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1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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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奥妙是爱孩子
历史上的今天,回顾历史的长河,历史是生活的一面镜子;历史上的每一天,都是喜忧参半,历史是不能忘记的。
中国民族英雄文天祥逝世
1283年1月9日
南宋历史人物
文天祥（1236—1283）字履善，一字宋瑞，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1256年（理宗宝佑四年）中进士第一名。在贾似道当权时受排挤。
1275年，元军进边临安，宋朝廷下诏征勤王兵。任赣州知州的文天祥组成万人的义军，北上人卫。1276年任右丞相，被派往无军营谈判，被扣留。押解中在镇江逃出，得到人民的帮助，流亡至通州（今江苏南通），从海道到福建，与张世杰、陆秀夫等在福州拥生赵呈为帝，坚持抗元。
1277年进兵江西收复了几个县城，使抗无形势大力好转。但不久为元军所败，退人广东。
1278年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被俘。元将张弘范叫他写信招张世杰投降，遭拒绝，书《过零丁洋》诗以明志：
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1279年被送到大都（今北京），囚3年，途经威胁利诱，始终不屈
1283年1月9日（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在柴市被害，从容就义。
中国桥梁工程专家茅以升出生
1896年1月9日
中国桥梁工程专家茅以升
茅以升(1896年1月9日-1989年11月12日) 中国桥梁学家、土木工程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字唐臣，江苏镇江人。先世经商，祖父茅谦为举人，思想进步，倾向革命，曾创办《南洋官报》，是镇江市的名士。茅以升出生不久，全家迁居南京。6岁读私塾，7岁就读于1903年在南京创办的国内第一所新型小学——思益学堂，1905年入江南商业学堂，1911年考入唐山路矿学堂(今西南交通大学）。1916年毕业后，被清华学堂官费保送留美。1917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土木专业硕士学位。1921年获美国卡内基·梅陇大学理工学院工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桥梁桁架的次应力》的科学创见，被称为“茅氏定律”，并荣获康奈尔大学优秀研究生“斐蒂士”金质研究奖章。回国后，曾任交通大学教授、东南大学工科主任、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北洋工学院院长、杭州钱塘江桥工程处处长、交通大学贵州分校校长、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桥梁设计工程处处长。建国后，历任北方交通大学校长，铁道部铁道研究所所长、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协第二届副主席、名誉主席，北京市科协主席，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第三届理事长，九三学社第五至七届中国际桥梁及结构工程协会高级会员，国际土力学及基础工程协会会员。30年代，茅以升在钱塘江大桥工程技术上的成就曾令国外同行对中国的桥梁建筑工程师刮目相看。50年代，在武汉长江大桥建设过程中，茅以升担任由中外专家组成的技术顾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解决了武汉长江大桥建设中的14个难题。1979年应邀访问卡利基—梅隆大学母校时，校长授予他“卓越校友”奖章，以表彰他对世界工程技术方面作出的贡献。 1982年被美国国家科学院授予外籍院士称号。1933年领导设计、修建杭州钱塘江大桥，是我国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铁路公路两用桥。他还参加了新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武汉长江大桥的建造。1959年担任人民大会堂结构审查组组长，为这个历史性的重大建筑贡献了自己的技术、经验和智慧。茅以升是中国现代桥梁工程学的重要奠基人。作为一名教育家，茅以升在教育界工作的二十余年中当过五所学校的教授、两个大学的校长、两个学院的院长。他积极倡导科普教育，撰写了《桥话》《中国石拱桥》《桥梁次应力》、《钱塘江桥》、《中国的古桥与新桥》等大量的科普文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军发起加里波利战役
1915年1月9日
英军的滩头阵地
1915年1月9日，温斯顿-丘吉尔提出的在达达尼尔海峡登陆，减轻俄土战线的压力，进而威胁君士坦丁堡的设想，在战略上固然相当高明，但实行起来却搞得一团糟。英法舰队在2月炮轰达达尼尔海峡。3月，18艘军舰企图强行闯入狭窄的海峡通道，4艘军舰立即触发水雷，舰只慌忙撤退。至此，德国军事顾问已洞悉对方计划中的加里波利登陆战，火速调动10万军队至战区，掘壕坚守，又在该地集结炮兵部队。这表明，当协约国部队在4月25日抵达时，兵力已被对方超过，土军居高临下，火力又占压倒优势--协约国军队成了名副其实的活靶子。面对这些不利因素，协约国军仍在雨雹般的炮火下强行登陆，建立滩头阵地，但始终只能得到一个不稳固的立足点。
中国代表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参加审判战犯
1946年1月9日
东条英机在法庭上受审
1月9日，盟国最高司令部又指示东京盟军最高统帅部，在东京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与惩处日本法西斯首要战犯。
参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中国法官是梅汝敖、检察官向哲浚，担任助理的法律专家、历史学家是裘劭恒、方福枢、杨寿林、刘子健等。梅汝敖是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兼外交委员会主席，向哲浚是上海特区法院首席检察官。法庭审讯工作错综复杂。审讯中除规定采取“英美法”诉讼程序外，还规定每一个被审讯的战犯除设有自聘的日本律师及辩护人外，都要配置一名美国律师。这些美国律师为一些没有危害美国利益的战犯“寻机开脱”。事前国民政府没有进行充分准备，以为只要法官、检察官的“金口一开、大笔一落”，就能严惩战犯，所以没有准备足够的人证、物证材料，因此，审判一开始，中方代表就陷入有冤难伸、有苦难言的被动局面。这使代表们痛心疾首，又气又急。为了迅速摆脱困境，中国代表立即分头去盟军总部查阅日本内阁和陆军省等几个部门的档案。日本十几年的档案资料，包括文件、作战命令、来往电报等等，难以数计。代表们先是摘抄、翻译、整理出原始材料，然后根据这些材料拟出发言材料，为此他们夜以继日。有些罪行，日本档案资料没有记载，只能通过实地调查取得实证。如为了搜集南京大屠杀的罪行材料，中国代表专程回国调查，找到了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并将此人带到东京出庭作证。经过代表们一段时间的紧张工作，中方掌握了大量有力的罪证，这是那些侵华战犯所始料不及的。审讯板垣时，为他出庭的辩护律师和证人有15人。在涉及到板垣参与“九.一八”事件时， 进攻中国的日军联队长岛本作证说：“他那天晚上在朋友家喝酒，喝得醉熏熏的，回家后就得到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报告。 中国检察官当即打断他的话反问：“岛本既然声称自己当晚喝醉了，那么，一个糊涂的酒鬼能证明什么？又怎能出庭作证人呢？”结果，岛本被轰下庭去。这个下马威使板垣的辩护班子乱了手脚。中国检察官不仅要先花力气击败日本的律师和证人，还要对付美国律师的辩护。土肥原贤二在侵略中国中犯下滔天罪行，出庭时，他的辩护律师竟说土肥原为人厚道。为此，中国检察官严辞反驳，并出示当年奉天特务机关专门用来向日本政府邀功请赏的报纸。其中一页上载有“华南人士一闻土肥原、板垣之名，有谈虎色变之慨”的话。中国检察官说，这是土肥原和板垣两个残害中国人民凶狠如虎的写照。但美国律师竟为之辩护说这是在谈老虎，与本案被告无关。中国检察官冷静地解释地道：“‘谈虎色变’，是说土肥原、板垣两人凶狠如虎，人们听到他们的名字，就像提到老虎一般，害怕脸色都变了。”美国律师无言以答，全场哄堂大笑。中国法官从开庭到最后宣判，用了8天时间， 宣读了长达1200多页的判决书。东条、松井、土肥原、板垣、广田等战争罪犯终被送上绞刑架。
中国审判官梅汝敖
法庭上的检察官们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
1988年1月9日
1988年1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修改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草案)》。根据党的十三大报告的精神，在草案总则第二条第二款中增写了：“国家对企业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并增写一条：“中国共产党在企业中的基层组织，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本单位的贯彻执行实行保证监督”。“支持厂长依法充分行使职权”。1月11日至21日召开的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了这个草案，决定将草案提交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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