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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亲封“灭绝师太”,郑俊芳的仇人和敌人

2017-03-02 迟宇宙 商业人物


对于“灭绝师太”来说,她所要斗争的不仅是“人性的贪婪”,还有乡愿、时间,以及“假货无大害”的愚蠢观念。她的仇人,制假售假者,都在她的数据库里,在明面上;而她的敌人,却潜藏在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中。我们唯一的期待,只是她和阿里巴巴,不要成为这场战争中的孤军。


作者:迟宇宙

来源:商业人物(ID:biz-leaders)

 

我的一位好朋友曾担任过安踏集团高管,所以关于安踏的消息我总会特别留意。安踏集团最近披露了一个不小的麻烦,这个麻烦让他们感到一丝绝望。


2011年,安踏追踪到一个在互联网上售卖假冒安踏运动鞋的人,刘某某。那年年底,他们配合执法部门查处了刘在福建泉州晋江的售假窝点,但现场只查获两百余双假鞋。因为不足5万元的现行入刑点,公安只能没收假鞋和售假电脑设备。


2012年夏天,安踏再次发现刘在网上售假,并查到了其在江西丰城一商铺中的售假窝点。但质检和公安现场仅查获50多双假鞋。公安只能再次没收售假电脑设备,质检部门对其进行了罚款。


2013年底,安踏终于查到刘在江西高安的制售假鞋工厂和仓库,这次现场查处六千多双假鞋和相应制假设备,案值数百万元。刘终于被刑事拘留并移交检察机关。


一个看似“皆大欢喜”的闭幕,却最终只得到“一声叹息”的尾声——刘最终只被判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25万元,一天牢没坐就回了家。安踏集团对他持续追踪,发现他仍在从事制售假鞋生意,只是觉得假冒安踏风险太大,转而假冒其他品牌去了。


安踏法务部的周姓经理说,他们每年投入数百万元打假,但最终坐牢的制售假者寥寥无几。大多数制售假案最后都是缓刑判决。“细想很可怕,像刘某某这样反复被抓却判不了刑还一直全国流窜制售假货的人不知有多少。”


假货是品牌商的苦恼,是他们心头的倒刺,不拔疼,还会化脓;拔也疼,带出血肉,还有可能白疼一场。对于很多品牌商来说,打假有时候只能是一种“法乎其中,得乎其下”的选择,实际效果远不如象征意义;即或震慑作用,也因为犯罪者无须坐牢而大打折扣。


安踏的苦恼,也是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的苦恼。


去年8月,马云曾为《华尔街日报》撰写署名文章《阿里巴巴保护知识产权的立场及思考》。文章中说:“阿里巴巴绝不姑息纵容而是坚决打击假冒商品。品牌商和其知识产权必须受到保护。阿里巴巴的使命是支持那些创新和投资自己品牌的生产商。我们对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行为零容忍。”


“我们坚信,品牌和知识产权必须得到保护。无力保护原创设计、技术和商标无异于对偷窃的支持。这不仅对品牌方来说是有害的,同时对交易平台的诚信来说也危害深远。我们现在不会,将来也永远不会容忍姑息任何偷窃行为。”


郑花名“灭绝师太”,据说来自马云“御赐”,被马云赋以灭绝阿里平台假货的重任。她上任一年,关掉18万家违规淘宝店铺、端掉675个线下假货窝点,用大数据和互联网方式以及雷霆手段匹配了其“灭绝师太”的称谓。


阿里巴巴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图片:“商业人物资料图片)


“商业人物”曾在此前的文章《最拉仇恨的女人,阿里巴巴“灭绝师太”的背水一战》中写道:她或许是假货分子最痛恨的人,她领导的团队也被戏称为阿里巴巴最“拉仇恨”的部门,过去一年,有人拖家带口地围在办公园区门口扬言自杀,有自称公正的第三方协会在“双11”前夕命令她的手下下架商品。从某种角度来说,她砸人饭碗,断人财路。


因为“砸人饭碗,断人财路”,去年年底,2016“质量之光”年度质量盛典上,“灭绝师太”获封“年度质量人物”。今年2月28日,“中国好质量奖”认定其为“假货猎手”,决定授予其“年度质量公民奖”。


这些褒奖与赞颂都是美好的认可,值得欣慰,然而令“灭绝师太”尴尬的是,就在一天前,阿里巴巴不得不公布一组“空转”数据,不得不发出一封公开信,呼吁“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他们花了一年时间,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成本,最终却发现自己像是遇到了“鬼打墙”,原地打转。


在2月27日举行的“2017年度打假工作交流会”上,“灭绝师太”尴尬地披露了一组数据:2016年全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大于起刑点(5万元)的制售假线索,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比例不足仅为0.7%。


“通过平台治理大数据模型体系主动防控、权利人举报、消费者投诉、神秘抽检等方式,阿里巴巴筛查认定4495条线索;执法机关接收1184条;公安机关能够依据现行法规进行刑事打击的只有469例;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够确认已经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3例。”


另一组数据更令人惊愕,阿里巴巴抽取33份制假售假案件的判决书,发现已判决案例涉及47人,其中判缓期执行的有37人,比例高达79%。例如东部某省一个销售假冒品牌女性内衣案件,法院认定其涉案金额达200多万,属情节特别严重,判决结果为判3缓4。


“商业人物”在此前的文章中也提到,阿里巴巴建立了一支2000人的专业队伍、每年投入超过10亿元、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和数据模型对制假售假进行主动防控。


然而在面对假货的时候,企业和消费者一样,都是受害者,是弱势群体。作为平台,阿里巴巴没有执法权,只能发现问题、下架商品、向执法机关报送线索,然后等待执法和司法机关处理。它就是一个连接点,只能吸纳和汇聚四方压力,自行排解,却无法切断压力源。


由于现行法律规定中对制假售假的处罚依据相对模糊,执法机关对案件定性难、定量难,立案后进入司法程序更难。“最终结果是刑事打击力度不足,制假售假犯罪成本极低,无法有效遏制制假售假在线下的泛滥和平台间的流窜。”“灭绝师太”说。



阿里巴巴打假特战队总监叶智飞提到一个案例:2015年,阿里输出线索联合公安打掉一个制售假LV案,并抓捕了制假者;一年后,在和公安配合打掉又一个制假窝点时发现,这次与之前的案子居然是同一批制假者。


假货泛滥、屡打不绝,人们往往将怒火倾泄到交易平台上。这没什么可推脱的,平台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打假是其义务。然而当平台履行其打假责任,对交易商家进行“肃反”,甚至走得比现行法律更快的时候,他们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尴尬和绝望。


中国的制售假者常常认为“危害不大”。经过了三十年“进化”,很多制售假者已经成为正规企业,在不少地方都属于当地的利税大户,是“门面”和“财神爷”。它们与地方政府有着错综复杂、共荣共生的关系,虽然干着黑活儿,却有着洗白了的身份。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余凌云教授曾说:“为什么现在打假难、知识产权保护难?实际上很多是政府的事情,像福建莆田,白天是鬼市,晚上是闹市。”在互联网上搜索,福建晋江是“假鞋之都”,福建云霄是“假烟之都”,造假水平堪称“专业主义”。


这些堂而皇之的存在,地方政府不可能从未听闻,但他们只能视而不见,被GDP考核困扰的他们,需要的是政绩,打掉了这些公司,就是打掉了财政支柱和自己的前程。


当一些制售假者与某些地方政府枯荣与共后,不需要“地方保护主义”,相互之间的默契就足以使那些制售假者如鱼得水地游走在法律和地方保护边缘。


这是一种乡愿。孔子说过,“乡原,德之贼也”。徐干《中论·考伪》曰:“乡愿亦无杀人之罪也,而仲尼恶之,何也?以其乱德也。”


因为这种乡愿的存在,一地的小秩序稳定了,而全国的大秩序却受到了伤害。“灭绝师太”是委屈、尴尬乃至绝望的。


“年底的时候我们开会就讨论说,大家又苦又累辛辛苦苦一年,不是不努力,也不是不吃苦,但是这一年下来,我们做的这件事到底有意义还是没意义?做业务反思的时候,我们担心的问题,叫空转。


“如果全社会的资源都在为这件事儿而空转,可能就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资源浪费问题,最后可能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所以我们就说,是不是应该把过去一年跟公安合作的这些专案梳理一下,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是不是起到了作用。


“坦率地说,梳理完这些数字让我们坐不住了。我们就跟公安团队说,要立马召开一个沟通会。看完数字还是蛮难过的,我们特别希望第一时间跟大家沟通,一起去面对,一起去解决。我们迫切地感到了,光靠我们,光靠我们跟公安干警一起这么打下去,我们再打两年,再打五年,案子数比这个翻番可能也解决不了问题。”


假货一直是“灭绝师太”的心病,一边全力打假一边被指责、诟病和辱骂,是“灭绝师太”及其团队所面临的窘境。风箱中的老鼠是两头受气,他们是四头受气,制售假者生气、消费者生气、一些地方政府生气、有时候司法机关也生气——他们看起来像是“添麻烦”的人。


“我们是不是面临委屈?我们确实特委屈。”她说,“我们整个团队都希望努力把假货拦截在平台之外。当然我们更希望能够把假货从根上消除掉。”


在沟通会上,“灭绝师太”介绍了一个案子,湖南怀化“6·14减肥案件”。“减肥药生产成本是21元/盒,最后卖价是268元/盒,真的是暴利的,赶上卖白粉的利润率了。这个案子现场扣的药是60万粒,初步推算是296万的利润,整个现场查获加在一起是4000万的现金量。”


这个团伙采用了传销模式,全国有4000个传销人员。他们在淘宝上一开店,就被“灭绝师太”他们给灭了。“灭绝师太”他们又顺着这条线索,发现了更大的问题,移交给公安部门后,破获了一个大案。


“现在还不知道最后的判决,到底会判成什么程度,我们也特别拭目以待。”


辛苦一年下来,“灭绝师太”他们只搜集到了33个判例,判了47个人,37个人缓刑,只有10个人蹲了监狱。


“坦率地说真的非常沉痛。大家在忙什么?这个数字比抓到的‘大老虎’数字都还要小。我们日常看新闻,过去一年抓到的‘大老虎’都远大于10个人的数字。”她说。



“灭绝师太”希望能够像治理酒驾一样治理假货。


“我从接平台治理部开始,脑海里一直在思考的就是酒驾的案例。几年前酒驾曾沸沸扬扬,媒体上隔几天就曝一个酒驾死伤案例。当时饭店在墙上贴警示,不能酒后驾驶。可是有用吗?什么时候有用了?2011年5月醉驾入刑后有用了。入刑的门槛非常低,只要满足酒驾最低门槛就是15天拘留。在这样的法治环境下,再加上晚上时不时拦路进行检查,使得酒驾得到了遏制。今天我们再看看身边还有几个人喝完酒还敢开车的?要么不开车,要么找代驾。为什么酒驾可以做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像对待酒驾一样去对待假货,用最严厉的手段去处罚该处罚的人?”


“灭绝师太”认为,根治假货亟待严格执法、加重刑罚,“否则打假就像个筛子,违法犯罪的人笑死、痛恨假货的人急死、执法办案人员累死、消费者哭死。”


现行法律给了“灭绝师太”一个不小的挫折。“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起刑点是5万元,更关键的是,实际判例中,免予起诉和缓刑是“主流”,获实刑者屈指可数。


在3月1日的“惩治制假售假行为法律对策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王新建议说:“它的定量标准是什么?销售金额5万元以上,才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5万元是一个死数字。1997年就确定的死数字,这么多年没有调整。打假形势日新月异,不能只考量销售金额,还可以考虑销售件数。”


尽管学界普遍认为,当前立法已经严重滞后,制假售假的犯罪成本和惩罚过低,导致假货分子“前仆后继”,建议从入罪门槛、举证责任和量刑标准三个角度切入,完善立法,对制假售假者加重刑罚,但对于“灭绝师太”来说,它依旧走得太慢。


马云曾说过:“这(打假)将是一场持久的战斗,而且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因为这是和人性的贪婪做斗争。”


对于“灭绝师太”来说,她所要斗争的不仅是“人性的贪婪”,还有乡愿、时间,以及“假货无大害”的愚蠢观念。


她的仇人,制假售假者,都在她的数据库里,在明面上;而她的敌人,却潜藏在人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中。我们唯一的期待,只是她和阿里巴巴,不要成为这场战争中的孤军。


 *未特别标注片购自视觉中国@cf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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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严格执法,对制假售假者加重刑罚,治理假货会像治理酒驾一样有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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