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思想史家林毓生去世 | 一个 “知识贵族”的坚持

11月22日，著名思想史家林毓生去世，享年88岁。

林毓生教授1934年8月7日生于沈阳，14岁时随家人迁入台湾。1958年毕业于国立台湾大学历史系，1970年获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哲学博士学位，曾师从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耶克、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等学术大家。教授博士毕业后，林毓生即任教于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UW-Madison），于2004年退休。

林毓生是研究近现代中国思想史的著名学者，其英文论著《中国意识的危机》在1980年代出版中、日、韩译本，对于东亚地区、台湾和大陆的学界与文化界都有极大的影响，奠定了他在西方和东亚近现代思想史领域的重要地位。从1960 年起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期间，受海耶克（F. A.Hayek）亲自指导和影响，林毓生对自由主义在中国前途的讨论提出以往中文世界从未触碰到的关键议题，使海耶克的理论以及西方其他重要思想家的言说获得真切实际的理解与融合，转为建设本土宪政民主的有利资源，成为重建文化认同的价值基础。

《现代知识贵族的精神》则是林毓生思想近作选。共收录34篇林毓生的代表著作，主要在2000年以后发表， 按照其学术追求与思想关怀，分别编入“意识危机的探索与回应”“自由的基础与理据”“学思之路与民主建设”及“人文传统的存续与‘创造性转化’“四个范畴以及附录。整体来看，这些彼此具有密切关联的范畴及其所涵摄的各篇文章，可以说是构成林先生对中国自清末以来寻找现代性出路的一个系统性的论述。读者可以看到林毓生对“现代性”这个二十世纪中国最迫切的根本问题提出的研究分析，以及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可行路径。

《现代知识贵族的精神：林毓生思想近作选》

林毓生 著 丘慧芬 编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20年2月

本期，我们谨以《现代知识贵族的精神》编者序（节选）一文，了解林毓生对建设现代中国政治及文化秩序的论述与贡献，悼念林毓生先生。

林毓生先生是研究近现代中国思想史的著名学者。他的英文论著《中国意识的危机》是针对五四时期全盘化反传统主义进行的一个系统性研究。此书在1986年出版的中文译本以及后来出版的日译与韩译本，对于东亚地区的日本与韩国，特别是台湾和大陆的学界与文化界，都有极大的影响。此书中译虽然未在台湾发表，但作者1980 年代以来根据此书用中文发表的论证（argument）与论旨（thesis），对于中华文明未来发展的方向及其应走的道路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重大的。

举例而言，迄今任何试图深入了解五四激进反传统思想的性质、内容、源起和历史含意的努力，都仍然需要参考这本已经成为“经典著作”的论证与论旨。我们可以说这本著作不但奠定了作者在西方和东亚近现代思想史领域的重要地位，也可以看做是他早年学术追求与其个人关怀融为一体之后首先完成的一个代表研究。

林先生在英文论著出版之后采用中文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与论著，一方面继续探究了这部专书中一些未能展开的相关问题，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他本人关怀宪政民主在中文世界前途的看法与观点。这些数十年的论述，代表了作者以学术思想的言说介入公共议题的努力，彰显的是他自1950年代中期就已经开始自觉的追随殷海光先生以坚持个人自由与宪政民主是中华民族惟一的出路来做为自己的学思志业。这些论述同时也显示出作者从1960年开始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Committee on Social ftought）攻读博士的时期，因为有海耶克先生（或译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 1899–1992）的个别指导，尤其是受到海氏闳富论著当中有关探究西方自由主义如何建基于法治及“自发秩序”的启发和影响，才能够对自由主义在中国前途的讨论提出以往中文世界从未触碰到的几个关键议题， 并进而给予严谨精致的阐释，以求理清过去对于建设宪政民主的一些含混看法。

海耶克（或译为哈耶克）

大家都知道，海耶克是二十世纪杰出的政治、经济思想家与诺贝尔经济奖的获奖者。不过，林先生有关宪政民主的讨论，不就只是引介或是演绎海耶克在这方面的看法。他着重的是如何使得海氏的理论以及西方其他重要思想家在宪政民主方面的言说能够在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历史发展脉络当中，获得真切实际的理解与融合。当然，林先生一再强调必需针对中国传统的优美成分做出定性定位的“创造性转化”，使得这些质素不但能妥适的转为建设本土宪政民主的有利资源，同时更能成为重建文化认同的价值基础。

《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

林毓生 著 

郭亚珮 / 王远义 / 杨芳燕 / 傅可畅 / 

杨贞德 / 刘慧娟 / 刘唐芬 译

联经出版

2020年9月

01

在2014到2015年之间，林先生在上海与北京的几位朋友都建议他将多年来在台湾发表的文稿重新整理并在中国大陆出版。林先生欣然接受之际，也得到北京社科院王焱教授的同意来负责编纂的工作。由于当时林先生的手边仍然有必需完成的几篇访谈文稿，也因为在编入文集之前，他认为需要将过去的文稿逐一加以增订并重新校正，编纂的工作因此就悬搁下来而未能立即展开。

2017年2月，林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他已经大致完成了需要校订的各项工作，并提到上海友人严搏非先生希望他能将文集早日完成的殷切敦促。3月下旬我再给林先生打电话的时候，他说若无其他的延误，应该很快就可以将文稿校正完毕。没有想到的是，到4月中旬再去电的时候，林先生的健康出了状况，而且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王焱教授那儿这时也无法承接原先应允的编纂工作。电话中，林先生问我是否能接下编辑一事。老师的著作能为更多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读者阅读，本来就是有意义的事，更何况在此突发的情况之下，接手编辑自是理所当然、无所犹豫的。出乎意料的是，林先生的健康状况在这之后突然急转直下，到了4月下旬就无法再集中精神思考严肃的重要问题了。

6月中旬去麦迪逊看望老师的时候，他将删订后的一些文稿全数交了给我，与老师进一步沟通之后，他当时就决定文集只需要编为一册，而且可用“林毓生思想近作选”作为题目。他同时又告知，王焱教授愿意撰写一篇有关他跟随海耶克及史华慈治学的文章作为“导读”来放入文集。至于如何选定论文，并且将之编订成册之事，就要我负责。

王焱教授的文章是《敬畏知性的神明：<现代知识贵族的精神——林毓生思想近作选>解读》。文章当中，他将林先生数十年学术研究的核心关怀与问题意识定性为：自由民主价值的探索为何会失落在近代中国建构的过程中，并根据其研究之发现提出具体之回答。王焱对于林先生中文版《中国意识的危机》书中论旨与涵义的解说，不但能引导读者更加理解近现代中国何以会出现这样一个在世界上独特的“反传统主义”的危机现象，也能更加帮助我们了解作者为何坚持传统是无法用“激烈”的方法去打倒，而是应该对其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使得经过如此“转化”后的“传统”能成为建设自由宪政的有利资源。

王焱精彩的解析，不但说明了林先生的研究于1986 年在中国大陆发行中文版之后何以会“多少逆转了反传统思潮的流向”，并因此引起“普遍的重视”， 也清楚解释了他何以肯定林先生是一位中文世界中少见的“经历过纯正古典自由主义训练的学者”。

王焱教授的“导读”之外，由于过去三十多年一直阅读林先生的论著，多年来在电话中又不断和他讨论问题并且聆听他思考问题的心得与看法，我因此决定从林先生交给我的四十多篇论文当中选出三十一篇做为老师“思想近作选”的代表著作。同时，也将上文提到他1974年的英文论文和他在史华慈追思会上的发言，外加他早年所写讨论莎士比亚悲剧的文章都一并放在《附录》来做为相关论文的参照资源。除开附录，我也决定按照自己对林先生学术追求与思想关怀的理解，将选出的三十一篇论文分别编入四个范畴，依次定性为：“意识危机的探索与回应”“自由的基础与理据”“学思之路与民主建设”以及“人文传统的存续与‘创造性转化’”。

整体来看，这四个彼此具有密切关联的范畴以及其所涵摄的各篇论文，可以说是构成林先生对中国自清末以来寻找现代性出路的一个系统性的论述。现代性的出路，对他而言，显然不是局限在晚清以来寻求国族“富强”的基本企望，而是希望能在宪政民主建设的自由秩序之下来进行对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创造性接榫及融合。在作者的论述系统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针对这个二十世纪中国最迫切的根本问题提出的研究分析，以及他认为解决现代性问题的可行路径。

02

读过林先生《中国意识的危机》的英文专书或是此书中文译本的读者，大概都知道这本专书的一个主题是在指出，五四时期的主流代表思潮虽然是一种全盘化反传统的激进思想，然而这种思想却反映出一个吊诡的现象，那就是其本身和传统“一元整体的思想模式”（holistic mode of thinking）在思想逻辑的运作上，其实有着密切的相关。作者视为“整体观”的思想模式，也表现在其倾向“借思想文化”以解决政治、社会等问题的基本方法，认为只有通过这个方法才能解决当时中国所有的问题。这样的思想模式，导致当时主要知识分子的代表像陈独秀和胡适， 既要全面反传统，却又无法自觉到本身思想受到传统“一元整体的思想模式”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矛盾与张力。

虽然林先生指出，不同于胡适和陈独秀，鲁迅在他隐涵未明言的意识层面上已经自觉到此种矛盾，但是，他全盘化反传统的意识形态是如此之强势，使得他一样无法看到可以化解这种矛盾的改革方案。结果，他还是选择激进的革命做为全面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换言之，鲁迅最终还是和胡适与陈独秀一样，在思想受到强势意识形态的裹挟之后，就无法走出林先生所说的深重“意识危机”。

因为林先生将这样的“意识危机”看做是一个历史的问题，因此主张除了分析造成这个问题的历史外因，也要追溯产生这个问题的历史内因，更需要讨论内外各种复杂因素为何，并如何会彼此影响且交相互动以致出现这样深重的“意识危机”。作者不同意的是赖文森（Joseph Levenson）对当时这些知识分子激进思想的解释：即所谓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是在知性的观点下肯定西方，但在感情上却依恋中国的过去。因为赖文森只是简单的将这样复杂的历史问题化约为心理的或是情绪的问题，也就是将五四主流知识分子因为认定传统价值无法抵挡西方现代文明的入侵解释做是对传统价值失去信心，因此出现了价值失落后的文化认同问题。林先生反对这种心理分析式的化约性说法。但是他提醒我们，他提出的“意识危机”是要在传统普遍王权帝制整体的崩溃之后，才有了在“结构”上出现的可能。

然而，在“意识危机”的专书中，由于材料和篇幅的关系，林先生对于历史内因的追索和阐明，较其对外因的解说其实有更多的着墨，因此也相对的更加精微细致。此外，因为专书的主旨不在探讨五四全面反传统的激进思潮，与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模式以及当时出现的个人崇拜现象，究竟是如何发生基本的逻辑关系，所以无法将其与传统“一元整体思想模式”的逻辑相关性做出较为完整周全的说明。为了使专书的主旨和其内蕴之历史含意获得更加完整深入的阐释，林先生晚近发表了《二十世纪中国激进化反传统思潮、中式马列主义与毛泽东的乌托邦主义》和《反思儒家传统的乌托邦主义》两篇论文。读者在本文集第一个范畴内的这两篇文章之中可以看到，作者不但对专书中原先有关历史外因的部份提供了较前充分的解释，而且将中国儒家传统承接“天命”的帝王为什么会被视为统合人间各种秩序的政治表征，又为什么会演变成一种圣人或圣王崇拜的“人的宗教”，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

念过林先生专书的读者，也许会发现这两篇论文确实是他多年研究中国近现代反传统激进思潮之后提出的一个综合性的完整诠释，可以说是他在过去三十多年针对这个激进思潮持续再追索、不断再审思之后提出的一个整体性的论断；着重的不但是将这个激进思潮为何、并如何持续成为当代中国的意识危机给予更为周备的分析，而且更针对其因此而导致巨大灾难的事实做出了正本清源的系统性阐释。王焱教授解读这两篇文章之时，认为追求“中式乌托邦主义”的灾难后果应该成为中华民族“记取”之教训，明显是对文章发出了一个沉痛的回应。

《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

殷海光 林毓生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三辉图书

2016年7月

03

胡适是林先生研究全盘化反传统主义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然而，林先生也清楚的指出，胡适本人说过他是主张渐进改革而且是反对激进革命的人。因此，他对胡适激进思想的讨论，就不那么容易让人掌握他有关胡适“意识危机”的主要论点。为了进一步厘清作者对于胡适无法自觉到他本身思想上的矛盾所形成的“意识危机”，也为了能够逐步理清胡适（与另外几位1920年代知识分子）关于科学的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林先生撰写了《民初“科学主义”的兴起与含意》与《心平气和论胡适》的论文。这两篇论文说明了胡适虽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开先倡导者，他对于科学和民主的说法，却因为停留在口号或是常识的层面，影响了中文世界对于自由主义与科学本质在思想上的真实认知与了解。林先生说过，胡适一生除了极短暂的时间因为受到风气的影响曾经赞赏过社会主义，他那种“一直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是不得不使人敬佩的，他更认为胡适在台湾能够直面蒋家政权并坚持学术自由的行事原则，绝对具有无可取代的重大历史意义。

然而，站在追求知识的立场上，林先生就主张，如果我们要真正了解科学，就应该清楚：科学的基本性质和原理，与一种将科学变质成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科学主义，是截然不同的。同样的，如果我们要真正在中文世界发展纯正的自由主义，我们也必得在思想上认真的去理清过去一些关于自由法治与宪政民主的混淆看法。

正是为了在思想上厘清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理念与原则，林先生在1980年代写了有关自由与权威的两篇文章，而且在文章发表二十年之后，又撰写了对于这两篇论述的反思文字。在此之前，中文世界从未真正严肃的讨论过“自由”与“权威”是否有密切相关的这个议题。之所以如此，当然和中国传统中各种僵化的礼法与扭曲的政治现实，在帝制传统的末期对个人产生不同程度的压抑束缚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五四时期出现全盘打倒儒家礼教传统的强势主流意识形态，显然可以看做是反抗这种压抑的最佳实证。由于当时这种打倒传统的意识形态本来就是以“反权威”式的“解放”来做为界定“自由”的标识，因此根本不可能产生将“自由”看做是与“权威”有正面相关的认知。

林先生这三篇论文的重要性正是在他清楚说明了“解放”本身并不代表自由，也根本无法成为建立自由的资源，因为“自由文明的发展需要秩序，而秩序的建立则需要正当的权威”。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这两篇论文，的确是中文世界最早论证“正当的权威”是发展自由秩序所不可或缺的原创著作。也因为这个对自由的诠释突破了传统对自由的理解，这两篇稍早发表的论文与林先生二十年之后对其反思的文字也才有必要一并被选入这本近作选。念过美国一位著名学者Stanley Fish 最近在《纽约时报》上讨论美国社会因为对现有权威的质疑而要求绝对讯息透明、却不幸成为虚假讯息泛滥源头的一文之后，我更清楚的看到林先生二十多年前的论文不仅是中文世界内发展自由主义的突破代表作，论文呈现的远见与前瞻性，对于了解当今美国具有二百多年历史的民主政治何以陷入当前的困境，同样有其深远的时代相关性。

此外，林先生讨论《学术自由的理论基础及其实际含意》的论文，更是中文世界内有关此一议题的代表论证。通过论文，读者可以看到，作者不是从“态度”上将学术自由做为一个应然的价值来加以提倡的。他主要是根据海耶克与博兰尼（Michael Polanyi, 1891–1976）对“自发秩序”以及此一“秩序”必需奠基于法治的观点，来论证自由秩序的相对稳定性与有效性；也就是说，希望让读者看到：为什么自由秩序会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秩序，也会是最有可能让人充分发挥创造潜能的有效秩序。

与此同时，他也将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广为人知的“积极与消极自由”，做出可能是要比伯林本人在讨论“积极自由”会落入极权统治的陷阱时都要更加清楚的申论和分析，随之也引导着我们看到了这两种自由应该如何在互为必要与充分的条件之下才能成为保障学术自由的根本前提和基础，并进而再去掌握何以据此发展出来的学术自由才能使得学界更有可能产生真正“一流的学术成果”。

以赛亚·伯林

正如王焱教授所说，林先生这些论述，毫无疑问的是和他在西方受到的知识培育有深切的相关。读者在文集的第三部份可以通过作者《试图贯通于热烈与冷静之间》的自述，去理解他早年在芝大跟随海耶克先生以及其他师长念书治学的经历。这样的经历不但为他提供了不同于一般研究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路径的独特知性训练，也为他建立了在中文世界试图发展自由主义的思想基础与资源。

当然，林先生最关心的并不只是超越五四时期对自由主义的浮面了解，而是希望能推动自由主义在中文世界的实质性发展与深层的扎根。此中涉及的是如何在中文世界建设并深化宪政民主的问题。上文已经提到海耶克对他在这一方面的重要影响，在《自由主义、知识贵族与公民德行》的论文中，读者会进一步看到海耶克在林先生发展他本人的知识生命之中，何以会是一个让人景仰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何以林先生又认为海耶克代表的是韦伯（Max Weber）笔下“知识贵族”特有的一个典型，展现出的是一种“在‘诸神战争’的现代性文化中，始终坚持忠于知性神明而无惧于其他神祇的精神”。也正是这样的坚持，让王焱教授对林先生数十年在学术思想上的追求定位做得像他老师那样的一种“知识贵族”之表征。

（本文选自《现代知识贵族的精神》一书，已经出版社授权发布。文章略有删节，标题序号为编者所加。）

编辑 | 罗婉

作者 | 丘慧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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