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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邦魔术VS胡舒立其人

2017-05-03 郭婷冰、司马南 台海云观察 台海云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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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风满楼

也许,只是大决战的序幕。


鲁直按: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狄更斯的这段话,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好的注脚。

近期最热络的话题,除了某位郭先生的隔空爆料,就是安邦与财新的驳火了。尤其是安邦今天公开将“要控告财新”转为公开喊话胡舒立,将这场战火又延烧得更猛。

神仙打架,吃瓜群众是没资格掺和也不能掺和的,在此原文转发双方各自挖对方的猛料。

文章之一来至于财新周刊及其作者 郭婷冰,其二来至于署名为司马南的公号“今日头晕”,本号仅作为一个未曾证实本人也无法证实的材料展示平台,不代表本人赞成其中的相关内容和观点。


【封面报道】穿透安邦魔术


2014年安邦为满足监管要求一举增资499亿元,通过101家公司层层叠叠上溯到86名个人股东,凭借循环出资放大资本,明显涉嫌利用自己控制的保险资金虚假注资。

《财新周刊》 文 | 财新特约作者 郭婷冰

注册金融分析师

  过去三年间,成立于2004年的安邦保险集团(下称安邦)一举成为继中国人寿、平安之后的中国第三大保险集团(以总资产计),更以其凌厉的国内外收购,成为并购界的明星。

  2014年,安邦天价购买美国纽约的老牌五星级酒店华尔道夫,瞬时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接下来的两年里,安邦马不停蹄,四处出击,在市场连连扫货布局,成为多家上市公司的最大股东,如民生银行( 600016.SH )、金融街( 000402.SZ )、金地集团( 600383.SH )、大商股份( 600694.SH)、远洋集团(03377.HK)、华富国际(00952.HK)等。

  在国际市场上,安邦成为大陆企业出海收购风头最劲的领潮人,先后在欧、美、韩收购、入股了多家保险公司、银行、商业地产,一时风光无两。

  2016年以来,安邦的海外收购全面遇挫:针对喜达屋酒店集团140亿美元的高调竞购,突然放弃;2015年宣布收购信保人寿(Fidelity & Guaranty Life)一年多后也遭放弃,原因之一,是安邦无法满足美国纽约州金融服务局对其股东结构和实际控制人的披露要求。

  安邦的资本结构,是安邦资本魔术的命门。研究资本结构,就不得不研究安邦2014年的两次大手笔共499亿元的增资,使得安邦的资本金在短期内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619亿元。这比业内资本额第二名的中国人保集团领先了近200亿元。作为有几十年历史的老牌保险集团,人保集团资本金为424亿元。历次增资都震动市场的中国平安集团,资本金为182.8亿元。

  增资有合规、违规、违法的区别。研究安邦的增资,首先得研究安邦的股东结构。

  公开数据表明,安邦的股东结构犹如一个迷魂阵。但层层解开安邦股东结构之后,结论也十分清楚:2014年安邦为满足监管要求一举增资499亿元,通过101家公司层层叠叠上溯到86名有相关关系的个人股东,通过循环出资放大资本,明显涉嫌利用自己控制的保险资金虚假注资。


钱从哪里来

  关于安邦及其掌门人吴小晖的背景,可参见2014年《财新周刊》的“黑马安邦”、2015年初《南方周末》的“安邦路线”及《财新周刊》的“安邦大冒险”等报道。市场最关心的,除了他的个人背景,莫过于安邦如此大手笔投资,资金从何而来。

  2014年以前,安邦在其保险业本行的表现可说是成绩平平。根据中国保监会统计数字,安邦赖以起家的安邦财产保险公司原保费收入在2011年达到顶峰,为71.5亿元,行业占比1.5%,此后就年年下滑,到2015年安邦财产保险原保费收入只有52.5亿元,行业占比0.62%,行业排名第17位。人寿保险方面,2010年成立的安邦人寿保险及2010年收入囊中的和谐健康保险在2013年以前的保费收入甚微,两家公司的寿险类合计保费收入只占行业的1.4%。但自2014年起,安邦人寿保险的业绩开始出现惊人的飞跃,原保费收入都达500亿元以上,2014年原保费收入529亿元是2013年13.7亿元的将近39倍,2015年安邦旗下三家人身保险公司“保户投资款新增交费”收入一项借由万能险产品,都实现巨幅成长,比如安邦人寿的保费收入从2014年的90亿元猛增到405亿元,占公司总保费收入的42.6%,但即使这样,安邦旗下4家保险公司从2005年到2015年,11年累计保费收入也刚刚超过3000亿元。

  安邦旗下各保险公司利润表上的另一重要营业收入来源,是“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两项。根据安邦各公司的报表,投资收益分别占安邦财险2014年、2015年营业收入的74%和60%,和谐健康保险2013年、2014年营业收入的113%和82%,及安邦人寿2013年-2015年营业收入的18%-25%,但即使如此,在这两项收入表现最突出的过去四年里,2012年-2015年四家保险公司累计“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也不超过900亿元。也就是说,安邦从成立到2016年初,累计总营业收入不超过4000亿元。

  但在从2014年10月至2016年3月的18个月里,安邦花了将近160亿美元(约合1000多亿元人民币)在海外大手笔扫货,似乎有花不完的钱。

  与同业相比,安邦几乎完全依赖银行通道来获得资金。保监会2015年的年报显示,2014年中国保险全行业通过银保渠道获得的保费收入4947亿元,占总保费的39%,相比之下,根据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的分析报告,安邦人寿2012年-2014年96%到将近100%的保费都由银保渠道获得,2015年银保渠道保费也仍然占比89%,和谐健康也披露其业务以“银保理财型”为主。通过银行销售的理财型保险的退保率通常要高出传统保险产品,且大多期限不超过5年,对保险公司的流动性要求要远高过传统保险产品。而安邦近来多起高调的海外收购,可以说都是长期投资,它短债长投,期限错配的风险和触发流动性风险的可能性都高,在市场中十分扎眼。

  安邦旗下的寿险类公司(安邦人寿、和谐健康及安邦养老)之所以能从2014年起在保费收入上实现惊人的飞跃,是得益于安邦利用银行通道激进销售理财型万能险产品,快速获得配置风险资产的杠杆资金,以负债撬动资产端,做大投资和总资产后再在承保端吸引客户资金流入。

  2012年初,保监会推出了《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建设规划》(业内简称“偿二代”),对不同风险的业务提出显著不同的资本金的要求,从而影响保险公司的资产和负债策略,对保险公司的资本金提出明确要求。如果保险公司一味举债太多而不增加资本金,必然负面影响偿付能力的计算,触犯监管警戒线;而且,现行监管规定要求保险公司实现控股的股权投资必须使用资本金,不能使用准备金。因而,安邦在2014年的大举增资,是其资本布局中的关键一步。


钱从哪里来

  关于安邦及其掌门人吴小晖的背景,可参见2014年《财新周刊》的“黑马安邦”、2015年初《南方周末》的“安邦路线”及《财新周刊》的“安邦大冒险”等报道。市场最关心的,除了他的个人背景,莫过于安邦如此大手笔投资,资金从何而来。

  2014年以前,安邦在其保险业本行的表现可说是成绩平平。根据中国保监会统计数字,安邦赖以起家的安邦财产保险公司原保费收入在2011年达到顶峰,为71.5亿元,行业占比1.5%,此后就年年下滑,到2015年安邦财产保险原保费收入只有52.5亿元,行业占比0.62%,行业排名第17位。人寿保险方面,2010年成立的安邦人寿保险及2010年收入囊中的和谐健康保险在2013年以前的保费收入甚微,两家公司的寿险类合计保费收入只占行业的1.4%。但自2014年起,安邦人寿保险的业绩开始出现惊人的飞跃,原保费收入都达500亿元以上,2014年原保费收入529亿元是2013年13.7亿元的将近39倍,2015年安邦旗下三家人身保险公司“保户投资款新增交费”收入一项借由万能险产品,都实现巨幅成长,比如安邦人寿的保费收入从2014年的90亿元猛增到405亿元,占公司总保费收入的42.6%,但即使这样,安邦旗下4家保险公司从2005年到2015年,11年累计保费收入也刚刚超过3000亿元。

  安邦旗下各保险公司利润表上的另一重要营业收入来源,是“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两项。根据安邦各公司的报表,投资收益分别占安邦财险2014年、2015年营业收入的74%和60%,和谐健康保险2013年、2014年营业收入的113%和82%,及安邦人寿2013年-2015年营业收入的18%-25%,但即使如此,在这两项收入表现最突出的过去四年里,2012年-2015年四家保险公司累计“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收益”也不超过900亿元。也就是说,安邦从成立到2016年初,累计总营业收入不超过4000亿元。

  但在从2014年10月至2016年3月的18个月里,安邦花了将近160亿美元(约合1000多亿元人民币)在海外大手笔扫货,似乎有花不完的钱。

  与同业相比,安邦几乎完全依赖银行通道来获得资金。保监会2015年的年报显示,2014年中国保险全行业通过银保渠道获得的保费收入4947亿元,占总保费的39%,相比之下,根据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的分析报告,安邦人寿2012年-2014年96%到将近100%的保费都由银保渠道获得,2015年银保渠道保费也仍然占比89%,和谐健康也披露其业务以“银保理财型”为主。通过银行销售的理财型保险的退保率通常要高出传统保险产品,且大多期限不超过5年,对保险公司的流动性要求要远高过传统保险产品。而安邦近来多起高调的海外收购,可以说都是长期投资,它短债长投,期限错配的风险和触发流动性风险的可能性都高,在市场中十分扎眼。

  安邦旗下的寿险类公司(安邦人寿、和谐健康及安邦养老)之所以能从2014年起在保费收入上实现惊人的飞跃,是得益于安邦利用银行通道激进销售理财型万能险产品,快速获得配置风险资产的杠杆资金,以负债撬动资产端,做大投资和总资产后再在承保端吸引客户资金流入。

  2012年初,保监会推出了《中国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建设规划》(业内简称“偿二代”),对不同风险的业务提出显著不同的资本金的要求,从而影响保险公司的资产和负债策略,对保险公司的资本金提出明确要求。如果保险公司一味举债太多而不增加资本金,必然负面影响偿付能力的计算,触犯监管警戒线;而且,现行监管规定要求保险公司实现控股的股权投资必须使用资本金,不能使用准备金。因而,安邦在2014年的大举增资,是其资本布局中的关键一步。

股东结构迷阵

  安邦从2004年5亿元注册资金起家,经过七次增资,特别是2014年的两次共499亿元的增资,注册资本达619亿元,成为中国保险业资本金最雄厚的公司,把其他保险业前辈远远甩在后面。莫说在风格保守的保险业,即使翻看世界金融历史,这也相当罕见。

  安邦的股东结构交叉纵横,盘根错节,犹如个大迷魂阵。安邦现有股东结构,较之于成立之初已是大相径庭。

  安邦2004年的发起股东共有7家,上汽集团因为吴小晖当时的汽车销售业务已发展成上汽集团最大的客户之一而成为安邦创立时的最大股东,出资1亿元,占股20%。其他6家股东为吴小晖控制的汽车销售、租赁公司(旅行者集团公司、联通租赁集团)和陈小鲁名下的基建公司(标准基础设施投资集团、美君投资集团、浙江中路基础设施投资集团、嘉兴公路建设投资)。2005年首次增资到16.9亿元时引进中石化为新股东,此时两家国营企业各自出资3.38亿元,共占股份40%。2006年第二次增资到37.9亿元时,上汽再次跟进,总出资7.58亿元,仍然占股20%,以后增资再未跟进,中石化则除了首次投资后再未跟进。到2011年5月第五次增资到120亿元时,股东仍为8个,此时两家国营企业股份合起来已被稀释到只有9.1%。

  2014年1月第六次增资(从120亿元增资到300亿元)时,安邦引进了17家企业法人“新股东”;2014年9月份再次从300亿元增资到619亿元时,又再引进了14家企业法人“新股东”。加上原来8家旧股东,安邦名义上有39家企业法人股东,多数情况下每个股东持股2%-3%,看上去很分散。而原有的两家国企大股东在第七次增资完成时,合计只持股1.77%。

  此前财新等媒体的报道都注意到了安邦新股东们的几大特点:(1)股东结构复杂,存在大量隐秘的关联股东关系,而且都与安邦吴小晖(及其家人和合作伙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2)许多对安邦投资几十亿元的股东神奇地被注册资金只有100万元的公司控股;(3)多家安邦股东及其控股公司在2012年-2014年才注册成立,甚至同一天注册,或注册地相同;(4)所有新股东都在2014年进行过增资和股权变更。

  笔者查阅分析了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里几百家相关公司的公开工商登记数据后,观察到安邦股东结构之复杂性,体现在其股东背后的间接股东层次之多、直接及间接股东及与其有过股权关系的延伸关联企业的数量之多、相互之间交叉股权变更拥有之频繁和复杂。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固定的特征,就是与创始人家族关系圈的内部关联性。

  安邦37家非国企股东中,每家股东后面至少还有一层企业股东,13家(35%)有背后两层企业股东,3家有三层背后企业股东,1家有5层背后企业股东。

  总计,这37家非国企直接股东背后共有多达64家不同的企业法人股东,分布在不同层次的隐形股东结构中。这101家直接、间接企业股东都有一个突出的共同特点:大多数都经历过多次股权变更,都与至少另一家公司有过投资与被投资关系,而且与吴小晖等人历史上控制过的公司有过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即使从简单的工商注册信息上看,这些公司也高度相关联。这101家企业中,大约有35家不同企业(35%)的现有或新近更改前办公地址可以归类到14处(完全相同或同幢同层但邻室),另外最少有18家企业的现有或新近更改前电子邮件地址可以归类到7个完全相同的邮箱。在2015年、2016年的多篇中外媒体文章多次质疑这些相同办公地点的含义后,许多家公司对地址和电邮信息进行更改,从2015年11月至今,安邦的直接股东及其现任或历史上的间接股东有超过60条地址变更记录。

  如果把那些近年来曾经与这101家企业有过股权关系的公司算进来,延伸的安邦的关系企业系统名单总数超过200家企业!根据笔者估计,这200多家安邦关联企业圈企业75%以上(165家)曾同时与此圈内的至少一家企业有过股权关系(曾当过圈内至少一家企业的股东,也接受过圈内至少一家企业的投资)。

  即使只看安邦的37家非国有直接企业股东,37家股东里只有4家企业从未与其他34家直接股东有过历史股权关系,其余都曾经至少一次相互交叉投资过。

  如果分析这200多家安邦关联企业圈企业的成立年份,可以发现,在安邦重要增资日期前几个月,新成立的公司数量激增。这项线索的重要含义下文会继续分析。

吴小晖家族控制安邦

  层层剥析下去,安邦的101家直接和间接企业法人股东(不包括2个国企股东和平安信托,后者通过对“北京平准”的投资而对安邦持有不到0.3%的净股份,但平安信托曾向《南方周末》否认有这项投资),最终的背后股东,可以尽数追溯到86名个人持股者。换言之,安邦619亿元注册资金里的将近98%、或606亿元的最终出资责任可以通过层层叠叠共101家公司追踪到这86名个人股东身上。

  个人股东开始在安邦的第二层股东结构(安邦股东的股东)出现(9人),但大部分(49人)是出现在安邦股东结构的第三层,其余多出现在第四层(25人),还有5人直到第五、第六层股东结构才出现。

  “安邦系”公司自2016年上半年以来有45条股权变更记录,使得家族的影子更加隐蔽。在这些股权变更前,98%的安邦股份由88人拥有,其中吴姓持股人共10人,疑似安邦董事长兼总经理吴小晖的父系亲属,合计持有安邦约14.2%的股权。吴小晖妹妹吴晓霞为所有个人股东中的最大单个持股人,通过不同公司最终控制5.4%左右的安邦股份。

  林姓持股人为第二大持股群,一共10人,疑似吴小晖的母舅系亲属(《南方周末》此前披露吴小晖的一位舅舅名叫林安东),共控制安邦大约13.8%的股份。吴姓、林姓持股人合计控制的安邦股份接近28%。经过最近一年的股权变更,吴姓、林姓持股人合计控制的安邦股份下降到14%。

  吴姓、林姓股东们明里拥有的股权大幅下降,是因为股权真正分散了,还是因为使用了更隐蔽的股权代持人?两家安邦股东的股权变更记录似乎更指向后者。目前,注册资金为10亿元、对安邦持有2.42%股权的中乒投资集团公司100%股权由一家刚成立于2016年5月、注册资金为500万元的杭州光威投资有限公司所拥有。

  另一家老牌“安邦系”公司,注册资金6亿元、对安邦集团持有1.84%股权的浙江瑞信物资有限公司的背后股权原本可以追溯到吴家,如今表面上由一家成立于2016年2月、注册资金为50万元的北京温顺志和咨询有限公司所持有。

  最近一年的股权变更前的另外两组实际控制人,也疑似与吴小晖家族相关。在最近的股权变更发生前,平阳县恒信贸易有限公司是一家在安邦间接股东群里第五层才出现的公司,1992年成立于吴小晖的家乡浙江平阳县,不同于“安邦系”里其他直接、背后间接股东,这家公司是极少数注册资金从未变更过的企业,20多年来股权稳定,仅有的两次股权变更也貌似仅限于家族内部。新旧股东名单里包括了吴小晖的父亲吴传信、母亲林香美(据《纽约时报》报道)、弟弟吴家威、吴家齐(据《南方周末》披露)、林香玲、林美香、温志文和黄兆均。因而,有理由推断后两者也与吴小晖家族至少关系非常密切、有可能有亲戚关系。

  最近一年的股权变更发生前,黄姓持股人共有10人,合计净持股约5.5%。黄姓持股人从姓名看也疑似是大家庭里的不同成员,如黄茂晓(持股3.6%)、黄茂前、黄茂生、黄茂海、黄茂川、黄微微、黄施施、黄欣欣等。据《纽约时报》到当地的采访报告,黄茂生是来自平阳县附近灵溪镇山北村的商人,弟弟黄茂前在温州做汽车经销商,堂兄弟黄茂海、黄茂川是农民工,曾在外地打工赚钱。最近,黄茂川(已过世)、黄茂海已换出最后持股人名单。经过最近一年的股权变更,黄姓持股人仍然共有10人,合计控制6%的安邦股份。另外,目前温姓控制人也有9名(一年前为7名),合计控制超过安邦5%的股权。

  因而,如果根据平阳县恒信贸易有限公司新旧股东名单的线索推测的不错,吴小晖通过吴、林、黄、温姓持股人共32名通过层层公司股东间接控制了安邦集团大约25%的股权(一年前高达37%)。但是,这四大持股姓氏群只是外人可以合理推测的吴小晖家族成员,吴小晖兄弟姐妹多人,各人婚嫁之后配偶姓氏外人不得而知,因而另一个合理推测是,这近90名最后持股人里应该还有众多其他是吴小晖亲戚和熟人、或为其家族代持股份。

  根据福布斯富豪排行榜,中国“首富”王健林家族净资产为285亿美元(约合1900亿元人民币),若是按安邦619亿元的总注册资金和19710亿元总资产算,吴小晖家族控制的注册资金和总资产,相比于中国“首富”似乎应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他重要背后控制人按姓氏分还有:

  ·王姓持股人有6人,其中以王玉红(>3%)、王少霞(>3%)、王少玉(2.4%)、王志峰(>3%)持股最多,合计控制超过安邦13%的股权;

  ·蒋姓持股人,其中以蒋金声(>3%)、蒋秋收(>3%)持股最多,蒋姓控制人有4人,合计控制超过安邦9%的股权;

  ·苏姓持股人,其中以苏美云(>3%)持股最多,苏姓控制人有6人,合计控制超过安邦8%的股权;

  ·郑姓持股人,其中以郑荣领(>2%)持股最多,郑姓控制人有5人,合计控制超过安邦7%的股权;

  ·许姓持股人有2人,许振双(2.8%)及许振泼(3.6%)两人合计控制超过安邦6%的股权。

  相比吴小晖的持股比例,保监会《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经中国保监会批准,对符合一定条件的保险公司单个股东(包括关联方)出资或者持股比例可超过20%;第八条则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委托他人或者接受他人委托持有保险公司的股权,中国保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但不得超过51%。目前保监会正酝酿政策要把这一比例降低到三分之一。

“幼蛇吞巨象”式的控股

  安邦股权结构的最大问题是,这86名背后的个人股东并未实际出资600多亿元现金支撑安邦的运作,而是通过对49家公司合计约5.6亿元的股权投资实现对安邦的最终控制的。这58家最末层背后控股公司的总注册资本金额为24亿元,其中8家是注册资金为50万元的超微小型公司,24家是注册资金100万-300万的微型公司,5家公司注册资金500万,另有9家注册资金1000万-3000万元,只有3家公司(6%)注册资本超过1亿元。也就是说,绝大部分(近95%)的安邦最终控股公司是注册资金3000万元以下的小型或超微小型公司!

  86名个人投资者用5.6亿元的资金,投资于49家号称总注册资本达24亿元的企业,再通过层层类似“幼蛇吞巨象”的控股方式,撬动对安邦98%股权、600多亿元的注册资金(111倍资金杠杆)和超过19000亿元的资产(超过3400倍的资产杠杆)的最终控制,这应该是代表了古今中外资本市场历史上杠杆利用的终极水平!

  在第一层非国有的37名安邦股东里,13家企业(35%)成立于2010年-2013年,这些成立到认缴时历史只有2年-4年的企业认缴的投资额都是自己注册资金的1.5倍-3.7倍,这已是神奇。但到第二层股东时,这种神奇几乎变为荒谬,资金杠杆之大超出任何正常商业或金融规律可以解释的程度。

  上面的两个图表统计了安邦第二层股东的情况。非国企的37家安邦股东背后的第二层股东共有40家企业及3名个人投资者。这43家企业和个人股东大都与吴小晖及其家族或关系圈有关,而且,大部分二层企业股东(37家)注册资金在5000万元人民币以下,35%(15家)企业在2014年成立,另外8家二层企业股东成立于2012年-2013年。在这些成立历史短于五年的公司中,除了一家“深圳天旻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其他企业的注册资金全部在5000万元以下。这22家注册资金5000万元以下、发展历史5年以下、合计注册资金约为1.4亿元的小公司(平均每家企业注册资金不到650万元),通过对安邦第一层非国有企业股东号称总计达151亿元的认缴投资,间接控制了安邦58%的股权和高达357亿元的注册资金!

  最显眼的是,5家注册资金各为50万元(其中三家成立于2014年二季度)的超“微小型”有限公司(上海开明广告、广州万圣智禹投资咨询、北京盛京阳光投资管理、上海添擎创业投资、北京又好又快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合计注册资金250万元,却号称对其控制下的5家安邦直接股东合计投资了35亿元(认缴投资额为其注册资金的1400倍),并通过对第一层安邦股东的控制掌握了安邦16%的股权、或101.8亿元的安邦注册资金。

  类似的情形在接下去几层的间接股东名单里继续出现。所有注册资金50万-100万元以下的公司都号称对所控股的公司投入了少则几十倍、多则数百上千倍于它们注册资金的数额。

  如果把安邦37家非国有企业股东背后的64家分布在第2层-5层股东结构的企业做个统计(见表:安邦非国有企业法人股东),将近80%的隐形企业股东注册资金在1000万元人民币以下。

  不需要很复杂的分析,常人根据上面几点特征,靠直觉和粗浅的商业常识,大多可以推测这些公司里有很多是与安邦关联的公司,而这些微小型公司之所以可以四两拨千斤地神奇地控制对安邦的几十亿的投资,就是因为这些公司都是安邦的“自家人”。在正常商业实践中,若非安排自家的关联企业,一个注册资金只有50万-100万元的企业,怎么可能真实控股有能力出资几亿、几十亿元的大企业?

“左手倒右手”虚增资本

  仔细分析安邦的关联企业股东后,有理由认为,499亿元中至少一半以上、甚至全部增资的真实性都值得怀疑。而“创造”资本的真正奥秘之一,在于这些公司之间的相互出资,而背后持股人都疑似与安邦掌门人紧密关联。

  尽管中国在2014年开始实施“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但包括保险在内的27个行业,仍然施行注册资本实缴制,也即安邦集团这499亿元的新增资本,需要“真实出资” 。

  《财新周刊》的报道曾提到,2014年安邦的新增股东里有9家公司注册地址均在四川成都,均在成都农商银行设立验资专户,新增注册资本金的划转也通过成都农商银行,它们的验资报告均由四川天仁会计事务所出具,会计师均为李文平、王维操 。而成都农商行本身也为安邦控制。

  然而,即使是真实出资情形下验资完毕后资金也不可能永远停留在验资账户上,只要接受投资方没有抱怨,股东们完全可在验资后抽走资金。既然投资者多是安邦关联股东,出资真实性外人就无可考究。但这只是安邦增资真实性谜团的第一层。

  安邦的做法在于利用关联企业进行相互投资(或称交叉投资、转投资),即“左手倒右手”式交易,以虚增资本。前文提到,安邦的直接、间接企业股东加上曾与这些企业有过股权关系的公司总共多达200多家。

  在研究可查到的股权变更历史后,安邦投资数十亿的直接法人股东大多由注册资本只有50万到100万元的微小型企业控股,并在增资后迅速发生了股权变更,笔者推测,这是因为这类公司并非真正的出资者,验资所需资金由前一任过桥股东输入,验资完毕更换成现任股东。这些股权变更的真正目的,是掩盖安邦虚假增资、虚假出资的真相。

  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删除原来“公司累计对外投资额不得超过净资产的50%”的限制,目的是为鼓励投资、激发经济活力,但也导致有企业借此钻空子。

  法学教授陈斌彬在一篇论文中指出,所谓相互投资,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公司之间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相互持有对方公司的一定比例的股权。投资人可以利用公司相互投资,合法地抽回公司的部分注册资金。(举例见图:相互投资例子)

  “会计知识网”上的一篇文章描述了另一个形象的例子。如有A、B、C三家公司,其中A公司向B公司投资500万元进行增资;待B公司增资完后,B公司立刻向C公司投资500万元进行增资;待C公司增资完后,C公司又立刻向A公司投资500万元进行增资,这样500万元又回到了A公司,A公司等于一分钱没出,而A、B、C公司注册资金都增加了500万元。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循环可无限地循环下去,不断地增加A、B、C的注册资本。这种虚假增资行为让注册资金、公司总资产等公司基本信息失真,失去其存在的意义。

  无限增资的行为在原有《公司法》体系下是无法实现的,因为这些关联企业对外投资不能突破净资产的50%,循环达到一定阶段就不能再循环下去。新《公司法》的实施,这些投资公司就可利用公司相互投资“合法”地抽回注册资金 。(见图:虚假增资例子)

  在安邦这200多家公司之间,相互投资的路线极其复杂,资金不断分到许多公司,绕很多圈子。现举其中最简单的一例:2006年成立的安邦关联企业浙江瑞通环境治理工程有限公司通过股权变更与增资,出资1亿元获得金堂通明投资有限公司100%股权,随即通过另外的股权变更与增资获得对北京瑞通成功100%的股权,接着,金堂通明向其股东浙江瑞通环境治理支付2亿元购买其手中的部分北京瑞通成功股权。这只属于资金循环的一小部分。而金堂通明投资有限公司在2014年成为安邦的新股东,出资11.1亿元,持股比例1.79%。

  要通过相互投资达到用少量资金炮制大量高资产公司、虚假增资的目的,参与的公司的数量越多越好,越隐蔽,也可以创造更多的“资金”。“安邦系”股东公司的关联企业数量增加之多,且增资前新增速度加快,股权变更数量和频率极高,都印证了相关判断。

  虽然一些成立年份早、安邦关键人靠以起家的公司已多次改名、变更登记辖区,但笔者还是至少统计出有119家企业(安邦关联企业圈超过半数的企业)多达277次的股权变更,平均下来,每家有变更记录的公司与圈内其他企业之间实现股权变更将近3次。变更次数最频繁的,包括嘉兴公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12次)、浙江智达投资有限公司(10次)、浙江瑞信物资有限公司(8次)、浙江绍兴联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8次)、浙江绍兴联奥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9次)等。初步测算,大约有80个安邦系关联方(包括16个自然人股东和60家企业法人)参与了在2014年的12个月里进行的股权变更(只算退出案,即以退出日为准,不算2014年开始进入的变更)。这些关联个人和企业在2014年的12个月里通过股权变更一共退出了总额约为467亿元的股权投资,其中包括安邦财产保险公司从6个有限合伙企业退出270亿元资金。而这些频繁的变更与资金走向,均与安邦在2014年的两次巨额增资息息相关。

自我循环注资的真相

  由于短期内需要“增资”的额度巨大,安邦控制人干脆使用了比相互投资更直接、快捷的循环投资圈,经由6套有限合伙企业的三层传导机制,最终实现用安邦的资金给自己注资。这是分析了这200多家安邦关联企业后,笔者得出的结论。

  在安邦的工商记录里,在对外投资项目中披露了它投资的四家合伙制股权投资企业:顺邦铭岳(上海)、旭通致睿(上海)、君助智玺(上海)、祥隆华泰(深圳)。其中,三家上海的合伙企业全部在2013年12月5日同一天注册,注册地址为相邻办公室。

  工商记录显示,安邦财险于2014年5月30日起至11月28日止向这四家合伙企业各分别注资45亿元、合计180亿元。11月28日,安邦财险撤出,转而由安邦集团接手,向4家合伙企业各分别注资40亿元、合计160亿元。

  同期,还有两家合伙企业也接受了安邦财险和安邦集团的注资,即荣悦广和(深圳)及盛丰华利(深圳),这两家公司均注册于2013年11月5日,注册地址亦为相邻办公室。

  工商记录显示,安邦财险于2014年3月24日起至2014年11月18日止,向盛丰华利注资45亿元,11月18日,安邦财险撤出,转而由安邦集团注资45亿元。

  荣悦广和下的工商记录只显示了与盛丰华利相同的股东变更记录,由安邦集团注资,但未披露详细出资额。

  工商变更记录显示,安邦在2016年12月23日从荣悦广和撤出43.75亿元的资金,使得荣悦广和总注资从50亿元骤降至1.3亿元,三天后,安邦其他各公司(人寿、财险、和谐、养老保险)加入,再将资本提高到5亿元。

  也就是说,安邦财险对这6家有限合伙企业从2014年3月底至11月底的总出资达270亿元。此时间正是安邦2014年两次增资获批期间,也是按照监管要求出具验资报告的时间段。

  安邦财险/安邦集团投资的上述这6家合伙企业的上一层,是另外6家合伙制股权投资管理机构,它们分别是:顺邦旌宏(上海)、旭通晟宇(上海)、君助天合(上海)、祥隆发展(深圳),以及前述荣悦广和(深圳)和盛丰华利(深圳)。其中,三家上海企业均同日注册,地址相邻,三家深圳企业的情况也一样。

  在这一层的合伙企业中,开始出现对安邦股东的诸多投资,如盛丰华利(深圳)在2013年12月19日到2014年3月12日之间对浙江瑞信物资的1.5亿元投资(后者在2014年1月安邦增资时认缴10.5亿元投资)、祥隆华泰(深圳)对上海文俊投资在2013年12月13日至2014年11月28日之间的4亿元投资(后者在2014年1月安邦增资中认缴出资14.95亿元)、盛丰博泰(深圳)在2013年12月17日至2014年10月14日间对嘉兴公路建设1.6亿元到2亿元的投资(后者为安邦老股东之一)。

  最主要的循环资金传导机制,发生在安邦投资的6家有限合伙企业的第三层。前述6家有限合伙企业的6家执行合伙人(普通合伙人)上面又各有一层执行事务合伙人(普通合伙人),分别是:上海德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旭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君助股权投资管理公司、深圳祥隆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盛丰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荣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和时间再次雷同。

  这里,最明显的循环投资可一览无遗:由上海君助股权投资管理公司、深圳祥隆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给安邦关联企业圈中最重要的股东之一,旅行者汽车集团;上海旭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上海德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则出资给安邦关联企业圈中另一最重要的股东之一,联通租赁集团;深圳盛丰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出资给安邦股东江苏名德投资集团;深圳荣悦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2014年6月6日至2014年10月21日期间投资给安邦股东上海臣功投资(后者在安邦9月份增资时认缴23亿元)、2014年5月8日至2014年11月24日期间投资给都江堰市文博(后者在安邦1月份增资时认缴10亿元)。

  发生在安邦的关联企业圈和投资项目之间的循环投资更不胜枚举。由于篇幅关系,本文就不再一一列举。但几乎完全可以肯定的是,安邦财险在两次增资验资期内,对6个有限合伙企业共270亿元的“出资”,通过各种途径注入了安邦集团2014年的两次增资中,显著涉嫌保险资金的自我注资。

  除以上6个有限合伙企业系统,另一个投资循环圈,是安邦子公司北京安邦物产在2014年10月21日前对北京安邦能源2亿元的投资,后者2014年11月27日前是创一新能源汽车的100%股东,而创一新能源汽车自2014年5月14日起又成为崇州天宁投资有限公司的100%股东,崇州天宁则在2014年9月安邦的增资中认缴22.45亿元。

  对上述投资循环系统的粗浅分析,已经可以确认,安邦自己向自己“增资”了至少将近300亿元,可谓触目惊心。





被安邦起诉的胡舒立究竟是谁

2017-05-02 司马南 今日头晕


河南郭先生与北京胡女士撕破脸互殴, 这可真是高手过招儿, 李小龙在清明节里活过来与成龙对打也到不了这样的境界. 您看看, 北京市副市长口口口、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口口在这场互殴当中, 只有站到边上当道具的份儿. 在老百姓看来, 这是神仙打架。

奇怪的是, 中国青年报光明网等媒体旗帜鲜明站到女士的一边. 网上那些对女士并无不敬, 无非窃窃议论的言论不断遭遇删除待遇. 这位内外兼济、左右逢源、手眼通天(兼通西天)、能量大得吓人的女士究竟是什么人?

下面的文章及其附文也许值得一读。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圈子”纸老虎胡舒立是怎么养大的?

作者: 无为李爷

日期: 2014-09-02 15:45:31

胡舒立赖以成就大名的财经、胡舒立掌控的财新为何如此牛逼?为何屡次率先曝出重大新闻?为何屡次挑战底线而屹立不倒?你慢慢会懂得……

玩网络的,几乎无人不知胡舒立及其掌控的财新,也几乎无人不惊讶于胡舒立的能量之大。

李爷我把@胡舒立 称之为#纸老虎#(纸媒体大老虎)。

胡舒立的大外公是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胡愈之,也是新闻出版界的开拓者。她爹不知道是谁,但在解放前能娶到著名乡贤之女,肯定不是一般人。

胡舒立成大名并实际操控的财经,是有王波明、戴小京和章知方、王莉等人创办的【联办】(你慢慢会懂的) 旗下媒体,和讯也是。

王波明是谁呢?很多人不知道。但一说王炳楠,很多人就知道了。王炳楠是谁呢?不知?好吧,王炳楠是外交元老、改开先锋、曾任外交部副部长。据罗昌平爆料,王波明儿子的母亲是一位冤死国家元首之女……

戴小京是谁?很多人不知道,我也不大知道。想知道的去看下百度百科简历吧,他毕业伊始,就进入了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你慢慢会懂的),担任四组副组长。戴小京终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我想知道的是,国务院特殊津贴是一种扶贫基金吗?拥有几十家企业的戴老板买不起茶叶蛋吗?)。他的父亲是谁?保密工作是世界级的。目前可查的资料是,1960年生的戴小京在文革期间曾跟随父母在干校,林彪事件后,父母从干校回城,受林总牵连的,可见来头不小。

章知方是谁?联办创办人之一,和讯网董事长。他的父亲叫章文晋,他的祖母是北洋政府代理国务总理之女。

章文晋是谁?曾任外交部副部长,1982年由总设计师亲自点将,任驻美大使。

王莉是谁?联办创办人之一,联办集团中心常务干事,财经编委。(慢慢你会懂得……)

而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联办创办之初,起草人包含了中国金融业“大管家”是中国人民银行的急先锋综合计划司司长宫著铭、周小川、高西庆、经叔平……

胡舒立赖以成就大名的财经、胡舒立掌控的财新为何如此牛逼?为何屡次率先曝出重大新闻?为何屡次挑战底线而屹立不倒?你慢慢会懂得……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附文】

水火:胡舒立和她的《财经》天下

“我完全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外国亲王、君主、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我将支持及护卫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和法律,对抗国內和国外所有的敌人。我将真诚的效忠美国。当法律要求時,我愿为保卫美国拿起武器,当法律要求時,我会为美国做非战斗性之軍事服务,当法律要求時,我会在政府官员指挥下为国家做重要工作,我在此自由宣誓,绝无任何心智障碍、藉口或保留,請上帝帮我。”(上为完整的美国入籍者必须宣誓的誓词)。

-----请再读一遍谢国忠的入籍美国的誓词!

胡舒立年谱考

胡愈之先生,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文化部副部长、新闻出版署署长、政协副主席、人大副委员长,1986年仙世。老先生一生以笔为枪、御侮救国,现在应该正在天堂凭栏观月、举酒赏花吧。但假如老先生心有旁骛,偶尔关心一下红尘滚滚的凡间,知道正风行天下的其女胡舒立的作为,老先生会朗声大笑呢,还是痛哭失声?

今年55岁的胡舒立,“嘴上常叼着烟卷”,“快人快语,声音大得食堂里只有她一个人的声音”。

我们先从胡主编的第一段经历研究起来:1982年胡舒立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到《工人日报》当记者;1985年,美国一家民间机构--世界新闻研究所邀请她,到美国进行为期 5个月的访问;1987年的 8月胡舒立拒绝了在洛杉矶一家报纸的工作机会,回国。

众所周知,美国的“民间机构”星如棋布,但是大多数背后都有特定倾向的财阀支持。而“世界新闻研究所”以新闻为“民间”内容,其来头一定不凡,可是查遍互联网,也无法清楚谁是这个善心的大财主。新闻是什么?新闻是政治!汉字无法查出这个“民间机构”的来头,用英文才知道一点原委:这个组织的英文全称叫world press institute,简称WPI,至今已经有48年历史,到2008年一共邀请过94个国家共500人到美国“访问”,中国至今好像除胡主编外,只有一个叫吴昌华的女士1993年“受邀访问”过,而吴女士现任有汇丰银行等40多家国际“民间组织”发起的“非政府机构”----世界气候集团----中国区的总裁。

按照这个“民间机构”公布的受邀标准,申请者必须提交五方面材料来证明自己具有潜在的领导能力:1、五年以上全职的新闻工作经历;2、流利的英语;3、几篇发表的文章;4、三封推荐函;5、三个以上的工作范本。

这是奇怪的,明明是新闻研究所,却要受邀者“具有潜在的领导能力”,是培养新闻记者呢?还是培养政治领袖?第二点奇怪的是,其时胡舒立才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才三年,不符合“五年以上全职”的条件啊,难道美国人也清楚,在中国“诗书簪缨之族、钟鸣鼎食之家”的儿女,日后一定会领袖群伦,将中国金融“搅得周天寒彻”吗?

无论如何,美国的绅士们“不拘一格降人才”,迫不及待地向才工作了三年的胡小姐发出热忱的邀请了。5个月时间,美国报业也见闻了,但是胡舒立直到1987年8月才回国。其间的一年多时间在什么地方?干什么?不得而知。胡主编难道想让未来给你写传记、作年谱的史家犯难么?当然,象钱学森先生冲破重重阻碍一样,胡舒立女士“拒绝了在洛杉矶一家报纸的工作机会”,毅然回国,这是很值得歌颂的,犹如谢国忠先生从摩根离开后,据谢先生自己说,“有100多家机构”费煞心机地延揽,肯定令人肃然起敬。至于是洛杉矶哪一家报纸呢?如同谢国忠先生是哪100多家机构呢?这是我等小民无须多嘴的。

现在我们来研究胡主编的第二段经历:1992年胡舒立从任职 10年的《工人日报》到中国第一家民营报纸《中华工商时报》任国际部主任;1993年,胡舒立赴美国华盛顿接受外国记者中心(C0FJ)的专业培训;1994年胡舒立赴美国斯坦福大学做为期一年的学习,研读发展经济学;1995年,她获得 COFJ颁发的“杰出新闻记者奖”;1998年《财经》创刊,胡舒立任主编;2001年,被美国《商业周刊》评选为 50位“亚洲之星”之一,这是我国首位获此殊荣的记者;2004年美国世界HR实验室评价她为“中国最具价值的财经记者”。

“访问”过美国,并且美国报业都见闻过的人,到“第一家民营报纸”做国际部主任,当然绰绰有余啊。但是美国绅士们的慧眼自然是独到的,胡女士任职《中华工商时报》不到一年,1993年,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C0FJ)的专业培训通知就飘洋过海,到达北京。经过华盛顿的“专业培训”后,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又送来了奖学金,研读发展经济学,学习什么CPI啊、PPI啊等中国老百姓尚不懂的玩意,似乎日后财经杂志的创刊、“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的生涯规划,此时已经被定格了。

前后两年,短训似乎时间稍长,读学位又可能稍紧,但是有什么关系呢?黄浦军校半年一期,照样将帅如云;抗大学习两年不到,也能统领千军, 此时中美WTO的谈判已经开始进行了6、7年,时间真的不等人啊!1995年COFJ赶紧颁发给胡舒立“杰出新闻记者奖”。这个奖项有些蹊跷,因为此时伟大的《财经》还没有创刊,基金啊、银广厦啊,还都没有黑幕,胡女士离开故国新闻岗位已经2年多了,正在自由的美利坚校园里悬梁刺股,难道美国人是追溯十几年前胡女士在《工人日报》才工作时的华北油田的什么文章?

但是洋人一向是高深的,他们都认定胡女士“杰出”了,黄皮肤的我们焉敢不赶紧点头称杰出?所以,1998年胡女士创办《财经》杂志。既有新闻专业素养,又有发展经济学专长,还有“国际声望”,自任总编,真是水到渠成、名至实归啊!此后,胡女士声誉日隆,2001年,美国人看到亚洲一共才五十粒星星,其中之一就是咱们的胡舒立女士呢!到2004年,伟大的美国人更是将她抬进HR实验室,称量掂估,不得了,中国财经记者万万千,胡舒立女士最值钱!

中国有许多事,你不想就算了,一想就犯糊涂,越想越让人撞墙、失眠、扇耳光!譬如胡女士这短短的简历,你会发现,胡女士是中国人,用中文写作,在中国的媒体工作,报道中国人的事情,也是给中国人看的,但是美国人却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精神,“访问”、“培训”、“进修”,孜孜不倦、握发吐脯;在她还没有“杰出”的时候,就提前预支给她“杰出新闻记者奖”;在《财经》初出茅庐的第三年,写了几篇在中国还算轰动的文章,美国人就从亚洲30亿人中,将她拔擢出来,让她和全亚洲当年最优秀的政治领袖、财主老板、科技精英平起平坐,成为唯一的一颗记者星星,简直有骨肉之情、再造之恩啊!这令人不禁想起高行健先生的诺贝尔文学奖和达赖喇嘛诺贝尔和平奖,总是那么令中国人感到突凹和迷茫。至于美国人的那个什么“HR实验室”,则似乎欠缺一点对中国人的解释,就是胡女士的这个“最有价值”,有过什么价值了?最有什么价值?对谁最有价值?

我想原文摘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先生5月6日发表在《嘹望》周刊的《境外利益集团在华游说活跃 如何制约成关键》其中的一段来结束对胡舒立女士简历的分析:

美国现任国务卿在任国家安全顾问时,就特别强调,在军事对抗、政治角力、经济竞争的同时,应当更加注重对目标国知识精英的影响。境外利益集团利用在华获得的丰厚利润,自己培育并拥有分析师,或高薪聘请优秀华人学者担当顾问或独立董事,通过境内外媒体精心包装、刻意打造,提供各类活动舞台,提高其知名度、美誉度,从而成为中国国内行业精英,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以期影响行业乃至国家宏观经济决策。

现在再来看看胡女士主编的伟大的《财经》杂志。

《财经》的丰功伟绩传

中国人讲“盖棺定论”,是说历史需要退后一步看,功过方能看清楚。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恭谦未篡时。向使当初身先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2003年1月,一位署名“舒夕”的不知道何方神圣,以五体投地的姿态,采访了胡舒立,在《青年记者》上发表了《胡舒立: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文中赞颂了《财经》报道 “琼民源事件”,披露 “基金黑幕”,揭发 “银广夏”,掀开了 “庄家吕梁”、“亿安科技”“蓝田”“德隆”等一系列黑幕,于是,“中国良心”啊,“为民喉舌”啊,《财经》当仁不让地具有了中国媒体的主流和领导性地位。

但是中国的事情是需要研究的,因为中国的媒体说谎,脸一般是不红的。

目前可以确证的是:炒冷饭的“君安震荡”,1998年8月1日发表在《财经》总第五期上;“基金黑幕”,2000年10月5日首发在《财经》总第31期上;“庄家吕梁”, 2001年2月5日首发在《财经》总第35期上;“谁在操纵亿安科技?”,2001年6月5日,首发在《财经》总第39期上;“银广夏陷阱”,2001年8月5日首发在《财经》总第41期上。

但是轰动股票市场的“蓝田事件”,是刘姝威女士2001年11月《应立即停止对蓝田股份发放贷款》的600字内参文章,首先揭开了蓝田的面纱;

而《证券市场周刊》在2004年4月25日发表的“德隆惊变72小时 亚星客车董事长讨债不成欲寻死”的文章,这才揭开德隆系的垮塌的序幕;

至于“琼民源”,1997年3月1日起停牌,1998年4月29日,中国证监会公布 “琼民源”案的调查结果和处理意见,而《财经》是1998年4月才创刊的,与其无关!

在当时单纯看《财经》的五大杰作,确实是可歌可泣的,因为中国百姓能享受到“内参”级的消息,实在是太难了。

但是到今天联系起来看一看,问题出现了:98年“君安震荡”,将中国百姓对券商的崇拜打垮,2000年“基金黑幕”将中国百姓对公募基金的信赖击碎, 01年“庄家吕梁”将中国百姓对私募基金的痛恨煽动到极点,而接下来01年6月,正是A股2245点的时候,“亿安科技”出台,A股信心开始涣散,掉头向下;到8月A股稍微反弹一下,“银广夏”宜将乘勇追穷寇,中国百姓对上市公司的信心完全崩溃,A股市场在老百姓心中成了污水横流、臭气四溢的垃圾场!因此,长达五年,贱卖银行1万亿,贱卖其他国产至少还有1万亿的大熊市,就此开始!

《财经》“五大杰作”对A股完成摧毁性打击之后不久,2001年11月10日,中国加入WTO!此后,成群结队的外资金融机构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进国门,大路两旁挤满了手拿鲜花、高喊“万岁”的中国人民。有什么办法呢?中国本土的一切元素都是那么肮脏黑暗,人民只有期待金发碧眼的洋“解放军”,来开创明朗洁净的新社会。

污名本土的券商、基金,使瑞银啊、汇丰啊、花旗啊等机构一进入中国,就取得了话语权的制高点,6、7年来,大摇大摆地出现在中国媒体的显著位置,指导着中国人民的投资行为,而本土的机构则胆怯地、萎缩地龟缩在媒体的角落,无人理睬;上市公司成为“舞弊”和“诈骗”的代名词时,股票也成了路边的烂白菜、臭冬瓜,五年大熊,外资一进来就得到了白捡一样的好价格。

多么完美的布局啊!多么成功的战略啊!在这场兵不血刃的战役中,胡女士和《财经》是英勇的排头兵、是无敌的先遣队!

让我们学习认真学习一下摩根士丹利的财富家训:1、用以推动历史的不是法律而是金钱,金钱;2、今天就要预测到明天需要什么样的人才;3、信息是赚钱的法宝。

中国人是伟大的,报刊杂志、电台文件,每天都红彤彤地写着一排排斗大的标语,什么人才为本、百年大计啊,什么五年规划、十年战略啊,但是写了说了,就完成了。花心思、费力气、砸本钱,那是不能干的!

同样伟大的美国人,报刊杂志、电台文件上是不说的,经历过战争洗礼、闯荡过危机动乱、迎接过很多新兴经济组织加入WTO,几百年旺盛常青的国际大金融资本,默默地提前布局,花小小的一点钱,收获山高海阔!

我一直怀疑,凭借胡舒立女士《财经》之前泛善可陈的从业经历,如何足以使她刚刚切入陌生的证券行业,就能步骤鲜明、点穴掏心地完成让《财经》一举成名的五大杰作的呢?就从她被封为“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来看,五十年四平八稳、明哲保身的中国新闻界,绝无可以给她如此精心策划指点的行家里手。赴美的三次学习,毕竟是没有实务历练的空头理论啊。唯一可以解释的恐怕是培养胡女士的美国方面,有资本市场阅历丰富的资深人士,对《财经》的工作给予了精心的规划。

另一方面,对于基金黑幕、银广厦等问题的长期深入的调查,恐怕不是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财经》能实现的,必须部署广泛复杂的证券人脉关系,设计科学先进的调查方案和手段,而此前一直游离于证券行当的胡女士,恐怕也是无能为力的。90年代中后期,确实已经有少数外资投行进入了中国,比如摩根士丹利1995年和建银合资成立了中金公司。难道是他们提供了帮助?民间私密调查对当时的中国企事业,仅仅是西方侦探电影里虚构的情节,但是对西方大公司,却是家常便饭。比如这次“达娃”之争,达能就使用了私家侦探来跟踪调查宗庆后,也算是给中国企业家上了一堂市场竞争残酷性的课程吧。

《财经》1999年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设立《财经》奖学金,后来又创办北大财经新闻研究中心,胡舒立自任主任,接下来又与英国《金融时报》共同举办财经新闻国际培训项目。马不停蹄,风生水起。这种远大的战略眼光,肯定是初出茅庐的胡舒立不具备的。我要怀疑,《财经》的钱从那里来?2004年10月24日,《中国经济时报》刊登了记者单羽青写的一篇文章《胡舒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文中胡舒立说在《财经》1岁的时候,发行量才7000份,而且绝不搞有偿新闻、关系稿,编辑部的采访费用还充裕,怪!自负盈亏的杂志,发行区区7000份,常识推断,此时《财经》应该是捉襟见肘、朝不保夕的经济状态啊,但是不但“采访费用充裕”,而且能到北京大学设立奖学金!

同样是这篇文章透露了一个信息是:《财经》编辑部里“埋首工作的人中有金发碧眼的外籍人士”,天啊,难道《财经》是中外合资媒体?!

《财经》掀起的“摧毁风暴”,在外资幸福进入中国之后,就渐趋沉静了。此后至今的6年多时间里,《财经》也基本演化为以率先报道独家高层政策性消息为其特色了。

当然可能是经过胡女士的重拳出击,中国的机构和公司“浪子回头”,他们在办公桌、梳妆台等一切目光所及的地方都挂上了格言警句:想做坏事吗?北京有个胡舒立!

但是蜂拥而至的外资却完全藐视胡女士的威严,屡屡“黑幕”。然而对于这些“友邦人士”,胡女士和《财经》却又变得大度和宽容了:譬如平安眼花缭乱的股权变更,《财经》不调查、不揭发;瑞银承销中石油的卑鄙肮脏,《财经》不谴责、不批判;更有对高盛高华这样的国际金融资本,绕开中国监管壁垒,设立假合资券商的违法行为,2004年8月16日《财经》杂志竟然怀着欣喜激动的心情以“高盛进入中国 证券业突破即将来临”为题,称颂这一违法行为为“酝酿近三年而操作一年有余的精巧运筹,终于导出一个引入外资市场化处置证券公司风险的创举!”难道我们现在的国度依然有“片面最惠国待遇”的条约存在?欲哭无泪、欲哭无泪啊,可怜的中国同胞们!

所以,当三月份股市暴跌复暴跌的时候,胡舒立女士以及《财经》杂志,和谢国忠、许小年等站成一排,面对着哭天号地的亿万百姓,残酷喊出“不应救、不能救、亦不必救”,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吗?

所以,即使亿万次证明“迪安谢”是多么蹩脚、多么歹毒、多么臭不可闻,但是你不能奇怪《财经》和胡舒立照样在显著的位置,用特别的标题,将谢国忠奉为“《财经》特约经济学家”,连篇累牍地让他抒发“泡沫中国”“崩溃中国”的壮志豪情!

《财经》连锁经营谱

但这一次谢大经济学家“救市是救赌徒,熊市或持续18个月!”宏文,首发的荣幸却给了《环球企业家》,那么就让我们看看《环球企业家》背后有些什么吧。

全世界目前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作家协会存在的文化价值,是绝对可与埃及金字塔、罗马斗兽场一拼的。这是一个和三省六部平起平坐的正部级,下辖18个正局级单位,有的专门写红头文件、有的管评奖发奖、有的做生意赚钱,红红火火、热热闹闹,十分的了得!

在赚钱的行当中,就有一个叫《环球企业家》的杂志。就冲这名字,可见中国作家们万夫不挡的威猛气概!

《环球企业家》有两位总编:总编辑叫李甬,和胡主编在《工人日报》有同事之谊,1998年《财经》创办不久,就投入胡主编的麾下,此后辗转高升,直至《环球企业家》总编;另一个执行主编叫杨福,2002年8月-2002年12月,在《财经》任高级记者。

当胡女士 “三不主义”引起举国震怒的时候,深谙张驰之道的胡舒立暂敛《财经》锋芒,而《环球企业家》此刻就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了!

就是这份《环球企业家》,大家可以去看看他的网站,这个网站首页最左上栏,也就是该页面最重要显著的位置,“专栏—评论”,排列着八个该杂志认为举足轻重的名字,从左到右、自上而下是:谢国忠、谢国忠、安德鲁·斯皮特、谢国忠、吴若萱、杨福、韦棠梦、朱屏。排名第一不行,再强调一次,强调一次还不行,再加一次!在《环球企业家》的心目中,一切属于谢国忠、一切为了谢国忠、谢国忠就是《环球企业家》的一切!

在中国最狂热的日子里,毛泽东的名字后面是林彪,但是中国作家协会显然是举世最富有创新精神的组织,如果在那些日子里由他们主办《人民日报》,一定会毛泽东、毛泽东、林彪、毛泽东,将中国人民的热爱之情,进一步推上万里云霄!

全国五花八门的财经媒体里,还有多少个“李甬”、“杨福”正在辛勤工作作呢?我不知道。

但胡舒立是公认的“中国财经记者第一人”,而《财经》则被认为是“中国财经记者的黄埔军校”,在中国财经媒体的门生故吏面前,胡舒立一言九鼎的分量你可想而知!

有一个例子可以看出胡主编江山一统的巍然霸气:大江南北的股民耳熟能详的中国政法大学刘纪鹏教授,是全国人大《证券法》修改小组专家组成员,“范福春副主席打他在北京市一轻局还未谈恋爱时就认识”,并且经常和许小年教授这样的大人物一起,被叫到证监会去开会。无论如何,刘教授大小也算个人物了。五年前,刘教授不满意《财经》和许小年唱空中国股市,写了一篇“《财经》杂志悠着点”的文章,给了《21世纪经济导报》。这个迂腐的老夫子,自以为《21世纪经济导报》一向勇敢非凡,而自己在中国证券财经界的声名又非常了得,编辑怕是接到稿子先跪下烧三柱高香,然后立即放在头条斗大的标题刊出!然而,刘老先生错了,编辑先生一看是批评敬爱的胡主编的稿子,管他是谁,揉一揉甩进字纸篓!《财经》和胡舒立也是你能批评的吗?真是反了!

百思不得其解的刘教授四处打听为什么?后来有知情人偷偷摸摸地告诉他,胡主编在北京大学有设了一笔丰厚的财经记者奖金,如同中国财经新闻界的诺贝尔奖一般的显赫,但有谁敢反胡,或者谁敢帮他人反胡,这辈子他就想也别想了!

孙悟空反玉帝,五行山一压500年;刘纪鹏批胡舒立,财经媒体压刘纪鹏五年。五年前胡家班的胡家嘴脸,五年后故技重施,谢先生说“高估”,许先生要“重来”,胡女士喊“不能”,迂腐的老刘忍无可忍,不等唐僧揭符,翻出箱子底的“《财经》杂志悠着点”,吹吹灰尘,自己挂上博客,这才让我等草民,有一睹胡女王绝代风华的荣幸!

和英国《金融时报》联合培训中国财经记者,在《财经》杂志实地淬炼中国财经记者,最后再用优劣评价的铁腕控制中国财经记者!如此看来,美国的“访问”、“培训”、“进修”,真经独授、画龙点睛,不余欺啊!

人常说记者是无冕之王,胡主编却是高坐在龙椅上,头戴钻石皇冠的有冕女王啊!下面跪着黑压压一片中国财经记者,什么《环球企业家》,什么《21世纪经济导报》,什么《第一财经》,无非是换个名字的《财经》杂志,或者说,这些报纸杂志不过是胡家的分号、《财经》的连锁罢了!

所以迪安谢、许小年等高贵的绅士,无论理论是多么的破败、实践是多么的肮脏、百姓是多么的反感、中国是多么的受伤,没有关系,中国的财经报刊,是你们可以自由翱翔的舞台,放胆干吧,弟兄们,一切有“Mrs Hu”呢!

为什么胡舒立有如此的自信呢?因为她知道,她只要撒下一棵种子,立即就肥沃的土壤紧紧拥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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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直  大时代的独立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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