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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法律,十个判例,从这本女性之书读懂美国

2017-03-09 王笑红 深港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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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关键字▽

性别 | 平等 | 女性职业


在前几天的推文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形形色色的“女人画像”,从东莞工厂流水线上的女孩们(我为什么要去东莞?),到古希腊神话诗和肃剧世界中的女性类型(穿越时空,与那些黑暗中的女人对话),以及推荐了近期出版的女性好书十本(女人的画像)……今天,我们通过吉莲·托马斯的《因为性别》,来聊聊女性在在追求平等路上的坚守与抗争。


在这本书中,作者讲述了诸多女性在性别平等斗争中的事迹,展现了她们勇敢的意义,被《大西洋月刊》评为“了解美国政治的最佳图书”。该书中文版将由译林出版社于今年9月推出。


《因为性别》英文版书影



她们让法律更具意义

文 | 王笑红


吉莲·托马斯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高级专职律师,她选取了五十年来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十个最重要的就业平等判例,采访了当事人和她们的家人、律师,形成了《因为性别》一书,并于2016年三八妇女节出版,被《大西洋月刊》评为“了解美国政治的最佳图书”。


在今天的美国,60%的女性在外工作,约占劳动者的一半;70%的职业女性育有子女;女性在孕晚期也能正常工作,在生育后大都能重返工作岗位;女性在各行各业获得高级职位,比如说,联邦最高法院有三分之一的大法官是女性。


这一切如此平常,让人几乎会忘记它是几代人勇敢争取来的结果。就在五十多年前,不足半数的美国女性从事有偿工作,仅占劳动者的三分之一;可供女性选择的工作种类少、薪水低,比如秘书、服务员和教师;怀孕甚至是结婚都意味着会被解雇。


性别平等是相当晚近的社会现象,具体到就业中的平等,要追溯到1964年2月8日。


那天,在众议院会场,关于《民权法案》的讨论进行到了第八天,议员霍华德·史密斯提议对有关就业平等的一个条款加以修改。当时的草案规定禁止基于种族、肤色、宗教和民族的歧视,史密斯提议增加一个新的类别,那就是在宗教之后加上“性别”。他的意见在提出几个小时后就获得了通过。


国会议员霍华德·史密斯(右二)


史密斯这样做的目的究竟是为了哗众取宠还是出于严肃的考虑,历史学家们至今仍争讼不已,但因为有了禁止“基于性别”的歧视这一规定,《民权法案》不仅仅是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的标志性成就,也成为性别平等斗争中的里程碑


《民权法案》第七章的生效只是一个开端,一些勇敢的女性利用这条法律去捍卫自己的权利。少数案件呈至最高法院,而最高法院对这一条款所作出的解释对全美的法院都具有约束力。


小编注: 《民权法案》 第七章禁止在雇佣、赔偿、就业条款、就业条件和就业特权等问题上存在基于种族、宗教、肤色、性别或国籍的歧视。第七章还禁止报复那些指控歧视、参与调查、反抗非法行为的人。


1966年,全国妇女组织成立

(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Women)


虽然这些女性的诉讼改变了职场环境,但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为人所知。她们的个人形象因吉莲·托马斯的讲述而变得清晰起来,从此她们不再仅仅是案卷中的抽象名字。她们大多属于中产或工人阶层,除了奋力抗争外,她们别无选择,因为她们需要一份养家糊口的工作


“为什么是我,这种事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她们怀着这样的疑问来到法的门前。她们满心期待法律能保护她们,通往平等的道路上洒满了她们的汗水和眼泪。


我们来看看这些案例>>>


在1971年的菲利普斯诉马丁·玛丽塔公司案中,菲利普斯应聘组装工,马丁公司以她有一个学前孩童为由拒绝了她的申请。


1966年9月,她给时任总统林登·约翰逊写信投诉,白宫将她的来信转交联邦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委员会干涉无果,菲利普斯一路诉至最高法院,法院作出有利于她的判决,称《民权法案》第七章要求给予拥有相似资格的人就业机会,不得考虑性别,公司应当证明拒绝养育幼童的母亲对于某一业务或某一公司的正常运作来说是合理必要的。



在1989年的普华永道诉霍普金斯案中,安·霍普金斯比其他候选人的业绩更好、工作时间更长,却没有被晋升为合伙人。


她向部门主管咨询,得到的建议是,走路、说话和衣着都要更有女人味。没有一个人明确表示因为她是女人,就不应得到提拔。而法官考量的是,性别偏见在霍普金斯合伙人的评价中是否起了作用。


霍普金斯最终胜诉,她选择重新回到普华永道,而不是接受100万美元的和解费。经历了漫长的诉讼之后,她不想以一个普通的和解方案作为结局。



在1993年的哈里斯诉叉车系统公司案中,担任租赁部经理的特蕾莎·哈里斯长期受到老板查尔斯·哈迪在言语上的骚扰和对她能力的羞辱,以至于到了需要求医的程度。


她的诉讼在第六巡回法院败诉,此时,她面临一个抉择,要不要向最高法院申请调卷令复审?在双方庭下协商时,她再一次受到侮辱,忍不住回应道:“我一定要把你告到桑德拉·戴·奥康纳大法官那里去!”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实现的心愿,因为最高法院每年收到超过7000份调卷令申请,仅批准约100份。概率如此之小,故保罗·比第在他获得布克奖的小说《出卖》的开篇戏谑地写道,主人公收到了来自最高法院的信件,信上说:“恭喜你!你已经是赢家了!你的案件被从数百个上诉案件中选中,将由最高法院审理。这是何等荣光!”哈里斯梦想成真,她胜诉了,执笔法律意见书的正是奥康纳。



有时,性别歧视假借保护之名而行。在1991年的国际工会、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诉江森自控有限公司案中,汽车电池制造商江森自控规定所有怀孕以及有生育能力的女性都不能从事涉及铅暴露的工作。


这样做似乎是为了女工和她们的孩子着想。但相比铅暴露的潜在危害,女工失业后处于住房条件差、营养不良、没有医疗保险的生活状态,这些会对她们及其未来的孩子产生更直接、更显著的负面影响。研究证明,铅暴露对男性的生育能力也是有害的,但如果把男性也排除在工作岗位之外,公司就会停产,而一刀切地把为数不多的女工排除在相关工作岗位之外对工厂来说是更为便宜的。


哈里·布莱克门大法官认为,和男性工作者拥有同样工作能力的女性可以自愿在要孩子还是要工作中选择。没有恶意动机并不能成为一条表面上即存在歧视的政策开脱的借口。法院把决定女性能够忍受的工业安全水平的权利,交给了她们本人而非公司。



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逻辑,而在于经验。“基于性别的歧视”所覆盖的范围通过如上述这样的判例得以界定,纸面上的规定才具有了真正的意义。


《因为性别:改变美国女性职场环境的一条法律、十个判例》中文版将由译林出版社于今年9月推出,中文版译者为李明倩。笔者也期待着本书中文版的出版能扩展我们的相关探讨,为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些许借鉴。



编辑 | 罗婉  夏天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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