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停播了我也要写
写这篇文的由头，是我偶然间在微博刷到的一期叫《我叫刘小样》的访谈节目。
应该是很多年前的节目了，现在去看，制作粗糙形式也很简单，就是听一个叫刘小样的农村女性聊她的境况和对现阶段生活的不满。
她不满的大概是这些东西：
虽然整期节目全长不到30分钟，但她的这些话，以及左上角那个显眼的台标都让人恍若隔世。
这是一档很多年前央视做的中国女性调查节目，叫《半边天》，年轻的朋友可能根本没听过，我也大概介绍一下，
它的由来是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那一年为了配合这个会议在我国的召开，各个电视台、广播台都推出了女性权益保护节目，央视的《半边天》就是其中之一，在会议闭幕后，很多地方台的节目都跟着撤销了，但唯独央视的这档《半边天》坚持了下来。
我也去查了一下这个节目在当年做过的一些专题，很大一部分都是放在今天的微博会被骂挑拨两性对立，有些甚至会被直接屏蔽，被骂作毒瘤的敏感内容。
我举几个例子，有一期是讨论男性避孕药的可行性，还有一期是讨论保障非婚生子的权利，甚至还非常具有前瞻性地提到了当下电视剧中对男性家庭暴力的忽视。
很多问题是我们到今天都还需要去强调的，比如反对女性就业歧视的，反对容貌焦虑和白幼瘦审美的，呼吁重视老年女性困境，它在当时都不同程度去做了聚焦。
更重要的是，它还做系列节目去采访了不同区域、不同文化程度、不同阶层的中国女性，来探讨女性个体的生命经验，呈现出女性与女性之间共通的情绪以及共有的困境，撼动了基于性别产生的区隔和限制。
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个时代，女性主义在国内方兴未艾时期，一种相对积极的求变倾向，让长期处于失语的女性群体进入公共视野，并作为一个口径，从公共层面去呈现女性意识，女性困境，向大众向社会启蒙缺失已久的社会性别意识。
然而微妙的是，即使是今天去看都颇为先锋的内容，这档节目作为一个面向全国的媒介，却并没有在当时引起像今天这般广泛的社会争议。
2010年，《半边天》正式停播，而我们再也没有迎来一档类似的节目。
这12年我们迎来了很多别的东西，社会媒介对于女性议题的反应和作为都开始与当年不同了。
如果我们把《半边天》这样的节目比作一面完整的、巨大的镜子，它折射的是当年；那么我们此刻所面对的同样的那些社会传播媒介（影视，综艺节目，媒体），便是一堆被打碎的、巨量但微小的镜子碎片，每一面镜子都在折射当下。
当下和当年，一种对比正在加速显像，我们今天想聊的，就是这种对比之下的某些环境变化。
一
当年，半边天
我们先接着《我叫刘小样》这期节目继续聊。
这段采访究竟讲了些什么呢，我攫取其中一段受访者自述，大家稍微一看就能理解：
整段采访的冲击力其实来源于一种疑问，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质疑——“一位农村妇女为什么会有如此清晰的自我意识？”
这一疑问/质疑的背后，一层是源于刘小样这个个体颠覆了我们对于农村妇女这一群体的刻板认知。
我们已经在长久的主流叙事里，接受了既成权力的视角，接受了她们作为与土地同等甚至是比不上土地的附属品角色，认为她们都主动领受着封建残余的“缠足”，进而形成农村妇女都不会有太多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的默认。
另一层，是刘小样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无关社会身份和政治身份的女性意识。
我们常常会说，人是在社会规训里进行自我建构，又在外界规则和自我偏向的拉扯中苟活，对于女性而言，这种来自社会和家庭的规训更多，自我实现空间又被挤压得更小，她们所历经的拉扯近乎一种撕裂。
对于刘小样而言，这种撕裂感就在于她极度渴望知识、视野、出走，与此同时，她又无法忽略自己早已与家庭、家务、孩子和社会规矩捆绑在一起的困境，她在受访过程中说的那句“我宁可痛苦，我不要麻木”就是最真实的心灵写照。
除了《刘小样》这期，《半边天》这档节目还由2007年西双版纳景洪的杀夫案件，探讨家庭暴力问题，借此强化受虐妇女综合症因素在法律裁量中的作用，弥补审判过程中的性别盲点。
《当爱已成往事》这期开拓了“闺蜜支招”板块，一对一去帮忙回答女性在生活中所面临的具体婚姻问题、情感问题。
所以，哪怕我们现在回头去看《半边天》里所涉及的议题、所给予的关注，都能倍感其本身的先锋性和亲切感，加之《半边天》又是由我们的喉舌媒体制作播出，它的存在就像一面镜子，折射着新世纪之初的某些社会倾向。
一个是《半边天》以赋予话语的方式，颠覆了女性被置于边缘的过往。
这种“被边缘化”的危险性在于，女性在长期的男性话语中，在既成权力和既成标准下形成一种自我凝视和自我规训，自己制造出驯服自己的身体。
所以，女性要获得自己的权力，就必须要以女性的声音讲话。
以《半边天》为代表的主流媒体在当年选择把公共空间留给性别议题，把话筒交由女性，让在媒体空间处于失语境遇的女性成为呈现主体，走入公共视野，其实就是通过赋予话语的形式赋予她们以权力。
其次，在极具本土特点的中国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半边天》作为一个里程碑的存在，标志着我们的女权运动/女性运动落到实处的进步。
大家都知道，我们历史上的妇女解放运动，背后存在着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也即是说，它在一开始是服务于民族的解放，嵌套在“救亡图寸”、“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背景里，在当时这是合适的，但在21世纪相对缺失从性别角度去根本性解决女性困境。
在进入社会转型期之后，女性群体从附属和压迫的地位中解放出来，相比过去具有了一定的主体意识，也获得了一定的权益。
但在新一轮时代变革中，面临着不平衡的政治/经济/文化氛围，面对就业歧视、家庭危机以及男女两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摩擦，女性又需要再次去寻找自我定位。
在这样的环境下，《半边天》的诞生就显得尤为及时且必要，它真正从一个性别视角关注女性问题和女性权益，帮助处于游离状态中的女性找到自我意识、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是一座灯塔，一个风向标。
再有，《半边天》本身作为一种公共角色，它的出现代表着“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到“社会要关注女性”的呼声转向。
这种转向，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我们的主流意志看到了两性差异，承认权力天平向男性一端倾斜的事实，并且从公共层面去实践、去呼吁补偿女性权力的缺口，这其实是我们都应该做的事情。
二
当下，女权主义
但也正如我们前面说的，《半边天》在后来消失了。
我们在媒介进化的纵向进程里，失去了《半边天》这面镜子，又得到很多碎裂的镜子，我们不再只有一台电视机获取信息，我们有巨量的社交平台和多元的媒介渠道，综艺，电视剧，媒体报道等等，那块巨大的镜子被打碎分给了很多人，于是所有媒介都成了镜子，所有人也都入了镜子。
而细看现在的这些镜子，折射出来的又是些什么呢？
我们的影视市场确实出现了以女性为主角的综艺节目，并且井喷式地涌现了一批冠之以“女性主义”的大女主剧、她题材。
表面上看起来它们都在关注女性、讨论女性，但相比于二十多年前的《半边天》，这些影视节目本质上还是对于女性的一种消费，数量上的“半边天”并不等于真正帮助女性群体撑起了她们的“半边天”。
再看媒体。
我们在报道女性受害者相关的事件时，有了更多的选择性和敏感性。
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女性受害者”往往是报道主语，但其作为主体的前提条件是，抹去客观存在的男性施害者。
所以我们才会在网络空间里看见各种以“女大学生”、“失足少女”、“三陪女”等为缩影的“女性+性”、“女性+犯罪”、“女性+金钱”的报道/叙事范式。
而伴随这些出现的、相比当年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一个词的被广泛使用——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进入中文互联网之后，产生了某些在地化困境，性别议题逐渐演变成了敏感话题。
最显像的是女权二字逐渐被污名化的现象。
常见的有，在语言层面上出现了很多与之相关的人工造词，比如田园女权、女权癌、女拳、女拳师，这种造词行为原本就是一种污名方式，且这些词汇的出现和高频率被使用就是男性对于“女权”本身不认可的表现。
相对比之下，女性主义这个词却安然无事，被很多影视作品当做公开宣传标签。
两者唯一的差别，是一个“权”字，这也是当下环境变成如此的根本原因。
最直观的是，“权”的背后指向一种政治意识，它在进入我们的语境之后，又会被附加上更多的敏感性，所以“权”这个词不断被弱化、被变形。
同时，“权”还具有经济意味，实现其他权力的前提条件和物质基础，就是经济。
归根结底，两性不平等的根源问题还是经济问题，女性在社会生产、劳作和分配上往往都处于不平等地位。
女权主义的初衷也是要争取平权，让女性以平等的名义分割原本属于自己却被男性剥夺的权益，由此涉及的利益分割问题，也势必招致既得利益者的敌意和排斥，两性问题进而表现为矛盾对立。
当然，变化还没有结束，这篇文章一定是写不出某种结论，甚至是没有结尾的，只是这种两个十年的对比让我实在有些觉得恍然，并且我坚持这种没有结论的回望是有意义的，曾经在发生什么与我们在经历什么，然后去针对性地努力，决定了未来会变成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