地方官乃竭民脂民膏以奉之，官如是，政如是，欲国不亡，得乎？”（第63页）斯言甚是。

及至革命骤至之时，作者以郑孝胥、荣庆、汪荣宝、恽毓鼎等名臣日记为叙述主线，描绘出一幅“树倒猢狲散”的图景。

大体看来，首先是局势消息的真伪与传播甚为重要，从汪宝荣日记可知其时官场传言纷纷而莫衷一是的乱象。

作者在全书结尾之语或可作回应：革命远未大功告成，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之后，是一幕幕围绕政权兴替的角逐争斗。

3.《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

铁尽九州成错后，始知无用是书生

日本学者木山英雄的《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16年1月）以杨宪益、黄苗子、荒芜、启功、郑超麟、李锐、杨帆、潘汉年、毛泽东、胡风、聂绀弩、舒芜、沈祖芬等10余位现代文人、政治家的旧体诗为研究对象，“取以传记资料、历史回忆录证其诗的解诗法展开论述”。

从研究对象、方法和作者的研究旨趣来看，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以史诠诗和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中国现代诗史中的旧体诗问题以及作者对于中国现代革命的认知与思考等三重维度。所论旧体诗多产生于遭逢人生坎坷、冤屈无告、文网苛严之际，在阅读中自应细心体察作者如何解读那些潜藏在历史波澜与幽微曲折的个人“心史”之间的种种复杂、隐晦的寓意指向。聂绀弩《反省时作》第六首有言：“铁尽九州成错后，始知无用是书生。”信哉！

4.《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的反应》

从抉择中的幻想到清醒后的幻灭

美国外交家爱德温·W.马丁的《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的反应》（姜中才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4月）“所探索的主要问题是：当年英美的对华政策是如何以及为何发生分歧的”。

该书以大量外交档案和文献资料还原在华德事件、承认表态、离境问题、联合国席位、朝鲜战争及日内瓦会议等一系列事件中英美外交政策的抉择、分歧及后果，以平行的叙述视角抓住英国与美国面对中共新政权的不同心态、利益诉求和政策抉择作为比较分析的枢纽，其研究结论大体上包含这些方面：

开始的时候美国对华政策的新特点是“灵活性”，试图与新政权建立某种工作关系并避免使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此期英国的对华态度与美国相近，但实现目标的手段不同，然而结果并无差异；

而中共对于他们与西方的关系却很明确：肃清在华的西方帝国主义及其文化、经济机构，因而并“不急于”和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在华侨民、特别是商界人士满脑子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总是一厢情愿地想问题，不肯直面中国革命的现实。

该书的另一层重要意义是分析冷战初期西方价值观与实用主义外交政策之间的消长变化，也揭示了在西方与中国的外交政策之间存在的误读、认知的转变、价值观念与实用功利的冲突等真相。

封面图 | 电影《斯托克》

排版 | 罗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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