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年轻人的价值观从何而来？是什么让他们失去了做人的基本礼节和悲悯？谁把他们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修例风波发生两个多月以来，看着那些学生模样的年轻人攻击警察、殴打途人、指骂老者、禁锢记者，而且理直气壮，振振有词，毫无悔意，很多人在气愤之余会产生深深的疑惑：这些年轻人的价值观从何而来？是什么让他们失去了做人的基本礼节和悲悯？谁把他们教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就这个问题，笔者日前致电香港教育评议会主席何汉权先生，何先生重点提到了学校教育的问题：在1997年回归以前，中国历史是香港中学的必修课，假如你问我，我的民族情感和家国观念从何而来？我想就是从学习中国历史、中国文学这些课程而来的。但1997之后的课程改革，中国历史的地位被压低，沦为选修课，十个学生往往只有一个选修。而初中不选修的，高中更加不会选修。这就导致了一种非常诡异的现象：回归后香港的中学生接受到的中国历史教育，比港英时期还要少。而没有共同的历史记忆，就不可能有共同的国家认同。有香港媒体曾做过一个调查，专门考察香港的中学历史教育现状。调查结果令人大跌眼镜：对“新中国成立于哪一年”这个问题，一共向来自80所香港中学的学生随机发放了三百余份有效问卷，只有27%的人能准确答出“1949”。香港作家许骥在一篇专栏文章里也提到：“香港学生不知道国家是从哪里来的，香港的年轻人不知道，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有三皇五帝、春秋战国、楚汉相争、三国鼎立、衣冠南渡、安史之乱、靖康之变、扬州十日……甚至有人不清楚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有一次，我和同龄的香港人讲到蔡元培，他非常疑惑地问我：‘蔡元培是谁？好像在哪里听过。’”何先生还特别提到，在中国历史不受重视的同时，通识教育课被拔高，成了和语文、数学、英语并列的必修课，是香港中学生考大学的四门必考科目之一。通识课程的目标不是增加学生对国家和香港的认识，而是“训练学生的批判思维”。而由于学生历史知识的缺失，没有对国情的全面了解做基础，因此所谓的批判性思维，就蜕变为一味批评，不讲中国好的，只讲不好的，并将不好的方面无限放大。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150多年，造成很多香港人的价值观完全是西方化的，打心底看不起东方的价值观，其中就包括今天的相当一部分中学教师。而回归之后，邓小平所承诺的“五十年不变”被广泛理解为“五十年不管”，不仅过去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依旧，连去殖民化和爱国教育也不敢搞。这样一来，很多香港教师对英美的认同一直没有改变，“一国”对他们而言仅仅是一个空洞和抽象的符号，缺乏实质性的内容。而内地社会的种种弊端，成了这些人排拒国家认同的最方便的借口，并通过通识教育把这种价值观传递给下一代。香港年轻人目前的价值观，就是这种教育所种下的因果。现在搞学运的中学生大学生，都是在这个教育环境下培养出来的。而从2012年反国教运动开始，到2014年非法占中，到2016年旺角暴动，直至这次反修例运动，如今香港的学校，从中小学到大学都已经高度政治化了，学生和老师都把注意力放在政治争斗上面，无心学习和教学。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反修例中错别字满天飞，但凡黑衣人写的标语，几乎每五个字就有一个错别字：比如把时代写成时伐，把仇写成愁。而主导回归后教育改革的，就是香港教育局的公务员。他们当时认为中国历史的学习比较沉闷，倒不如将中国历史放在通识教育课里面学，这样更有利于活学活用；他们还认为学生的批判能力不够，要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当时包括何汉权先生在内，很多人撰文反对，请教育局千万不要动中国历史课，但没有人理会。时至今日，当时负责教育改革的人还是不愿意承认错误，依旧认为通识教育课是好的。2012年，特区政府曾试图亡羊补牢，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委托香港教育局资助营运的国民教育中心编写教材，而因为其中的《中国模式》国情专题教学手册，对中国的体制进行了正面描述，遭到了强制抵制，最终不了了之。近日，前特首董建华接受采访时，承认当时在推行通识教育方面的失误。特区政府也在2018年5月公布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科的修订，让中国历史单独成科，各中学最快于2020年逐步实施。但大错已经铸成。一代香港年轻人在情感上和内地的疏离甚至敌视，已经是既成事实。而且他们会长大，20年30年后，会成为社会的中坚，到那时，国民教育和中国历史教育缺失的真正恶果，才会真的显现出来。香港经济自1970年代起飞之后，造就了一大波中产阶级，这些人靠良好的教育背景和专业能力获得社会地位，而这种社会地位又是无法代际传承的，因此他们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这种重视又更多体现为有助于个人上位的某个证书或某种技能，生怕子女在学业或才艺上落于人后，对其人格的培养和塑造，则没有那么上心。这就出现了一种广为讨论的“怪兽家长”现象。香港著名教育专家屈颖妍女士在《怪兽家长》一书中，就列举了香港家长的种种不可思议的言行：屈颖妍的二女儿曾在幼儿园时被同学绊倒，头撞到墙角缝了三针，一时血流如注。当时有人善意提醒她，应该找个律师告学校，因为学校没有做好防护设施，墙体没有包软垫。只要告学校，肯定有钱赔……还有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家长向班主任老师提了个要求：如果教室开冷气，请记得为他的孩子穿外套，因为孩子自己不肯穿。老师回复的态度有些强硬：提醒可以，但如果每个家长都有这样的要求，那课就不用上了。不料这位家长立刻奉上一句：“那我就去跟校长说，如果我的孩子不小心得了肺炎什么的，唯你是问。”一些家长很会提要求，给学校制造麻烦。有一所学校要同学扮演白雪公主和7个小矮人的故事，可家长都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演小矮人，最后校方只好改写了故事，变成了“8个白雪公主”。最近，香港又兴起一些“兴趣班”，200元港币一堂课，帮着教孩子用简单电器，如电饭煲、电磁炉、微波炉、榨汁机之类的，还“加送”教授最基本的淘米煮饭和烧水。屈颖妍的感叹是：“这一代孩子，懂得的技能很多，琴、棋、书、画、跆拳道、游泳……样样皆能却未必样样精。一屋子证书，却没有一张是学做人的。”修例风波中狂暴、无礼、容不下任何异见、追骂长者、批斗校长的香港年轻人，是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双重失败的结果。某种程度上，这些年轻人也是受害者，他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在盲目地做着自觉正确其实荒诞不堪甚至犯法的事情。他们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代价，香港社会也需要反思教育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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