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B站演讲联想到的
B站演讲《我不想做这样的人》，一年之后，又一次在五四刷屏了。
去年我写过《后浪》那篇演讲，当时很多年轻人觉得自己被代表了，如今，很多中年人又觉得自己被冒犯了。所以B站还是有些失算，既然内容本来就是对着空气开枪，就应该找杨笠来讲，这样才能效果拉满。
今天早晨我和朋友又聊了一下这个演讲，有一些心得可以探讨一下。
《我不想做这样的人》里，讲的那些讨人厌的家伙——比如拿着锯子的人、浑身带刺的人、流水线上制造出来的人、隐身的人、油腻的人……的确很令人讨厌，不过最后话锋一转：“当我变成父母、师长、前辈的时候，希望我的孩子会对我说，我想成为你这样的人。”
好家伙，这就差报当代父母、师长、前辈的身份证号了。
你说B站的演讲里有没有“媚青”的成分？显然是有的。去年是来自中年人对年轻人的肯定，今年是来自年轻人对中年人的鄙视。但人家的用户就是年轻人，讨好一下用户有啥不对的？再说了，您如果不是那样的父母、师长、前辈，又何必跳进空气里徒手接子弹呢？
可能只有储殷教授能给我们答案。
不过话说回来，一代不如一代固然是刻板印象，但一代更比一代强也没什么科学依据。去年我就写过：
代际集合本就是个伪命题，每一代人中都有出类拔萃者，同样也有不堪之辈，人群之中各色人等本就是正态分布。
今天我和朋友的讨论更进了一步，因为他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在网络时代，人群的正态分布会受到影响吗？
事实上放眼这些年的网络环境，我们确实很容易产生一种担忧，在一个高度气泡化、部落化的网络环境里，从小在这样一块屏幕中汲取信息的互联网原住民，会不会更容易受到极化思潮的影响？
我过去一直有一个判断，就是网络其实是把以前在村口大槐树底下发表奇谈怪论的人外显出来了，因为传统媒体是精英把控的，不可能给他们发声渠道。但网络对这些人技术赋权之后，他们的声音变得很容易传播出去。而人群的正态分布没有变，只是我们看到了以前不在视野里的那群人。
但是朋友说，你是不是太乐观了？当极端者在网络上串联起来之后，他们的声音越大，就会影响越多的人，尤其是没有主见的人。
但我个人认为，这倒不是个大问题。因为根据我的观察，极端者往往都是持有同样的思维模式，但未必表现在同一个领域。过去，极化思维是没办法在政治和社会领域得到支持的，因为传统媒体不给他们发声渠道，所以很多人会把极化思维投注到日常生活中去。如果你去观察中国的乡村治理，会发现很多不上网的中老年人，往往有家长里短的纠纷，其实都是极化思维的产物。但到了年轻一代，因为他们有机会在网上指点江山了，就会把对家长里短的关注转移到公共生活中——所以拿着锯子把人群锯成两半这种行为才变得越来越常见。
当然我这个观察是比较粗疏的，没有任何社会学调查支撑。但我还有一个想法，所谓的无主见人士，你不要以为他没有主见就很容易受影响，事实上这些人之所以没有主见，是因为他不关心。
这个问题我也是想了很多年才想明白。上大学时我认为，观点的自由市场上，辩论的意义不在于战胜对手，而是影响听众。但后来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你以为的听众基本不存在，你使出浑身解数的辩论主要作用还是感动自己。《环球时报》和《南方周末》打了这么多年擂台，大家还不是各自抱团取暖？这个结论虽然很令人沮丧，但无比真实。
但是要说互联网对当今社会的格局没有影响，那肯定是不对的。那影响在哪？
（以下内容有点敏感了，设计成付费模式屏蔽一些口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