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知识分子，叫做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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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 

1904年的今天，中国第一份官报《大清官报》社成立。晚清是中国的大变革时代，报人群体的兴起，不惟改变这一群体的古代状态。

有一种知识分子，叫做媒体人。从清议到抗议，从士大夫到媒体人，有公共担当的知识分子就是这么走过来了。

晚清报人与新媒体场域

○ 许金晶

清末民初时期，恰逢李鸿章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政权到民间，中国在政治、社会、经济等领域所遭遇的变化与挑战，都是几千年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关于这段历史，先前的学者多从政治史角度解读与分析，无论是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溃》《戊戌变法史事考》，还是尚小明、李细珠等学者关于清末新政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清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作为主体，探讨其在变革之中的应对措施与成败得失。

○ 延伸阅读

而近年来，随着西方社会史和新文化史的思潮所影响，国内史学界也开始出现一些广泛采用社会科学的方法，侧重于从社会、文化、教育等角度介绍与解读这段历史重大变化的论著。王笛（美国华人学者，每年相当长一段时间在中国任教）的《茶馆》、姜进的《诗与政治》，以及今年最新出版的应星的《新教育场域的兴起》和李礼的《转向大众》，都是此类作品。

就《转向大众》一书而言，尽管作者李礼声称这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著，但是其将众多政治社会学和新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应用到对于晚清报人与媒体史的研究之中，是具备一定程度的开创性意义。

▲ 大公报馆大门

从这个角度来说，由报刊、报人、读者共同构成的晚清新媒体场域，既象征着中国具备现代性意义的“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语）的初步诞生，也是中国从一个传统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进程当中的应有之义。

李礼在本书当中的论述，跟应星老师在《新教育场域的兴起》一书中，对于晚清时期的教育体系，从科举场域向学堂场域转变进程的介绍与分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这些在媒体、教育，乃至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当中发生的新旧场域转化，跟先前那些晚清政治史的论著内容组合在一起，才共同构成晚清大变局的丰富画卷。

▲ 王韬

▲ 章太炎

▲ 汪雍年

▲ 梁启超

本书不只有宏观层面对于晚清报刊史的综述与分析，还特地选取了晚清最具典型意义的四位报人——王韬、汪康年、章炳麟、梁启超，一一进行个案研究。这四位历史人物，早就是思想史和政治史研究的热门对象。美国学者柯文、余英时等，都分别有关于王韬、梁启超的专著。

李礼在这本书中，对这四位人物的个案研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平思想述评，而是带有浓厚的问题意识牵引，即考察他们之于报人这一角色时，其办报经历与办报思想，跟晚清大时代政治、社会变迁之间的内在关联与紧密互动。

▲ 梁启超流亡日本期间创办的《清议报》

这种基于报人角色导向的思想史与社会史述评，之于柯文、余英时的上述论著而言，又有许多新的补充与创新。比如其对于汪康年保守主义思想来源和梁启超在国家与人民关系的思考方面的分析，就做到了言人所未言，让人印象深刻。

这本书的论述时间，起于《申报》创办的1872年，终于民国肇兴的1912年。这样的时段选择，恰应了书名中“晚清”这一名称的指向；然而从中国媒体史的角度来说，1912年之后的中国百年媒体演化，其意象纷繁与意蕴的丰富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晚清这四十年。

对于晚清之后的百年，报刊乃至新媒体场域的演化、发展，其之于公共领域和民族国家发展进程的种种互动与张力，我们期待能有更多类似李礼这样的作者，予以研究和叙写。

编 辑 |  罗婉    邓晓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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