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新中产阶级是日本社会的“减震器”和“稳定器”
说起美国对于当代中国史的研究的奠基学者，当属费正清和傅高义两位大家，这两位学者的贡献不仅是在于他们自己高水平的研究成果，而且在于他们对当代中国研究所带来的整体影响。费正清引领实现了传统汉学向当代中国的转型，而傅高义则因培养了怀默霆、戴慧思和赵文词等诸多学者而蜚声当代中国研究学界。
作为“对亚洲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最广泛影响的观察家之一”，傅高义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通”，他对中国的许多重大事件和决策都非常熟悉，与广东更是有特殊的情感，撰写了《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等著作。
然而，傅高义的研究不仅只在中国，多年来他潜心研究的还有日本。他的成名作《日本第一》在1979年首度出版后迅速成为西方学界日本学中最畅销也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日本第一》与《日本新中产阶级》这两本书，研究了日本经济奇迹的原因以及在此中成长起来的新中产阶级。这两本作为理解日本社会的试金石的著作，无疑将成为唤起国人思考的他山之石。
傅高义 | Ezra Feivel Vogel
费正清东亚中心前主任，社会学家，精通中文和日文。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韦斯利大学。1958年获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在1963-1964年成为哈佛的博士后，学习中文和历史;被认为是美国唯一的一位对中日两国事务都精通的学者。撰有《日本第一》《日本的中产阶级》《重整旗鼓一重建美国实例分析》等著作。
▼《日本新中产阶级》译者之一周晓虹教授谈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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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高义的日本观察是一面有益的镜子
○青柠（杂志编辑）
傅高义的《日本第一》（1979年出版）和《日本新中产阶级》（1963年出版）在英文原著出版后时隔半个世纪被引进中文版，看似过时的书为什么仍有引进的价值？将两本书中的“日本”置换成“中国”，当年的“日本第一”和现在的“崛起的大国”，当年的“日本新中产阶级”和国内近年火热讨论的“中产”话题，隔了半个世纪，几乎有着惊人的相似性。那么，这两本作为理解日本社会的试金石的著作，无疑将成为唤起国人思考的他山之石。就此而言，傅高义的日本观察之于当下的我们，不仅远未过时，还将成为一面映照我们自身的有益镜子。
《日本新中产阶级》 傅高义著
（左为 1965 年精装版，右为 2013 年平装版）
01
傅高义继承了费正清、赖肖尔的东亚研究衣钵，是既懂中国也懂日本，甚至是欧美最为精通东亚社会的通人。他摒弃了过往注重语言、文化、政治等宏大叙事的研究，而转向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务实话题。傅高义的研究随着东亚的局势和热点的转移，除了日本、中国这两个影响世界的东亚大国的发展局势是他的重中之重外，韩国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也是他的研究话题。
《日本新中产阶级》的译者周晓虹教授认为，傅高义毕生关注的是东亚的转型，换言之他关注的是东亚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傅高义研究的日本、中国、韩国及亚洲四小龙等，属于传统上的儒家文化圈，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之路，一方面面对着如何扬弃传统的问题，一方面面临着西方化的工业化冲击，新旧东西的冲突与碰撞，往往带来剧烈的社会动荡。在此方面，日本则有很大的不同。
（美）傅高义 著 周晓虹 / 周海燕 / 吕斌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7年5月
傅高义在《日本新中产阶级》中指出，日本从二战失败的阴影走出，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不但创造出经济奇迹，于1970年代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更令人惊奇的是，在这个迅捷的现代化过程中，日本社会并没有出现剧烈动荡，社会秩序也一直保持着稳定。为什么会这样？傅高义《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给出了他的解答。
二战后的东京街头
02
1958年，为写博士论文，傅高义接受了导师“你从来没有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又如何理解美国社会？应该负笈海外，在一种迥然不同的文化中生活并沉浸其间”的教诲，和妻子负笈东瀛，在东京近郊真间町进行社会学田野调查，其间他敏锐地从新中产阶级与旧中产阶级的差异中找到了日本如何快速度过战后危机、重建经济繁荣和社会秩序的钥匙——这就是以工薪族所代表的生活方式和它背后的企业科层组织对于经济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东京期间，傅高义和苏珊娜请当地小学校长配合挑选了六个家庭，每周进行访谈，为时一年。随着时间流逝和交流的增多，双方超越了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关系，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六个研究对象家庭的主妇组成
傅高义将大型公司和政府机构的白领雇员这个新兴的工薪阶层定义为新中产阶级，以区别于独立的小业主和地主群体等过往的老中产阶级。相比起老的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最吸人之处是有稳定的薪酬以及可以预期的晋升，相较于资产阶级，工薪族的目标对于社会大众来说，容易实现，因而工薪族代表了一种“光明新生活”。别小看这稳定的薪酬，按照学者威廉·赖·克里的话说，这个稳定的薪酬具有文化定位和有效激励的作用，因为人们对支持和安全、流动和价值的特定需要，而具有了特殊的社会功能：大家族系统为核心家庭所取茷、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不断增强、女性独立与解放、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聚焦，都是拜它所赐。
所以我们说，傅高义表面上研究的是日本的工薪族，实际上他勾画出了一幅战后日本的企业科层体制、家庭内部分工、社区关系、生活方式、子女教育等问题的民族志。傅高义更进一步指出，以工薪族为代表的新中产阶级，可以“介导西方化和工业化直接冲击”，使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且有更少社会震荡，更稳定有序，而工薪族正是有效的社会“减震器”和“稳定器”。傅高义注意到，新中产阶级的出现，并没有触发阶级之间的对抗，它也并没有取代旧的中产阶级或劳工阶级，而这是别的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产生剧烈动荡和不安的根源所在。
傅高义
在《日本新中产阶级》一书中，傅高义名义上是研究日本工薪族，实际上他更看重的是现代化的大型企业的科层组织在经济变革中的作用，而作为服务于这样的组织的工薪族，才可以获得预期的稳定收入、声望和社会地位，这才是工薪族作为新中产阶级的意义所在，傅高义通过对工薪族的分析，进一步梳理出了家庭、学校和工作场所之间的紧密联系，因而从制度和个体动力学两个方面找到了日本战后创造的奇迹：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心理等。
80年代的东京街头
在写于1979年的《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中，傅高义以同样的手法寻找使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制度和动力学联系，只不过这一回扩大到国家层面。据统计，从1955年到1973年的18年间，日本人均实际收入一直维持着8%以上的高速增长，1973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是1955年时的5倍以上。这个先天资源匮乏的国家怎么能把美国人都束手无策的一大堆问题处理得井井有条，是傅高义的探究重点。
03
如果说，《新中产阶级》是从工薪族的考察延伸到了其背后的大型企业的科层组织的话，那么，在《日本第一》这本书中，傅高义则从情报、政府、政治、大企业、基础教育、福利和犯罪控制等多个方面来挖掘日本奇迹的内在因素，他的结论是：日本之所以成功，并非来自传统的国民性、古已有之的美德，而是来自于日本独特的组织能力、措施和精心计划。
（美）傅高义 著 谷英 / 张柯 / 丹柳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年3月
在《日本第一》中，傅高义站在美国人的立场，对于日本取得成功的因素作了有些过分的赞扬，例如他说“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工业发达国家在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烈变化，污染、资源缺乏等问题造成了很大政治影响，只有像日本那样的中央集权而又灵活的体制、协商一致的社会，才有能力适应这个时代。”可惜，他的“日本第一”的预言并没有实现，就在傅高义写下《日本第一》的时候，伴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日本的经济增长的高速戛然终止，之后是纸醉金迷的泡沫经济时代，再接下来是现在也没有结束的漫长的经济衰退，反而是在2011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日本泡沫经济时期，从东京车站走出的上班族们
傅高义在《日本第一》中盛赞的导致日本取得成功的精英官僚体制、政企协同、集体主义、民族主义等所谓“日本模式”的闪光点，后来恰恰被视为日本停滞不前、泡沫破灭的“罪魁祸首”。论者认为，在泡沫经济期间的日本失去了目标，丢失了理想，沉迷于成功的幻觉里，傲慢自大，结果错过了IT时代的创新大潮，反被美国占得了此良机。
能否因为傅高义的“日本第一”的预言落空，而对该书的价值嗤之以鼻？且慢，事实上，傅高义对日本的研究并没有就此止步，他后来继续跟进日本的发展，写出了集反省与重估于一体的《重振旗鼓》和《日本仍是第一吗？》两本书，一方面为自己当年的有些过甚其辞的预言辩护：当年是震惊于日本的经济奇迹，《日本第一》的写作难免哗众取宠之讥，但却是为了对美国社会当头棒喝，目的是能使美国能够放下老大的派头，虚心向日本这个小弟学习。
当年《日本第一》的日文译者广中和歌子就看得很清楚：
在经济竞争中，日本这个对手是很难对付的。我认为美国人将承认现实，分析问题，该学的就学，并且制订新的战略，准备迎头赶上。
”傅高义的警示确实对美国人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此后的美国确实以不断创新的IT经济为龙头，实现了战略上的超越。反倒是日本自身囿于“日本模式”固步自封，面对世界形势的变化，失去了动力和方向。
1990年1月12日，日本股市暴跌70%，泡沫支撑的繁华假象破灭，图为1990年，日本东京，靠在建筑工地打工的流浪男子，带着简单的随行物品露宿街头。
但日本是否因此而像数据上体现的那样糟糕，真的一蹶不振了？在《重振旗鼓》和《日本仍是第一吗？》书中，傅高义认为不然，虽然在统计数据上看是失败了，但日本成功的精华今日依旧存在，不但没变，而且由于日本自身对发展的内省和反思，走上了内涵式发展的道路——国民的收入均衡，腐败程度低，产品质量高端，医疗保健遍及全民，犯罪率低，民风淳朴有礼，城市干净，少有污染，交通死亡事故极少，社会有序，年轻人愿意呆在日本，国民诚信度高，人性关怀到位，责任感强……
现在的东京街头
傅高义因此断言：“日本即使经过了失落的二十年，但属于‘日本第一’时代的优良特质依旧存在，对于发展中国家甚至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仍能给予重要的启迪。” 《中国社会科学报》对此有中肯的评论：“傅先生的这种研究视角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在看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时，不应当只看它取得的成果，更应看人民大众是如何参与和享受这个发展过程的。”
编辑 | 罗婉 陈子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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