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20世纪汉学
1902年春天，陈寅恪随其兄陈衡恪经由上海赴日本留学，在上海见到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李提摩太用汉语对他们说：“君等世家子弟，能东游，甚善”。此事对陈寅恪影响很大，以至于多年后他还在诗中提及。那一年陈寅恪不过13岁，却已开始多年留学海外之历程，在某种意义上说开始了他接触并学习“西洋”和“东洋”汉学的过程。
在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史中，一个突出现象就是传统的门派传承关系发生变化。随着外国传教士和学者来华以及中国留学生大量出国，很多“洋师”(无论“东洋”还是“西洋”)对中国文化、文学与教育的变革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些“洋师”往往都是汉学家或对汉学研究做出过突出贡献者，陈寅恪自然也会受到他们的影响。限于篇幅，本文仅检视陈寅恪留学归国后与一些著名汉学家的交往，至于留学期间如留德时期的情况，已有很多文献资料发表，而留美期间与白壁德等的交往笔者也另有专文述及，此处不赘。
对于陈寅恪与钢和泰的交往以及后者对陈氏的评价，王启龙编著之《钢和泰学术年谱简编》中有较多记载。从该年谱中可知，陈寅恪与古斯塔夫、坎伯、林藜光等人长期(1926—1935)和定期参加在钢和泰家中举办的梵文研讨班，一般每周有四到八小时。年谱中提及研讨的具体内容很多，如他们利用梵、藏、汉各种文本对《妙法莲华经》、《大宝积经迦叶品释论》等佛教经典进行对照性解读并辅之大量释论，按照钢和泰的说法，这些释论是西方学者从未研究过的东西。同时他们也利用这些研讨聚会的时间对一些很有价值的佛教文献或经典进行鉴定，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其次，从年谱中可知，他们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一直以非常认真的态度坚持这种枯燥乏味的学术研究，这里的“艰苦”，一是指他们的研究很少或者不能持续获得资金上的支持，特别是官方的支持，有些资料也因此难以获得，陈寅恪就曾在书信中多次表达过这种遗憾与感慨，详见下文。陈寅恪本人更是长期且没有报酬地参与研究。二是指他们的研究成果在当时曾受到过质疑，用《年谱》中所说就是“毁誉参半”，但外界的评价显然并未影响他们的研究热情。
至于钢和泰对陈寅恪的学术评价，可以从钢和泰写给欧洲汉学界的书信中获知，整体而言他对陈氏的评价很高。如：“事实上，在哈佛燕京学社资助下，进行大量高级的中印研究训练，并且有如陈寅恪、雷兴等大学者参与，就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声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来源是陈寅恪教授，我本人和哈佛燕京学社从来没有给他薪酬，但他自1926年以来一直参加我的‘家庭研讨班暞，只有1928—1929年我在美国的那段时间例外。他被中国人视为活着的最伟大的汉学家之一，在美国(哈佛)和欧洲游学的年月里非常娴熟地掌握了西方学术研究方法。”那么，陈寅恪对钢和泰的印象怎样，对其学术研究又有何评价呢？鉴于上引钢和泰对陈寅恪的评价都来自他写给西方汉学家的信中，我们也以陈寅恪书信中相应评价作一对比。在1935年前后，陈氏写给傅斯年的信中谈到钢和泰赴美讲学一事，其中谈到自己从钢和泰处获益不少：“弟年来居京，获其教益不少”。至于钢和泰的学术水平，陈氏所说虽只有寥寥八字，评价却很高：“学问不博，然而甚精”。又《陈寅恪集•书信集》中有一处写到陈寅恪在提及一部巴利文经典时对钢和泰语言能力的评价：“钢君不甚精巴利文，在北平时未与详校(指该部巴利文经典——引者注)。”此外，1929年12月27日陈氏写给陈垣的信中主要内容就是代钢和泰邀请陈垣吃饭之事，由此也可见陈氏对钢和泰的敬重。
再看陈氏对日本汉学界及其代表人物的评价。在1928年8月12日写给傅斯年的信中，陈寅恪要求傅氏代购一些日本书。从所购书名看，陈氏对当时日本汉学界的情况和研究成果比较熟悉，例如滨田青陵的《支那古明器泥象图说》。针对陈寅恪的要求，傅斯年立刻写信给胡适，同时也在信中表达了对钢和泰的尊重：
陈寅恪来信劝我们买商务的《经论藏》，因为这部已成孤本，参考上有用处。祈先生务必为中国留得此书。我们付钱，大家公用。我们决不自私。只盼望中国更留多一版本，以供后学者。陈又云，钢和泰将赴东京，希望我校寄彼千元，留其在京。但此恐非根本解决之策。何如使来广州，他可以带助手带学生。我们让他任意买书，薪水亦决不低，盼先生劝之。
在致陈述的信中，陈寅恪对当时名声很大的白鸟库吉有明确评价：
白鸟之著作，盖日人当时受西洋东方学影响必然之结果，其所依据之原料、解释，已依时代学术进步发生问题，且日人于此数种语言尚无专门威权者，不过随西人之后，稍采中国材料以补之而已。 公今日著论，白鸟说若误，可稍稍言及，不必多费力也。
至于白鸟对陈氏的评价，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有较为详细的记录，不过对于这个记录的真实性，日本学者大多表示怀疑，因为在《白鸟库吉全集》中从未提到过陈寅恪的名字，当时在日本东洋文库的石田干之助也说不知有此事。石田氏于1917至1934年间任东洋文库主任，如果陈寅恪和白鸟有过密切交往，石田当了解，所以此事尚不能确定。
陈寅恪在1934年4月6日写给陈垣的信中评价过日本的佛教研究：“近来日本人佛教史有极佳之著述，然多不能取材于教外之典籍，故有时尚可供吾国人之补正余地(然亦甚渺矣)。”陈寅恪在《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中曾对日本学者西本龙山君影印《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并附以解说给予高度评价，评为“广征博引，至为精审。盖芘奈耶比较学之佳著也”。
陈寅恪也曾对学生如此评价日本的汉学：“日本人对我国国学之研究超过中国，工具好、材料多，是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但其弱点为只研究佛教材料如大藏经，而不涉及其他文史典籍，只在佛教史中打圈子；或研究唐史而不注意佛教史，因此都不能得到圆满的结果。哲学史、文化史绝非与社会无关者，此一观念必先具备。”
陈氏书信中评价高本汉的内容很少，现存书信中仅有一封，系推荐一篇介绍高本汉学术之文，不过仍可看出陈氏意见。陈氏说：“弟以为高本汉之音韵学风靡一世，评论其书之文尚不多见，似宜介绍于中国学术界。”
对于德国汉学界，陈寅恪自然比较熟悉。一般认为陈寅恪与德国汉学有较为密切的接触是在20世纪20年代，即1921至1925年。书信中则有对西门的评价，认为其国学根底甚浅。陈氏说：“德人西门，据高本汉字典，以考西藏语，便略有发明。西门中国国学至浅，而所以能有少少成绩者，其人素治印欧比较语言学，故于推测语根分化之问题，较有经验故尔。”
陈氏在1936年11月13日写给傅斯年的信中谈到德人OttoFrank。估计是傅斯年欲邀请此人来华，抑或其他，引起陈氏的担忧。文曰：“此人在今日德国情形之下，固是正统学人，此无待论者，但除有他种可考虑之事实外，若仅据其研究中国史之成绩言，则疑将以此影响外界误会吾辈学术趋向及标准，此不能不注意也。”话语之中，似乎对此人的中国史研究评价不高。至于陈寅恪学术资源中的德国元素，陈寅恪研究界早有很多成果，不赘。此外，李雪涛的《日耳曼学术谱系中的汉学——德国汉学之研究》一书中也有一定介绍。
关于陈寅恪与法国大汉学家伯希和的交往及相关评价，今人桑兵在其《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中有较为详细的介绍。此外，在陈氏书信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陈寅恪为介绍浦江清拜访伯希和特意写给伯希和的书信以及为浦江清本人所写之推荐介绍信；二是在与陈垣的书信往来中陈氏数次提及伯希和，其中明确说到当年他曾经在巴黎见过伯希和，语气同样充满敬重，陈氏还将伯希和在巴黎的住址开列给陈垣。至于伯希和之同门马伯乐，陈氏似乎与其没有什么交往，而马伯乐也不熟悉陈氏之研究，证据是1931年吴宓借学术假访问欧洲时曾在英国见到马伯乐，颇惊讶马伯乐竟然不知道陈寅恪。对此，吴宓在其日记中有详细记载，不赘。
至于陈寅恪受伯希和影响甚多，此处仅举陈氏的《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为证。历史上的法成是西藏人，法成把梵文或藏文著作译成汉文，演讲过瑜伽师地论(Yogacarya-bhumi-sastra)，并编辑过稻芊经的中文讲义。法成的著述活动约在830至860年左右。陈寅恪在此文中利用自己掌握的蒙、藏、梵语，考证出《大乘稻芊经随听疏》的翻译者，也就是唐代吐蕃沙门“法成”的名字，而“法成”是他的中文意译之名。在陈氏看来，这个法成和玄奘一样，在中外交通史上应当有很高的地位，“同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此文中陈氏明显使用了伯希和的材料。
陈氏在其学术研究前期即清华国学院时期，与王国维治学路数几近，特别注意资料的搜集整理。关于陈寅恪慨叹汉学资料难以获得之事，在1929年某月24日(月份不详)他写给傅斯年的信中有具体体现。该信谈及陈氏自己欲购买一部有关蒙文奇书之事，他当时于道泉在德人住处见到欲卖此书之人，此书“乃乾隆时续藏时(？)之一册”。陈氏云：“此书今所知者，只库仑一部。然此 50 30395 50 15289 0 0 2852 0 0:00:10 0:00:05 0:00:05 3034在北京印行(今绝不见踪迹)，诚世界之瑰宝也。”由此，陈寅恪谈到佛经研究的校勘之法，就是要“以藏文校梵文，而藏文有误，更进一步以蒙文校之，又核以中文或稍参以中央亚细亚出土之零篇短简，始成为完全方法”。此信还谈到美国哈佛大学邀请陈氏赴美讲学被他谢绝一事，而要陈氏所讲内容就是“华梵比较之学”，可见陈氏之成就已为当时国际汉学界特别是美国汉学界了解。不过有些令人不解的是，“陈学”研究界一直津津乐道于陈氏当年被牛津大学聘为汉学教授，却很少关注哈佛大学之邀请事，如此厚此薄彼，不知为何？
从陈寅恪书信集中可以确认，他对当时国际汉学界最新的学术发现都较为熟悉，且对一些有价值的资料来源也很熟悉，常常将它们无私提供给有关研究者如胡适、陈垣等。如在1930年10月19日写给陈垣信中称，“近见西文本两种，似皆有可参考之价值者，谨于别纸录上，乞察览”。此两书一为《土耳其斯坦史(蒙古侵略时代)》，本为俄语，新译为英语。另一为《印度石刻第二册(贵霜时代)》，作者为挪威人，但用英语写作；此书有叙论一篇，综述西人关于月支塞种问题之研究。
对于国人介绍当时西方汉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陈寅恪总是及时给予关注并尽力给予帮助。1941年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陈寅恪本人也处于颠沛流离状态，却在写给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的信中热情推荐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他说：“颜虚心先生复撰成论文一篇，题曰《法国东方学之西亚古代地理学》，为介绍西人研究东方学术之作。弟读之觉其叙述简明而能得其要领，殊为钦佩，特乐为介绍于贵馆之东方杂志。”
费正清和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在介绍当时隋唐史研究的代表人物时，第一个提到的是内藤湖南，第二个就是陈寅恪，并坦承该卷书的编写受陈氏影响极大。笔者以为，陈寅恪和内藤湖南不仅在一些重要学术见解上有极为相似的看法，而且在对研究资料的重视上也很类似。例如他们都对《通典》等特别重视，内藤湖南的《支那史学史》1947年出版，其中就对《通典》一书特别肯定，他以《通典》、《文献通考》、《史通》和《文史通义》作为建构中国史学的基础，对此似乎可以与陈寅恪相关观点比较。内藤湖南1912年出版了《清朝衰亡论》，很有预见性地分析了清朝必然灭亡的原因，对此可以与陈寅恪的《寒柳堂记梦》比较。笔者曾撰有《论陈寅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但没有就此展开比较是一失误。1978年，剑桥版《剑桥中国史》第十卷晚清卷(上)出版，1980年下卷出版，这是代表美国汉学界特别是费正清学派观点的清代通史著作，也可以与陈寅恪的《寒柳堂记梦》及有关论著诗词等进行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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