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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商张大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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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一年前，这种“不急不忙”的保守态度还颇遭中国媒体非议，不少人认为正是这种态度导致张大中在59岁的年纪上被赶出了中国家电销售业；要知道，他可曾是这一行业引领潮流的先锋人物。然而今天，中国股市暴跌，熊市已持续一年，国际金融危机乌云密布，经济陷入低迷——此时，张大中在职业生涯中表现出来的一贯稳健与审慎就显出另一种意味来了。
在北京，“张大中”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他创办的连锁公司“大中电器”专门销售电视机、音响设备、空调、电冰箱、微波炉等产品，曾是京城最大的家电销售中心。然而，2007年12月，张大中却做了一件让商界同仁大吃一惊的事，他将自己的62家店全数卖给了黄光裕——时年38岁的国美电器老板，从而使国美一跃成为国内行业老大。由于此次并购引起了四家电器巨人的纷争，其间充满各种诡诈与背叛，自然引起了媒体广泛关注。最后，张大中获益不菲，国美以36亿元人民币现购大中电器，并继续延用“大中电器”的名号。带着亿万现金离开家电业，张大中随即注册了一家新公司——大中投资公司，变身为风投资本家兼金融投资家。一些忠诚的老部下仍然追随着他。2008年，张大中上缴税款5.6亿人民币，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高的个人缴税额。根据新闻报道，他付的税款比当年整个青海省个人所得税总和还要多。
然而，在商界，许多人把张大中卖掉大中电器的决定看作是他在商场的失利。普遍性的分析认为，因为张大中的年龄及其保守的北方人性格导致了他目光短浅，对未来的发展缺乏远见；而年轻的广东商人黄光裕不但看到了国内企业联营、标准化和资本市场的巨大潜力，而且精力充沛、胆大冒险，颇有弄潮之技。
张大中喜欢引用一句中国老话：“没有金刚钻，别揽磁器活儿。”他也爱说：“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黄光裕的名言则简单直捷：“商者无界。”而且他对此言身体力行。事实上，并购大中电器只是其急速扩张的一步而已。黄光裕的野心远比做当前中国的百思买（Best Buy）更大。他正在打造一个企业帝国，从家用电器销售到房地产，从地区性到全国再到境外。至于那种递给张大中一袋黄金请他走路的大手笔处理方式（相当于让张大中拉着一把黄金降落伞着陆），也是颇具黄光裕风格的标志性手法。在中国商业媒体中，黄光裕拥有着摇滚歌星一般喧嚣的名声：他出身卑微，家庭有天主教背景，喜欢金色领带，即便在一个充满了白手起家故事的国度，他也是一个传奇。
黄光裕还被看作是一个神秘的商业奇才。专家们仔细地研究其商业策略，有时会用中国武术行话来描述这位年轻的大亨，似乎在观看一位不动声色的黑带大师的行动。对于黄光裕敢于冒险的性格和胆大妄为的决断，他们甚为推崇。他们注意到他与挥金如土的贝尔斯登投资银行（Bear Stearns）和高盛集团（Goldman Sachs）之间的联系、他在融资中表现出来的精明、他对资本市场日益增长的兴趣，并对他灵活地使用各种金融工具的能力大为惊讶（比如，黄光裕经常对多个公司进行重组，通过资产洗牌与重组和重注资本来抬高股票价格），却少有人对此完全明白。但他们对黄光裕了解得越少，似乎越能感受到他的魅力。
相比之下，张大中“亮点”不多，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白手起家、吃苦耐劳；一直保持低调，避开引人注目的舞台中心，据说生活相当简朴。他的故事似乎一目了然。对这样一个人，有什么好说的呢？
然后，2008年11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像其他人一样，张大中打开报纸，读到一条新闻——黄光裕因操纵股市、洗钱和贿赂政府官员被捕入狱。和美国麦道夫（Madoff）丑闻引起的后续反应一样，这条消息不啻于在经济危机依然弥漫的黑暗天空响起一声不祥的霹雳。黄光裕毕竟是中国最富有的私营企业家。在胡润2008年的中国富豪排行榜上，黄光裕以430亿元人民币的资产名列第一。在此之前，他曾两次高居榜首。2007年，张大中以38亿元人民币资产仅排第269位。如今，经济低靡依旧，黄光裕却锒铛入狱。官方对此案的调查在秘密中进行，不免招来各种谣言。先前的图景陡然大变。
对二人的观感也立时出现明显的差异。人们对黄光裕的崇拜——或许其中本来也掺杂着嫉妒吧—很快变为谴责。互联网上开始出现嘲讽讥刺，人们把他描述成一个卑鄙无耻之人。有人曝料说他早年不但赤贫（小时候他曾捡垃圾糊口），而且还是一个野气十足的小流氓；他和哥哥（一位房地产开发商）经常参与手段残忍的巧取豪夺、贿赂、帮派斗殴及其他肮脏的交易，毫无忌惮更无良心自责。回顾国美与大中电器的合并，人们如今开始对张大中惊人的好运与财富赞叹不已——想想看，要是现在出售大中电器会是什么情形！何等奇妙、完美的时机啊！多有智慧、多有先见之明！一年之内，中国股市市值缩水70%。而就在黄光裕被捕两周之前，张大中从国美电器拿到了最后一部分并购现款！一位朋友描述说，连北京出租汽车司机都在纷纷议论张大中的福报：“我坐在出租车里，收音机正好在播放黄光裕的新闻，司机说他们都为张大中感觉庆幸。”
对那位已沦为阶下囚的同行，张大中本人却绝无再踩上一脚的心思。像往常一样，在公开场合他对黄光裕事件未置一词。在私下交谈中，他对某些猜测不以为然，这些猜测说中央政府抓捕黄的意图是为了控制“广东帮”(那些掌控着富裕的南方大省的“太子党”商人和政客们)，而黄光裕正是从那个地方走出来的。至于媒体认为导致黄最终堕落的原因是他太贪得无厌、太爱玩金融，张大中对此似有同感，但他显然并没有幸灾乐祸。他对我说：“黄光裕非常勤奋，也非常聪明。我现在不想做任何定论。他是一位充满活力的竞争对手，对我有过非常大的启发和激励。”
张大中身材不高却很匀称，皮肤白皙细腻如同一位书斋型学者，由于长年锻练、身体健康，看上去容光焕发。60岁的年纪保养得很好，眼光犀利有神，步态迅捷沉稳，整个人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他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偶尔夹杂几句俚语土话。他的穿着风格比较保守，但也不是那种严实得不透气的样式。最常见的打扮是商务便装：一件单色西装衬衫，一条深色长裤，一双质地精良的皮鞋；天冷时再加一件蓝色或灰色毛衣。他既谦和友善，又机警谨慎。在群体中，他听得多，说得少，低调节制，尽量不引人注目，是一个习惯于不断酌量、观察和吸纳信息的人。这位亿万富翁从无志得意满之态，他并不认为自己的成功与财富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并不比外面那些人聪明多少，”他说。那天晚上，我和张大中在他的办公室里对坐交谈，他不时地抽烟、喝茶，谈兴颇高。他对我描述了他生平第一次看见奔驰轿车的情形。那是1970年代末，北京举办了一届德国制造产品展览会，张大中赶去观看。当时他在北京郊区一家村办供销社卖猪肉，月工资30元人民币。工作近10年后，除了一辆自行车，他一无所有：没房子、没存款、没女朋友。展览会上有一张照片特别吸引了他的注意力：那是一辆奔驰。他回忆说：“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好久好久，心想：这辆车可真是太漂亮了！当然，我做梦都没想过有一天能开上自己的奔驰。”如今，张大中有两辆奔驰。他说：“如果中国没进行改革开放，像我这样的人，出身于我那样的家庭，是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的。如果你要写我的故事，一定要把这个写进去：想想30年前我在哪里，这条路就像是从地狱到天堂。”
开始
这条路始于1979年。那年张大中决定做一件在当时看起来比拥有一辆奔驰汽车更没谱儿的“大事”——他希望中国政府改变对他母亲王佩英的判决。
王佩英，一位普通的幼儿园阿姨，曾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公开批评毛泽东。虽遭拘押、批斗，她仍拒绝放弃自己的看法，因此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接受长达两年半的“药物治疗”。后来她被单位带回，送进专门关押“反革命”的“牛棚”。在参加强制劳动的同时，她时常受到讯问、殴打和羞辱。顽强不屈的态度为她赢得了“罪大恶极”的称号。1970年1月27日，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十万人批斗大会，她与另外16个“反革命分子”一道被判决死刑，立即执行。在赴刑场的路上，她仍不屈不挠，坚决反抗，行刑者便在车上把她用绳子勒死。
王佩英的丈夫是铁道部一位中层干部，他们生了7个孩子，前面6个都是男孩，最后1个是女孩。张大中在家中排行第三。父亲因肝衰竭去世时，大中只有12岁，是母亲王佩英一个人抚养他们。因为生计艰难，他们不得不打发跟从张家多年的保姆回老家，因为实在担负不起她的费用了。张大中还记得心爱的阿姨离开的那天，他如何站在阳台上默默流泪。他学会了自己缝补衣服---这些衣服永远是补丁摞补丁。夏季，张家每个孩子都只有一条裤子，每天晚上都得洗，这样第二天早晨才能穿上干爽的长裤。为了维持生计，王佩英不得不定期卖掉一些东西来换钱，其中包括从她父母那里传下来的古董和丈夫留下的旧冬衣。但这还不是最穷的时候。到王佩英开始公开批评毛泽东，他们一家马上变成了“黑五类”家庭。在回忆那段经历时，张大中仍然不免情绪起伏。他每周一次去精神病院探望，眼见母亲在药物作用下面容苍白、昏沉虚弱，却仍然坚定不移。此案给所有孩子的生活都留下了浓重的阴影。有这样一位被枪毙的反革命分子做母亲，张家被盖上了耻辱的烙印，子女们无法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也无法上大学；他们的婚姻前景也非常黯淡，因为大多数人都不希望与这样的家庭联姻。张家子女们接受了这种命运，好几个人都搬到外地定居，在那里从事单调枯燥的工作，放弃了迁回北京的希望。
当时张大中也觉得自己只能滞留在乡村供销社工作糊口了。他告诉我：“那段日子真是非常压抑，我看不到任何方向。”他不想无所事事，就买了大量旧书阅读。一天，书里的一句话让他深受震动，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一个人的不幸程度，取决于你对不幸的理解。”他说：“我记不得它是出自哪篇文章、哪个作者了，但这句话突然在我眼前打开了一扇窗，我决定从此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已经生活在谷底了，那就接受它吧！”他每天清晨6点起床，沿着乡村小路跑10公里，甚至大冬天也穿着短裤跑步。“跑完步我一整天精神都很振奋，总是兴高采烈快快乐乐的。如果有人问起我的家庭，我就告诉他们：我爸爸是一位共产党干部！”
1976年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后，邓小平复出，开始推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解冻初期，人们仍然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在几个兄弟姐妹中，惟有张大中捕捉到了这些变化的真正含义。他给邓小平及共产党其他高层官员写信，请求重新审议对他母亲的判决：“这事我没告诉两个哥哥，他们会认为我在给组织添麻烦！”为了赢得同情，他在信中讲述了父母早年为共产党所做的工作，在当时，那是非法的，属于地下工作；他也指出母亲是在精神病发作期间批评毛泽东的。几个月后，终于有一天，公安局打来电话，要他到半步桥监狱办事处去一趟。他去了，工作人员向他提了一些问题，然后让他回家等着。三个月过去了，仍然没有任何消息。他开始继续写信发信。“每周我都给所有部门邮寄一批信件。当时冤假错案太多了，许多人都在寻求解决，我知道惟有坚持不懈，才可能获得机会。”
事情最终有了转机。1980年1月，北京市人民法院修改了对王佩英的判决：她不再是一名反革命分子，因为她是在精神病发作期间发表反对毛泽东的言论的。虽然这只是对判决书的有限修改，却仍然是一个重大突破。一个月后，张家的7个儿女领到了政府提供的补偿金——7000元人民币。
拿到分给自己的1000元钱时，张大中心情沉重。他告诉我：“虽然我还并不完全理解我母亲，但内心深处我意识到母亲是一位非凡的女性，这是用她的生命换来的一笔血钱。我不想像我的兄弟姐妹那样用这笔钱买电视机或家具，我觉得我必须拿这笔钱做点儿配得上她的生命的事情。事实上，这么多年来，在我的事业不断发展扩大的过程中，这种感觉一直伴随着我，像一根无形的鞭子一样激励鞭策着我向前走。”
张大中的一家
最终，他把这笔钱一分两半。当时，他刚刚经朋友介绍有了一位女朋友，决定结婚时，他花了500元钱来置办婚礼和做蜜月旅行。“我把剩下的500元钱存起来，准备做事业的启动资金。”
一年后，张大中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次尝试。他买了烧碱、清漆、银粉、刷子和抹布，把它们通通放进一只旧军绿书包里；星期天跑到大街上，举着一块牌子，上写：“刷煤气灶，8毛钱一个”。他穿得干干净净，是一个看起来让人很有好感的年轻人，人们打开门让他进入自家厨房。在那个炎热的八月天，干了一整天之后，他算了一笔帐：他给10只煤气灶进行清洗和刷漆，总计收费8元，抛除工具费用，他净赚了两元钱，但这还不算劳力付出。张大中笑着回忆道：“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事这份买卖。”
他的下一个商业活动是制作灯具。他把自家厨房改造成工作间，从不同地方弄来一套工具——饼铛、纺纱厂的梭子、电线和灯泡——用它们拼装制作了几盏落地灯。他把这些作品拿到当地农贸市场出售，每盏灯售价6元，竟然真有买主，让他喜出望外。甚至还有两家百货商店向他订货；当时百货商店里物品稀缺，连这类粗糙的手工制品都缺货。在家里兄弟们的帮助下，张大中制作了60盏同一款式的落地灯，并全部售出，净赚160元。这让他信心大增——他作为企业家的潜力第一次获得了市场的认可。
不过，制作落地灯的活动并未持续太长时间，销售额就开始下降。张大中意识到，这种低廉的手工制品对顾客的吸引力太有限了。在寻找其他商业机会的过程中，他听说一位朋友所在的研究所里有一批积压的电子元件。张大中向来擅长动手摆弄制作各种东西，在闲散无聊的那些年，他经常帮朋友们打造家俱、组装晶体管收音机。于是，他想到用这些电子元件组装音响放大器。他以低价买回一批电子元件，在家里的餐桌上组装了一台音响放大器，然后把它送到一家商店。得到积极反馈后，他随即购置了更多的元件组装更多的放大器。这一次，他一举成功：仅仅一个月，商店就卖出了100台放大器，而这是张大中用一个月的时间组装制作的。订单蜂拥而至，需求量越来越大，很快张大中就无法只利用业余时间做这事了。这正是他等待已久的时刻。1982年12月，不顾亲友们关于千万不能丢掉“铁饭碗”的劝诫，他辞去了供销社的工作。在辞职信中，他写道：“我决定辞职，因为这份工作不符合我的理想。”当时他每月的工资是41.5元人民币（约合8美元）。
终于获得自由之后，张大中注册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张记电器加工铺。当时他和妻子住在一间30平米的两居室里。他再次把自己的家变成了工作间，把床搬进厨房，把厨房挪到走廊。他雇佣了几个工人进行培训，并给他们发计件工资。这些工人大多是来自城郊乡村的年轻农民，非常高兴能在城里找到一份每月七、八十元钱的工作，所以干活非常卖力。工作最努力的则是张大中自己：他监管所有环节，骑着自行车满城去寻找购买质优价廉的元件和模具，阅读所有能找到的专业音响杂志。他非常快乐，因为他找到了一个方向，并开始用自己的双手创造生活。
到1983年底，北京有50多家商店销售张大中的音响放大器。他月收入达到2000元，在随后的4年里，这个数字又翻了三倍。
为了拓宽业务，张大中开始进入音箱的制作与安装领域。他在北京郊区租了一间仓库，租金很便宜，2000多平米的场地做制造车间也很适合，只是周围的环境不太理想——车间隔壁就是养猪场。每次客户来提货，车后都跟着成群的苍蝇。
张大中很及时地看到，在北京，制造业利润率低而且资金周转期长，远不如销售业的前景好。他决定集中精力销售电子零部件和小商品。1986年，他在位于市区中心的灵境胡同开设了第一家商店。店铺面积狭窄，但因为卖的都是像袖珍计算器这样的热销产品，所以仍然生意红火。张大中从广东低价购入袖珍计算器，然后以8.8元卖出，有许多顾客排队购买。不久，他的银行存款就达到了5万元左右。80年代，国人把像他这样第一批富起来的人称作“万元户”。按照当时的平均工资标准，这种称呼就像把某人叫做“百万富翁”一样。张大中似乎在转瞬间就加入了富人的行列。
1986年底的一天，市工商局打来一个电话，让张大中去那儿“坐一坐”。他感到非常紧张，因为工商局有权关闭任何商家。果不其然，他被告知“违反规定”——在同一个人的名下开办了两家店铺。按照当时的中国法律规定，个体户无权开办分公司，因为“连锁”这个词听上去太有“资本主义”的味道了。道歉之后，张大中马上关闭了那家惹麻烦的商店。
幸运的是，一年后，国家的政策就发生了改变，允许建立分公司。张大中说：“你无法想像，听到这个消息我内心多么百感交集。”
他立刻开始扩大经营。90年代初，卡拉OK流行于中国的大小城市，尤其受到商人和新富们的喜爱。张大中趁此机会用火车从南方运了整整几个集装箱的卡拉OK机，结果销量火爆，利润丰厚。到1993年，他已经有了100位员工，年销售额达到1000万元。但他并未因此满足，而是准备再做些新的事情。在考察市场的过程中，他注意到，北京所有音响店的规模都比较小，大部分不过十几平米，很少有超过100平米的，没有一家商店能够满足顾客的所有需要。一个新的想法在他的脑中形成：人们会欢迎一个能够找到所有品牌、所有零配件的大商场出现，这样的购物会更容易也更方便！
这个想法让张大中激动，他决定“做大”。经过一番详细的调查，他选定了店址——北京玉泉路上的一家大型购物中心。他租了一个4000平米的场地，架子上摆满了所有能找到的国内和国际品牌的音响。他把这家店命名为“大中电器”，这个名称第一次被启用。这是一次飞跃，也是一场冒险。不过，残酷的打击很快降临。1993年7月，玉泉路店开张之后，顾客稀少，冷冷清清。此后半年时间里，营业额始终停滞不前。这家灯火辉煌、产品丰富的商场静悄悄地开着门，却几乎没有什么生意；每天的现金流水连支付雇员和水电的开销都不够。这是张大中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低谷。他一连几个星期焦虑得无法入睡，整夜整夜地失眠，试图找到解决危机的途径。他甚至考虑过关掉这家店。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张大中笑着说：“如果到了赔不起的时候，我就打算认栽了，撤回市中心，继续开小铺。不过，一想到那些开小铺的小老板脸上的表情，我就觉得丢不起这个脸，这比赔钱还难受！”他决定继续坚持下去。
幸运的是，通过广告和顾客的口口相传，玉泉路大中电器的名声逐渐传开了。半年之后，营业额开始增加。作为中国第一家音响器材大卖场，玉泉路店开始为人熟知。张大中随即扩大了租用面积，增加了更丰富的产品。除了继续经营音响产品外，商场很快开始销售电视机、空调、冰箱等等。新模式取得了成功。张大中和他的团队也逐渐积累了更多的营销经验：他们的广告、促销活动和展台都变得更有创意和亲民。玉泉路商场以其一步到位的购物方式逐步打开了局面，建立起种类繁多、质量可靠、价格低廉、服务周到的好名声。在几年的时间里，商场的面积就扩展为一万多平米，产品种类多达两万余种。张大中很满意自己终于不再只是一个卖音响零配件的“小老板”了。
升级在其他方面也体现出其重要性。如今，张大中已经拥有了良好的“配方”、品牌名称、丰厚的资本和经验丰富的团队。他已经具备开办连锁店的能力，他也打算这么做。他的公司进入了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2000年，北京地区开办了6家大中电器；2003年，这个数字上升为32家，占领北京市场50%的份额。2004年，分店的数量上升为68家，不仅占据了整个北京市区，而且还延至周边所有县城和3座邻近的城市。其中最大一家商场于2002年在三环路中央电视塔旁边开业，店面占据了一座总面积达两万平米的楼房，旁边还有同样巨大的户外停车场。自2004年以来，这家商场的年销售额超过10亿元，迄今它仍然是中国最大、最赚钱的家用电器店。到2005年底，大中电器的年销售额已经达到100亿元，是北京地区的行业领头羊。张大中因其良好的纳税记录和在顾客、员工中获得的美誉被公认为一位模范企业家。他当选为人大代表，并在多个官方委员会中担任职务。
变局
张大中的对手黄光裕和陈晓
也许张大中过于将精力投入在自家公司的迅速拓展上，而忽略了别处正在发生的某些变化。当他埋头在北京市场上深耕细作时，另外三家连锁公司——上海的永乐、南京的苏宁和北京的国美——也都在迅猛扩张。每家公司都在当地确立了自己的品牌，然后寻找新的市场，迅速形成跨区域连锁店。引领这个潮流的是国美老板黄光裕。
黄光裕来自于广东省东南沿海汕头附近一个种植水稻的小村子，起初在内蒙做生意，年仅18岁就在北京开了一家小店。1999年，他把北京当地的各个店铺合并成国美电器连锁店后，开始在其他城市开设分店。苏宁和永乐也紧随其后开始类似的扩张。当时，这三家连锁公司的国内市场份额并不高——2000年时三家总共才占3%。不过，这场竞争很快进入白热化。不久，三家公司就在所有主要城市打起价格战，在对方的地界开店，到处推进开疆辟域，一路上“摧毁”了不少小商家。在5年的时间里，三家公司的总计市场份额上升为13%。到2005年，三家公司都在香港或深圳成功上市。在三家中，国美的步伐最快，400家连锁店的年销售额为400亿元；苏宁位居第二，将近300家连锁店，年销售额为370亿元；永乐的规模是国美的一半，200家连锁店，年销售额为200亿元。而被零售商们称作“价格杀手”的黄光裕此时比他的竞争对手们拥有更多可操纵的资金，因为他已经进军房地产，成为其中的大玩家。
大中电器则排在第四位。随着三位巨人日益逼近的脚步，危险慢慢地环绕在张大中的周围。当他们争先在新地界插上红旗的时候，张大中却在紧缩战线以巩固他在京城市场的主导地位。也许因为大中电器公司的员工几乎都来自于北京地区，所以他在其他城市开设的几家连锁店做得并不太好。因此，直到2005年， 他才不得不面对“不做大，毋宁死”的业界格言，开始谨慎地策划走向全国的方案。他派出十几个团队奔赴各省考察，然而调查结果向他展现了一幅令人心寒的图景：尽管大中电器在北京仍稳居领头羊的位置，在全国范围内，与另三位巨人比起来，它却相形见拙，其它市场都已经被三家占领了。张大中心情沉重地意识到——他已经被包围了！
回首最终卖出大中电器的决定，胡凯的事情似乎是一个早期信号。胡凯是胡蓉的弟弟，胡蓉是张大中的高中同学。像张大中的家庭一样，在毛泽东时代，胡家也沦落到了社会底层，分别是工程师和教授的父母都被打成“右派分子”。胡凯在外省做过一系列没什么前途的工作，80年代回到北京，既无学历、也无职业前景。胡蓉跑到张大中的办公室，请求他给自己的弟弟一个机会。张大中聘用了胡凯，让他先做采购员。胡凯工作非常努力，很快就展现了他的才能。张大中对他精心培养，一步一步地提拔他。胡凯先后做过办公室主任、部门负责人，最终成为公司总经理。大中电器进入快速拓展阶段，胡凯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胡凯是一个非常有天赋的谈判高手，同时也是一个谨慎精明的管理者，他可以谈判成交、装修房子、开一家新店——所有这一切在一周之内完成。张大中对他完全信任。2004年的一天，在完成三轮谈判之后，胡凯感觉胸口有点儿闷，不太舒服，就回家休息了；第二天早晨，他心脏病突发而死，年仅53岁。
胡凯的去世对张大中打击巨大。他在最近一次的采访中告诉我：“我们两个合作得非常默契。每天早上我们只需交流一两句话，然后我就可以把日常运营交给他，完全不必有任何担心。那种感觉真是畅快。”胡凯去世后，张大中只好独自监管一切。此时他已经在商界奋战了二十多年，公司拥有两万员工，企业的规模迫切要求实行新的管理模式、吸纳新生力量。然而，中国许多私营企业自身存在的某些已然僵化的文化习惯很难轻易改变。大中电器公司一些资深管理人员告诉我，公司的运转一向是根据张大中的商业直觉和想法做决定的，也就是说，大老板指到哪里，他们就打到哪里。但这种情况2002年以来出现了变化：就像坐上一列快速列车之后，在加速当中他们才意识到自己既未准备好、人手也不足。决策程序过于草率和随性，缺乏制约和平衡机制；公司到了迫切需要吸纳更多职业经理人的阶段。
还有另一个问题：张大中此时进入了疲怠期。连续多少年，他每周的工作只包括这几项内容：周一至周三，商谈订单；周四，讨论广告；周五，鼓舞员工士气；周六，听取销售报告和财务报表。他承认：“一年又一年，都是同样的程序，我感觉疲倦不堪。”
退出
胡凯的猝然离世使张大中意识到生命的脆弱和自己的年纪。 “人们都说他是过劳死，” 他对我说。而他自己也不再年轻了。对下一阶段的白热化竞争，他准备好了吗？对于许多中国商人来说，一种典型的解决方案就是把公司大权交给儿子。但张大中的独子对商业管理毫无兴趣。他把儿子送到澳大利亚接受大学教育，毕业后，又派他到自己名下的一家店里去工作，从卸货、装货上架的工作干起。张大中告诉我：“他不是那种野心勃勃的人，对金钱也毫无欲望。”张大中的妻子楼红光身材瘦削、举止文雅、眼神羞怯。她曾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平面设计师，后来在丈夫说服下在公司做财务。发现一名员工盗用货款之后，张大中希望能有一位家族成员负责账目和税务。但楼红光是一个比较内敛羞涩的人，对商务没有什么兴趣。她带着抱歉的神情对我说：“我想儿子的性格比较随我。”（楼红光拥有公司小部分股权，但已不再工作。目前，她做居家太太，与朋友们玩牌打发时光。）
张大中曾一度打算通过招聘更多高学历、高素质的年轻人来解决这个问题，建立他所谓的“中国一流的商业团队”。但这需要时间。而事情的发展过于迅猛，按照张大中一向审慎的方式来进行此事已经来不及了。一不留意，国美和苏宁就兀然出现在邻近的地界。沿着三环路，彼此相距不过大约500米的位置，三家零售连锁店肩并肩地站在一起，虎视眈眈地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2006年4月，传出一个重大新闻——永乐和大中对外宣布他们签署了一份《战略合作协议》，准备合并。根据四家连锁店的名称，有人玩起了文字游戏，新闻记者兴奋地宣称“乐中”（分别取“永乐”与“大中”名称中的一字）联盟将与“美苏”霸权（分别取“国美”与“苏宁”名称中的一字）形成三足鼎立的对抗。这种表达并没完全说错，不过，在两家公司完成并购程序后，张大中在新的永乐—大中公司中属于少数股东。根据张大中和永乐公司创办人陈晓之间的协议，永乐在一年时间里获得购买大中电器公司股票的优先权，其价格会依据那一年大中电器的销售业绩、运用一套公式来计算。为了表明联合的诚意，陈晓预付了张大中1.5亿元保证金；而张大中则同意，如果他毁约将赔偿陈晓两倍的数额。这基本上是一个君子协议，一切似乎都在朝着顺利合并的前景进行着。张大中只需要确定一件事——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保持其商场的销售额。他知道这件事他能完成；毕竟，在北京地区，他名下的商场仍然占据着40%的市场份额，相当于国美和苏宁加起来的份额。
然而，他却没料到，国美此时正觊觎着上海市场，黄光裕也在寻求与陈晓的合作。三个月后，传出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永乐同意被国美并购！这意味着，不但“乐中”的联盟迅速瓦解，而且同时出现了一个更为强势的“美”和一个处于不利地位的“苏”。大中电器则被排挤出局。
张大中的第一个反应是：他将慷慨大度地对待此事。他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发给陈晓一条公开信息，基本上等于只有两个词——“祝贺！再见！”他准备返还陈晓的1.5亿保证金，取消先前的协议。出乎他的意料，陈晓竟然说“不行”！他让张大中留下保证金，因为他们的协议仍然有效，大中电器既然从法律上已经与永乐联合，现在它也是这个正在成长中的国美大家庭的一员了！
此举大大地激怒了张大中。他引用一句中国谚语解释说：“谁都知道，好女不嫁二夫。这就像我和某人订婚了，但他背叛了我，和别人结婚了，还非要把我当嫁妆一块儿带过去！”这种做法等于双重侮辱，完全不可接受。张大中宣布，他立刻单方面解除大中—永乐联盟，而且会保留那笔保证金。陈晓也随即宣布说，鉴于张大中单方面终止了协议，他需要承担3亿元的违约金。在此后的一年半里，双方的争吵逐步升级，演变成一场凶险的官司，事情由于新角色的不断登场而变得越发复杂。一波三折与有声有色的小道传闻，让记者们找到了一个可以撒欢儿的新闻热点。张大中低着头，一言不发，婉拒了所有的媒体采访。对某些人来说，他已经成了被同情甚至是被嘲弄的对象；对另一些人来说，他是一个跑在最后的好好先生，在即将到来的混战中注定会被碾压在地。只有待最终尘埃落定，人们回首往事之时才会发现，在他的家电生涯的最后一年当中，张大中的动作其实如同一位扑克高手，不动声色地连续打出了一手漂亮的好牌。
刘歌是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兼资深合伙人。2006年9月的一天，他刚做完一年一次的例行体检后，坐在丽都大酒店的大厅里喝着咖啡，接到了一个电话。手机那边传来的是张大中的声音，他非常惊讶。他们只见过一面，大约5年前，当时刘的妻子在摩托罗拉公司工作，曾经介绍一位摩托罗拉代理人与张大中相识。刘歌给张大中留了一张名片，但从此再未与他有过联系。在电话里，张大中告诉他自己正在筹备对永乐公司的诉讼材料，要递送给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希望解决这场纠纷。刘歌是否能抽时间看看他的律师起草的诉讼文件呢？后来，刘歌发现，在给他打电话之前，张大中已经“搜”遍全城，找过一批律师了。
君合律师事务所是一家顶尖的律师事务所，也是中国最大的律师事务所之一。它有200多名律师，办公室在华润大厦里占据了整整两层楼。华润大厦赫然耸立在建国门桥边，人们认为它很像曼哈顿的克莱斯勒大厦。君合（此名源于孔子《论语》中的一句话）的创办人和几乎所有合伙人的事业路径都很相似：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而后到美国的法学院深造或获得一个学位，在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工作一段之后，回到中国，加入君合。刘歌走的也是同一条路线。刘歌身材魁梧，身高1.85米，穿一套笔挺合身的西装、配着无可挑剔的领带。他当年是北大排球队队长，在芝加哥律师事务所工作了7年，喜欢打高尔夫。每当他需要从自己在华润大厦那间带有两面落地窗的拐角办公室走出来休息一下的时候，他会从20层乘电梯去到位于28层的美国俱乐部，那里的长排落地窗视野更为开阔，可以鸟瞰北京城壮观的全景。像君合许多同事一样，刘歌经常带客户和朋友到这里用餐；他也喜欢在这儿吸上一支雪茄放松自己。
纠纷
刘歌答应可以看看材料。他说：“我告诉大中，如果材料看起来没问题，他还是应该找那位律师，因为我们收费非常高。不过，我看完材料后，不得不告诉他，效果不太好。全部的论证都是建立在一个论点上——对手没有公平办事。这种案件只靠道德论证是不可能打赢的。”几天后，张大中带着一张5万元钱的支票参加了在君合召开的咨询会，聆听刘歌向他提出的论证思路与对策。刘歌告诉我：“一切都是严格地建立在法律规定及其阐释的基础上。”他随口说出一串法律术语和合同条款，并继续说，“不过，我采取的核心观念是一位美国人提出的一种相当新的公司理论。这种理论揭示出某些公司是如何利用其企业地位逃避履行相应的责任，并指出应如何在法庭上揭露这种情况。”刘歌将这套美国公司理论做了某些本土化处理，甚至用一些中国政治术语进行了详细解释。张大中辞退其它律师，正式聘请了刘歌。在一起分析案件时，他们推断出，此事背后自始至终有黄光裕的身影，早在永乐—大中达成协议之前，他就在玩着一箭双雕的把戏。他们不想让他得逞。
陈晓也请了一位有在美国法律界工作背景的律师。像黄光裕一样，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方面，陈晓并非新手。在黄光裕听从高盛投资公司的建议，开始与贝尔斯登公司建立投资基金之时，陈晓则有J.P.摩根和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作为其投资人——两家公司都购买了永乐的股票。现在有了刘歌的加入，张大中知道自己找到了他们的对手。诉讼持续了15个月，仲裁委员会关于这起案件前后开庭三次。经过一年多的法庭激辩，双方都不肯让步，也未达成任何解决方案。张大中还曾亲自与刘歌一起出过一次庭，当时陈晓也与己方的律师坐在对面。张大中后来告诉我：“他就坐在那儿，听我说完之后，无言以对。”随着时间流逝，张大中和刘歌对胜利的前景越来越有信心。
很久以后，当一切都结束之后，张大中才谈起当初他为什么要把大中电器全盘卖出。除了个人因素外，还有一个事实就是，对于大中电器来说，此时走向全国有点儿晚了；而且他对中国零售业的未来前景并不乐观。他告诉我：“我认为拓展的空间正在变得非常有限。大多数人家都已经买了电视机和音响；家庭购买和配置的第一次浪潮已经结束。随后的电器更新周期会比较缓慢。我不想等企业走到一个紧急时期再卖出。”有了与永乐交往的经历后，出售企业、拿着期权股票、以小股东身份继续留在这个前景暗淡的行业，这个选择已经不再吸引他了。他希望干净利索地离开这个行业，然后手持大量资金去做些新的事。“我做了二十多年的实业，到了该换换的时候了。”于是，套现成为张大中的惟一目标。最关键的当然是如何才能拿到一大把现金。
表面看来，他似乎身处险境，周围遍布陷阱，但张大中对自己的优势有充分的认识。正如刘歌所言，他是“京城的最后一块肥肉，人人都垂涎欲滴”。或者如新闻标题所言——《得大中者得北京》。此时，大中电器是中国惟一一家未上市的大型零售连锁店。在他考虑向全国扩展时，这曾经被当作弱点，此时却成了这家公司最吸引买家之处。国美和苏宁表面上故作淡然，但张大中知道他们其实对此兴趣十足。其他买家也纷纷浮出水面。百思买正在寻找进入中国的途径，他们开始接近张大中。通过刘歌的介绍，英国一家重要的零售连锁店也参与到谈判当中来。张大中发出消息说他正在寻找买家，但对所有的谈话内容都守口如瓶。
终于，2007年4月，苏宁和大中承认他们正在就“发展与合作”进行交流。一时间谣言满天飞。5月，从大中公司传出一个“泄密”的消息，透露说苏宁提出了一个30亿元的收购价位。尽管还不确定，这消息一定让黄光裕夜不能眠。
国美的最大竞争对手苏宁也有自己的远大目标。感谢A股在中国股票市场上的“热度”，苏宁的市值刚刚超过国美，公司便宣称其股票“是中国电器连锁企业中最好的首次公开募股”。一位记者写道，如果苏宁此时收购了大中，它就可能像“在国美的心脏——北京地区刺了一刀”；这会让黄光裕无法忍受。而且，由于法庭诉讼正在向不利于他的方向演进，黄光裕利用永乐“诱捕”大中并以此阻挡其他潜在买家的企图也正在落空。
接着出现了“间谍门”事件。大中电器公司的一位雇员给国美提供了公司销售方面的绝密信息之后逃走。有消息说，这个“内鬼”是国美事先安插的。此事发生在2007年5月下旬，大中管理层安排了一次新闻发布会，说要宣布一个“轰动性新闻”，并将对当事人提起诉讼。北京所有商业媒体悉数到场，在一块写着“惩戒不法，诚信为商”八个大字的布告牌前等待新闻发布会开始。足足晚了30分钟之后，大中的一位公关部主任才出来宣布取消此次发布会。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之下，这位主任透露说：基于张大中和黄光裕之间的一次私人沟通，张大中在最后一刻决定取消新闻发布会，也不再究查那个“内鬼”了。那么张大中和黄光裕究竟谈了什么呢？这个“间谍门”是不是张用来与黄周旋打出来的一张牌呢？这段插曲为这段故事更增添了神秘色彩。
不过说到底，张大中手里最大的一张牌还是公司的销售业绩。随着经济的振兴，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电器产品成为畅销品。2007年10月第一周正是国庆黄金周，也是疯狂购物周，大中电器商场里人满为患，销售人员24小时轮流工作。国美和苏宁商场也一样。不过，一周结束，大中62家连锁店销售总额很轻松地超过了国美、苏宁在北京地区80家店面销售总额的10%以上。单单10月1日这一天，大中商场就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销售记录——3.5亿元人民币。黄光裕和苏宁的老板都分别给张大中致电祝贺。两家公司公开地向张大中示好，这是一场看谁出价更高、出手更快的较量。
12月，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当苏宁出价30亿、已经接近拿下大中之时，黄光裕的活动也更加急迫。张大中告诉我：“他那时每天都派人来观察我们。他们日夜在我的办公大楼周围转悠，想看看苏宁的人是不是已经搬进来了。”最后，张大中向黄光裕发出48小时的“最后通牒”。“我告诉他，如果他同意付36亿元现金，再加上赔偿永乐破坏协议的两千万元现金，那就可以成交。否则，我会卖给苏宁。”两天后，黄光裕答应了所有条件。第二天，苏宁撤出竞争。12月14日，国美宣布并购大中。几周后，仲裁会给出判决：大中打赢了这场官司；永乐因破坏协议，需付给大中两千万元赔偿金。
黄光裕付了这笔钱。但6个月之后，张大中又把这笔钱退了回去！他解释说：“陈晓这事做得不道德，所以我要告他；但这从来不是钱的问题，我只想讨个公道。”
（以上为《德商张大中》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请查阅今日“商业人物”公号推送的二条。）
査建英：作家，媒介批评家，纽约新艺术学院（The New School）印中研究中心中方代表。著有英文作品China Pop（《中国波普》），Tide Players（《弄潮儿》），中文作品《八十年代访谈录》、《说东道西》等，并为《纽约客》、《纽约时报》、《读书》、《万象》等撰稿。现居北京和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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