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否必须要吃苦耐劳？美国人又是如何被惯坏的？前者是否一定比后者优越？美国的强势工会拖垮了企业，但中国的强势资本模式是否就是对工人最有利的安排？
1861年12月8日，威廉·杜兰特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他的父亲嗜酒成性，很快就抛弃了他们母子，杜兰特17岁辍学后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很快发现了自己的推销才能，木柴、雪茄、保险……什么都能卖得出去，他的朋友日后这样评价他：“杜兰特可以把沙子卖给阿拉伯人，然后还能把筛沙子的筛子卖给他们。”
赚到钱之后，杜兰特在1886年开始涉足当时盈利巨大的马车制造行业。虽然德国人卡尔·本茨已经在同一年为自己发明的汽车申请了专利，但离量产和普及还很远，马车仍是主要的交通工具，需求量很大。凭借出色和推销才能和对市场的把握能力，1900年，杜兰特的公司就成为了全美最大的马拉车辆制造商，公司也成长为年销售额200万美元的大公司。1904年的一天，威廉•杜兰特第一次乘坐汽车，马上迷上了这种新型交通工具。当时的汽车虽然已经量产，但马力小、声音大、气味难闻、设备简陋，而且安全得不到保障，因此普遍看法是汽车毫无前途，还是马车好。但杜兰特看到了汽车的广阔前景，果断决定放弃如日中天的马车生意转行汽车制造。此时，恰逢别克汽车公司的经营陷入了困境，杜兰特注资别克，很快就完全控制了这家公司。到1908年，别克汽车公司已经成为全美主要汽车生产商。杜兰特很想结束当时汽车工业数百家公司并存的局面，他采用了以股票换股票的方式，将20多家汽车制造厂、汽车零部件制造厂及汽车推销公司合并起来，在同年9月16日成立了通用汽车公司，只有福特公司因为要价太高而没有加入。福特的傲娇是有原因的，因为它的T型车正在大卖，售价200美元的这款车已经成为美国工薪阶层的标配，革新了美国人的出行方式，是汽车史上划时代的产品，福特因此傲慢地扬言客户喜爱什么样的车悉听其便，只要它们是黑颜色的T型车就行。经营形势这么好，自然不愿意屈身人下。杜兰特的经营理念和福特不同，他认为汽车产品需要像马车一样，能提供各种款式和各种品牌，来满足不同的收入阶层的不同喜好，而不是像T型车一样只有黑色一种颜色和一种款式。秉承这种理念，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通用生产凯迪拉克、别克、奥克兰、卡特凯特等十多种不同样式的汽车，给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余地。这种模式很快奏效，两年之后，通用汽车当年利润超过了1000万美元，这对于一个这么年轻的公司来说是非常惊人的。1927年，通用更超越福特成为美国第一大汽车制造商，也就是在这一年，T型车停产，正式走入历史。杜兰特是一位枭雄和传奇人物，眼光、胸襟、手腕、精力都要出人一头，同时也自信专断，热衷规模扩张，几次让通用陷入困境，他自己也两次被迫离开了通用，最终在1936年宣布破产，1947年黯淡离开人世。他一手缔造的通用汽车公司，则在管理大师阿尔弗雷德·斯隆的领导下重新焕发了生机并走向了巅峰，“不同的钱包、不同的目标、不同的车型”的经营理念，让通用的市占率不断提高，一度达到51%。斯隆于1963年出版的自传《我在通用汽车的岁月》堪称管理学的一个里程碑，50多年来不断重印再版。在111年的历史中，通用不但是拥有最多汽车品牌和车型的汽车公司，而且主导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发明创造，比如第一个采用封闭车身，发明了汽车电子启动器，率先在量产车上配备安全气囊等等，都引领了时代潮流。但就是这样一个长期站在行业之巅的公司，也有衰落的一天，2009年6月1日，通用向纽约破产法院递交破产申请，从而成为申请破产的美国第三大企业、第一大制造业企业，也是破产涉及员工人数第二大企业。 通用的破产，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判断的失误，旗下汽车新品种确实不少，但却几乎千篇一律是“动力强、油耗高”的美式车的翻版。自19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油价从几美元飙升到最高近150美元，消费者因而倾向于小型、高效能的汽车，通用的美式车逐步被来自日本的汽车品牌蚕食了市场。通用汽车也于匆忙之中着手研发小型车，但公司的规模太大，曾经太过辉煌，改变因此份外艰难。另一个原因是工会的强势地位导致人力成本过高，缺乏竞争力。1935年成立的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曾经是美国势力最强大的工会，会员多达150万人。1945年11月到1946年3月，UAW曾经在通用汽车各个工厂领导了长达113天的大罢工，要求通用汽车提高工资和福利。此后，被罢工吓怕了的通用汽车在UAW的压力下节节败退，形成了一种长达70年的劳资模式，每3年进行一次劳资谈判，工人每年的薪资有固定涨幅，享受着优厚的退休金和医疗福利，雇员的家属也包括在公司支付的医疗福利范围之内。而几乎每一次劳资谈判都会伴随着罢工，每一次协议的签订也都意味着通用汽车高达将近10%的薪酬涨幅和福利的增加。这导致通用几乎成了人力和福利成本最高的汽车公司。美国科尔尼管理咨询公司的数据显示，通用每辆车上分担的医疗保险成本为1500美元，大众为418美元，丰田只有97美元。1981年，通用汽车全球总销量676万辆，工资支出193亿美元，员工人数74万人，人均年薪2.6万美元，分摊到每一辆车上，通用汽车每卖出一台车的人力成本是2848美元，如果按照日本竞争对手的人力成本计算，每车人力成本为1665美元，仅为通用的58%。 2006年，通用汽车产生的养老金费用为49.3亿美元，养老福利费用为35.8亿美元。同年通用汽车支付的员工薪酬为223亿美元，通用汽车年销量为910万辆，这些人工成本平摊到每台车上就是3386美元。UAW从那个劳工地位很低的时代走来，一路为美国工人的尊严和福利而打拼，也确实为千千万万汽车工人谋得了实实在在的福利，提高了工人的地位，发挥了一个工会组织应有的作用，但由工会强势带来的工资福利刚性，也渐渐成了车企的不可承受之重，最终把一些企业逼上了绝路。 通用在破产前关闭了在美国境内的多个工厂，其中就包括在俄亥俄州代顿市莫瑞恩的那一家制造运动型多功能车的工厂。几年之后，这家工厂被来自中国的福耀玻璃买下，于是就发生了纪录片《美国工厂》里的故事。
《美国工厂》里的工厂所在的代顿市，是美国俄亥俄州西南部的一个20万人口的城市，虽然知名度不算高，但也绝不是一个小地方。对国际时事有了解的人，会马上想到《代顿协议》：1995年11月21日，在经过了4年的惨烈战火之后，南联盟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米洛舍维奇、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波黑总统伊泽特贝戈维奇在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见证下，在俄亥俄州代顿草签了波黑和平协议，结束了造成20万人死亡、200万人流离失所的波黑战争。 而对美国人来说，代顿首先是一个航空中心，飞机的发明者莱特兄弟就出生在代顿，秉承了这个基因，代顿有航空遗产国家历史公园和美国空军国家博物馆，前者的展品包括莱特兄弟使用过的飞机机械库，后者是世界上最大最全面的飞行器博物馆，据说全部仔细看完得三天。此外，美国空军装备司令部就设在代顿的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里面。 代顿还是一个发明之都。除了莱特兄弟之外，汽车电子打火器之父Kettering也是代顿人，跟这里相关的发明还包括：收银机、易拉罐、折叠梯、条形码扫描器、价签粘贴机等等。除此之外，代顿所在的俄亥俄州交通便利，位于美国东西南北交通的交汇之处，也就是所谓的美国十字路口，有伊利湖和俄亥俄河（俄亥俄河的货运量比巴拿马运河还多一倍）水运之便，多条洲际公路从这里经过，空运也很发达，是多个航空公司的转运中心；煤、石油、砂岩等矿产丰富，玉米、燕麦、干草产量居美国前列。 因此俄亥俄州从19世纪晚期开始，就成了美国重要的重工业中心，其中以机械、汽车和飞机等部门最为重要，几乎所有工业品的产量在美国都位居前列，橡胶制品、瓷器、电器、水泵、管道的产量均为美国首位，最高时有4成人在制造业就业。宝洁公司、著名的ATM机制造商NCR的全球总部都设在俄亥俄州，通用汽车在这里也设了不止一家工厂，除了关闭的莫瑞恩工厂，还有继续运转的帕尔马、托莱多等多家工厂。 但到了全球化时代，这些昔日的优势一下子成了劣势，企业可以到中国、墨西哥等更便宜的地方设厂来降低成本，自动化技术的普及让工作岗位大幅缩减，环保的日益深入人心使得传统矿业举步维艰，代顿和俄亥俄州渐渐有了一个新名字：铁锈地带。 俄亥俄州立大学2018年发布的《俄亥俄州衰退》报告称，1969-2009年，俄亥俄州高收入制造业就业净流失达75万个。 美国公共电视台PBS王牌栏目《前线（Frontline）》，前几年曾经制作了一期专题《美国破落地 （Left Behind America）》，将代顿描述成为美国中部的“人间地狱”：这座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就业机会；西区的房子被大片抛弃，一套别墅的售价是五千美元，开车一小时都找不到超市，几乎成为无人地带。 美国个人理财网站Wallethu2015年的调查显示，综合考虑人口、经济和工作增长等指标，代顿的表现在美国240多个中型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三。 经济的低迷反映在政治上，就是对特朗普的拥抱。因为相对平衡的人口构成，所以相对于对于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这种典型的蓝州和红州，俄亥俄在政治上更能体现出美国政治的真实面貌，也因此，它在历次总统大选中的立场最不稳定，难以预测，被称作“超级摇摆州”。加利福尼亚肯定属于民主党，得克萨斯肯定属于共和党，这是一目了然的事，而俄亥俄到底支持谁，没有人能说得准，因为两党候选人的支持率总是不相上下，所以这里集中了两党最多的竞选资源。俄亥俄也不负众望，自1896年以来，除了1944年和1960年，它全部正确反映了每一次的大选结果，因此有“得俄亥俄者得天下”的说法。 在2012年2016年的大选中，俄亥俄都支持了奥巴马。但在2016年的大选中，特朗普在该州所得选票超过希拉里8.1%，是该州28年以来最为“一边倒”的投票结果。当希拉里还在为同性恋权益、变性人应该上哪个厕所侃侃而谈时，特朗普反对自由贸易、全球化和移民的竞选策略一举击中了当地人的心。 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说是两个美国之争：以加州和纽约为代表的在全球化过程中得益的州，是希拉里的拥趸，它们关注的是平等、弱势群体权益这些更“高级”的价值观；而在俄亥俄、密歇根、宾夕法尼亚这些州，全球化给他们带来的更多是工作机会的减少和竞争的加剧，因此它们更关心经济问题，能接受一个扬言要排除竞争、让工作机会回来的领导人。即使有些人也明白特朗普未必能做到，但能倾听和反映他们的诉求、让他们的怨气得以发泄，就比指责他们是“可悲之人”的希拉里要好得多。
而受人恩惠，就要给以回报，况且，特朗普还想取得连任，因此，他上任后不顾总统体面，不断使用威逼、恐吓、谩骂等各种方法，要求在海外的美国企业回到本土。然而效果并不明显，因为企业是利益驱动的，当美国工人的成本是中国工人的6倍时，谁都知道应该到哪里设厂。况且世界上还有很多比中国成本更低的地方，因此美国本土那些失去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肯定是回不去了。然而，美国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巨大的内需市场，制造业虽然搬到了国外，但制造的东西，大部分还是要在美国市场销售；另外，美国营商环境更为透明规范，能源价格也很低。这样一来，美国就适合那些自动化程度高、用工少、能源消耗大、供应链短、为美国企业做配套的制造企业。这家1987年在福州成立的企业，是世界上领先的汽车玻璃生产商，和通用、福特、大众等整车大厂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其到美国设厂的动机，一是规避中国日益上涨的各种成本，曹老板虽然对美国工人的表现不满意，但也在多个场合承认，美国和中国的综合成本以及相差无几，后者已经相对于前者的96%左右；二是占领美国市场。福耀集团目前在中国市场占据70%的份额，但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只有12%，莫雷恩工厂如果运转顺利，可以使福耀在美国的市场份额提高一倍；三是汽车行业正在走向个性化，要求配套商的设计生产随时跟得上，福耀把工厂设在美国本土，正是为了方便随时和通用、福特等客户进行紧密沟通。最终，福耀买下了被通用关闭的莫瑞恩工厂，并投入了几亿美元将其改造为一座18万平方米的玻璃制造厂。工厂于2016年投产，产能达550万套，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玻璃单体制造厂，企业目前已经开始盈利。福耀在美国设厂的波折和适应过程，《美国工厂》里有非常详细的刻画。普遍的说法是，其中体现了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中国人吃苦耐劳，美国人则被惯坏了，不知感恩，挑肥拣瘦。然而更根本的问题是，中国人是否必须要吃苦耐劳？美国人又是如何被惯坏的？前者是否一定比后者优越？美国的强势工会拖垮了企业，但中国的强势资本模式是否就是对工人最有利的安排？中国40年改革开放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国家和绝大部分个人都从中受益。但总体而言，这种发展还是粗放式的，中国站立在附加值很低的产业链低端，因此需要劳动者没日没夜工作，牺牲休息、闲暇甚至健康，以量大来弥补质低的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各行各业都是一个个的血汗工厂，企业和劳动者除了吃苦耐劳，没有更多其他的选择。中美工人的不同工作态度，从根本上看不是勤奋和懒惰的问题，而是经济发展质量的不同。今天美国的人均GDP 是5万多美元，中国不到1万美元，差距是很明显的。代顿虽然是铁锈地带，但正在经历复苏。制造业的就业人数虽然没有多少增加，但其他行业发展起来了。根据统计数字，2000年3月以来，该州医疗健康相关产业就业增加近24万个，住宿餐饮业就业增加近9万个，公司企业管理就业增加超过5.6万个。总的来说，就业人数已接近历史最高纪录，失业率亦跌至5%以下。铁锈地位的工人，其实也不是只有重回工厂一个选择。通用汽车经历了破产重组，也已经重新出发，近期已经加大了对俄亥俄州其他几个工厂的投资，那几个工厂里依然有UAW，不过锋芒已经收敛了很多。因此，我们不应该以吃苦耐劳、可以长期996为荣，而是应该致力创造一个不用那么勤奋也可以有高质量生活的社会，其中的每个人在创造高附加值产品的同时，能享受充分的闲暇，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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