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沈从文的1949

┃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沈从文的1949

© 傅国涌／文

沈从文与张兆和

一

　　1948年11月7日，战云低垂，在北大校园内，沈从文和朱光潜等一些教授、学生、助教有过一次文学座谈会，师生畅所欲言，平等地探讨“今日文学的方向”。沈从文在发言中反复以红绿灯为喻谈论文学和政治的关系，他提出：“文学自然受政冶的限制，但是否能保留一点批评、修正的权利呢？”
　　这大概是他1949年以前最后一次参加文学活动，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此时上距他踏上文学之路己有二十几个年头（他发表传世名作《边城》也足有十四年），下距12月17日北大五十周年校庆和解放军完成对北平的包围只剩下了四十天。如果说，那一刻他尚未想到自己的文学生涯即将走到尽头，那么用不了几天，他就会意识到了。12月1日，北平的战事已进入最后阶段，国民党的失败已无可挽回。沈从文写信给季陆：

　　大局玄黄木定，惟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新时代，则无可怀疑。……人近中年，观念凝固，用笔习惯已不容易扭转，加之误解重重，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搁笔。

　　12月20日，他在给另一朋友炳堃的信中说：

　　时代突变，人民均在风雨中失自主性，社会全部及个人理想，似乎均得在变动下重新安排。过程中恐不免有广大牺牲，四十岁以上中年知识分子，于这个过程中或更易毁去。这是必然的。

　　在他写信前的五天，北大校长胡适已南飞，北平处于四面楚歌之中。位于中老胡同的沈家一度也曾说客盈门，变得热闹起来。一方面北大校方送来了直飞台湾的飞机票，一方面北大学生、中共地下党员乐黛云及左翼进步学生李瑛、王一平等人则先后登门，“希望他不要去台湾，留下来迎接解放，为新时代的文化教育事业出力。”沈从文此时“竟只想回到家乡去隐居，或到厦大或岭南大学去。对于革命，除感到一种恐怖只想逃避外，其他毫无所知。”最后，他选择了留下。以后谈到这一选择时，他说更多的是为了家人。他没有料到的自己将要面对的竟是这样一幅图画：
　　左翼学生在北大校园里贴出了全文抄录郭沫若《斥反动文艺》的大字报，其中将沈从文定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教学楼上挂出了“打倒新月、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等大幅标语。
　　后来他在给亲戚的一封信中坦言：“用笔了二十多年，根本不和国民党混过，只因习惯为自由处理文字，两年来态度上不积极，作成一些错误，不知不觉便被人推于一个困难环境中，‘为国民党利用’的阱坑边缘。如真的和现实政治相混，那就早飞到台湾广州去了，哪会搁到这个孤点上受罪？”
　　1948年3月，大陆战场上胜负将分，踌躇满志、在香港等待胜利的郭沫若以左翼文化旗手的身份，怀着一个胜利者重整山河的心态，在《大众文艺丛刊》发表了一锤定音式的檄文《斥反动文艺》，以红黄蓝白黑的颜色对一批著名作家进行定性，指出“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没有臣服在其大旗下的沈从文被定为“桃红色”作家（朱光潜是“蓝色”作家，萧乾是“黑色”作家），要“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

　　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争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在抗战后期作家们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正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中再生的时候，他又装起一个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为“民族自杀的悲剧”，把我们的爱国青年学生斥之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冲撞大群中小猴儿心性的十万道童”，而企图在“报纸副刊”上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所谓“第四组织”。

　　同一辑还有邵荃麟《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前者指出宣扬“为艺术而艺术”的沈从文等作为“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帮凶和帮闲文艺”，在思想斗争中属于“要无情地加以打击和揭露的”对象。后者则对沈从文纪念熊希龄的《熊公馆》一文作了上纲上线的批判，指责他“粉饰地主阶级恶贯满盈的血腥统治”，是“典型的地主阶级文艺”，是“清客文丐的传统”。
　　沈从文的连襟、语言学家周有光九十二岁时回忆说：

　　解放前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倾向共产党，沈从文感到恐慌。……现在想来，郭沫若批沈从文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种政治性贬低，为了政治意图一边倒，揣摩上面的意图，他当时批评许多人都是错误的。
　　沈从文自己讲，郭沫若对他很不好。

　　就郭沫若的文章而言，未必没有“揣摩上面的意图”成分，但更直接的原因恐怕还来自自负全能天才的郭沫若对沈从文的隐恨。早在1930年，年轻的沈从文就公开发表《论郭沫若》一文，对这位比他年长十岁的成名人物作了无所顾忌的评价，一再指出郭沫若的“创作是失败了”，写小说不是他的长处，而且“空话”太多，直言郭的小说“并不比目下许多年青人小说更完全更好”。“在文字上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指出郭的文章只适合于檄文、宣言、通电，“一点不适宜于小说”。“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他就这样做。”“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1931年，他发表《论中国创作小说》，在论及郭沫若和郁达夫、张资平的小说时，沈从文说：“但三人中郭沫若，创作方面是无多大成就的。”“但创作小说，三人中却为最坏的一个。”“郭沫若用英雄夸大样子，有时使人发笑。”
　　这样直截了当的批评搁在郭沫若身上，他又如何能忘得了？1949年4月5日，杨刚到医院看望沈从文，带来了最新的《人民日报》，《进步日报》，弟二天，他在病床上写下一篇很长的日记，他感叹：“可惜这么一个新的国家，新的时代，我竟无从参与。多少比我坏过十分的人，还可从种种情形下得到新生，我却出于环境上性格上的客观的限制，终必牺牲于时代过程中。二十年写文章得罪人多矣。”他“得罪”的人中自然也包括即将登上文艺界权力顶峰的郭沫若。
　　此外，沈从文对政治的琉离乃至“反对作家从政”正好与郭沫若对政治的热衷形成鲜明的反差，也注定了他们的道不同不相与谋。
　　沈从文一生都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对任何组织都保持着戎心。他从不讳言自己过去“怕中共，怕民盟，怕政治上的术谋”。他从未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虽然他对加入了国民党的同事朱光潜、杨振声、周炳琳等“在一处并不觉得难受”。大约1945年，闻一多、吴晗邀请他加入民盟，他没有答应。抗战后回到北平，徐盈介绍他编《现代文艺》月刊，“老担心和政治有关联，怕受人利用，只一期就不干了”。1948年，萧乾邀他参与“第三条道路”的《新路》，他也拒绝了（不过他“认为对国内和平会有好作用”）。
　　二十多年间，他始终坚持“作家不介入分合不定的政治”，始终不加入什么“反动”或“进步”的文学集团，既不参加“左联”（“左联”成立，好友胡也频曾邀他加入），也不是梁实秋的同道，不是文学研究会甚至不是“新月社”的成员。他只是坚定地“争取写作自由”。
　　这位从小就当兵的作家压根不相信战争能解决问题，反对任何战争、暴力，但他从来没想过去台湾，或流亡异国。他的生命和他绝世的文字一样只能属于中国。对国民党，他向来没有好感。在西南联大，“因在课室中批评到重庆，稿件受审查，有四个集子不许印行，《长河》被扣。”当有传言他所尊敬的胡适即将到南京政府任职，他也写信表示忧虑。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最好保持不党不偏之身，在政冶之外努力，连民盟这些第三方面政冶组织，他也是持有戒心的，他在西南联大时还写过《我们要个第四党》的文章，结果被国民党禁止发表，并且被昆明出的《扫荡报》大骂了一阵。“文革”期间他在检查中批评自己“西安延安不分。对国民党固然不抱什么希望，对人民解放战争，也同样抱着怀疑悲观心情。对伟大领袖，也犯大不敬，真是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像他这样的人，当天下定于一之时，他被获胜一方抛弃乃是必然的。

二

　　1949年终于不可抗拒地来了，忱从文几乎陷入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变得特别敏感。1月2月，他在《绿魇》文末题了一句话：“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18日，他在徐志摩、陆小曼真迹手书的《爱眉小札》上充满感慨地写下：

　　孤城中清理旧稿，忽得此书。约计时日，死者已成尘成土十八年。历史正在用火与血重写，生者不遑为死者哀，转为得休息羡。人生可悯。

　　此时处于沙滩、红楼的北大尚在风雨飘摇之中，而西郊的水木清华已是另一个新天地。梁思成、金岳霖等在清华任教的朋友都很惦念他，请他到清华住几天，呼吸一下不同的“空气”。1月28日（即旧历年除夕），沈从文去清华的当天，张兆和写信劝慰他多休息：“多同老金（岳霖）思成夫妇谈话，多同从诫姐弟玩，学一学徐志摩永远不老的青春气息，太消沉了，不是求生之道，文章固不必写，信也是少写为是。”大约29日左右，沈从文复信表示：“我用什么来感谢你？我很累，实在想休息了，只是为了你，在挣扎下去。我能挣扎到多久，自己也难知道！我需要一切从新学习，可等待机会。”
　　30日，沈从文在张兆和给他的信上写了很多批语，大致上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情绪：

　　我头脑已完全不用了，有什么空想。
　　关切我好意有什么用，我使人失望本来已太多了。我照料我自己，“我”在什么地方？寻觅，也无处可以找到。
　　我“意志”是什么？我写的全是要不得的，这是人家说的。写了些什么我也就不知道。
　　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会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与。这算什么，人总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学哲学的王逊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当了疯子。我看许多人都在参与谋害，有热闹看。
　　小妈妈，我有什么悲观？做完了事，能休息，自己就休息了，很自然！若勉强附和，奴颜苟安，这么乐观有什么用？让人乐观去，我也不悲观。
　　……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开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生存的幻想。我应当那么休息了！
　　我十分累，十分累。闻狗吠声不已。你还叫什么？吃了我会沉默吧。我无所谓施舍了一身，饲的是狗或虎，原本一样的。社会在发展进步中，一年半载后这些声音会结束了吗？

　　“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一语道出了那一刻沈从文内心极度的痛苦。
　　同一天，梁思成、林徽音夫妇给张兆和回信，详细汇报了沈从文在清华的生活、起居及病况。2月2日，沈从文给张兆和的信中说：

　　……“我们要在最困难中去过日子，也不求人帮助。即做点小买卖也无妨。”你说得是，可以活下去，为了你们，我终得挣扎！但是外面风雨必来，我们实无遮蔽。我能挣扎到什么时候，神经不崩毁，只有天知道！我能和命运挣北？

　　在清华园“老金屋子”里，他写过《一个人的自白》：“经过了游移、徘徊、极端兴奋和过度颓丧，求生的挣扎与自杀的绝望……反复了三个星期，由沸腾到澄清，我体验了一个‘生命’的真实意义。”他回忆起少年时代的经历，特别是初到北京时的挣扎，饥寒交迫，求学无门，求生无路，苦闷，彷徨，他忘不了初到北京半年里所遇到的挫折、屈辱，但他永远记着唯一一个帮助过他的陌生人，一个每当黄昏串街卖煤油的老头，曾借给他两百铜子，使他度过了一个年关，他把这份善良好意放大了，“这就是《边城》的老祖父，我让他为人服务渡了五十年的船”。“渡船”是个象征，他本人就是这样的“渡船”，他感慨——“凡曾经用我的同情和友谊作渡船，把写作生活和思想发展由彼到此的，不少朋友和学生都万万不会想到，这只忘我和无私的抽象渡船，原是从一种如何‘现实教育’下造成的！我如不逃蝣现实，听狭隘的自私和报复心生长，二十三年后北方文运的发展和培育，会成什么样子？不易想像。”
　　清华七日，温暖的友情表面上似乎缓解了沈从文的紧张情绪，林徽音有点太乐观了，她不知道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并不能真正解决在他脑子中的过虑与阴影。他本人在1956年写的《沈以文自传》里讲道：

　　平津炮声一响，神经在矛盾中日益混乱。只想到胡风代表左翼，郭沫若说我是黄色作家……这些人一上台，我工作已毫无意义，情緒一凝固，任何人来都认为是侦探。
　　解放一来，我发现我搞的全错了。一切工作信心崩溃了。

　　相隔近两年后，19651年11月11日，他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的检讨中说：“北平城是和平解放的。对历史对新中国都极重要。我却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了。”
　　四十多年后，张兆和依稀记得：

　　1949年2月、3月，沈从文不开心，闹情绪，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那篇《斥反动文艺》，北大学生重新抄在大字报上。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

三

　　3月2日，在校改完《阿丽丝中国游记》后（准备交给开明书店），沈从文在存底本上留下了这样的题识：

　　越看越难受，这有些什么用？
　　一面是千万人在为争取一点原则而死亡，一面是万万人为这个变而彷徨忧惧，这些文章存在有什么意义？
　　一切得重新学习，慢慢才会进步，这是我另外一种学习的起始。

　　大约也是在3月，他在1931年新月书店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沈从文子集》中写了多则题识：

　　幻念结集，即成这种体制，能善用当然可结佳果，不能善用，即只作成一个真正悲剧结束，混乱而失章次，如一虹桥被新的阵雨击毁，只留下幻光反映于荷珠间。雨后到处有蛙声可闻。杜鹃正为翠翠而悲。
　　灯熄了，罡风吹着，出自本身内部的旋风也吹着，于是息了。一切如自然也如夙命。
　　当时最熟习的本是这些事，一入学校，即失方向，从另一方式发展，越走越离本，终于迷途，陷入泥淖。待返本，只能见彼岸遥遥灯火，船已慢慢沉了，无可停顿，在行进中逐渐下沉。

　　杜鹃不是为翠翠而悲，实际上是为他而悲，虹桥被毁，灯己熄，船慢慢下沉，沈从文的世界塌陷了。3月6日，他在家中继续写带有自述性质的《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这是他选择“解放”（自杀）前的最后一篇文稿。他回忆起了一生许多不幸和幸的往事，自己的理想与追求，他一再想起美丽淳朴的湘西，想起他心爱的《边城》，他的妻子（写《边城》时的“新妇”〕：

　　那里的翠翠，秉性善良处，熟人一看即可明白，和当时的新妇实在差不多。但谁也不会料到这个也就要成为预言。一切发展全如预言，在十五年后将用事实证明。塔圮了，船溜了，老船夫于一夜雷雨中死了，剩余一个黑脸长眉性情善良的翠翠，在小河边听杜鹃啼唤。一个悲剧的镜头如此明白具体。

　　由“思”出发止于“知”，由“信”出发归于“盲从”的思路注定了要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早在1949年元旦前夕，他就预见到了自己二三十年来的用笔方式：“统统由一‘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他与家人的矛盾也来自时代转换之际“思”与“信”的矛盾。一切都不可避龟，仿佛是宿命。用他自己的话说：“外有窘迫，内多矛盾，神经在过分疲乏中，终于逐渐失去常度。”
　　3月13日，沈从文写信给张兆和的堂兄、烈上张璋之女张以瑛（当时是共产党的干部）坦呈了自己的灵魂：“我因过去生命限制，小时候生活受挫折过多过久，心受伤损。从‘个人挣扎’方式中战胜困难，支持下来，因之性情内向，难于与社会适应。而个人独自为战精神加强，长处与弱点即在一处。如工作恰巧和时代需要相配合，当然还可为国家下一代作些事（因纵不能用笔写文章，即作美术史小说史研究，也必然还有些新的发现，条理出一个新路，足为后来者方便）。但如果工作和时代游离，并且于文字间还多抵牾，我这种‘工作至死不殆’强执处，自然即容易成为‘顽固’，为作茧自缚困难。即有些些长处，也不免游于人群的进步理想以外，孤寂而荒凉。这长处如果又大多是‘抽象’的，再上一些情绪纠缠，久而久之，自然是即在家庭方面，也不免如同孤立了。平时这孤立，神经支持下去已极勉强，时代一变，必然完全摧毁。这也就是目下情形。”本来在这后面还有一句话，他写好后又用笔划掉了：“我的存在即近于完全孤立。”
　　他在这封信里说到张兆和想找工作，去找钱俊瑞（北平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领导人之一），找不着。他说自己也不想在北大教书下去了，想另找一个工作，哪怕随军都可以。“我从否定了我自己用笔工作后［被划了］，只要有机会，不问什么小事，我都要克服困难去做，以为多少总可以把剩余生命为人民做点事。但目前在这里，除神经崩毁发疯，什么都隔着。共产党如要的只是一个人由疯到死亡，当然容易做到。如还以为我尚可争取改造，应当让我见一见丁玲……如一定要照一个普通职员方式，思想弄通才许动，或只记住我过去一些文章有触犯处，以使我神经崩毁为得，那就照你说的看医生，也亳无用处。我在另外一种攻势中，疲倦得已到一个程度，不是为三姑，不是还希望有机会为人民做一点补过工作，我早已长休息了。”
　　一个“桃红色”作家一点卑微的愿望，在欢天喜地的时代大转折中，又有谁会去理会，一种被抛弃、被隔离的无边的孤立感使沈从文的精神危机终于在以激烈的方式爆发了，那是3月28日，幸亏在他家做客的张中和（张兆和堂弟）发现及时，张兆和4月2日写给沈从文大姐、大姐夫等的信中说得很详细：

　　上次我信中提到二哥这几个月来精神不安的现象，但是这种不安宁，并不是连续的，有时候忽然心地开朗，下决心改造自己，追求新生，很是高兴；但更多的时候是忧郁，悲观，失望，怀疑，感到人家对他不公平，人家要迫害他，常常说，不如自己死了算了。因为说的太多，我反倒不以为意。他那种不近人情的多疑，不单是我，连所有的朋友都觉得他失之常态，不可救药。不想他竟在五天以前，3月28的上午，忽然用剃刀把自己颈子划破，两腕脉管也割伤，又喝了一些煤油，幸好在白天，伤势也不太严重，即刻送到医院急救，现在住在一个精神病院疗养。
　　他一切都很正常，脑子也清楚，只要不谈到他自己；一谈到自己的问题便执著某一点，一定说人家有计划地要打击他谋害他。他平常喜读《变态心理学》，写文章联想又太丰富，前两年写东西遭受人家不公平的误解，心里不痛快。社会一变动，虽然外面的压力并不如想像的大（其实并没有压力），他自己心上的压力首先把自己打倒了。当然，一个人从小自己奋斗出来，写下一堆书，忽然社会变了，一切都得重新估价，他对自己的成绩是珍视的，想像自己作品在重新估价中将会完会被否定，这也是他致命的打击。总而言之，一句话，想不开，闹成现在这样局面，否则好好上课，慢慢来修正自己，适应新环境，不致到这个地步的。眼前书自然不能教了，出院后必须易地疗养，一定要把他观念上的镨误纠正过来才能保安全。

　　几十年后张兆和都忘不了“他想用保险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的那一幕，沈从文的脖子上从此留下了“刀割的痕迹”。

四

　　5月30日下午，沈从文在日记中提起了丁玲、凌叔华、《边城》中的翠翠以及张兆和（三三）：

　　很静。不过十点钟。忽然一切都静下来了，十分奇怪。第一回闻窗下灶马振翅声。试从听觉搜寻远处，北平似乎全静下来了，十分奇怪。不大和平时相近。远处似闻有鼓声连续。我难道又起始疯狂？
　　两边房中孩子鼾声清清楚楚。有种空洞游离感起于心中深处，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我似乎和群的哀乐全隔绝了。绿色的灯光如旧，桌上稿件零乱如旧，靠身的写字桌已跟随了我十八年，桌上一个相片，十九年前照的，丁玲还像是极熟习，那时是她丈夫死去二月，为送她遗孤回到湖南去，在武昌城头上和［凌］叔华一家人照的。抱在叔华手中的小莹，这时已入大学，还有那个遗孤书护，可能已成为一个青年壮士——我却被一种不可解的情形，被自己的疯，游离于群外，而面对这个相片发呆。
　　…… 
　　我的家表面上还是如过去一样，完全一样，兆和健康而正直，孩子们知自重自爱，我依然守在书桌边，可是，世界变了，一切失去了本来意义，我似乎完全回复到了许久遗忘了的过去情形中，和一切幸福隔绝，而又不悉悲哀为何事，只茫然和面前世界相对，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的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回答我。
　　我在毁灭自己。什么是我？我在何处？我要什么？我有什么不愉快？我碰着了什么事？想不清楚。
　　…… 
　　夜静得离奇。端午快来了，家乡中一定是还有龙船下河。翠翠，翠翠，你是在一零四小房间中酣，还是在杜鹃声中想起我，在我死去以后还想起我？翠翠，三三，我难道又疯了？我觉得吓怕，因为一切十分沉默，这不是平常情形。难道我应当休息了？难道我……
　　我在搜寻丧失了的我。
　　……

　　他想到了四个不同的女性，丁玲和凌叔华是他的朋友，十九年以后，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巨变，一个成了文艺官员、新时代的骄子，一个已去国离乡。三三是他相濡以沫十几年的妻子，翠翠是他笔下最可爱、最有生命的人物之一，她们分属历史、现实、理想（或梦境），正是这一切构成了他丰富多彩的生命历程，成全了他辉煌的文学世界。无法守护理想的苦痛，不能被家人理解的苦痛以及连累家人的愧疚感，这一个个结他都无法解开，他的崩溃几乎是必然的。
　　在郭沫若定性的阴影下，新政权的诞生带给沈以文的难以解脱的忧虑和巨大的精神压力，而张兆和与两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和当时千千万万的人们一样，对新的历史剧变充满了欢欣的期待和乐观的向往。如果说沈从文心理防线的塌陷主要因为大的时代环境变化，自然不会有什么错，但家庭的因素、朋友的冷落同样不可忽略，甚至有可能更为致命。本来他留下就是为了家人，2月2日他在清华写给信张兆和说：

　　小妈妈，你的爱，你的对我一切善意，都无从挽救我不受损害。这是夙命。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子下一代。

　　而张兆和那时并不理解他内心的那种痛苦，她在同一天写给梁思成夫妇的信里说：

　　希望他在清华园休息一阵子，果然因身心舒畅，对事事物物有一种新看法，不再苦恼自己，才不辜负肾伉俪和岳公、熙公们的好意。
　　……解放军进城后，城内秩序已渐趋安定。大家都好。

　　四十多年后张兆和说：“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现在想来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七月间，沈从文自己写给老友刘子衡的信也说得很明白：

　　一个与群游离二十年的人，于这个时代中毁废是必然的。解放北平本是一件大事，我适因种种关系荟萃，迫害感与失败感，愧与惧，纠玢成一团，思索复思索，便自以为必成一悲剧结论，方合事实，因之胡涂到自毁。
　　……有工作在手时，犹能用工作稳住自己，一搁下工作，或思索到一种联想上，即刻就转入半痴状态，对面前种种漠然如不相及，只觉得人生可悯。因为人和人关系如此隔离，竟无可沟通。相熟三十年朋友，不仅将如陌生，甚至于且从疏隔成忌误，即家中孩子，也对于我如路人，只奇怪又发了疯。难道我真疯了？我不能疯的！可是事实上，我可能已近于半疯。

　　沈从文被停止北大教职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后，9月8日，丁玲、何其芳看望了他。他随后提笔给丁玲写了一封信。虽然他们走的是不同的道路，却是多年旧交。胡也频被杀害后，他曾千里送丁玲和她们的遗孤回湖南故乡，交情至深，丁玲被捕，他曾奔走呼号，在《国闻周报》、《独立评论》公开发表文章抗议。他在信中袒露心迹：

　　因为心已碎毁，即努力黏合自己，早已失去本来。本出于恐怖迫害，致神经失常，于气、急、怕中逐渐加深，终于崩溃。到医院一受“治疗”，错、乱增加，从此一来，神经部分组织，转入变态，人格分裂，作事时，犹如条理清楚，即十分辛苦，亦不以为意。回到住处，家中空空的，处理自己，已完全失去定向。在一切暗示控制支配中，永远陷入迫害疯狂回复里，只觉得家庭破灭，生存了无意义。正如一瓦罐，自己胡涂一掼，他人接手过来，更有意用力掼碎，即勉强黏合，从何着手？也可说是一个牺牲于时代中的悲剧标本。如此下去，必然是由疯狂到毁灭。因生命所受挫折，已过担负，每个人神经张力究竟有个限度，一过限度，必崩毁无疑也。

　　由于张兆和到华北大学接受革命教育，住校，两个孩子读中学，常常因参加政治集会，很晚才回家，他告诉丁玲，“每次工作后回到住处，看到家中空空的，总不能不想到一些事情，一思索到神经失常全部过程，头脑即刻混乱成一片，我实在需要得到一点支持，才能够不再崩毁。如你们觉得我用笔离群，离开社会发展，所致过失，必需接受由疯狂发展到毁灭为止教训，我除了放弃一切希望，来沉默接受，似不应再说什么。如中共事实上还在改造我，教育我，使我明白群的伟大，革命的向前性，以及其他，用意实在否定我不健康观念和弱点……我觉得已面临到一种问题上，即家庭能恢复，头脑方有希望转复常态。”
　　他说：“‘向人民投降’，说来也极自然，毫不勉强。”但他再三认为，“目下既然还只在破碎中粘合自己，唯一能帮助我站得住，不至于忽然圮坍的，即工作归来还能看到三姐。这就临到一回考验，在外也在内，在我自己振作，也在中共对我看法！丁玲，照我自己所知说来，我目下还能活下去，从挫折中新生，即因为她和孩子。这个家到不必须受革命拆散时，我要一个家，才可望将全部工作精力解放献给国家，且必然发疯发狂工作，用作补偿过去离群痛苦。我且相信这么工作，对社会用处，比三姐去到别处工作大得多。只要她在北平作事，我工作回来可见见她，什么辛苦会不在意，受挫折的痛苦也忘掉了。一离开，不问是什么方式，我明白我自己，生存全部失败感占了主位，什么都完了。我盼望你为公为私提一提这一点。”“我明白我自己神经所能忍受限度。改造我，唯有三姐还在和我一起方有希望。欲致我疯狂到毁灭，方法简单，鼓励她离开我〔个人容或有些自私心，不知不觉常以自己为本位看事情，易受指贡。但是一个集团，有时因权力在手，也会不知不觉运用到虐待个人作不必要牺牲，满足少数，对集团无补益反增麻烦！）”。
　　这几平已是他最后的企求，和生活的全部希望所在。正如他自己反复说的“生命经过这次大变，活下来在普通得失上已了无意义”。
　　9月20日，他在给张兆和的信中说：“我看了看我写的《湘西》，上面批评到家乡人弱点，都恰恰如批评自己。”他反复说需要妻子的理解，哪怕“只是一小部分”的理解，“我需要有这种理解。它是支持我向上的梯子，椅子，以及一切力量的源泉。”
　　11月18日，沈从文的日记虽然简短，却留下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记录。这位被“淘汰”出局的文学家和两个满脑子共产主义理想的中学生儿子谈话后写下了这样的话：

　　和孩子们谈了些话。恰如一幕新式《父与子》。两人躺在床上，和我争立场，龙龙还一面哭一面说。
　　很可爱，初生之犊照例气盛，对事无知而有信，国家如能合理发展，必可为一好公民，替人民作许多事！

　　这出“父与子”，他在12月25日的一篇文字中写得更详细：

　　有天晚上，孩子们从东单劳动服务归来，虽极累还兴奋。上床后，我就坐在旁边，和他们讨论问题。
　　“爸爸，我看你老不进步，思想搞不通。国家那么好，还不快快乐乐工作？”
　　“我工作了好些年，并不十分懒惰，也热爱这个国家，明白个人工作和社会能够发生什么关系。也长远在学习，学的已不少。至于进步不进步，表面上可看不出。我学的不同，用处不同。”
　　说进步不同，显然和孩子们说受教育不合。两人都说：“凡是进步一看就明白。你说爱国，过去是什么社会，现在又是什么社会？你得多看看新书，多看看外面世界。你能写文章，怎么不多写些对国家有益的文章？人民要你工作得更多更好，你就得做！”
　　“我在工作！”
　　“到博物馆弄古董，有什么意思！”
　　“那也是历史，是文化！你们不是成天说打倒封建？封建不仅仅是两个字。还有好些东东西西，可让我们明白封建的发展。帝王、官僚、大财主，怎么样糟蹋人民，和劳动人民在被压迫剥削中又还创造了多少文化文明的事实，都值得知道多一些。我那么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正是为人民服务！”
　　“既然为人民服务，就应该快快乐乐去做！”
　　“照我个人说来，快乐也要学习的。我在努力学习。这正是不大容易进步处。毛主席文件上不是说起过，学习并不简单，知识分子改造、转更，要有痛苦吗？痛苦能增加人认识……”
　　于是我们共同演了一幕《父与子》，孩子们凡事由“信”出发，所理解的国家，自然和我由“思”出发明白的国家大不相同。谈下去，两人都落了泪，不多久，又都睡了。政治在千万万孩子心中脑中如何生根发芽，我懂得很清楚。有了信仰也就有了力量。

　　当时他的二儿子虎虎读初一，因为要加入少年儿童队，把自传写成给他看，当读到“父亲在解放时神经失常，思想顽固，母亲学校回来，就和他作思想斗争”时，他说：“这个措词不大妥。等妈妈回来看看好些。斗争像打架，不是我的长处。正如妈妈，即再进步些，也不相宜。”孩子说：“大家都要求加入，明天就得交去！我一个人若耽误了，下一期还不知什么时候再招，怎么办？”说着大眼泪已挂在眼角，就像十个月前到医院看他时的情形。他知道“政冶”已渗入到一个十三岁孩子的生命中，赶紧说：“好好，把你自传意思写得更具体些，就交给学校中老师吧。希望你得到许可入队，向妈妈哥哥看齐，我再向你们看齐。”
　　什么是“疯子”？早在沈文1943年写、1946年修改的《绿魇》中就有一番解释：

　　大至于人类大规模的屠杀，小至于个人家庭纠纠纷纷，一切“哲人”和这个问题碰头时，理性的光辉都不免失去，乐意转而将它交给“伟人”或“宿命”来处理。这也就是这个动物无可奈何处。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缺少一种哲人，有勇气敢将这个问题放到脑子中向深处追究。也有人无章次的梦想，对伟人宿命所能成就的事功怀疑，可惜使用的工具却已太旧，因之名为“诗人”，同时还有个更相宜的名称，就是“疯子”。“
　　我不敢继续想下去，因为我想像已近乎一个疯子所有。

　　在这个意义上，1949年沈从文确实“疯”了，而且“疯”得不轻。因为无法一夜之间彻底否定自己几十年来所“思”，所以他“疯”了。因为不明白，他才在自己作成的“思想战争”中病倒下来，一旦他彻底明白了自己的“极端无知”和“渺小之至”，他就坦然了。当他终于明白“政冶无所不在”，并从“思”转向“信”之后，他也就渐渐恢复了“正常”。
　　假如不是他本人在时代转换之际留下了这些文字，五十五年后，我们将难以想像他当时的痛苦与挣扎，那场曾经惊心动魄的“思想战争”。在1949年9月的阳光下，当他病情好转时，他写过一首长诗《从悲多汶乐曲所得》，表明他开始接受现实，从崩溃的精神状态中走出来，他回忆起了过去美好的一幕幕：

　　看到吴淞操坪中秋天来， 
　　那一片在微风中动摇的波斯菊；
　　青岛太平小小马尾松， 
　　黄紫野花烂漫有小免跳跃， 
　　崂山前小女孩恰如一个翠翠；
　　达子营枣树下大片阳光， 
　　《边城》第一行如何下笔， 
　　凡事都在眼底鲜明映照， 
　　……

　　以后的三十年，中国少了一个作家，而北京午城门下多了一个指点解说、抄写说明的老人，《中国服饰研究》就是其中的结晶。

　　本文选自《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傅国涌／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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