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对考学有多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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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质子 编辑：孙雅兰
在韩国，有一件“头等大事”，重要到一切日常事务都要为它让路，那就是每年11月中旬举行的高考。
如果一个中国人在韩国高考当天去首尔旅游，也会惊讶于这一盛况空前的景象：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上班时间推迟到上午10点，民航客机的起降须避开13 : 10至13 : 35的英语听力考试时间，上千名警察分布在各个地铁站严阵以待，股市也推迟1小时开市。
韩国人对考学有多疯狂，连疫情也不能阻止。2020年3月，韩国70%的补习班在疫情肆虐之时正常开课，随后不久，首尔、釜山、光州三地就发生了补习班学生集中感染事件。
在普遍重视高考的亚洲，韩国的“地狱模式”都远近闻名。随着韩国不少以高考为题材的影视作品输出海外，人们对其异常紧张的考学氛围早已不再陌生。
2018年，韩剧《天空之城》横空出世，创造了韩国有线电视台的最高收视率。此剧聚焦精英阶层对子女的高压教育，几户居住在高端社区的家庭，为了让孩子考上名校，无所不用其极。所谓天空之城（SKY Catsle），便是韩国三大名校首尔大学（S）、高丽大学（K）、延世大学（Y）的首字母缩写。
剧中，出身于各类富商政要之门的家庭主妇们，成为帮助孩子考学的主力军，她们利用盘根错节的信息情报网，替孩子花高价请到神秘的“应考指导员”，帮助孩子参加各类能在考试中加分的课外活动，心细如发地为孩子提供高质量的生活。
身为检察官和医生的爸爸们也没闲着，他们将孩子的书房打造成堪比军事基地的封闭空间，业余时间深度参与孩子们的读书会。每个家庭的努力，都是为了让孩子们考上名校，延续家族的社会地位。
《天空之城》被誉为现实主义力作，播出后韩国本土对其的热烈探讨绵延不休，一把大火甚至烧到了中国。编剧俞贤美是韩国一位大学教授，故事的灵感来自她跟学生和家长的接触，在剧本创作的过程中，她通过大量走访听说了更多骇人听闻的事件，深感“韩国人对于名校的执念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不要以为韩国教育的激烈竞争仅存在高中阶段，为了考上更好的高中，韩国的孩子们从小学到中学一路都锁定在hard模式。
早在2016年，韩国EBS电视台推出了一档纪录片，名为《学习的背叛》，真实地展现了身为韩国中学生的处境——没有听歌追星，也没有青春骚动，只有昼夜不休的学习、学习、学习。
片中正读初三的叶媛每晚都学习到凌晨两点，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是她的常态。为了备考，她正在抄写课本，纤细的手指上布满了老茧和伤口，为了忍住剧痛，她用橡皮筋把手缠起来继续写。
即便这样努力，叶媛还是感到“不安心”。她的紧迫感，更多来自于校外看不见的竞争，因为她已经是全校第一名。叶媛所在的学校，位于韩国全罗北道益山市，与首尔相比相距甚大，叶媛将其形容为“村子”。令她感到恐惧的竞争对手，是那些以首尔为代表的大城市的同龄人，那些同时上四五个补习班，初中就已学完高中课程的“怪物”，因为他们所拥有的“发动机”都不同。
叶媛的担忧，是大部分普通家境孩子的担忧，对他们而言，光靠努力不一定就能考上好学校。因为，家境优越的孩子早已赢在了起跑线上。纪录片《学习的背叛》片名正是来自于学生的感触：学习也会背叛努力。
最终，叶媛如愿考上了私立高中，曾经脑海中想象的无形的竞争，在第一次考试中变得具体可见了：初中每次数学都能考第一的她，在395名学生中，排名313。
叶媛口中的大城市学生的“发动机”，在韩国就等同于课外补习班。
2020年，韩国可查到的补习机构约有10万家，一半都集中在首尔。补习班每月每门课的补习费约为人民币1700—2300元。据2016年韩国教育部的统计：月入4万人民币的家庭升学率为44.6％，月入6千人民币的家庭只有13.8％。
在韩国，教育要靠钱砸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近10万家课外辅导机构，创造的市场规模约33万亿韩元，超过韩国军费预算的一半。对老师来说，在学校教课还不如去辅导班赚钱，一时间，全国的辅导老师比学校教师还多。
更让寒门学子雪上加霜的，是一项为推行素质教育而衍生的政策，体现为一本能决定考生30%入学成绩的薄薄的小册子——生活记录本，里面记录着学生在校期间的课外阅读、社会实践、社团活动以及获奖经历等。不难想象，这些学习之外的软实力，多大程度上需要家底的支撑，最重要的就是财力和情报。
《学习的背叛》中，高二学生洪明基就感叹到：如果你不知道各种选拔信息，就只能去不好的大学了，怎么看都觉得这不是能力竞争，而是情报信息竞争。
因荣膺奥斯卡而成为韩国之光的电影《寄生虫》中，一些映射现实的细节令人记忆犹新。片中穷人家的父亲说“这是个招聘一个保安都有500个大学生竞争的年代”，在中国这样的现状还不足以引起注意，但别忘了，韩国总人口不过5200万。
竞争激烈的韩国教育，催生了超高比例的大学毕业生。2020年韩国的高等教育完成率达到50.7%，远高于OECD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多为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位居第四。其中，25岁-34岁青年层和35岁-44岁中青年层的高等教育完成率分别为69.8%和66.1%，位居OECD成员国首位，这意味着每10个韩国青年里有7个大学生。
然而为什么，在有如此高概率考上大学的前提下，韩国高考还是丝毫没有松懈之势。原因在于，大部分考生都想考进为数不多的几所名校，也就是《天空之城》中的SKY。
2017年韩国的大学入学率是67.6%，其中23.2%为复读生，复读正是为了冲刺SKY大学。这年53.8万韩国考生中，有9人得了满分，其中8人是复读生，如果不是为了进SKY，第一年他们就能以优异的成绩从高中毕业。
进入SKY就意味着，拿到了上流阶层的入场券。
众所周知，韩国是一个被财阀控制经济命脉的国家，三星、LG、现代、乐天等少数跨国集团掌控着韩国所有支柱型产业。财阀经济鼎盛时期，十大财团资产占比可达到全国GDP的85%。其中尤以三星集团的体量最大、影响最甚，韩国人曾自我调侃：一生逃不过三件事，死亡、税收和三星。
大集团垄断了韩国经济，造成中高端岗位过度集中，中小型公司的收入待遇完全无法与之比肩。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普通人要想阶层跃升只能进入大集团。另一个选择是考公务员。然而，这两条改命之路的敲门砖，都是名校学历。
据统计，韩国第19届国会的300名议员中，90%毕业于SKY；韩国500大企业的624名CEO， 50.5%毕业于SKY。毕业于同几所名校的政商精英们，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优先录用学弟学妹，几乎成了不成文的传统。
然而，拿到了名校这张入场券，就意味着一定能逆天改命吗？
继《学习的背叛》之后，韩国EBS又推出了续集纪录片《梦想的资格》，聚焦考上名校以后的大学生活。这一次，EBS告诉我们：翻过山的那边，是更多的山。
片中，入读成均馆大学（韩国名校之一）的金善惠，入学后却选择了休学，家境贫寒的她，只能靠兼职打工来赚取学费和生活费，为了尽快攒到钱复学，她每天只在钱包里放1万韩元（人民币60元），每顿饭只敢花3000韩元（人民币18元）。
毕业于西江大学（韩国常春藤盟校之一）的韩满吉，拿着名校学历也找不到工作，因为他的简历没有亮点。为了偿还助学贷款，支付每月地下室的房租，大学期间韩满吉几乎没有待在学校，他在校外同时兼了三份工作。
根据电视台公布的数据，韩国有66.3%的学生要靠打工赚取学费和生活费。他们毕业时，平均每个人背负着1589万韩元（人民币9.5万）的债务。这群人被称为Edupoor（教育贫困阶层），数量高达300多万。
韩国政府不是没有试图解决过棘手的教育问题，只是历史上的多次尝试均以失败告终。
1980年，全斗焕政府提出了“社会公平”的口号，发布了一系列禁止课外辅导的教育措施，史称“7.30教育改革”。政策规定：公务员、国企员工、在职教师等只要参加课外辅导一律清退，私立学校组织课外辅导一律取消办学资格。当局甚至成立了30多个 “课外培训稽查队”。
但这并未能阻止补习班愈演愈烈的风气。家长和学生跟政府打起了“游击战”：让老师在深夜到家里提供辅导、把老师伪装成亲戚或家政阿姨上门、躲到郊外别墅进行辅导、甚至在车里进行流动辅导。1988年，首尔江南区（韩国富人区）有70%的高中生接受着秘密课外辅导。
进入90年代后，禁止课外辅导的政策已经名存实亡。校外补习班遍地开花，费用也节节攀升，社会上甚至出现了“公共教育无用论”。2000年4月，韩国宪法法院裁定，禁止课外辅导的相关法律严重侵犯了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名存实亡的教育禁令最终被废除。金大中政府顺势开始推行精英教育，发展出了培养英才的特殊目的高中（简称特目高中），比如外语高中、科学高中、艺术高中、体育高中。特目高中与私立高中后来成为进入名校的热门跳板。
2003年，草根总统卢武铉上位。卢武铉堪称寒门学子中的励志典范，他出生于庆尚南道的农民家庭，职高毕业，连考七次才通过司法考试，成为一名律师，最终一步步走向金字塔尖。反对精英教育、主张教育平均化的他，大刀阔斧地提出了三不政策：不允许韩国大学开展自主招生；不允许韩国高中分等级，不允许按照升学率进行排名；禁止“贡献入学制”，不允许大学对捐资方的子女按一定标准入学。
不出所料，卢武铉的激进之策遭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抵制，重重阻力之下，卢武铉的教育改革随着其任期结束而不了了之。搅动财阀势力不成的卢武铉，深陷复杂的政治斗争，卸任一年后在自己的家乡跳崖自杀。
2017年，同样出生于底层的文在寅继任总统，曾与卢武铉深交的他继承了后者的遗志，全面推行教育改革。
2019年10月，文在寅首次主持教育改革有关部门部长级会议，他在会上旗帜鲜明地表示：韩国教育正面临信任危机，教育已经沦落为继承父母地位和特权的手段。随后，文在寅政府宣布，将于2025年废除精英高中，统一转为普通高中，以消除入学不平等。同时计划在未来五年，投入超过2万亿韩元（约120亿人民币）用于提高普通高中的教育质量。
废除私立学校的口号一出，引起了不同圈层的不同震荡。一边是韩国多个大城市教育当局对政策的欢迎，一边是精英学校及其学生家长对政策的谴责。
不难分析，只要名牌大学效应还在，废除私立高中的政策就是治标不治本，因为更激烈的竞争最终会以其他形式出现。如此一来，韩国就将一次次重复历史——“流水的总统，铁打的补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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