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是死跑龙套的，郭广昌也是
“对不起，我是一个演员！”
“死跑龙套的！”
“对不起，我真的是个演员！”
“死跑龙套的！”
“对不起，如果你非要这么叫，
可不可以不要加那个死字？”
在2015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郭广昌与宗庆后并列第11位，他近年的一系列举措，也使他变得炙手可热。他被称为“中国的巴菲特”，一手打造了“复星系”，直接和间接控股的公司超过了100家，“投资范围涉及生物制药、房地产、信息产业、商贸物流、金融、钢铁、证券、银行、汽车等领域。”
我曾与郭广昌有过几次接触和交流。郭是个低调、儒雅的商人，喜欢谈哲学，尤其喜欢谈维特根斯坦。
郭广昌祖籍浙江东阳，一个小县。
郭广昌是富豪榜上“东阳军团”的领军者。在2014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东阳军团”还包括上市公司华策影视实际控制人赵依芳傅梅城夫妇、浙江广厦创始人楼忠福家族、上市公司东阳光科的实际控制人张中能夫妇、新光控股集团董事长周晓光虞云新夫妇、康恩贝集团董事长胡季强、花园集团董事长邵钦祥家族。
“东阳军团”的精神领袖是楼忠福，他从一位建筑工人崛起为“福布斯富豪”，成为了浙商的典范，被官方媒体称为“一个追梦的人”。他此前一直是“东阳军团”的代言人，直到今年年初被有关部门带走。
郭广昌一直是“东阳军团”的领军者，他在富豪榜上的地位越高，“东阳军团”的影响力就越大。突然间，他“失联”了。失去了精神领袖和领军者的“东阳军团”濒近崩塌。
我昨晚曾给复星的一位朋友发微信，回复简单、含混，还有一个哀伤的表情。我回复说：“一切安好便好。”我真心希望郭广昌一切安好。我希望中国的所有民营企业家一切安好。他们应当成为商业文明时代的主角，而不是“死跑龙套的”。我没有写稿子。我没有落井下石的习惯，也没有秃鹫食腐的嗜好。
然而郭广昌终于还是从故事变成了事故。没有解释，没有公告，只剩下猜测。在他之前，徐翔已经从故事变成了事故，而徐明则已从事故变成了身故，只留下了诡异的往事、缠绵的纪念，和各路人马无须忌惮的猜想。
徐明死后，冯仑写文章感慨徐明是个大人物，是民营企业中的枭雄，在中国民营企业界，曾经也是一个标志性的创业者和企业家，“活得张扬，判得诡异，死得神秘”。冯仑哀叹“在中国，民营企业是夜壶”，呼吁“应该给他们一个新的定位和更大的荣誉”。
然后，郭广昌“失联”了。
各路食腐动物纷纷出动。
这是国学宗师梁漱溟与父亲的最后一次对话，正值父亲六十大寿前夕。那一年的梁济已经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他看到了“全国人不知信义为何物”，发出了“若正义、真诚、良知、公道等吾国固有之性、立国之根本丧失，则国将不国”的沉痛哀叹。他纵身跃进了积水潭里，告别了令他纠结不已的这个世界。
社会学家陶孟和后来评价说：“在现在一切事物都商业化的时代里，竟有巨川先生这样的人，实在是稀有的现象。”
梁巨川最终的疑问是震撼的：“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的最终回答也始终让我们看到光亮，微弱的、抚慰性的、心灵鸡汤一样的光亮：“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在“企业—政府—社会”的关系模型当中，中国曾经处于“主导模型”当中，政府是整个社会的建设者和主导者，也是国有企业的唯一股东。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民营资本用了三十多年时间完成了崛起，中国的“企业—政府—社会”的关系模型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主导模型”、“市场资本主义模型”、“动态力量模型”和“相关利益团体模型”共同存在，相互作用，彼此交织。
多种力量博弈的结果，致使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焦点和难点增加，沸点和燃点降低；尽管政府正在提升自己的管理能力，以因应这种巨变，试图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化，但迄至今日，我们的所见，依旧未现大的改观。
社会转型和角色转化带来的阵痛剧烈而持久。我们面对的既有地方政府“绑架”企业共组一家公司的 “主导”，也有上市公司高速成长的同时背离社会责任、成为原罪考验和道德审判中“有罪者”的扭曲“市场资本主义”。
与此同时，包括王健林、尹明善、刘永好这些“委员商人”和“代表商人”的出现，使中国的“企业—政府—社会”关系模型又具有了“动态力量”；而以前的黄光裕案以及近两年出现的各类官商勾结案作为典型案例，又使人们理解何为嬗变出的“相关利益团体”。
毫无疑问，我们都需要一个值得期许的外部世界，需要一个好政府，需要一批好企业以及使其好起来的社会环境。
这种变局之下，政府应当从管理者尽快转型为服务者，从社会公义的执行者转变为监管者，从市场的参与主体转变为市场的服务商，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提供透明、公正的社会环境，从制度层面来保障社会关系琴瑟和谐起来，而不是胶柱鼓瑟起来。
在政府与企业之间，政府的角色是服务者、监管者；政府和企业要建立和谐的政商关系。现代社会的基础是商业文明，政治文明是商业文明的服务商和守夜人。耳闻目睹之处，很多地方政府扮演着“掠食者”的角色，不但试图从企业口中掠食，更在有意无意地破坏商业文明的游戏规则，以威权代替公正，以滥权代替公平，不仅与“服务型政府”的目标背道而驰，更使自身陷入利益漩涡当中，成为诟病的对象。
和谐政商关系的前提是彼此独立、相互尊重，在法律面前均为平等的主体。作为文明的左手与右手，政府扮演的角色应该是无形的手和帮助的手，而不是掠夺的手；企业扮演的角色是遵纪守法、独立自尊的“无形的另一只手”。
在企业和社会之间，企业要坚守商业伦理，负起社会责任；企业和社会要建设和谐的商业生态。这种生态，是商业文明的土壤，至少我个人相信，它最终会成为现代政治文明的育种地。
“为了获得成功，企业管理者必须像对待经济环境那样，理解、正确反应并预计非经济环境的要求。”只有强大、有竞争力的公司才能对整个社会负起责任，只有健康的企业才能提高并丰富人类及其社区的生活，所以杰克·韦尔奇才认为“CEO最首要的社会职责，就是确保公司的财政成功”。
但追求利润绝不应成为企业和企业家的全部责任，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一定会在社会责任方面体现自己存在的价值。当下的社会转型期，一些领域的道德伦理框架正面临重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不要求每个企业家都是道德君子。我们的要求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商业的社会责任》一文的结论：
“仅存在一种、而且是唯一的一种商业社会责任——只要它遵守职业规则，那么它的社会责任就是利用其资源，并且从事那些旨在增加其利润的活动，这也就是说，在没有诡计与欺诈的情况下，从事公开的、且自由的竞争。”
中国要发展，归根结底需要企业的发展；企业要发展，除了自身要努力外，也需要一个服务型的好政府，需要和谐的社会关系，需要一种尊重创业、尊重财富的商业生态。
在“政府—企业—社会”的关系当中，三者实为唇齿相依，一荣俱荣，一枯俱枯，唇亡必定齿寒。
但是在当下中国的“政府—企业—社会”当中，作为公权力的代表，政府依然占据主导力量，“主导模型”始终在发挥着决定作用。要建设和谐社会关系、和谐政商关系和商业生态，首先要求和谐的政治文明和服务型政府的出现。
郑国的这一条盟誓，放诸今日，依旧可以被当作是政商文明和谐共生的典范。只要，做到了这一步，无论作为工商领域的从业者，还是作为商业文明的观察员，我们都会得出与梁漱溟一样的结论：
“我相信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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