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判决书中的儿童性侵案：定罪难、量刑轻、多减刑、赔偿少

作者：任尚坤

来源：物质生活参考（ID：wzshck)

最高检、公安部已派出联合督导组赶赴山东。“鲍毓明案”仍在调查中。

近年儿童性侵事件频繁出现，但鲜有如这次引发舆论汹涌。舆论期待结果，更期待完善的法律保护弱者的权利。终究，更多的人不会被放在聚光灯下。

本文的数据与案例，是儿童性侵案背后的现实与困境，是那冰山之一角。

上升势头明显但隐案率高

有研究称，只有约1/3的儿童性侵案会被认出，而上报的则更为稀少。我国当下暂无有关隐案率的明确数据，被媒体广泛引用的儿童性侵隐案率为1：7，即每1起曝光的性侵案背后至少还有7起未得到曝光的案件。

该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系教授王大伟。他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称，这是多年前英国的警察系统根据当地情况得出的结论，尽管有借鉴意义，但在性观念文化背景、司法体系和救助体系不同的情况下，完全不可类比到中国。①

目前，仍没有可靠数据能准确量化我国儿童性侵现状。

公检法机关首次披露相关数据是在2014年。此前2010-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猥亵儿童罪7963件8069人，嫖宿幼女罪150件255人（该罪名在2015年11月后变更为强奸罪）。2015-2018年，全国法院审结的猥亵儿童案件则有11519起。

即，检察机关平均每天收到6起猥亵儿童案件，法院平均每天审结超7起案件。但这还不包括性质更为恶劣的强奸犯罪。

有学者曾对“北大法宝”数据库中案例予以统计，2010-2014年，强奸案件判决数依次为335、448、712、813、928，2015年前10个月案件数已达814起。上升势头明显。②

还有一组数据，来自女童保护基金会。

2013-2018年，媒体公开曝光的性侵儿童（14岁以下）案件共2096起，受害3924余人。数字并非确数。基金会在统计时，将性侵多人的均按3人计算，可实际上，单2015年一人性侵10名以上儿童的案例就有14起。2018年平均每起案例受害儿童2.37人。

我国未设立性侵儿童犯罪的独立罪名，相关罪名原有五个：猥亵儿童罪、强奸罪、引诱幼女卖淫罪、奸淫幼女罪和嫖宿幼女罪。后两个已被取消，并纳入到强奸罪中。

根据“北大法宝”司法案例库，截至2018年12月31日，共有儿童性侵案1.7万余例。其中，猥亵儿童罪占比47%，强奸罪占比43%，奸淫幼女罪7%，嫖宿幼女罪1%。

 关于儿童性侵的司法案例数据分析报告

（2018年第4期）

《北京青年报》曾在《半岁女婴性侵案被“轻判”背后》文章中，援引湖南省第十二届妇代会代表的话称：“很多性侵受害人在选择‘公开’后，遭到了来自各方的‘二次伤害’，加之现行法律对刑事被害人，没有精神损害赔偿，所以，借助公权救济，往往最后一分钱得不到。有些人便干脆以‘私了’换‘实惠’。那么多的性侵案件，因钱财的‘消弭’而潜入水下，这才是最可怕的。”③

定罪难

取证是必要程序，但也是不少性侵案难点所在。

孙雪梅，“女童保护”发起人，曾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对此感到无奈。孩子们很少有证据意识，甚至一开始都无法识别性侵。④

我国刑法虽明确规定与未满14周岁幼女发生性关系，无论何种情况均以强奸罪论，但对于14周岁以上18岁以下的情况则语焉不详。受害者需提供受到“暴力或胁迫”的证据。

这也是“鲍毓明案”当下遇到的问题。

根据刑事诉讼法，所需证据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等笔录；视听资料或电子数据。从媒体披露的信息看，本案现有证据主要有指控人陈述、带有血迹、精液的卫生巾等物，以及被踹烂、沾血的床单照片等。

同济大学法学教授金泽刚回应《新京报》时讲，从司法实践看，即使上述物品确有嫌疑人的生理痕迹，也难以直接证明是暴力或胁迫侵害所致，这为追究鲍的责任增加了难度。当然，不排除侦查机关会收集更有证明力的证据。⑤

诸多法学业界和学界人士都在引用——2013年10月25日颁布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中的规定：“对已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女性负有特殊职责的人员，利用其优势地位或被害人孤立无援的境地，迫使未成年被害人就范，而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以强奸罪定罪处罚。”

该意见还明确了负有特殊职责人员的范围，即对未成年人负有监护、教育、训练、救助、看护、医疗等特殊职责的人员。

不过，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撰文表示，“司法意见毕竟不是法律，其威慑力有限”。他建议，增设滥用信任地位型强奸罪，把受害人年龄标准从14岁提升至18岁，只要与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特殊职责人员就应该以强奸罪论处。

仝宗锦律师则认为：“司法意见在我国法律实践中也常常被视为司法解释。”后者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可作为判决的法律依据。

量刑轻、多减刑

从上述“北大法宝”的数据看，性侵儿童案有一半是按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北大法宝”通过对平台上8342篇猥亵儿童罪案例进一步分析发现，司法实践中该罪刑期多分布在1年以下，占案件总数量的60%以上。相对“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法定刑看，实际判罚在法定刑幅度内普遍较低，犯罪成本较小。

另外，儿童性侵案涉及一审、二审、再审、死刑复核及刑法变更程序。其中，刑法变更程序（包括减刑、假释、监外执行和撤销缓刑）比重最大，在1.7万余样本案例中占比49%，有8480例；一审占比40%；二审占比10%；再审和死刑复核占比之和仅1%。

而占比最大的刑法变更程序，其中98%为减刑案件，有8315例。

 熟人作案占八成

早在2009年4月，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就发布过《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案件统计分析报告》。该报告中提到，在 340 个案件中，熟人作案的比例占到了 68% 。监护人实施的性侵害案件 39 件，其中有 29 件发生在特殊家庭，比例高达 75% 。被生父、养父和继父强奸的占监护人侵害案件总数的 61% 。但该报告的样本容量只有340个。

近年，全国多个省市的地方检察院都发布数据，显示儿童性侵熟人作案比例超80%。

这与女童保护基金会的统计数据基本一致，其报告中，熟人作案比例常年居高不下，最高达87.87%（2014年）。其中，2018年统计的210起熟人性侵案例，师生关系占比最高达33.8%，网友18.57%，邻里14.76%，亲属（父女、继父女、养父兄、亲戚等）11.90%。

儿童性侵案大多隐蔽性强，若缺少外力介入，侵害常会持续、多次出现。

上文提到的对“北大法宝”中强奸案进行统计的学者，也择取了一年（2014.10-2015.10）964份判决书归纳整理，筛选出104起案件进行实证考察。奸淫幼女案约占所考察强奸案件总数的10.8%。⑥

在这104起案件中，有16起为特殊主体作案：教师8起，与幼女共同生活人员6起，国家公职人员2起。其余88起犯罪主体以邻里、熟人居多。

赔偿少，索赔难

2016年6月1日，法制网发布文章《调查称近三年媒体曝光性侵儿童案逾千起，最高获赔仅5万元》，文中提到被性侵儿童在争取民事赔偿中面临重重困难，截止当时，没有一起受害者提起的民事索赔获得法院支持，赔偿额最高的一例仅5万元，且是以“调解”之名。⑦

尽管此前2013年10月，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印发的《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已将遭受侵害未成年人的精神康复费用纳入判赔范围。

法制网援引的是广西“百色性侵女童案”和宁夏教师性侵12名幼女案。据代理律师介绍，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司法实践难落实，主要原因还是证据方面。

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的，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法院往往只支持已遭受的人身损害和必然发生的损失，比如医药费等，而被害人后续用于心理干预、康复的费用，并没有涵盖在内。

2017年11月29日，一起儿童性侵案在成都成华区人民法院宣判，判赔的直接经济损失项目中首次包含3000元的心理康复费用。《法制日报》称其为有“破冰意义”。

同年12月，《财经》杂志发布文章，“满洲里性侵女童案”代理律师李莹称，司法实践有种处理是被告人有赔偿能力且愿意赔偿，经法院调解，被告人会出钱赔偿，但这需要受害方出具谅解书以在量刑上从轻处理。⑧

其文章中，也有专业人士反对由被告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因为伤害不能弥补，“并且会让施暴者觉得我已经赔偿你了，这是个很大的误区”。该人士建议，这类犯罪应从重处罚，并由政府设置公共资金用于性侵儿童的心理康复治疗。⑨

男童保护存在盲区

直到现在，中国强奸罪的客体始终是女性的性自主权。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刑法修正案九，把强制猥亵罪的客体从“妇女”扩大到“他人”，即将所有男性纳入。此前，除幼女外，猥亵儿童罪的保护对象只适用于14岁以下男童。

据“女童保护“统计，2017年600多名受害者中，男童被性侵的有58人，占比9.57%。2018年男童受侵者占比4.26%。基金会教研部主任邹于香在公开分享时称，男童被性侵曝光得少，不代表男童被侵害的风险就低。他们往往不会主动说出口，但心理伤害却比女孩更大。

13年前，现任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龙迪还在读博士，她撰写了35万字的博士论文《性之耻，还是伤之痛》，并于2007年5月结集出版。该书成为中国内地第一部关于儿童性侵犯的社会工作研究文本。

她在书中将儿童性侵犯界定为：18岁及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男性或女性）在威逼利诱下，卷入任何违背个人意愿的性活动，或在非知情同意情况下参与性活动。“性活动”包括带有性含义的身体接触，也包括拍摄裸照、观看色情录像或图片等非身体接触。⑩

她还指出，《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使困境儿童受到特殊的保护”中的“困境儿童”只包括贫困家庭儿童、孤儿、弃婴、残疾儿童、流浪儿童等，遭受性侵犯的儿童则不在此列。她倡议将儿童发展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完善保护儿童合法权益的专门立法。

13年后，《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中，该处内容并未有明显变化。在保护儿童人身权利一节中，强奸犯罪被列入社会综合治理范畴。另外还有一如既往的那句话：保护儿童免遭一切形式的性侵犯。

注释:

① 王海燕：《儿童性侵：海面下的冰山》，《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37期。

②⑥ 陈伟 杜娟：《104件性侵幼女案反思：法律真的束手无策吗？》，《青少年犯罪问题》，2017年第1期。

③ 张倩：《半岁女婴性侵案被“轻判”背后》，《北京青年报》，2015.12.14。

④⑧⑨ 王丽娜：《性侵儿童之殇》，《财经》杂志，2017.12.25。

⑤ 金泽刚 王威：《“高管疑似性侵养女案”：该怎样厘清道德与法律？》，《新京报》，2020.4.11。

⑦ 余瀛波：《调查称近三年媒体曝光性侵儿童案逾千起，最高获赔仅5万元》，法制网，2016.6.1。

⑩ 龙迪：《性之耻，还是伤之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5.11。

*头图购自视觉中国，文内插图系相关报告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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