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郑月娥是香港最后的机会 | 世界灵敏度

     3月26日，林郑月娥女士当选香港新一任行政长官，对香港来说，这是一件好事情。林郑出身清贫，1980年港大社会学系毕业后加入当时的港英政府，此后在这个体系里步步高升，2012年7月开始担任梁振英政府的政务司司长，成为特区政府里地位仅次于行政长官的政府官员。

在36年的为官生涯里面，林郑一直以办事能力强、敢于任事而著称。特别是2007年7月处理皇后码头的拆迁问题时，她单枪匹马到码头与上百名要求保留码头的示威群众对话，明确表示做不到“不拆不迁”，这让她赢得了“好打得”的名声，意即敢于处理棘手问题，立场坚决果断。目前香港问题成堆，棘手的事问题比比皆是，需要这样一位“铁娘子”坐镇。

林郑的应对能力，在当选后的记者会上已初见端倪。当时有媒体问她“会否到中联办谢票”，这个问题其实暗藏杀机，在香港，如果你和中联办和中央驻港机构走得近，就会被加上“傀儡”“钦定”的标签。当年梁振英当选后第二天到中联办拜访，就被认定是去谢票感谢支持，导致舆论哗然。林郑的回答是“会去，但属于礼节性拜访”，回应得很得体。

       然而，管治香港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回归以来的三位特首董建华、曾荫权和梁振英，其施政过程很难说是很成功的。这主要还不是他们的个人能力问题，而是因为其施政面临一系列限制条件，这些条件有些甚至互相冲突。而这种状况，在林郑月娥任内很难有根本的改善。其中最根本的一条是，香港的反对派已经形成了逢中央必反，逢特区政府必反的行为模式。即便他们私下里认可林郑月娥本人，在施政上也一样不会放弃刁难她。

 过去几年，香港反对派在立法会多次“拉布”，阻挠拨款通过，导致特区政府施政困难重重。在这次的特首选举中，林郑月娥无论是个人能力还是政治担当，都甩其他两个候选人几条街，是当之无愧的女中豪杰。曾俊华当了9年财政司司长，碌碌无为，业务水平基本就一高级会计，反对派之前一直以史上最差的财政司司长来称呼他。这两人同期为官，曾的民望基本没有超过林郑。但特首选举一开打，传说林郑是北京支持的人选之后，曾俊华一夜之间成了反对派眼里的香饽饽。

事实上，要论能力，林郑月娥为三人中最佳；要论理念的契合度，反对派应该支持另一位参选人胡国兴。但反对派偏要支持曾俊华，表面原因是民望，真实的原因不过是因为选择他更能让中央政府难堪。可以想见，如果北京支持曾俊华，他们反过来一定会支持林郑月娥，到时的借口恐怕是“能力强”。显然，对这些人来说，理念不过是幌子，为反对而反对，让中央政府难堪才是目的。

而香港的传媒和知识界，身处国际化大都市，实际上却眼界狭隘，既不了解世界，也不了解中国，缺乏对大陆政治体制和社会运作的全面了解和客观分析，更多是从刻板印象出发的宫廷阴谋式的解读，充满了偏见和情绪，夹杂着莫名其妙的优越感。即便是精英，熟悉大陆情况的也是屈指可数，大部分人不了解，甚至也没有了解的愿望。所以偌大一个香港，离大陆又如此之近，真正有分量的中国问题专家却屈指可数。

香港媒体则是一个比大陆媒体更为封闭的小圈子，采访对象和言论撰稿人高度固化，来来回回都是那几个副教授和高级导师。而所有的偏见、无知、不专业，都被“新闻自由”这张虎皮所掩盖，香港媒体可以无底线地攻击践踏别人，这都是“新闻自由”的表现，而任何忍无可忍之下的还击，都是在打压“新闻自由”。对别人无比苛刻，对自己却毫无要求，香港媒体的这个毛病，很难治。

据笔者的观察，香港人面对大陆和中央政府，或多或少有以下几种心态：

第一，有看不起大陆的心魔。香港反对派很多从英美拿了学位，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是高度西化的；其中不少人是因为战乱、政治运动等愿意逃离大陆到香港，有很多历史积怨，这使得不少人有一直根深蒂固的高等华人心态。他们不了解大陆，事实上也根本不屑于了解，而是早已形成了对大陆的刻板印象：政府专制邪恶，人民贫穷愚昧。这样一来，他们对中央政府有一种先天的敌对和不信任，一点小事就会小题大做、上纲上线、为反对而反对；对大陆民众则横挑鼻子竖挑眼，你没钱是“阿灿”我看不起，你有钱了则是暴发户我还是看不起。

总之就是觉得香港这样的“白富美”，和大陆这个“矮穷挫”混在一起太委屈了，因此事事要体现香港人的优越感：你没钱时我和你谈钱，你有了钱我就和你谈民主，无论如何要把你比下去。普通香港民众，面对此前需要救济施舍现在发达起来的大陆同胞，内心也是五味杂陈。关于这一点，你可以从香港服务业对大陆顾客的态度中一窥端倪。可以说，看不起内地至今仍是很多香港人的集体意识。

第二，内心深处不愿意承认北京的领导地位。尽管香港在形式上已经回归近20年了，但人心的回归仍需时日。回归之后，邓小平所承诺的“五十年不变”就广泛理解为“五十年不管”，不仅过去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依旧，连去殖民化和爱国教育也不敢搞。这样一来，很多香港反对派心中对英美的认同一直没有改变，“一国”对他们而言仅仅是一个空洞和抽象的符号，缺乏实质性的内容。而内地社会的种种弊端，比如食品安全、群体性事件、对异议者的打压等，则成了反对派排拒国家认同最方便的借口。他们对中央政府就没有应有的尊重，对爱国爱港等话题，往往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态度。造成的后果就是，全世界任何人和任何政治势力都可以插手香港事务，唯独中央政府不行。

第三，是对香港的实力、中国的崛起和政治博弈的现实缺乏正确的认识，相信“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当前的体制不会长久。2015年初，当时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浸会大学副教授陈家洛曾公开表示说:“我时时在班上挑战我的学生，问他们有无想过有天早上醒来，五星红旗升不起，有无想象过历史重担要忽然落在他们身上。要想象它（威权政府）倒下来，要有alternative，搞运动就是要有alternative……”。既有此心态，也就没必要花心思和你打交道，只需要坐等你崩溃就是。

第四，认为为了民主可以不择手段。反对派经常进行的论述就是，香港目前的贫富分化、教育、市政建设、空气污染等所有问题，都是不公平的选举制度造成的。一旦有了“真普选”，官员对人民负责，民生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在这种对民主的盲目迷信之下，就很容易忽略现实中一点一滴的进步和努力，而是追求毕其功于一役的终极解决方案，加上因为追求民主带来的道德光环和优越感，也很容易让当事者把和自己意见不一致的人斥责为专制和犬儒，认为只有自己代表真理。

在上述心态的支配下，香港反对派的行为很难改弦更张。而未来几年，如果香港继续内耗的话，其实力和重要性将会进一步被削弱，到时和中央政府的博弈将更难占到便宜。去年，前立法会议员汤家骅曾撰文认为，如果香港这样下去一国两制还能撑过5年的话，他会感到很欣慰。从这个意义上讲，林郑月娥是香港最后的机会。如果她的管治最终失败，香港危矣！

               （THE END)

赵灵敏，《世界灵敏度》创始人，专栏作家，资深媒体人。曾任《南风窗》执行主编，并在美国、新加坡等多地担任访问学者。对国际问题有长期深入的观察，多年来为《南方人物周刊》、《新京报》、FT中文网等知名媒体撰写国际问题评论，观点理性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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