唉，好片又要靠抢救
写在前面
“好片没人看”
别说你们听腻了，这种话我自己真的都快说吐了。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环境并没有因为我们整天这种怨妇般的唠叨而逐渐变好，相反，让我想感叹这种诘问的时刻越来越多。
今晚要说的这部片子叫《小伟》（原名叫《慕伶，一鸣，伟明》）。
我相信看到这篇文的绝大部分人都对这部片子没有任何印象，没关系，但我希望大家看完这篇文之后能够记住这个名字。
《小伟》是2019年我在FIRST青年电影展看到的片子，看完非常喜欢，那年我就把它列进了我的华语年度十佳推文，排第六，排在《过春天》《流浪地球》《哪吒》之前。
现在豆瓣评分也高达7.7，哪怕只看评分，在2021的华语片里也毫无疑问能占据一个十佳位置。（2020大陆的最高分是《气球》，7.9）
但是它在院线得到的待遇，可谓「惨绝人寰」，《气球》听了都想哭。
上映3天了，累计票房45万，今天截止我发文，单日票房是个位数，只有几万。
这是个什么概念，是在票房上，导演的成本都收不回来，可能要亏。
你说文艺片，票房低正常。是，低我当然能理解，但至少是不是要让年轻的创作者把本收回来呢？亏着本才能去拍好电影这哪里正常了？
你说疫情，大家少出门，这我也觉得没错，但是你看同日上映的《大红包》，豆瓣4.7，包贝尔主演，超级烂片，每天以比《小伟》多100多倍的千万票房，赚的盆满钵满。
今天早上它的制片人发了这么一条微信给我，我听着是又心酸又无奈。
反正，希望大家看完这篇文，如果对片子有兴趣，可以去看看有没有残余的排片，没有的话凑几个朋友，打电话给影院，影院也可能会专门开一场。
《小伟》
以往写文介绍大概剧情的时候，我们都会在开头串一句「《xxx》的故事其实很简单....」然后再介绍剧情，我估计大家也都听习惯了。
不是我们懒得想别的话，是真的大部分电影的故事概括都很简单，特别是一些轻文本叙事的文艺片，都极简。
但这次《小伟》是个例外，它相反，整个故事被编剧写得极为繁复。
整个故事围绕广州的一个一家三口展开。
三个家庭成员，就是三条体量均等的叙事走线——
父亲叫伟明，他在正值壮年之际被查出肝癌晚期，要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
母亲叫慕伶，她是最早知晓伟明病情的人，但她却选择对伟明瞒而不报，默默扛起家。
儿子叫一鸣，他处在高三这个人生十字路口，在出国留学还是高考之间举棋不定。
抗癌的斗争、女性的重担、青春的迷惘，三个人物的困境在生活的池子里相互勾连，张力藏在人物极隐秘的内心世界里，极难剥解出一条主线来。
那么这个故事是怎么讲好的？
导演黄梓（也是编剧）将电影处理成了三段式的章节，分别呈现了妻子慕伶、儿子一鸣、父亲伟明的视角，这也是电影原片名叫《慕伶，一鸣，伟明》的原因。
大量的主观镜头与跟镜头将银幕前的我们扯入人物眼中的世界，使我们得以窥见这份家庭私影像。
正因讲述方式从人物内心出发，整部电影如水一般，自然到仿佛是流态的。
时间是流动的。
每一章节在银幕上的时间一样，在故事里呈现的却是人物的心理时间。
慕伶独自承受心理压力，她的时间是过得最漫长的。
一鸣等待高考，百无聊赖，时间的流走也是慢的。
而伟明患癌，走入生命倒计时，总觉得时间会变快，所以他这段的时间跨度也最长。
情感也是流动的。
家庭这个社会最小的结构本就存在着最深的连结，你能在每一人物的视角里看到其他两个人的情感是如何渗透进来，牵动着自己的情绪。
也唯有走入各个人物的时间，才能捕捉到他们隐而不宣的情感，然后明白导演拍这部电影的意义所在。
我们试试走进去吧。
一
慕伶
慕伶是其中最特殊的一个角色，她自己没有遭遇任何意外和选择，但是她却承受着电影里最大的压力——
于上，她要背负家庭顶梁柱缺失的压力；于下，是养育青春期子女的压力。
慕伶是三人中的秩序维持者，导演通过慕伶这一角色构建起了这个三口之家的相处模式。
首先是慕伶与一鸣。
电影最开始的剧情便是慕伶去一鸣学校接他放学，她在教学楼里四处找他，然后带他一路走回家。
一个高三的青少年，还被家长领着放学。这一开场就塑造起了慕伶这一严母形象。
慕伶与一鸣的话题不多，慕伶催一鸣上补习班、向一鸣隐瞒伟明的病情，都是在帮一鸣维持他按部就班的生活，但这更加深了母子之间本就存在的代沟。
慕伶与一鸣的心理隔阂在二人的对话镜头里展露出来：
导演特意用了浅景深镜头，也就是看清楚的范围小，画面是前清后蒙的。
两人对话时，总以一人走出焦距范围结尾，说白了就是慕伶与一鸣在画面里一实一虚，让观众感觉两个人总是离得很远，暗示着他们之间没有对话的余地。
再者，是慕伶与伟明。
慕伶在知晓伟明患肝癌之后，怕影响伟明的精神，她选择了隐瞒。她求医生帮忙修改诊断书，告诉伟明他只是得了肝硬化，还带他出院回家。
她和伟明的交互，其实就是她内心如何从隐瞒到决定告知丈夫实情的心理变化过程。
一开始她战战兢兢地独自承受这一切，渴望时间就此停在家庭美满的这一刻。
导演用了很多视听语言将慕伶的内心世界具象化给我们看——
画面被特意加了噪点，偏黄绿的色调带有富士C200的胶片质感，这是最常见的一款用来记录日常的胶片。
伪胶片化的数码影像仿佛是想抵抗时间的侵蚀。
画面同时传递出慕伶的脆弱。
并不稳当的手持摄影仿佛是在随着慕伶担忧的心情一同呼吸，长长的镜头，焦点不断移动，却不迟迟切下一个镜头，像是不忍心就此切断。
导演用镜头说出了慕伶心底的话：“可不可以，留得再久一些。”
结果呢，是被命运狠狠击败。
电影用空间隐喻了这一点，慕伶的这一章节大多是在医院取景，医院的病房很逼仄，走廊暗暗的，四面封闭，只有尽头的窗户闪着冷白的光。
慕伶走在走廊上时，是大逆光，她的身形隐没在暗里，看不到光明。
等待她的，是伟明癌细胞指数的增高、恶化后的吐血反应，善意的谎言也无法遮住现实。
电影里有一段极具指向性的长镜头调度——
病房里，伟明的妹妹来看望，慕伶附和着伟明，对小姑说不过是快出院的小毛病。小姑离开房间后，镜头转向对面的病房，那里是一场突发的急救，担架的轮子驶过地板像是轰隆隆的铁轨声，暗示着命运的逃无可逃，镜头继续向前，在电梯间里，慕伶告诉小姑伟明的病情，小姑落了泪。
从这一长镜头可以预见最后的结局，是不可抑制的死亡。
直到后来，慕伶对伟明说出真相，告诉他“你还有半年时间”，慕伶才是卸下了自己的精神重担，把这种种同家人一起分担。
情绪在这一刻才如水泼落地，完成了一种交代。
二
一鸣
一鸣是电影里最具复杂性的角色。
在一鸣的孩子视角里，他的忧虑和他的成年人父母不一样，各方的压力交叉在尚稚嫩的他身上：
高考的升学压力如何排解？父亲会就这样去世吗？我要如何面对接下来的生活？
在父亲病情加重的情况下，我该接受加州大学的offer去留学吗？我又要怎么面对隐瞒父亲肝癌的妈妈呢？
他在自我意识旺盛发展的孩子年纪，被推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有些问题显得过于沉重。
他需要一个出口。
在种种压力下，他渴望脱离死气沉沉的日子，所以他以一种激进的姿态与标准化的教育、生活抗争。
他很反叛，他不做广播体操，在早操时间与朋友躲在厕所抽烟唠嗑，他还翻围墙逃课，跑到山顶，对着山下喊脏话。
但他又是早熟的，他在面临众多选择的同时，意识到自己有一定程度的选择权，并非只能向生活投降。
他看到了有出口的未来。这在空间上也有所显现。
这一章节的取景地是有一半的天光的，比如家中的天台、教室的走廊、城市的天桥，还有山顶的亭子，这比起医院来说，开阔了不少。
半封闭半开放的取景空间，隐喻着一鸣有两种选择，即逃避或面对。
逃避，就是听信慕伶的话，拒绝接受父亲肝癌的现实，不与慕伶分担压力。
手中的加州大学offer甚至给他提供了一个正当的脱逃机会，既可以规避升学压力，又可以躲开迟早要失去父亲的现实。
面对，就是留下来，正面高考，正面父亲要离世的苦痛。
这一章节的最后，一鸣与慕伶冷战，他对慕伶的隐瞒态度表示抗争。
这表明一鸣已经不像慕伶那样停滞在当下，而是比他妈妈更早接受现实，压力使他成长了。
三
伟明
导演对于伟明这一角色命运的处理是这部片最不同于其他涉及癌症题材的电影的地方。
电影并没有给到观众任何考虑“他到底会不会死？”的悬念，而是在多处暗示我们，伟明的生命是注定要结束的。
伟明这一章节的开场是他的梦，荒凉的迷雾中，陆地上停泊着船只，陆上行舟注定难以前行，暗示他已走入无解的困境。
他带慕伶、一鸣回到浙江舟山的老家，回乡的路上，迎面是一辆送葬车，这更是暗示了伟明的生命将到尽头。
但导演最精妙的处理在于，在伟明「死」的表层之下，铺陈了一层超越肉体维度的「生」。
在与送葬车迎面开过之后，伟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那是一个海岛，岛屿四面都是海，是前所未有的开阔。
视域被彻底打开了，在暖暖的色调里，伟明看到了母亲与哥哥，窄小温馨的简屋里，母亲给他盛粥，哥哥在一边干活。
他哥哥带他到绿茵的山坡上，他抬头，看到父亲牵着小时候的自己回头望。
镜头再一转，是空荡的老屋，是亲人的坟冢，记忆里的家乡已成了一个荒岛。
导演在这一段用了超现实的调度与剪辑，伟明回到生命最开始的地方，串联起过去与现在、幻想与现实，他在与曾经的遗憾对话，然后告别。
虚实相生、生死合一，是与自我和解，也是与世界和解。
电影的最后，那是一个难得的固定镜头。
客厅里，慕伶和一鸣在理着伟明生前留下的厚厚一沓报纸，电视机里放着曾经一家子用DV拍下的录像，录像里三人的声音与现实中只剩两人的声音相交错。
在平和中，银幕前的我们也开始接受这个现实，伟明真的离开了。
可就在这时，画面突然动起来，这是一个猝不及防的主观镜头，我们突然想起，这仍是在伟明的章节。
像是一次回魂，镜头像是伟明的眼睛，注视着理报纸的妻儿，然后向天台走去，那里有把凳子，伟明曾常坐在那看报纸。
故事进入了一个短暂的超现实时刻，之前因为导演的克制而憋着的情绪，在这一刻猛烈爆发，我也被带着哭成一片。
天台上天光大亮，在一片过曝中，好像一切都回到了最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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