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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留不住他,国民党骗不了他,他是100年来最潇洒的中国人!

2018-02-14 转载 兽药图书杂志宣传之窗


    一、500年来一大千,挥金如土的大名士

    说起张大千,相信很多人都如雷贯耳。

    解放后中国最牛的画家徐悲鸿曾经评价:“500年来一大千”。意思是说,张大千在艺术上的成就,是中国500年来第一人。

    因为他在1949年的时候带着好多文物跑到台湾去了,立场问题,没有获得“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是个不爱国的人。

    张大千对中国的热爱,不是狭隘的政治需要,更不是阴险的立场投机,他的爱国,体现在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国家尊严的维护。

    他出身于成都名门望族,一生爱美食、美酒、美女、美髯、名花、奇石、怪木、古董、俊鸟、园林。

    挥金如土,一副名士作风。

    他本来不是一个相信集体的人,他更深知,他这样的人留下来,会死得很难看。

    近百年来日本对中国的战争,甲午海战、侵略东北、全面侵华,他年轻时去日本留学,都带着翻译上课,是因为他身为中国人,绝不学日语。并立志要让中国水墨画名扬世界。

    当1949年百万雄师过大江之后,张大千仓皇出走,带着一大摞国宝级的字画赶到机场,因为超重,飞机无法起飞,一位国军官员让他扔下一些行李,他拒绝,说,这都是国宝啊,这位国军官员只好将自己所有的行李扔下飞机,才保住了这些国宝安然抵台。

    二、管你共产党、国民党,老子不爽都没用

    到了台湾才20几天,张大千又开始不爽国民党了,因为当时台湾戒严,出境非常麻烦,张大千看透了国民党的把戏,一个因为腐败把大陆都送掉的政府,在台湾这弹丸之地能有什么好作为?

    于是,他又开始搬到香港居住,用他的话说,那里算是当时中国“最自由”的土地。

50年代的香港

    一到香港,留在大陆的四个儿子就开始来劝他“弃暗投明”,回去为“建设新中国”做贡献。

    被张大千一顿臭骂:“你们究竟是要我这个老头子,还是要什么人民政府?要老头子就留下来跟着我,要跟什么人民政府,马上就滚蛋!总之你们休想骗老子跟你们回去!”

    见儿子们还没醒悟,他又气的大骂:“在这里,你们还敢叫我爸爸,真要回去了,苦日子还在后头呢,总有一天,你们连我这个爸爸都不敢认的。”

    这些话如当头棒喝,结果,四个儿子没完成劝老爸回大陆的任务,反倒跟着老爸一起,开始了长达30年的环球旅行。

    在印度学壁画、在阿根廷当“东方毕加索”,在巴西买地盖房子,在美国办画展,他“骑着毛笔”环游世界,最后77岁的时候,才落叶归根台湾。

    三、100年来最潇洒的中国人

    张大千的一生,留下了难以计数的艺术财富,但最精彩的,是他按照自己的意志,活出了100年来,作为一名中国人,不曾有过的潇洒人生。

    《庄子》里讲逍遥游,张大千的一生都是在“大千世界逍遥游”。

    而想要“逍遥游”,首先要有智慧长远的眼光。

    当初和他齐名中国画坛的齐白石,虽然早已去世,文革中也免不了被批判的命运。

    1964年10月25日,江青在和中央美院的三名老师谈话中,提到对齐白石的看法,她说:齐白石的盛名是被吹捧出来的;齐白石反对土改;齐白石是守财奴。

    有了江青的“指示”,于是“革命小将”和美术界开始声讨齐白石,他作品中的文化传统和笔墨韵味被批评为“有闲阶级的点缀品”,是“腐朽寄生生活的黑画”,“宣扬封建迷信的四旧毒草”,等等。

    在齐白石被讨伐的同时,其他著名的国画家也纷纷被批判,他们中包括有李可染、李苦禅、叶浅予、潘天寿等。

    可以说,留下来的,几乎无人幸免。

    就在曾经的同行朋友们在牛棚里忍受批判的时候,张大千在做什么?

    他在潇洒,在无边的快活着呢!

    他在巴西买了十几亩地,建了一座“八德园”,在那里过了十几年“世外桃源”的生活。

    他在瑞士亚琛湖游览,被美景吸引,画下一副长卷巨作《爱痕湖》。至于为何要将亚琛湖改为爱痕湖,在题诗中可以寻得一点香艳线索。

    “湖水悠悠漾爱痕,岸花摇影狎波翻。

    只客天女来修供,不遣阿难著体温。”

    后来,这幅作品在2010年拍出1亿人民币的天价。

    他在法国和毕加索相见,东西方两位大师探讨着水墨画和抽象画的联系,擦出了艺术的火花。

    后来画家刘宇一根据这次会见的场景创作了一副油画。毕加索弹吉他,张大千吹笛子,琴笛合奏,笑傲江湖。

    他还在美国旧金山、加州等地居住,这也是他创作的高峰期,在加州买了一座小房子,起名“可以居”。

    77岁的时候,张大千走遍了大半个地球,“落叶归根”,回到台北,居住在“摩耶精舍”。

与夫人徐雯波“神仙眷侣”,羡煞旁人。

    1983年,83岁的张大千在完成最后一幅作品《庐山图》之后,因病去世。

    张大千的一生,是“个人主义”的一生,他一直坚信,只有自己过得好,社会才能过得好,国家才能过得好。

    他不相信集体,不相信“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他尊崇中国传统,敬老尊严,长幼有序;共产党留不住他,国民党骗不了他,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够左右他的思想。

    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能够像张大千一样,想去哪个国家生活,就能去哪个国家,在选择自己人生的时候,有更多的自由。

    四、为何不回大陆?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长期在张大千身边学画的刘力说,大千先生在政治上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他无求于国民党,只是与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于右任、张群、罗家伦有些往来,也仅止于艺术交往。他虽在成都解放前离蓉赴台,不能看作是投奔国民党。至于他对共产党,去国前既无恩怨,也无往来。

    不过,1949年初,大千先生在香港曾应何香凝之求,为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画了一幅荷花,并题了“润之先生”的上款。如果说大千先生当时对共产党已有不满情绪,怕是不会题款相赠的。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高层领导曾多次过问张大千的回归问题。据张大千的好友谢稚柳说,1950年代初,陈(毅)老总问过他,中国画家谁画得好?他说当然是张大千。陈毅又问,张大千现在何处?谢稚柳答在海外。陈老总让谢稚柳写信劝他回来。

    又据叶浅予回忆,周总理也多次过问张大千,一次是让他和徐悲鸿联名写信劝张大千回国,一次是张大千的家属杨宛君捐赠了张大千的一批敦煌壁画临摹稿,周恩来获悉后,亲自指示文化部颁发4万元奖金,并过问奖金的分配,要留2万元给大千先生回来后用。除此之外,周总理还指示有关部门,择机动员张大千回国。

    谢家孝在《张大千的世界》中,记载了1956年中国商业代表团团长与张大千在酒宴上的一段对话。

    团长:“上海一别,不知近况如何?”

    张大千:“国破家亡,亡命天涯,哪有什么好日子好过啊,欠了一身债!”

    团长:“欠了多少债?”

    张大千:“不多,二三十万美金!”

    团长:“人民政府可以代你还债,只要你肯答应回去。”

    张大千:“我张大千一生,自己的债自己了。想当年在敦煌,我也欠了几百条金子的债,人家说我发掘艺术有功,可以申请政府补助。我都不肯,我不管你说的是啥子政府。政府的钱是国家的,怎好拿国家的钱给私人还债?”

    几巡茅台之后,宾主都已醉醺醺,主人站起来说:“张先生,你究竟站在哪一边,今天最好表明态度。”

    张大千一拍桌子,站起来说:“我张大千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向来站在哪一边,就站在哪一边。”

    1981年,谢稚柳在香港答记者问时,谈到了张大千回内地的问题,他的看法是:“我也希望他回去,但我决不劝他回去。原因有二:第一,张大千自由散漫,爱花钱,在国内,没有这样的条件。第二,张大千自由主义很强烈。要是让他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美协理事等职,经常要开会,肯定吃不消。张大千这人,只适宜写画,不适宜开会,他不擅说话,更不擅作大报告。”谢稚柳是大千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至交好友,对他的个性脾气自然了如指掌,这两点是从他的生活作风和个性上,道出了他不愿回归的原因。

    除了谢稚柳说的两点原因外,还有两条是张大千不愿归来的重要原因:一是经济方面,二是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困难重重,百废待兴。公私合营前,除少数私方人员外,绝大部分人员先实行供给制,后是低薪。衣食住行外,所剩无几。很少有人会用钱来收藏字画,艺术市场十分萧条,既无国内市场,更无海外市场,中国画没有出路,绝大多数中国画家改画连环画、年画或广告设计,有的从事美术教育,只有极少数画家(如齐白石)还能坚持卖画为生,但价格甚低。当年齐白石一幅画,只有几十元,还不太好卖……对张大千来说,有没有艺术市场(即卖画环境)是他安身立命的重要问题,这是张大千不愿回国在经济方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因之二,张大千的家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大家庭中有不少人需要他照料接济,诸如他的二嫂、三哥三嫂、四哥及两房夫人,都是年逾花甲或没有收入的老人(还不包括子侄辈中的困难户)。据了解,张大千在海外站稳脚跟后,每月按时给三哥三嫂一房寄的生活费是一百港币(上世纪约合人民币四五十元),这在五六十年代中小城市,相当于四五个人的生活费;如果张大千回国,没有卖画的环境,不要说帮助这些亲友了,恐怕连他自己一大家妻儿的生活也难以维持了。

综合自:海那边(yiminh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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