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前传里的柳传志：黑夜中恐惧奔跑的那个年轻人丨周末荐读
导读：柳传志再次成为饱受争议的热点人物，他的形象受到了空前挑战。羞辱、毁谤、诅咒，前所未有地集中到他的身上。本文节选自《联想局》（迟宇宙，2005，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为你还原一个联想创业前的柳传志，一个历史迷雾中的柳传志。
作者：迟宇宙
来源：商业人物（ID：biz-leaders）
公元1984年的冬天，柳传志和另外10个人创建了联想。20年后，那个冬天被附会上了特别的内涵，变成了一个富有创造力的开始，变成一个中国真正融入全球化的象征。有时候，人们不免夸大其辞，过分地渲染了那个偶然的冬天；但我们回头来看，又不免为中关村感到幸运了。
“衔着红色银勺子出生”
柳传志于1944年4月29日生于上海，他的祖籍江苏镇江。美国《商业周刊》说他“衔着红色银勺子出生”，意即他出身富贵，其家庭又富有革命传统——他的父亲柳谷书彼时周旋于上海金融界，与共产党关系密切。
1949年，红色中国诞生了。柳传志随其父亲来到北京，开始了干部子弟的生活。读完小学之后，他到了北京25中。在那里他有机会实现自己成为一名飞行员的梦想。就在高考前夕，他被通知取消当飞行员的资格。后来他才知道他有一位亲戚是“右派”，正是这层关联，改变了他的人生。
那时已近高考，沉湎于飞行员梦境中的柳传志已经习惯了没有高考压力的生活，现在却要重新拿起书本，为自己的前程做计算了。他的情绪不太好，父亲见状便与他谈话，告诉他：“只要你能够做一个正直的人，考不上大学也没关系，我们一样喜欢你。”他后来好几次告诉记者，父亲这句话对他产生了莫大影响。
如果现存资料全部可信，则柳传志受到了父亲的巨大激励，将一腔热血全部抛洒在了高考复习上。他的如何努力无须赘述。他后来终于考上了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并有望在那里成长为一名军事工程师。
在整个风云际会的1960年代，柳传志亲历了中国的变乱和动荡。那时候“反右”已经结束，从旧中国走过来的知识分子“洗澡”的“洗澡”，潦倒的潦倒，全然没有了狂狷之气，老老实实地或躲进书斋或融入运动的洪流中。但中国人的灾难才刚刚开始。章诒和在一本书中描述：“反右倾之后，所有的中国人的肚子开始品尝饥饿。”
“惊心动魄”的改变
柳传志在一片萧条凄惨的景象中抵达西安，在那里他将接受军事化的管制、接受严格的体魄训练和思想教育。这些倒难不倒他，他本来就喜欢锻炼，足球踢得不错，思想方面，因为“衔着红色银勺子诞生”，自然耳濡目染受到熏陶，成为先进分子，还当上了小组长——相当于军队中的班长。
他要求进步，有一年为了学习贫下中农“磨练自己的工农感情”，他放假回到北京，还约了在北京的几个同学去掏大粪，整整掏了一个礼拜。
一场大革命几年后爆发了，在其爆发前发生了一件“惊心动魄”的事，对柳传志的性格“产生了巨大考验”。
1965年，21岁的柳传志以军人身份下乡去搞社会主义教育。说是去搞社教，最后往往变成“修理”农村干部。编制方面，有工作团，下设工作队，工作队下又设工作组，工作组下面有时候还设工作小组，到村子里面“整农民干部”，说农民干部有四清四不清问题的，都是工作组和工作小组。
柳传志所在的小组到了宝鸡县的一个生产大队。他所在那个小队有一个农民，念过几年书，却是一个活脱脱的流氓。他最喜欢干的事情就是骂人，不但骂男人，也骂女人，村里人都怕他。工作组来斗村干部，流氓便跳将出来。他表现勇敢，把村干部们骂得一无是处，工作组就管这流氓叫“勇敢分子”。
“勇敢分子”因为勇敢，很快便名声大噪，就连公社书记对他表示了额外的欣赏。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很快便向纵深发展，不但批斗村干部，还可以跳上去揍他们了。这时候，“勇敢分子”便带头上去揍他们。又是因为勇敢，公社里便要求柳传志他们发展“勇敢分子”入党。
本来“勇敢分子”变成党员顺理成章，可就在此时，几个年轻农民悄悄向柳传志哭诉：这个人真够恶，是个流氓。柳传志所在的那个工作小组共有3人，他们商量了一下，一致认为应该坚决抵制“勇敢分子”入党。柳传志告诉那些哭诉的农民说他们会向上反映，你们也可以向上反映。
几天后，工作组在村中的庙里开会。柳传志走到会场，发现气氛森严可怖。工作组领导问他们对贫下中农政策和坚决走贫下中农路线有什么看法，他们说坚决支持。领导问他们为什么反对那个人入党，为什么上告？他们说反映情况是他们的权利，为什么不能上告？领导怒道：“你们为什么还要煽动农民上告？”
他们一下子呆了。柳传志知道，煽动农民上告的性质有多么严重。他就没敢承认自己的确说过“你们也可以向上反映”。但是领导立即把证人找了出来，正是那些向他哭诉的农民。领导问：“是不是老柳对你们说什么了？”
农民们回答说：“他要我们向上反映情况。”
气氛顿时极其紧张，柳传志突然变成不支持走贫下中农路线的阶级敌人。就在那时，他们工作小组的另外两人倒戈相向，说：“老柳比较坚持这事。”
领导开始要求柳传志承认错误，然后听候处分。柳传志非常紧张，他知道自己如果真被定性为不走贫下中农路线，这一辈子就完了。好在他亲眼目睹过“反右”斗争，所以他不说话，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有人威逼利诱他说：“你承认算了，承认之后只给你工作团内的处分，不给你更大处分。”他依旧不吱声。
会在沉默中散了。柳传志拔腿就向公社驻地跑，他不知道自己到底跑了多远，许多年后他估计至少有5公里。他一路狂奔，一路恐惧、委屈、迷惘……在公社驻地，他找到了在宝鸡县社教运动中担任工作队副队长的指导员，其级别比工作组长正好高一级。柳传志就告诉他工作组怎么开会怎么收拾自己。
指导员一直没有说话，等到他说完才问：“你反映情况属实吗？”柳传志说：“句句属实，没有一点虚假。” 指导员说：“那你回去吧，你不要随便承认。”
柳传志心头石头落地，又是一路狂奔，回到了村庄。此后面对种种威逼利诱，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反对贫下中农路线，直到这件事突然静止，烟消云散。后来社教的风向发生了转变，开始反对“勇敢分子”打人，柳传志所坚持的，一下子变得无比正确。再后来回到学校，出卖他的人为自己的出卖行为付出了代价。
“说这段话什么意思呢？”柳传志后来有一次说，“一个是我经受过暴风雨的考验，另外一个我确实不是一个心胸多宽阔的人。”
没有人知道，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奔跑究竟对柳传志的未来人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是否进而影响了联想的成长。但在1965年柳传志以一连串的奔跑为自己找到了出路。多年后他创办联想，始终能在“黑暗时刻”中保持奔跑的清醒，始终未尝宣布放弃，在经历了种种磨难后为联想找到了光明出路。
“对一切事物都另有看法”
运动比比皆是，然后文化革命便势不可挡地到来了。“当时我在学校进行毕业设计，”柳传志说，“我们都以政治敏感自豪，谁跟随毛主席谁就政治敏感。”
然而，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的政治敏感出现了问题。学生们开始分裂为两派，一派“造反”，一派“保皇”，两派经常辩论，柳传志是造反派的领袖之一，联想控股后来的副总裁曹之江则是保皇派的核心。“我当时比现在能干多了，当时脑子好使，还是辩论团的核心，那个感觉，你们很难体会，”柳传志说，“有点像真的两派，一边是我的，上去的时候，这边人哄哄高叫。曹总那帮很小，人数和规模跟我们没法比。他们是以教员为主的，学生挺少，厉害的全在我们这边。”
最初的时候，柳传志他们经常干些不讲理的事说些不讲理的话，自己还挺得意，后来他突然发生了转变，令许多人莫名惊诧。那些惊诧的人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促使他们的领袖退隐江湖，变成了逍遥派的代表人物。
1966年夏天，北京大学的造反派串联到西安，他们在西军电讲话，将北京造反的情况告诉这些远离首都的年轻人。他们说江青称阶级斗争已经到了他们家，一个张文秋的政治骗子想方设法把女儿嫁给了毛主席的儿子毛岸青。
柳传志听到这话，顿时吓了一跳。“张文秋是我爸爸老领导，我去过他们家。张文秋是老革命，当年两次结婚，都是丈夫被杀时她被陪绑。她是一个非常豪爽的老太太，而且对毛主席真是忠心耿耿……”他开始觉得文化革命不太对头。
他们开始琢磨北京到底发生了什么。“你把门一关，两个同学一议论，他也这么想，”柳传志后来说，“西军电有一些军队高干子弟，他们熟悉北京的动向。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受到批判，但是他没写信跟我说，我还真不是因为他……”
已经开始流行“打倒”之类的口号，还有一些口号，就像电影中还乡团所喊，说什么“打回老家去，火烧县地委”。串联业已开始，“革命”之火业已燎原……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会如此大规模否定解放后的成果？
冬天到来，柳传志脱离了文化革命运动。为了排遣内心压抑，他边踢球边搞对象，顺便还设想毕业后的人生。他后来很庆幸自己当年的选择，说“如果我昧着点良心，在那时候出头的话，文化革命完了后一定会被当成’5·16’抓起来，因为我的能量比他们大。政治良心还是很重要的”。
有人要争取他的支持，也有人看不起他的逃避。当时一个学生头头儿再三劝他应该站出来将革命进行到底，不能当逍遥派。柳传志讨厌他们，他以为他们跟他一样，对局势保持清醒却装作糊涂，后来他才明白，原来整个国家已经处于集体无意识之中，已经找不到几个清醒的人了。好在他原来确立的威信持续发挥作用，虽然有人看不起他变成逍遥派，倒也没人敢对革命意志不甚坚定的他下手。
转眼到了大学毕业分配，他和一个叫龚国兴的女孩子到了成都，在国防科委成都十院十所工作。那个女孩子是他的女朋友，后来变成了他的妻子。
柳传志正是从那时开始“对一切事都另有看法”。到了成都后，他对文化革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多年后曹之江回忆他们在成都的生活，说：“柳总那时候找到我说，我们不要再参加什么斗争，不要再斗来斗去了。我们要好好工作，要对得起国家这么多年对我们的培养。”曹之江当时既震惊又感动，他从此抛弃文化革命，开始了庸常而怡然自得的生活。
那一年，柳传志27岁。他对局势做出了清醒的分析与判断。他对未来没有任何想象，只是希望自己变成一个父亲所希望的“正直的人”。有一次他说：“在成都那一年，工作也没有好好工作，又没吃没喝，就是浪费了很多时间。”
白藤岛：往事并不如烟
1968年，柳传志离开成都，开始了新一轮的颠沛流离。他到广东珠海白藤农场劳动锻炼，接受人民解放军对他们的考验。他依旧没能扮演一个“驯服者”的角色，反而给人民解放军惹了不少麻烦。
白藤农场是一个岛，叫做白藤岛。岛上的生活并不幸福，甚至是一种痛苦记忆。除了与龚国兴结了婚，收获了李天福、老贾和曹之江几个创业老兄弟外，柳传志几乎没得到什么。
“当时那个情况，真的惨不忍睹，”他后来回忆说，“像我穿的衣裳全都破成一条一条的。脖子上挂一个口袋，里边装着饭碗，走起路来叮当响。腰上拿绳系了块破塑料布。为什么呢？因为一下雨好把塑料布挖个洞，头套进去，拿绳子系起来。就这么干活，那真的是非常神的那样子……”
都是些刚离开校园不久、无忧无虑的年轻人，他们一起接受锻炼还算愉快，但他们内心感到压抑、愤懑，感到前途无望、政策冷漠。很多人在白藤岛入了党，但柳传志没有。他叛逆，他反感，他无法接受文化革命的现实。
多年之后，柳传志对自己敢跟解放军作对而洋洋自得。“我真的跟他们作对了，”他说。广东的冬天异常阴冷，水沟中几乎冰彻骨髓，挖完了水沟，腿上便沾满了湿泥巴。傍晚收工，解放军叫他们赶紧回家洗干净腿换上干净衣裳（事实上他们并无什么干净衣裳），再按惯例排队向毛主席“晚汇报”。有一天柳传志终于遏止不住愤怒，厉声呵责他们：“干嘛你叫我这样？你这样对毛主席不尊敬。毛主席就愿意看我们这样？”接下来就是司空见惯的争吵，有时候还有谩骂。
并非所有人都能忍受这非人的生活，柳传志连里有一个人，他对象在江苏等了他很长时间后“要跟他不干了”。这个人想不开，拼命闹着要回去。闹没有达到目的，就只好偷渡。白藤岛四面环水，布满解放军的岗哨。头两次偷渡，那个人都被抓了回来。因为他出身好，解放军曾想做他思想转化工作，把他变成一个正面典型，结果他抄起一把刀，手起刀落，一刀就把自己左手一个指头剁了下来，然后开始骂毛主席你有罪。辱骂了伟大领袖，性质发生改变。那个现行反革命被“一家伙立马押起来，一下押到团部去了”。后来柳传志他们离开了白藤岛，那个人被押解遣送回原籍。再后来，他就疯了。
“当时还有一个女生自杀了，”柳传志说，“这个自杀事件，有点像今天孙志刚的死，当时将我们的待遇改善了很多。要不是她自杀的话，当时我们的待遇会更不好。这些就是当时那种现实。”
还有一次，白藤岛附近起了台风，海水漫上了岛。柳传志他们放弃了抵抗，四处躲藏，最终平安无事。在附近的一个岛上锻炼的年轻人被要求拼死保卫海岛，结果很多人被淹死，大部分是女孩子。
生活就是这样，看不到任何希望。柳传志说，那种生活“混一天算一天，自得其乐”。哪里会有什么乐趣？在广东的大夏天里劳动，无论插秧，还是割稻子，都是痛苦不堪的事情。没有希望的生活整整持续了两年，它改变了柳传志，改变了一个青年的一生。在那里，那个青年结婚了，然后在绝望中等待奇迹降临。
1970年，奇迹似乎真的降临了。北京的国防科委愿意接纳他们。曹之江说，他们能够到北京，纯粹是偶然的结果、命运的安排。当时隶属国防科委的计算所与部队“统一口”，急需人才，成都那边既愿放人，北京便接纳了他们。
柳传志的父亲那时已被定为“阶级分子”，国防科委并不知道这情况，所以柳传志告诫自己“千万别惹事，赶紧给我弄过来再说。万一中间知道我家里有‘阶级分子’，就不要我了，给我再教育”。他果然开始保持缄默，直到回到北京。他后来说，他两年“劳动改造”的最大收获，就是又回到北京。
多年后，没有人知道白藤岛上的生活如何改变了那个骄傲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那时候他与曹之江、李天福、龚国兴一起忍受非人的生活，李勤则在另一处承受自己的命运，曾茂朝已然是计算所里前途无量的干部，张祖祥开始成为工程师，倪光南因其出身，在计算所的生活也并不幸福……
杨元庆和郭为还是不懂事的“小屁孩儿”，命运垂青他们还要等上20年，吕谭平还是香港一个不学无术的小“蛊惑仔”，整天令其母亲担心……
很多后来出没于联想局的局中人彼时都未展示出其未来风云际会的征兆。在那样一个时代里，谁又敢预想自己的未来？
计算所来了一个小伙子
1970年，计算所来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张祖祥记得，六室那个特别英俊的小伙子见了谁都笑嬉嬉的，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他还喜欢踢足球，喜欢踢前锋。
这个年轻人丝毫没有争取进步的迹象，对于入党他似乎提不起任何兴趣来。他后来说不想入党，因为“每天都要很多时间搞政治学习，要说很多违心的话”。
不久之后，他的父亲就从干校回来了，“阶级分子”的帽子摘了。有一天，老人告诉他的儿子说：你还应该努力、积极，还要相信共产党。共产党是执政党，你们真要想有作为的话，就应该入党。他还告诉儿子说：你老婆入不入党关系不大，她是典型的技术型人才，你一定要入党。他相信自己的儿子，日后一定会有所作为。这个年轻人说：“后来我就听了他的话，努力靠拢。……入党对我后来当总经理极其重要，因为是国有企业，不入党当不了。”
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生活越来越压抑。有人后来回忆说，这个英俊的小伙子经常叫上几个朋友，一起喝二锅头，喝得醺醺然时大骂“江青是个婊子”。
这个年轻人老了的时候说：“酒没喝过，我不太会喝，经常一块说这些话那是真。不说你说活得了吗？我相信，大多数人都在说，只有少数人不说。到了1976年’四五’之前还看不明白事，那就是傻蛋；还有人不说，是怕。那时候，真的像一间黑屋子，里面没有氧气，不是少数人醒了，而是绝大多数人都明白过来了。那空气缺氧，怎么办？大家的屋子，要为它冒什么风险？都已经到那时候了……”
这个叫柳传志的年轻人，在压抑的生活中被埋没。他在计算所的人流中并不奇特，他的技术能力并不特别出色。他成为伟大科学家的机会微乎其微。但有一次，他让有1500多人的计算所都认识了他。 他后来很得意地说：“打倒‘四人帮’的时候，我在大会上的一篇发言极其精彩，全所的人都认识我了。”
事实上，更早的时候，他就已经让计算所感受到了他的能量，只是在一个压抑的年代里，人们缺乏激情，对生存或者死亡都视而不见，更何况他瞬间爆发出的灿烂的人性光芒。
1976年4月4日，柳传志记得是个礼拜天。他召集六室的同事们去悼念周总理。他要在那里朗诵自己为周总理写的悼词，以表达自己的爱戴和悲痛。有些人跟他去了，一些老成持重的人留了下来——那时候纪念周总理也需要胆子。那些随他决然而去的，有刘金铎和老蔡，他们后来都变成了联想的高官。
他跳上了台，开始激情澎湃地讲话。台下是密密麻麻的人，有人回忆说还有一个阿尔巴尼亚人。柳传志朗诵完了，献上了花圈，就回到了中关村。“后来就抓人了，那是4月5号出的事，”他后来说，“4月4号晚上就开打了。”
不久之后工作组便开始四处搜集材料，计算所六室“真的是叫恐怖”。柳传志说：“纪念周总理的人，讲过话的，上面都要开抓。当时计算所是个重点，派了一个工作组，开始抓人。斗啊，弄得非常紧张。我当时反正也折腾了……当时实际上对我自己的信念是个很重要的考验。”
柳传志搜集了很多照片。工作组到来后，要收缴所有的“罪证”，要依靠这些“证据”抓人。柳传志与龚国兴商量了一番，就拿油毡纸把照片包起来，藏在房顶木板下面。
“我们怕若干年后真的说不清楚了，这些纪念周恩来的人，真的就变成了反革命，”他说，“我们把那个藏起来了。那时候抓人抓得很厉害，真的把我拎出来，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话说。当时所里也有几个同事写了诗，一抓就抓出来了，抓出来以后，一斗就熊了，大会上四面做检讨，检讨特深刻。他老婆要离婚，压力很大。我心里说，要不甭做，你要做了还得有点这个劲头。当时真的压力很大。他们原来不知道，那次讲话（打倒’四人帮’后的大会发言）是我自己要求上去讲的，他们谁都不知道我对这个事早有极大的预谋，要把这个放射出来。那次讲话震动挺大，人们就那时候认识我的。”
传说中柳传志喝酒骂娘藏照片的那所房子，是由自行车棚改建，每到雨天，外面大下，里面小下。就是这样一所房子，也是努力争取而来。他们原来都住在集体宿舍，六个人住一间。柳传志和龚国兴分居两处，生活甚是不便。
1972年前后，他们开始住在一起。先是住在机房里一间六平方米的小屋子里，屋中只有一张床，床下是地板，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后来他们才分到了一间12平方米的自行车棚改建的宿舍。刚搬进去的时候，柳传志和龚国兴都激动万分，“感觉那叫满意，觉得部长的房子也就这样”。
这不过是一所12平方米的自行车棚，房顶是石棉瓦，墙壁是板砖，石棉瓦外面接出来一块，用油毡包住。房子有两米高，柳传志形容说比他高一点点，矮的地方与他身高差不多，出门就得低头。
在自行车棚子里住了一段时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他们就开始“盖房子”，今天看来不过是违章搭建一个小厨房。盖房子时很多人来帮忙，有一个叫马文豹的，后来成为联想11个人之一。柳传志以前天天和他一起骑自行车上班，路上讨论政治讨论那些让他们压抑的生活。盖房子时马文豹做饭，李勤干难度最大的八角。还有很多人，为了柳传志家的小厨房，裤腿子上也沾满了水泥。
好多人的宿舍下雨时漏雨，最厉害的是周晓兰家。“他们家有八个地方同时漏，”柳传志说，“我们家还能弄点水泥修修。”修房子的水泥是偷来的，是从一个叫戴明发的人管的料厂里偷来的。那时候科学院里有一个料厂，里面堆放着水泥、砖头和木头，各种各样的材料，戴明发负责看守料厂。柳传志他们去偷木头和水泥的时候，大多约好两三个人，他先去跟戴明发搭讪，跟他一起抽颗烟，然后李勤他们去帮他拿点油毡、木头和水泥出来。有一次，柳传志家的瓦破了，锅里落满的却全是水泥，原来那是龚国兴存在房顶的，都已过期。生活就是如此。
很多年后，联想已经成为中关村的明星，柳传志也因扛起民族计算机产业大旗而摇身变为“民族英雄”。有一天他回家，发现门口站着不少计算所里有头有脸的人，他没跟他们打招呼。突然，他抬头看见戴明发，他顿时满脸微笑上前招呼老戴，把戴明发紧张得不得了，就连龚国兴看了都觉得挺奇怪。后来回想起来，柳传志发现那是一种条件反射，是对自己当年偷木料、油毡和水泥的回忆。一想起这些来，柳传志就偷偷地乐。
李勤他们帮柳传志盖好的小厨房有4平方米，原来的自行车棚有12平方米，又另外违章搭建了4平方米，柳传志这下拥有20平方米的住房了。说是20平方米，可以住人的，依旧是原来的12平方米。这12平方米最多住多少人？柳传志数了一下，说：“龚国兴的父母，她妹妹带着她的孩子，加上我们八个，最多时住了八个人。所有的床都是折叠的，白天呼啦就推回去了，晚上全拉出来了，拉出来后所有的地方满满的，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落脚，除了那个炉子。”
那是一个用来取暖的炉子，到了做饭的时候，就把那个炉子就搬到一旁。生活如此，现实折磨他们，他们却没有怨言。所有知识分子都是这样，即或那些大知识分子、著名的科学家，也是如此。周晓兰的先生1956年大学毕业，住的房子与柳传志并无二致，想到这些，他们也就坦然了。
偶像的诞生
就这样浪荡了十几年，1984年，柳传志终于等到了机会。那一年，他40岁。他开始创业。他此前在六室做了13年磁记录电路研究。“虽然也连续得过好几个奖，但做完以后，却什么用都没有，一点价值都没有……我们开始接触国外的东西，发现自己所做的东西，和国外差得太远。这使得我坚决地想跳出来。”
柳传志已经“憋得不行”：“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大学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有精力不知道干什么好，想做什么，都做不了，心里非常愤懑……突然来了个机会，特别想做事。科学院有些公司的总经理回首过去，总喜欢讲他们从前在科研上都多有成就，是领导硬让他们改行。我可不是，我是自己非改行不可。”
柳传志已经40岁了。他串联办公司的背景是：中关村已鳞次栉比，办起一片公司，计算所也开始有人走出去帮人验机，取得每天三四十元的验机收入。
曾茂朝想让计算所自己办个公司，上缴点钱给所里解决急需。柳传志则要改善生活，他迫切地需要富裕和改变。他已不在意是否会失败，他说：“当时的情况已经是最糟了，还能怎么糟？”他们互相都有需求，他们都要借助对方的势能。
他已看到希望。"但应用研究怎么能够推广变成产品，我当时也想不好该怎么走？但研究所的路，肯定行不通。”
1984年11月，柳传志出任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副总经理，1986年7月正式接任总经理，从实质和形式上双重取代了王树和。后者事实上在1986年初便已失去联想，但柳传志要获得形式上的认同，尚需等待半年时间。半年后，柳传志拥有了为1986年写总结和为1987年进行展望的权力。
他从此成为一个偶像，一个奇迹，一个“中国改革风云人物”。他被认为是一个创业的传奇。有人说，这个传奇的意义不仅在于他领导联想由11个人20万元的小公司成长为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更重要的是，他的传奇故事对许多立志创业的青年人来说，是一种激励，这个传奇让每一个中关村创业青年都可以怀有这样一个希望──“如果我足够地努力，也可以像柳传志那样地成功。”
*图片购自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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