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最深的一道伤口
手段的不纯洁必然导致结果的不纯洁。——甘地
1947年10月22日，对于哈里·辛格来说是漫长的一天。
尽管自从他继位以后，叛乱和抗议就从来没间断过。不过他一直没有太放在心上，因为他是英国人扶持上位的，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英国人都可以保护好自己。虽然南边两个国家成立了，但这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既然自己作为土邦最高的统治者，那么他就可以选择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简称“克什米尔”）的命运，那么他为什么一定要寄人篱下依附在别人的政权之下呢？
但这一次辛格发现，事情似乎有些不一样了。
因为在骚动的穆斯林背后，是巴基斯坦军队。哈里·辛格的土兵显然不是美国将军罗素·海特指挥下的“自由克什米尔”军的对手，现代化机枪和迫击炮武装起来的起义军乘着汽车快速的向着克什米尔首府挺进。
这次或许真的不同了，加入印度，或者加入巴基斯坦，辛格不会再有第三个答案了，自己指望的英国人早已经远离这片大陆了。他的决定并不需要迟疑很久，作为一个印度教的教徒，显然德里比伊斯兰堡更适合自己度过余生，更何况自己还是保持尊严的“加入”印度，而非投降呢。
“选择”
两天之后，他签署了协议，同意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加入印度，并且请求印度出兵保护克什米尔的人民，自己则装载着数百辆汽车载满财物逃亡去了印度。
这份协议并没有给克什米尔地区带来和平，反而让这片雪域始终充满了战火与分离，至今未息。
印度认为这是一份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是克什米尔最高执政者的权利移交，但巴基斯坦则质疑这份文件的有效性，因为在辛格协议之前，克什米尔很多地区就已经自治并且宣布加入巴基斯坦了。
双方的纷争持续了七十多年，让克什米尔一直坐在火药桶上。两国外交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使这片区域变成剑拔弩张的前线。在五彩斑斓的世界地图上，唯有这一大片区域一直是块空白。
克什米尔争端的背后，是一个帝国的自行瓦解，也是两个新兴国家的爱恨情仇。要讲印巴分治的故事，要从英国人到达南亚次大陆之前开始讲起。
南亚次大陆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狠插入印度洋，南面是无尽的印度洋，北面则被高耸的山峰包围。
说来也奇怪，尽管南面海岸线漫长，但印度人却缺乏扬帆出航的勇气，从没有征服过太远的远方，反而自己北面巍峨的高山，却从来没有抵御住外族的入侵。两千年来，无数的民族跨过天然的屏障，长驱直入富饶的恒河平原。
在这片土地上，人人皆有信仰。
其中大多数的印度人，信奉的还是本土诞生的印度教，而印度教所奉行的“种姓制度”，至今也在影响着印度的生活。与之对应的则是不远处阿拉伯半岛上传来的伊斯兰教。穆斯林皆为兄弟的教义，同样收获了无数低种姓的原印度教教徒的欢心。
低种姓人群
纷繁复杂的种族、宗教和语言，让管理这片土地异乎寻常的困难。
一直到英国人的到来，这样的局面才有所改善。英国人花了两百多年的时间，让南亚次大陆全域终于臣服于自己脚下，英国人完成了孔雀王和莫卧儿帝国都没有完成的使命。英国国王也很滑稽地同时加冕了印度皇帝的称号，即使他们从来也就没去过这片土地。
印度是维多利亚女王皇冠上那颗最璀璨的宝石，这颗宝石的分量超过了所有其他殖民地的总和。这是南亚次大陆第一次以印度这个整体出现在世界的视野里，也是最后的一次。
公允地说，英国人尽管把印度当作殖民地和货物的倾销地，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思想和理念。虽然在统治期间，英国人经常对印度教和穆斯林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但这更多是对阶级的划分而并非种族。
此时的印度，除了有英国人直接管理的自治省之外，还有与英国人保持良好关系的土邦。英国人非常需要一群既了解英国人统治思路，又熟悉印度混乱复杂局面的年轻人。
我们的主人公们，不管是国大党的甘地、尼赫鲁，还是穆斯林联盟的真纳，都是在英国受到良好教育之后又回到了印度，他们理应帮助英国人更好的治理印度。只不过当他们归来之后，却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让印度成为印度人的印度。
真纳和甘地
在英国接受的教育，让他们接触了民族主义的思想。当他们回到印度之时，不论阶层，不论宗教，他们都怀着同样的信念：印度需要独立。
在英国人内部对于印度的态度同样也不是铁板一块。
英国工党从成立开始，就一直抨击保守党或自由党政府的殖民政策，呼吁给印度更高的自治权利，对于印度民众表现了更多的同情。直到1923年，工党首次取得了执政权，工党党人才知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的道理，当选首相的工党党魁马克唐纳一方面警告印度不要采取革命或者颠覆的方式获得独立，另外一方面也不得不按照工党一向的主张，给予了印度更多的自治权。
按照马克唐纳的想法，印度即使以后独立，还是离不开英国人的管理，就如许多别的殖民地一样。但显然他低估了印度人的决心，此时的印度，民族独立的意识既然已经觉醒，就不可能再回到过去。
印度人呼吁的是独立的政权，而非英国人的傀儡。历史最终不可逆转地选择了一位衣衫褴褛瘦弱的老人，让他成为这块万神之地上的一个新神。
如今的圣雄甘地，已经成为了印度的一个精神符号，印度人称呼甘地为“巴普”，当地语言中的“父亲”。而回到历史的深处，甘地也并不一直是一个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老人形象。
甘地出生在印度西部的港口城市博尔本德尔，父亲是当地土邦的首相，他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儿子。甘地在年轻时候的经历，是当时印度上层年轻人的必经之路：在印度受基础教育，然后到英国本土留学。稍微不同的是，甘地大学毕业之后没有直接回到印度，去父亲安排好的岗位工作，而是作为一名律师去了同属英国殖民地的南非。
早年甘地
此时的南非民族主义盛行，当地的黑人与白人殖民者的斗争非常激烈。
甘地刚到达南非的时候，还幻想英国留学的经历可以让当地人把他当作英国人看待，但无情的现实很快就让甘地清醒。对于当地的白人殖民者来说，棕色皮肤和黑色皮肤没什么区别，都应该老老实实接受自己的统治。
甘地在南非生活了22年，陪伴他的是印度史诗《薄伽梵歌》以及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作，同时他也接触到了美国作家亨利·梭罗“公民不服从”的思想，让甘地对于民族主义有了新的看法。南非的经历，让甘地萌生了“非暴力不合作”的思想。当他回到印度的时候，他就如一位已经开悟的先贤，给印度人民指出了一条道路。
甘地巨大的声望，让他归国不久就众望所归的成为了国大党的主席。
他希望这个世俗的政党，可以放下宗教的争执，建立一个大团结的独立印度。但他此时的纠结与软弱也暴露无遗，这个问题最终也导致了印巴分治的结局：国大党无法处理好如何对待穆斯林党员。
国大党领袖：甘地
尽管国大党一直宣布自己是一个世俗的政党，但国大党内部大多数是印度教的教徒，国大党内的穆斯林很快就感受到了自己在国大党是少数。更加糟糕的是，国大党内很多印度教成员同样也是另外一个团体，极端宗教组织印度教大斋会的成员。这个组织仇视穆斯林教徒，甚至对穆斯林保持温和态度的印度教徒也是他们的眼中钉。
甘地没有能力约束这些教徒对于穆斯林的攻击，这更加深了国大党内穆斯林成员的不安。而甘地本人，最终也受到了没有约束的反噬：1948年暗杀甘地的凶手，正是与印度教大斋会脱不开关系。
甘地通常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绝食，用牺牲自己的方式去感化周围的人。或许今天的我们看来，这样的方式很可笑。但对于每天都与神灵打交道的印度人来说，这样的举措确实非常受用，很多时候大家也确实愿意放下争执去跟随甘地。但总体来说，甘地的努力最终还是于事无补，神龛上的神像终究是没法解决尘世的争执。
引发双方争斗的导火索来自于一项议案。1887年孟加拉省通过了一项禁止宰杀母牛的议案，这对于印度教徒来说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因为牛作为印度教的神灵理应得到保护，国大党内部的大多数印度教成员也赞成这个议案。
但这对于国大党内部的穆斯林教徒来说，这不应该是政府用公权力去干涉的事情。这个时候他们更愿意站在英国人一边，因为牛肉是他们为数不多的肉类来源。纷争越闹越大，甚至引起了民间的骚乱，有一百多人死在了骚乱当中。
骚乱平息之后，穆斯林很清楚，国大党已经沦为印度教的政党。国大党不会也不可能去保护穆斯林的权益，穆斯林需要一个新的代表。因此国大党内的穆斯林纷纷脱党，与此同时一个宗教色彩浓厚的穆斯林联盟成立了。
对于英国人来说，他们更乐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双方虽然在明面上都反对英国人的统治，但暗地里都希望英国人可以站在自己的一方，去打压对方的气势。英国人火上添油的推出了“分区选举”的一个自治方案，按照所属地的信仰和阶层选出代表人参与议会。这个举措对于占少数的穆斯林显然更加有力，这激起了国大党的强烈抗议。自此以后，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彻底分道扬镳。
甘地绝食
尽管在此后，甘地通过自身的感召力，想尽量弥合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之间的关系。但甘地自己也发现了，他那套“非暴力不合作”对于英国人还行，对于印度人似乎不管用。尽管大家对于甘地依然非常尊敬，甚至由于一次次的绝食，让这样的尊敬与日俱增。但大家都清楚，甘地是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国大党对于穆斯林的歧视日渐增深。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双方尽管都曾有过让步，妥协，但很快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内部的强硬派，就会推翻之前的妥协。从地方到中央，双方的观点总是各持己见。
此时大家又不约而同的都想起了英国人，虽然让印度独立成为一个不言而喻的共识，但谁都不希望英国人在此时就突然撒手不管。几百多年的统治，让英国与印度的关系扯不断，理还乱。大家都希望英国人可以站出来支持自己。那么此时，英国人又是怎么想的呢？
不好过的英国人
对于英国人来说，二战开始之后的日子确实不好过。
在欧洲，同盟国的军队节节败退，英国人已经是无暇自顾。英国人对于印度最是敏感，只有稳固住印度这个大后方，才有资源和金钱支持自己在欧洲抵抗纳粹。而此时印度的态度似乎很暧昧，甘地对于日本在缅甸成立傀儡政权“印度独立临时政府”十分的暧昧，穆斯林联盟则对同属于穆斯林的轴心国成员奥斯曼土耳其抱有同情。
英国人明白，如果再不给印度独立的条件，印度很容易就倒向轴心国的怀抱，毕竟希特勒和印度教都宣传自己是“雅利安人”。英国人不得不作出了妥协，在二战期间应允给了印度人独立的权利，最终换得了印度全力支持英国人参加二战。
二战刚刚结束，英国人就不得不开始兑现自己的承诺了。
在1946年2月18日，孟买港的塔瓦尔号军舰上的几个印度水兵由于英国军官克扣餐费，去找长官抱怨了几句，要求改善自己的伙食。他们的长官又和以前一样不接受任何要求，反而讥讽自己手下这几个水兵。回到船舱里，这几个水兵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怒，很快军舰上的水兵就同仇敌忾的开始反抗自己的长官，当天塔瓦尔号宣布起义。
被摧毁的孟买港
怒火点燃了整个孟买港，第二天，停泊在孟买港内的20艘军舰将近2万名印度水兵响应了起义，起义的要求也从改善伙食迅速升级到了要求印度独立。
卡拉奇、加尔各答等港的印度水兵也参加了起义，孟买20万工人和学生罢工、罢课支持起义。2月21日，全部印度海军人员加入了起义行列。在起义的军舰上，同时飘扬着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和共产党三面要求印度独立的政党党旗。
恰逢此时，英国人用选票送走了自己昔日的英雄丘吉尔，工党政府党魁艾德礼当选新任的英国首相，摆在他面前的就是印度水兵大起义。英国人推出了一个名为“内阁使团”的印度建国方案，这个方案建议印度组成一个联邦政府，每个省按照宗教和种族比例进行分配。
对于务实的艾德礼来说，这个方案不仅可行，而且对于各方来说也没有不解释的理由。印度各方的谈判进程也符合他的判断，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在圆桌会议后也都口头上同意了这个方案，甚至大家争论的焦点都已经放在了讨论人口分配比例之类的细节问题。
但三方势力对于这份方案的理解显然不同：英国人觉得这就是一个最终方案了，通过这个方案可以让印度不至于分裂，印度可以像美国一样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同时英国人还能保持一定的特权；穆斯林联盟觉得这是一个框架方案，至少英国人和国大党已经承认穆斯林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此基础上还可以再争取更多的话语权；但国大党则是觉得这只是买卖的开始，而不是买卖的结束，谈判可以继续谈下去，但这个方案不是结论，这不过是让国大党知道了英国人和穆斯林的底牌罢了。
随后一场记者会，让此前漫长的谈判突然增加了戏剧性。至此，国大党刚上任的主席，未来印度的第一任总理，甘地忠实的学生尼赫鲁，犯了他人生中最大的一个错误。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同样也是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印度教高种姓家庭。
从英国留学归来之后，尼赫鲁直接就加入了国大党，成为了甘地最贴心的助手。在日后的政治生涯里，尼赫鲁始终将自己与甘地绑定在一起，哪怕在自己死后，自己的家族也要以甘地家族的名义混迹在政坛。
但与自己的老师不同，尼赫鲁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客，他知道如何利用声望来捞取政治资本。在他日后的政治生涯里，反对殖民主义是这样，组建“不结盟运动”是这样，与中国交恶也是这样。
如果说甘地是名义上印度的国父，尼赫鲁则是实质上印度的国父。某种意义上，甘地没做到的事情，尼赫鲁都做到了：建国后的印度大规模开展工业化，让印度始终压制着巴基斯坦，保持了在南亚的强大地位；通过赎买的手段将土邦都收归国有，重新按照民族和语言划分邦界，让印度开始走向了实质上的统一；最重要一点，他让国大党真的变成了一个世俗的政党，留在印度的穆斯林没有被屠杀而是享受了平等的政治待遇。
尼赫鲁
1946年的尼赫鲁，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刚刚当选国大党主席的他，很想用自己的强硬表明自己的地位，在未来新成立的政府里掌握绝对的。尽管尼赫鲁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此时面对穆斯林联盟的挑衅，高举印度教的大旗显然是一个不错的手段。
1946年7月10日，在印度各方对于内阁使团方案都原则上通过的情况下，他在没有通知各方的情况下单独召开了记者会。在记者会上，尼赫鲁宣称国大党没有承认这个方案，“有完全而绝对的自由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
这样的举措不仅仅是激怒了穆斯林联盟，连锡克教和共产党的代表也感到愤怒，这样的举措更让英国人特别的尴尬。尼赫鲁这个记者会英国人事先也不知情，在会议上他公布了英国总督和国大党主席的私人通信，这加深了穆斯林联盟对于国大党的仇恨和对英国人的不信任。
穆斯林联盟的反应非常激烈，迅速宣布退出内阁使团方案的谈判，并且明确自己的主张：要求建立一个独立有主权的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纸币上的真纳头像
此时的巴基斯坦还不过是一个停留在纸面上的想法，因为它最初是一个穆斯林大学生提出的设想，让穆斯林占多数的省份联合组成一个国家。在内阁使团方案前，即使是穆斯林联盟内部也不看好穆斯林可以单独建国，而是更支持组建一个联邦制的国家。但此时尼赫鲁的背信弃义，让穆斯林联盟内部很快就统一了意见，巴基斯坦这个建国方案呼之欲出了。
谈判破裂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印度民间，穆斯林用抗议和骚乱宣泄着自己的不满。加尔各答地区开始发生种族摩擦，开始双方的武器还只是砖头，很快就升级到了匕首，随即变成了步枪，机枪。短短的十多天内，冲突造成了三千多人遇难，暴乱引起的大火使十万人无家可归。这还只是个开始，种族仇杀迅速蔓延全国，阿迈达巴德、卡拉奇、孟加拉等地区都发生了仇杀事件。
骚乱甚至蔓延到英国人那里，这让英国政府开始担心在印英国人的安危。
谁都不能保证，暴民们会不会把怒火最终撒在自己的头上。这颗英国女王皇冠上的宝石，此时露出了狰狞的脸孔。印度这个泥潭已经不能再陷入其中了，安全撤离印度，成为摆在英国首相面前最重要的事。艾德礼首相宣布英国最迟会在1948年6月移交主权给印度人民，同时他任命了最后一任印度总督——路易斯·蒙巴顿。
蒙巴顿总督的职责就两件事：撤侨，处理印度独立。
之所以会选择蒙巴顿，一方面是由于蒙巴顿是天生的外交家，此前多次谈判蒙巴顿都不负众望，如果他都搞不定印度，那就更没人可以搞定了。
另外一方面对于蒙巴顿自己来说，去印度也是故地重游。当年他就是在印度和自己的夫人订婚的，他还曾经在印度指挥过100万人的军队，印度对于蒙巴顿来说有着特殊的感情。
蒙巴顿是名副其实的贵族，一个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公子哥，欧洲各个国家的国王都和他沾亲带故。这样的背景让他在英国海军中备受瞩目，蒙巴顿子爵也配得上“纨绔子弟”这个称号，在海军的日子里基本上他就没有打过胜仗。
上帝给他关上了一扇门的同时，也给他打开了一扇窗。很快他的伙伴丘吉尔就发现，尽管蒙巴顿缺乏军事才能，但是他拥有敏锐的政治才能，外交场合才是更适合他的天地。
蒙巴顿
尽管至今后人对蒙巴顿的争议不断，但至少在当时，蒙巴顿确实是带着勇气和决绝抵达的印度。尽管蒙巴顿周围的人都不愿意让他去趟浑水，蒙巴顿还是决心去做好这最后一任印度总督。
他也不是盲目自信，上任前他也做了充足的准备。他要求英国政府明确撤侨的时间，表明英国人的姿态，同时给所有人一个明确的答案，英国人不准备无限期地插手印度事务。
他要求印度各党派都出具对他的公开邀请函，来证明自己的权威性。按照英国人几百年统治英国的传统，继任总督在卸任总督离开当天到达印度，二者不能相见。蒙巴顿打破了这个传统，他要求他的前任韦维尔总督要等待他的到来，双方见面之后再离开印度，因为他想从前任总督这里得到真实有价值的建议。这个举动他也想传达给印度，自己不是来遵守规矩的，而是来创造规矩。
当蒙巴顿抵达印度的时候，他才发现印度的局势还是远超出了他的想象：就在总督府都可以听到炸弹爆炸的声音，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教徒无时无刻不围在自己身边指责对方引起仇杀。没有人愿意让步，组建一个联邦制的国家已然是不可能了，印巴分治已经是板上钉钉。
但蒙巴顿还是不愿意放弃，他还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让双方坐在谈判桌前。刚刚抵达印度，他就找甘地进行沟通。很快他就失望了，此时甘地尽管威望还在，但他在国大党内部的影响力已经大大下降，所以蒙巴顿很快就转移了谈判对象，将重心转向了尼赫鲁。
蒙巴顿夫妇与甘地
和尼赫鲁的谈判尽管漫长，但还算顺利。尼赫鲁也想挽回上次记者会造成的不良影响，他也担心英国人如果真的撒手不管，印度就会陷入如巴尔干半岛一样的混乱。同时蒙巴顿还给了尼赫鲁一种憧憬：分治只是暂时的，只要中央政府的权威性还在，印度还有可能统一。国大党最终同意了进行协商。
但到了穆斯林联盟这边，却让蒙巴顿很是头疼。
尽管穆斯林联盟主席真纳对蒙巴顿个人非常有礼貌，但在具体问题上却寸步不让。蒙巴顿非常希望真纳可以重新考虑内阁使团方案，真纳只要一听到这个方案就非常的恼火，不愿意再谈下去。蒙巴顿根本无法动摇他的决定，最终蒙巴顿也只能放弃，让印度不至于分裂的最后努力，还是失败了。
此时的真纳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在生命消耗殆尽之前，他只想看到一件事：巴基斯坦的建立。
真纳的家族世代都是印度教徒，一直到他祖父由于一些不知名的原因才改变了信仰，皈依了穆斯林。
与尼赫鲁一样，真纳也是回到印度后不久就加入了国大党，成为了甘地的一名秘书。在国大党的日子里他永远都像一名英国绅士一样穿着西服，打着没有褶皱的领带，在他身上看不出丝毫穆斯林的色彩。这让他站在半裸上身只披一块土布的甘地旁边时，显得非常违和。
尼赫鲁与甘地
此时的真纳并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很快真纳发现自己与甘地以及国大党内部印度教徒的区别。而让真纳下定决心退出国大党的原因，还是他与甘地的分歧，他非常厌恶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主张，他认为这样的方式会把没有政治经验的年轻人、无知者和文盲引入歧途，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真纳最终选择了退出国大党，并且很快就当选了穆斯林联盟的主席。
加入穆斯林联盟的真纳，脱去了伴随他半生的西服，换上了穆斯林传统的“谢瓦尼”民族服装。真纳的领导才能很快就得到了体现，真纳让散布在南亚次大陆的穆斯林第一次有了通用的语言——乌尔都语，尽管真纳自己并不会说这种语言，这种语言最终成为了巴基斯坦的官方语言。
西装革履的真纳
真纳了解尼赫鲁，了解国大党，因此当尼赫鲁擅自召开记者会的时候他才会更加出奇地愤怒。他相信英国人和国大党不可能真正考虑穆斯林的诉求。只有巴基斯坦，才能让穆斯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对于真纳自己来说还有一个原因，此时的真纳已经诊断出肺结核晚期，而真纳实在没有办法拒绝每天抽五十支“Craven A”牌香烟的诱惑。
这让蒙巴顿后来后悔不已：假如他知道真纳的生命没有多久的话，他可能就会把谈判拖到真纳死后，或许印度就不会分裂了。
1947年，6月3日，蒙巴顿提出了自己的“蒙巴顿方案”：原有的印度分为印度教徒的新印度和伊斯兰教徒的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英国分别移交政权；旁遮普和孟加拉邦各分成两部分，分属于两个政权；拥有治内管辖权的土邦邦主，可以选择自由加入任何一个自治领，如果不愿意加入自治领，可以保持与英国的旧关系。
方案里尽量考虑了双方的诉求，但也留下了争议边境的隐患。我们熟知的从地图上标出两国边境的故事，也发生在此时。
蒙巴顿方案很快通过了英国政府的批准，双方对于细节有所不满，但也最终也都同意了蒙巴顿方案，这也证明了英国人至少没有偏颇任何一方。蒙巴顿最后找到了甘地，甘地始终反对印度的分裂，并且用一贯的绝食的方式来坚持自己的主张。
那一天正好是星期一，是甘地的沉默日，当蒙巴顿把自己的方案诉说给甘地之后，甘地一直一言不发。过了许久，他将他的想法写在了5个旧信封的背后：“我很抱歉，我不能说话。在我做出星期一沉默的决定时，我只在两种情况下才破例，在盛大集会上谈论最紧迫的事情或者探望病人。但我知道，您不愿意打破我的沉默。在我的演讲里，我说过一个反对您的字吗？如果没有，那么请您放心，您的劝解是多余的。”
甘地的答复终于让蒙巴顿放下心来。但甘地的想法究竟是发自内心，还是迫于无奈，谁也说不出清楚。在印度独立的那一天，在甘地又一次选择了绝食，这究竟是为了抗议印巴分治，还是为了纪念印度的独立？或许只有甘地知道吧。
圣雄
尼赫鲁和真纳则都对蒙巴顿方案通过感到高兴。对于此时的双方来说，尽管分家的过程很痛苦，但既然有了结论，以后的日子大家就可以友善的相处了。真纳有一个女儿不愿意去巴基斯坦居住，真纳就同意了她留在印度。
通过漫长的谈判，交涉，再谈判，再交涉，两个国家慢慢显露出了雏形，尽管此时还是以自治领的名义独立。但对于文章开头提到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土邦，双方一直都有争议。哈里·辛格不愿意加入双方中的任意一方，但方案中又不承认给拥有独立的自治领的待遇。但双方似乎都不约而同的先放下克什米尔地区，因为新的国家还有别的重要的事情要做。
1947年8月14日，蒙巴顿携夫人飞往卡拉奇，参加巴基斯坦自治领成立的典礼。
此时的卡拉奇并没有准备突然成为一个新政权的首府，各种事物都非常混乱。真纳本来安排中午举行盛大的宴会来宴请蒙巴顿，但当蒙巴顿都到达卡拉奇的时候，人们才想起来此时是斋月，不适宜在白天饮食，匆匆忙忙将宴会改到了晚上。
与此同时，巴基斯坦政府收到了境内的锡克族人要暗杀真纳的情报。为了保护真纳的安全，蒙巴顿邀请真纳和自己乘坐在同一辆敞篷车上，这对于蒙巴顿来说，或许也是不小的挑战。时隔多年以后，蒙巴顿依然清晰的回忆起自己当时的勇敢，他坚信在新成立的巴基斯坦，没有人敢向自己开枪。
讽刺的是，蒙巴顿勋爵尽管这一次充当了保护者的角色，但轮到他自己的时候，却没有人保护他，蒙巴顿最终死在了另外一次的暗杀。不过这是后话，此处不表。
蒙巴顿夫妇与真纳
与此同时，在不远处的德里，同样也是一片混乱。印度自治领的仪式放在了14日的午夜才开始，流传的说法是因为印度的占星家认为这几天都是不吉利的日子，不适合白天举行仪式。
午夜时分，英国的“米字旗”在德里的维多利亚宫门前缓缓的落下，这座英国人的总督府，未来将成为印度的总统府。英国人在印度的统治，在此时划上了一个句号。黯然神伤却又心有余悸的英国人最终还是体面的离开了印度。
在日后的回忆录中，蒙巴顿始终觉得在那个时刻自己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毕竟他成功的劝说了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加入了英联邦。只不过对于日落西山的“日不落帝国”来说，这只是保留最后一丝尊严罢了。
随后的几十年里，“米字旗”在非洲和亚洲的许多角落都纷纷落下，类似的场景在不断重演，我们中国人在1997也见证了这样的场景。
对于所有南亚次大陆上的人来说，他们无暇感慨历史的终结，还有太多的事情等着他们。但非常遗憾，国家独立并没有停止本来的种族仇杀，反而增加了更多的恐慌。很多世代居住在自己村庄的人民不得不背井离乡，因为担心自己留下来会被屠杀。
就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的同时，仅旁遮普地区混乱就已经造成了1500多人的伤亡。独立没有带来和谐相处，反而加速了双方撕破脸皮，建国后不到两个月，双方就开始了第一次的印巴战争，战争的核心就在于争夺克什米尔地区。
吊诡的是，在克什米尔进行流血战斗的印度军队和巴基斯坦军队名义上的最高总司令，都是前英国驻印度总司令奥金列克将军。战争来的太快，连发动战争的人都没做好准备。
围绕着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纷纷扰扰，南亚次大陆的民众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据大概估计，有50万人在宗教仇杀中丧生，1200万人无家可归，互相逃亡到对方国家的难民有1000多万人。
印巴分治带来的骚乱
印巴分治割断了印度原有地区之间的紧密的经济联系与合作关系，本来顺畅的商品流通环节被人为撕裂。独立没有给两个国家的人民带来富强，反而带来的是贫穷。
巴基斯坦迅速沦为落后的农业国家，工业水平极低；而印度尽管保持着工业发展，但粮食问题成了印度的头疼问题，建国初印度人口是巴基斯坦的4倍，生产的粮食却只比巴基斯坦多出一倍左右，至今印度没有摆脱饥饿的痛苦。
独立没有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导致两个政权摩擦不断，内部也充满了各种变数。位于印度的飞地东巴基斯坦地区，最终在1971年独立成为孟加拉国，切断了与原来巴基斯坦的联系。围绕着克什米尔地区的归属权，导致了三次的印巴战争，时至今日，在克什米尔地区依旧是经常擦枪走火。
有据可查的最近一次双方在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的交火，是2019年12月25日，导致印方一名军官和一名妇女死亡，巴方有两名士兵丧生。战争的阴影，始终在两国国家头顶盘旋。
七十多年过去了，不管是蒙巴顿、甘地，还是尼赫鲁、真纳，当时的参与者们都已经作古，留给后世的争论依然没有平息。为什么这么一群充满政治智慧，有着坚定信念的聪明人，最终没能妥善处理好印巴分治这件事呢？
或许可以归咎于英国人的“离岸平衡手”的心态，或许可以归咎于甘地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或许可以归咎于尼赫鲁的讨价还价，也可以归咎于真纳的固执己见。当不信任的种子在大家的头脑里埋藏之后，需要花非常大的努力才能让它消除，但是让这颗种子萌发，却是轻而易举的。
“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当大家把底牌打完，图穷匕现之时，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
END
陈延琪著，《印巴分立克什米尔冲突的滥觞》，新疆人民出版社
谌焕义著，《英国工党与印巴分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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