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的“混混”江湖。中央决心突然扫黑除恶的背后原因

中国乡村的“混混”江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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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混混”及其代际差别

“混混”是指那些在普通民众看来不务正业，以暴力或欺骗手段谋取利益，对人们构成某种心理强制，扰乱社会正常秩序的人群。混混组成的圈子可以称为“江湖”。

“混混”的谱系非常广泛，既包括那些无业而在街头游荡滋事的小青年，也可能包括一些企业家。

“混混”的标准难以言明，当地人却可以根据其一贯的行为方式进行“准确”（一致认可）的界定。

改革开放以来的混混可以分成四代。

1980年代乡村江湖中的“顽孩子”可以算第一代，他们出生在1960年左右。第一代混混由于受1983-1986年全国“严打”的打击而“消沉”。

1990年代初进入江湖的混混是第二代，他们出生在1970年左右。

1990年代末和21世纪之初进入江湖的混混是第三代，他们出生在1980年左右。

现在进入江湖的乡村混混是第四代，他们出生在1990年左右。现在，第二、三、四代混混都混迹在江湖中。

第二代混混是从村里开始“混”的，至今还活跃在乡村舞台上。

他们一般在本地混，但混的范围不尽相同，活动范围比较小的在本村混，大一点的到镇上混，再大的可能去县城或市区混。

他们大多从少年时期就开始混世，从学校出来后，就做过一段时间的“无业游民”，成天四处游荡，不务正业，以偷鸡摸狗、盗窃、勒索、抢劫等为收入来源，一些人因此曾被治安处罚或判刑。

1990年代末期，国家转型和社会经济发展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机遇。

一是地方治理对乡村混混的功能性需求。从1990年代中期以后，县乡政府对社会的治理难度越来越大，这尤其体现在各种税费的收取上，包括农业税费和城镇的各种管理费等，这时一些基层官员开始利用乡村混混帮忙收税。

二是经济发展使乡村混混谋取利益可以从侵财型犯罪转向“灰色”经营。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各地政府忙于开发各种项目工程，这对于那些头脑灵活、与政府官员有特殊关系的乡村混混来说，是谋取利益的大好机会。

三是市场的发育，以及国家和集体公共资源的市场化，向混混提供了一个“原始资本主义”发展的机会，使得已经在侵财型犯罪中完成了“原始积累”的混混可以开始以合法的形式追逐利益。

四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当时社会秩序的混乱，使得企业发展需要混混“保驾护航”。其中既包括企业家为了更高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需要，要求混混提供各种保护；也包括借混混之手，用非法手段谋取更大的市场利益。

当生于1980年左右的第三代混混在1990年代末进入江湖时，第二代混混正在转型，重要的江湖位置已经被占领，重要的资源也已被他们虎视眈眈地看守住。

第三代混混要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实在很难，他们错过了“跑马圈地”的黄金时期。他们进入江湖时，第二代混混已经在江湖上摸爬滚打近十年，既有经济实力也有混世经验，初涉江湖的第三代要同第二代混混争夺资源实在很难。

他们这个年龄段的年轻人大多在外打工，因此没有同龄帮手。乡村利益的既定格局逼第三代混混到城市里去发展。他们在城里读中专、职高时就开始混。他们在城里的“地位”是“打拼”出来的，出来一个就带一批。

他们去城里混，因为城里的资源丰富，混世可以获得的利益多。但是，如果乡村中有巨大的资源，混世可以获得巨大利益，第三代混混则可能继续在乡村混世，在乡村中他们只能做第二代混混的“马仔”和打手。

乡村社会的常规资源已经被第二代混混占有控制，第三代混混只能往更有资源的地方去，“杀出一条血路来”。

与第二代混混一样，第三代混混追求的也只有利益。利益之外，名气、义气等都只是权宜之计。

第三代混混进入江湖时，崇尚实利的江湖格局已经形成，江湖上盛行对利益的算计，其中的“高明者”会飞黄腾达，不按照此规则行事者只能被甩到边缘。这时的江湖再也包容不了其他东西，1980年代乡村江湖的种种风气早已成为笑料。

等到1990年代左右出生的年轻人再要进入乡村江湖成为第四代混混，他们就必须先“拜山头”，否则根本无法混下去。这不再是一个“英雄”可以随便进出的江湖。

第二代混混混世时，社会流动尚未普遍，那些兄弟多、家庭贫穷的人无事可做，很容易走上混混的道路；但到第三、第四代混混进入江湖时，他们大多都来源于学校不良少年或农村留守少年。

甚至在当前的社会环境中，学校不良少年、留守少年、无业少年是一支向乡村江湖补充下层混混的庞大生力军。许多学生刚上初中，就有高年级的“大哥”来找“小弟”。“小弟”交了保护费，在学校受欺负后就可以寻求“大哥”的保护。“

大哥”们与校外的小混混有较多联系，成天到外面混，找学生敲诈勒索，甚至抢劫。“大哥”们毕业以后，往往也在学校附近混，其中一些人可能会逐渐进入“江湖”。他们最初小打小闹，结识一些朋友进入混混的圈子；要么小打小闹有了一点“名声”，被大混混看中，被当作“苗子”拉入圈子内进行“培养”。

02

混混群体的“江湖”规矩

目前，第二、第三、第四代混混共存于“江湖”之中，他们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处世规矩和文化，其中最为核心的特征是：混混群体通过关系网络，形成了一种无形却又实际存在的组织结构。

每个混混的关系网络都以自己为中心，其外围主要是同类混混。这样，混混之间就通过关系网络保持着松散的联合关系。这些关系网叠加在一起，还形成了大致的分层体系。

每个混混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活动范围不同，在不同范围内维持着一张以自己为中心的关系网络。他们首先与自己“同一阶层”的混混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其次与“上一阶层”的个别混混保持良好关系，同时笼络一批“下一阶层”的混混“在手下”。

市区混混中的“佼佼者”是这个层级体系中的领袖，其他混混是他下层的“士兵”；当然，那些相对独立的在镇混混和在村混混也是“领地”大小各异的一方“诸侯”。

这样的层次关系网络，是乡村混混在混世实践中逐渐摸索出来的降低混世风险的“护身符”。

因为混混混世主要依赖暴力威胁，而混世实践使他们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将其他混混的力量也抓在手上，才能形成一个网络和“帮派”，在需要的时候相互照应。

这就要求混混们必须讲义气，“够朋友”，这样才能笼络到同类混混，需要时才有援手，他们的“事业”才可能“有所发展”。

当然，也有极个别的混混仅仅依赖个人力量“混”，他们或因心狠手辣或因不怕死而闻名于周围村镇，一般小心过日子的村民固然不敢惹这种人，就是一些外地经营者也因“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而忍气吞声。

这种混混因其痞气、匪气震慑乡里，但终究难以进入乡村混混的“上流”，其能量有限。一旦遇到不顾一切抵抗自己的村民，他们往往容易大伤“面子”，遇到有“帮派”背景的混混也难以应对。

乡村混混与市区的大混混一般都会保持良好的关系。许多乡村混混与大混混维持着一种松散的依附关系；退一步，如果条件不足，无法与大混混形成依附关系，至少也不要形成敌对关系。

如果得罪了大混混，尤其是本村本乡混出去的大混混，乡村混混很容易遭到打击。这种打击甚至不需要大混混亲自动手，大混混指使依附他的小混混便能轻易制造麻烦。

乡村混混对市区的大混混一般都有所畏惧，这是因为双方势力大小有别，混世方式残忍度也有差距。在镇混混“混”的手段主要还是灰色的，而市区混混的手段已经超越灰色，常常达到了黑色的境地，用村民的话来说，就是“市里的混混有枪，这些小混混能不怕？”

混混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组建关系网络的方式很多，可能是依赖血缘关系天然形成的，如本来就是兄弟、堂兄弟、表兄弟、同村等关系；也可能是通过战友、同学等关系形成的；还可能是特意通过联姻、拜把子、结干亲等拟血缘关系形成的；或者仅仅在混世过程中偶尔建立起来的良好关系。

总之，关系网络建立起来，混混也就有了自己的“组织”。

在社会学意义上，组织就是由许多个人经过排列组合形成一个可标识、有功能的统一体。因此，关系网络也可以算是一种组织，它类似于团体和单位，也能粘合、凝聚人群，形成一个特定的结构。

这种特定结构对于乡村混混而言，也更能规避政府的打击风险。连一般的村民都清楚，真正“厉害”的混混就是能够将关系网络结构“玩转”的，而那些正儿八经地制定章程、成立组织、宣称团体目标的，不过是涉世不深的小混混或年幼无知的小孩闹着玩而已，他们很容易遭到政府的打击。

乡村混混通过关系网络所结成的这个结构中，不像正式的团体有明文的章程和准入证。它并没有正儿八经的明文制度，甚至没有成员和非成员的明确分界线，只有模糊不清的习惯，心照不宣的规矩，和通过交换而来的特权和利益。

关系结构的建立和运作依靠的是人情交换制度。混混圈子内部流行“赶人情”，结婚、生子、生日、父母生日都属于赶人情的场合。借此，乡村混混之间建立了一种“熟人关系”，以熟人关系规则行事。

不过，大混混与小混混的人情交换在数额上并不平衡。大混混向依附于他的小混混赶人情的数额比一般水平高很多，他们在赶人情和日常生活中都应该表现出慷慨。

大混混平时对小混混会非常“仁义”，比如经常请小混混们吃饭喝酒、给钱花，这样，才能获得对小混混的支配力，一旦要求他们出去打架，他们就听命前往。小混混们甚至以被他叫出去打架为自豪，认为是看得起自己。

大混混和小混混的关系，构成了布劳所说的社会交换关系。布劳认为，在社会交换中，为了获得利益，处于弱势地位的人会甘居臣属地位，选择尊敬、服从等作为回报，这就等于认可了强势地位者的支配权力。

混混的关系网奉行习俗和惯例，没有人刻意去制定规章，但背后却有看不见的压力，在这个压力支配下诞生了“规矩”，规矩实际上就相当于正式团体中的“制度”。

关系网内没有严格界限，两人间守规矩就是关系，不守规矩就不再有关系，来去自由。比如在打架时，大混混叫不动某个小混混，他以后就不会继续给小混混恩惠，甚至可能将他辞退。

而在关系网络结构中，大家都知道，是小混混违背了关系结构中的人情交往原则，从而会逐渐被这个关系网络结构甩出去。

关系网络结构随意、自由，其运行靠的是模糊逻辑。说它模糊，但在乡村混混的圈内，人人都很明白。这样，通过关系网络结构，混混群体就完成了组织化重构。

在混混的关系组织结构中，实际上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关系，一种是合作型关系，一种是依附型关系。

合作型关系中，混混个体本身是独立的，他的混世行为和混世空间具有独立性，他与其他混混之间保持合作，在混世过程中出现困难，需要“人多力量大”式的援助时，其他混混基于合作关系出面帮忙。此种合作是混混个体保持独立性基础之上的合作。

在依附型关系中，混混个体本身并不独立，他们的混世行为受一个或几个大混混的庇护，混世空间来源于大混混的“恩惠”，是大混混的“势力范围”。大混混要维护其势力范围需要更加日常性的威慑力和暴力威胁，因此需要手下有许多小混混依附于他。

无论是合作型关系，还是依附型关系，关系本身都具有互惠性，人身控制有限度，并不像黑社会组织那样严格受江湖规矩和“帮规”的控制。

一般来说，市区大混混手下都有许多与其保持依附型关系的小混混，部分势力范围大的在镇混混也是这样；而在镇和在村的混混大多是独立的个体，互相之间保持合作型关系。

乡村混混与市区大混混之间常常也保持合作型关系，虽因“势力范围”不同，平常联系不多，但必要时保持互相合作。

当然，混混之间保持何种关系，还与混混所把持的资源条件相关。依附性关系的成本更高，需要高资源才能维系，只有可以谋取更多的非法利益，才能支付保持依附型关系的成本。

在合作型关系和依附型关系的盘根错节中，乡村混混逐渐组织起了新时期的乡村江湖联盟。

03

在江湖中出人头地

混混是一般民众害怕的群体，也是他们看不起的群体，因为没有多少混混最终能“混出名堂”来。江湖中有很多机遇，但只有少数混混才能把握住。

混混在江湖中的“前途”一般有三种情况：

一是受到公安机关的打击。

那些在打架中心狠手辣、出手重的混混比较容易遭到打击，因为一旦致人重伤或死亡，就很难逃脱公安机关的惩罚；那些吸毒恶习或赌博恶习严重的混混也比较容易受到打击，因为这些恶习需要很多钱财去支撑，而他们通常会选择盗窃、抢夺、抢劫，作案多了，最终也难逃公安机关的惩罚。

如果在监狱里蹲的时间比较长，出来后想重新融入关系网络就不那么容易。

二是“成年退出”。

很多没有“混出来”的混混，最终会返回正常的生活轨道，回家做农民种地或从事工商业。

多数曾经在“道上”的混混最终结局都属于“成年退出”，尤其是他们结婚后，受老婆的“规训”日益明显，养家糊口的压力日益增大时。这种人退回村庄后，与一般的老实农民还是有所不同，他们中的一些人会继续在村庄里混，危害村庄内部，就可能成为“在村混混”。

世纪之交以来，“成年不退出”的现象越来越普遍。

三是“混出来”，做成了大混混。

那些“混不出来”的，大多是没有长远的目光和打算，有一点“收入”就吃喝玩乐掉。“混出来”就是自己独立出来单独混，这不是说他们脱离原来的关系网络结构，而是说他们手下可以笼络到一些小混混，有了独立的混世经营能力，可以独立开赌场、接工程，为手下的小混混提供保护。

大混混也有上述几种不同的“前途”，可能“见好就收”，退出“江湖”；也可能受到公安机关打击；还可能“混上道”。

“混上道”就是最终改变了混混的身份，成为企业家或工商业者。一个混混可以通过打架、赌博或其他方式聚敛钱财，完成最初的资金积累，然后将这些资金投入到做生意或开企业中。

打架本身可以成为一种“资本”，打架出名后，一般人就不太敢惹他，于是就可以利用这种“名气”强行承揽工程，或垄断某一行业的经营。

在这个过程中，认识的人逐渐增多，能够借到钱；经常给人好处，手下可以笼络到一帮愿意卖命的兄弟；经验增多，懂得如何打架，如何敲诈勒索，并规避惩罚。等变成这样的“老手”，他就可以改变混混的身份，成为企业家。

对于“混上道”的企业家，即使他不再依靠混混和暴力经营企业，他在经营过程中所遇到的麻烦也比一般经营者少，混过也算有来头，无人敢惹。

当然，也有混上道的混混继续利用混混和暴力经营的。这种情况下，他拥有稳定且正当的收入来源，有笼络、保护其手下的资源，其团伙的稳定性就更强，故而更容易向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发展。

一旦混混“混上道”，公安机关对其进行打击的难度就比较大。原因有二：

一是这些企业家和工商业者根本不需要亲自参与案件，甚至策划都不需要，只要稍微一暗示，其手下的混混就明白意思，主动去办，在法律上追究责任时几乎不可能找到证据；

二是这些企业家和工商业者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无论是否“出事”都可以买通小混混，让他们将责任全扛起来。

在江湖中出人头地的混混，有一些特别的条件。

一是处事有度，不是一味暴躁蛮干，能做到有勇有谋。

手段过于毒辣，不能保持一个互相支撑的朋友圈，从而无法维持自身发展。使用暴力过于肆无忌惮，容易触犯国家的底线，会招来国家政权的毁灭性打击。处世有度，讲义气，“够朋友”，能笼络到同类混混，在发生事情时，同类混混会给他们一定的支援，这样他们的“事业”才有可能“有所发展”。

二是久混江湖，运气好，犯罪行为没有被发现，或者关系强，犯罪行为被发现也能开脱而没有受到严厉打击。

这种混混大多有着强大的家族背景。没有强大的家族做背景，很难在当地有暴力威胁效果；而且，家族势力大，碰到麻烦时可求助的对象也比较多，解决混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比较容易，那些出自小家族的混混更容易受到公安机关的打击。

三是不一味追求享受，能够在混世过程中逐渐积累财产，完成足够的“原始积累”。

有心计的小混混会精心准备，留意机遇，以实现向大混混的“飞跃”。但大多数小混混都没有这种心计，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加上花钱没有计划，他们常常处于缺钱花的状态，因此他们常常以盗窃、敲诈勒索、抢夺、抢劫等方式谋取利益。

尤其是有特别不良习惯的，如吸毒，以这些方式“搞钱”的可能性就更大。

吸毒的人最初大多是小混混，在舞厅、KTV混，有钱就涉足色情，没钱就上网。在娱乐场所玩的过程中，逐渐开始食用K粉、摇头丸之类，玩完后就去嫖娼。

这是一个高消费的恶性链条，小混混没有正常的收入来源，偷抢是最快的来钱方式。这样就没有办法完成积累，永远都只能做小混混。等年龄大了，想继续不务正业，就只能在街头游荡了。

04

混混与新穷人时代

目前，这种“成年不退出”、继续在街头游荡的现象越来越常见。

1980年代，混混属于青春期问题。很多混混等过了青春期，也就开始过老实农民的安分生活，最终会返回正常的生活轨道。世纪之交以后，成年不退出现象越来越显著。

其中一部分“混上道者”是因为有足够的江湖利益可以谋取，而且通过关系组织结构来规避江湖的风险。另外更多的混混，不再以暴力混世，过上了在街头游荡、漫无目的、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

这种变化背后有社会变迁和心理结构方面的原因。

世纪之交以前的农村社会，虽然与传统社会相比已有很大的变迁，但基本上还是“穷人”的社会、贫乏的社会。大家都还比较相信勤劳致富、勤俭持家这些理念。“混混”因此多是青春期问题，混世是年轻人在贫乏社会中对生活的一种想象和突破。

多数人也仅仅在青年阶段停留在这一层次上，很少在整个生命历程里突破这种“穷人社会”的限制。因此，当他们结婚后，受老婆的“规训”日益明显，养家糊口的压力日益增大时，就很容易返回传统时代农民的老路上，突破穷人社会的想象也就戛然而止。

但是，随着社会流动和社会分层的加剧，越来越多的混混通过混世而成为富人、企业家。人们越来越发现勤劳致富越来越难，越来越不可能，他们相信混世的成功，相信“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

与身边那些生动的致富故事相比，“勤俭持家”的人生太无趣了，甚至很多小康生活的人也越来越有失落感。人们生活在一个分化的世界，过去大家都是穷人，如今身边有了很多富人，勤俭持家、努力工作的人也越来越成为穷人。

在这种“新穷人社会”中，那些随着年龄增长丧失了暴力能力的混混，不可能再以暴力混世，也不愿意与祖祖辈辈那样勤劳致富、勤俭持家，他们生性懒惰，没有技能，不愿意努力工作，因此成天在街头游荡，靠打牌、赌博混日子，以家里供给为生活来源。这些不愿意成年退出的“老混混”实际上也正是“新穷人时代”的一角。

中央决心突然扫黑除恶的背后原因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印发了《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其阵势令很多朋友颇为惊诧。

　　扫哪些黑，除哪些恶？

　　下面是来自貌警方公众号小警之家的举报通知：

　　发现以下十种黑恶势力性质违法犯罪活动，请马上举报！

　　1、农村地区把持和操纵基层政权、侵吞农村集体财产的“黑村官及幕后推手;横行乡里或利用家族、宗族、宗族势力称霸一方的“村霸乡霸”;采取贿赂、暴力、欺骗、威胁等手段干扰破坏农村基层换届选举的黑恶势力,以各种名义在征地租地过程中煽动群众闹事、组织策划群体性上访的黑恶势力；

　　2、强占各类农贸市场，欺行霸市、强买强卖、敲诈勒索、聚众滋事，侵害群众利益的各类“菜霸”“行霸”“市霸”等黑恶势力；

　　3、在建筑工程、交通运输、仓储物流等领域强强揽工程、强立债权、恶意竟标、强迫交易、非法垄断经营、收取“保护费”、破坏经济秩序的黑恶势力。

　　4、群众反映强烈的涉嫌高利贷非法讨债，以及采取故意伤害、非法拘禁、威胁恐吓等手段暴力讨债，或插手经济纠纷的“讨债公司”、“地下出警队”、“职业医闹”等恶势力；

　　5、在乡村、城郊、居民社区、娱乐场所，有组织地从事涉“黄、赌、毒、枪”的违法犯罪活动，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危害社会治安的黑恶势力；

　　6、对矿产资源进行私挖滥采和组织渔船越境捕捞的违法行为，以及在滩涂养殖中由于划地为界、码头“扒皮”等行为滋生的矿霸、船霸、渔霸等流氓恶势力；

　　7、由黑恶势力操控的黑导游，及其引发的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

　　8、以高薪引诱招募船员实施欺骗、敲诈勒索、强迫劳动等违法犯罪活动；

　　9、拉帮结派、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强拿硬要、称王称霸等破坏一方秩序带有黑恶势力性质的帮派势力；

　　10、其他涉黑恶违法犯罪线索。

　　一方面，上一次2006年展开的打黑除恶专项工作，是中央政法委牵头，而此次上升到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印发，这意味着中央对打黑的重视程度，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并整合政法、纪检、党务、行政等多系统合力解决。

　　为什么将2006的打黑，升级为2018的扫黑呢？

　　大家通过10年前的那波打黑就能明白，任何黑社会背后都有保护伞，如果只打黑不扫保护伞，那么在保护伞的支持下，黑社会迟早就会再一次复燃。

　　所以，今年能够打黑升级为扫黑，其根本是在过去五年的深度反腐过程中，打掉了涉黑“保护伞”在中央的“保护伞”。

　　就像刚刚结束的中纪委十九届二次全会上明确提出，“把惩治基层腐败同扫黑除恶结合起来，坚决查处涉黑‘保护伞’”。这也更意味着，打击黑恶势力“保护伞”的范围，将不仅仅局限于政法系统，而是直指地方党政系统。

　　把最近几年“最关心困难群众”、“振兴乡村战略”、“精准扶贫”和“扫黑除恶”放到一起，就会明白，在十九大上，将扶贫脱贫列为我党的头等大事后。那么“扫黑除恶”和重建基层党组织，自然会成为我国未来五年的重中之重。

　　所以，将扶贫脱贫列为我党的头等大事的十九大召开后，党中央和国务院就联合下发“扫黑除恶”，其目的，就是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制度和政商环境入手，重新整顿基层吏治，再引导资金进入中西部进行扶贫和城镇化。

　　这是一项必须的工作，倘若在“扫黑除恶”之前就去振兴和扶贫，一个负面的例子，就像2004年国务院提出振兴东北，大量的中央资金倾斜，并对辽宁和吉林的班子空降主要领导，可结果呢？

　　糜烂的基层党组织，与黑社会勾结的官僚体制，将中央投入的资金全部榨干，东北不仅没有成为国家预想的新经济发动机，反而在“振兴”后开始大幅拖国家后腿，欠了八辈子都还不完的债。

　　虽然大家都喜欢黑东北的腐败和黑社会，但是如果拿中西部，尤其是中西部村镇，来和东北相比的话，恐怕政商环境还远不如呢。要知道自古皇权不下乡，中西部尤其是农村，真正的话语权掌握在少数“村霸”和“乡绅”手里，而不是党的手里。

　　可想而知，如果不整顿基层吏治，不除掉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国家对中西部的投资，和东北一样，不但振兴不了东北经济，反而莫名其妙推动了海南的房价。

　　所以，中央在振兴中西部之前，必须要吸取当年振兴东北的教训，在中西部大规模投资之前，必须先“扫黑除恶”。

　　因此，这也是“扫黑除恶”为什么会上升为国家级战略，并被迅速推动的最根本原因。

　　而振兴中西部和城镇化，究其根本就是释放人口红利和土地红利。

　　人口红利方面，一方面能够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充足而低廉的劳动力，避免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流失，维持国家完整的工业体系，避免美国日本工业空心化。另一方面，中国人口红利在2018年正式结束，届时内需将大幅下滑，只有推动农村人口进城，在“住房不炒”之下，没有房贷压力的他们才能继续拉动消费，并提升人口出生率，避免欧美国家靠接纳移民解决内需和人口下滑。

　　而土地红利方面，国土部部长前几天的公开宣布，国家不再垄断土地供给，将释放农村集体土地。但是，在农村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迅速推进过程中，无论是拆迁还是土地出让，伴随着大量的红利释放，必然会再次出现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地方官员和开发商、黑恶势力勾结再次出现。

　　倘若不能建立好基层党组织并打击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在城市化和产业升级的过程中，一方面，各级官僚将通过各种手段插手利益，地方黑恶势力势必借此膨胀；另一方面，巨大利益的牵扯与纠纷，很容易导致农村大规模的动荡。

　　要知道，历史上每一次释放土地红利，都伴随着重大的机遇和挑战，这种大杀器绝不是可以轻易使用的。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在对农村进行大规模“土改”之前，以“扫黑除恶”清荡地方豪强，加强党对地方的控制力。可以说是时机刚刚好。

　　（来源：小警之家，政事堂Pl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