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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绍振:《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解读

2017-08-17 孙绍振 名家讲名著 名家讲名著



阅读不光是为了读懂文字,而是为了读懂作者和人物的精神、情感和个性。这一切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在非常具体、非常灵活的语言中。


作品分析,从哪里开始?从语言开始,甚至也可以说是从语词出发。对语义深入的分析,揭示出同样的语词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语义范畴,一方面是科学的、工具的语言,讲究的是语义的准确和规范;另外一方面是文学语言、文本中的语言,语义往往是超越词典规范,带着非常强烈的个人的、临时的感情色彩。文学语言、文本语言的语义离不开特殊的语境,表现的是作者或者人物瞬时的感情,不像字典语义那样是共通的、长期合用的,而是在变化万千的语境中被个人化的。正是从这种个人化的运用中,我们能够辨认出作者和人物的个性和深层的、潜在的情感。我们所说的语言的人文性,大体说来,是指它所承载的人的精神,但这个“人”不是一般的、抽象的人,而是个别的、特殊的人,在具体语境中的人。


一、找到关键词语。抓住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差异和矛盾


并不是在所有的语句中,都充满了这种超越常规的、瞬时的语义。如果所有的词语都是个人化的,都是作者在特殊语境中赋予临时意义的,读者就很难理解了,作者和读者之间就无法沟通,就像我们在一些前卫性很强的诗歌中看到的那样。在散文里,这种超越常规的情况,只是在一些关键词语中表现得特别明显。正是在这种地方,隐藏着作者和人物的心灵密码,也正是在这里,显示出语义的精妙。


比如,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一开头,“乐园”这两个字,在一些人看来,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可讲的,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它只有一种含义,那就是写在字典里的那种意思,没有什么矛盾可以分析的。但是,没有矛盾,没有差异,就无法进入分析的层次。关键是如何把矛盾揭示出来。因为,一切经典文本都是天衣无缝的,矛盾不在表面,不是现成的。得有一种方法,最好具有操作性的,把矛盾揭示出来。


首先要从文学语言中“还原”出它本来的、原生的、或者字典里规范的意义。其次,把它和上下文即具体语境中的语义加以比较,找出其问的矛盾,从而进入分析的层次。


按原生语义,“乐园”令人想到美好的天堂,至少是风景极其精彩的地方。如果是一个荒废的园子,“只有一些野草”,把它当作“乐园”,可能要给人以用词不当的感觉。但是,鲁迅在开头第一段,却强调说,百草园“不过只有一些野草,但那里却是我的乐园”。这里对“乐园”的特殊理解和运用,正透露了一个孩子的童心,离开了孩子天真的心灵是不能得到解释的。这里的乐园,具有双重的含义,一重和字典里的含义有关,肯定是一种美好的场所,但是,同时还有另外一重含义,让读者进入童年回忆的境界,和读者分享美好的童趣。


从符号学的理论来说,这就是所谓“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矛盾和转移。关于符号学,也许有些教师并不陌生,有些理论家讲起来,更是滔滔不绝,但是,一到具体文本,我们有些同行就有点捉襟见肘了。福州市有一位小学生,写了一篇作文,题目叫做《过了一把当班长的瘾》。写的是,他们班主任想出一个很好的主意,让每个同学都当一天班长。这个小同学终于盼到他当班长的一天。全文写他当班长的兴奋和趣味。但是老师却在评语上说,当班长的“瘾”不妥。瘾,是贬义词,和烟瘾、酒瘾联系在一起,轮值当班长是为同学服务,也是锻炼自己。老师建议小作者,要正确用字,应该先查查字典,最后还批评小作者的文章“缺乏童趣”。这真是有点滑稽了。“过瘾”,恰恰是最有童趣的地方,你把人家批了一顿,又回过头来向人家要“童趣”,这不是骑马找马吗?语义,是在不同的语境中,尤其是在抒情性的语境中,因时、因地、因人而不断转化生成的,具有无限潜在的能量。日常交往和写作的最佳效果就是对这种潜在能量的转化和生成的一种发掘,学生凭着语感和直觉,并不难做到,教师的任务,是帮助学生去发挥自由直觉,而不是去扼杀。


这位教师的错误批语,根源就是单纯工具论。工具论把语言当作客观事物“本质的反映”,当作思想的“物质外壳”,这就难免造成一种错觉,以为语义是本质的唯一表现,就必然把语言人性、文学语言的个体性忽略了。汉语的字典意义和具体语境意义并不完全重合,字典里的意义非常有限,而在上下文(具体语境)中,却可以因人因事生成即时的语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无限多样的语境和人物身上,同一词语所能表达的意义是无限的。工具语义不因人而异,而文学语义所唤醒的情感记忆却因人而异。这是一种字面以外的默契,在无声的、心照不宣中,构成比字面更为丰富的、微妙的交流。


心照不宣是自动化的,把许多逻辑层次省略掉的,因而,给人一种不言而喻的感觉。但是恰恰在这种心领神会之处,正是可讲性的所在。这里包含着语言和人的精神的奥秘。


鲁迅在文章中说“百草园”有“无限的趣味”。这个“趣味”和“无限”,就是关键词,包含着矛盾,就有可分析性。


在一般情况下,“无限的趣味”让人想到的一定是十分奇特的、罕见的、美妙的事物,但是,鲁迅明明说,这里只是菜畦、石井栏、皂荚树、桑椹、蝉、黄蜂、叫天子,可以想像,成年人肯定觉得没有什么趣味,觉得这一切有趣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有什么样的心灵特点呢?要说蟋蟀弹琴,油蛉低唱有趣,倒还可以理解,但是,鲁迅又说:“翻开砖来,有时会遇到蜈蚣,还有斑蝥”,这一切,都是有“无限趣味”的证据。我们把它还原一下,在成年人心目中,蜈蚣是毒虫,斑蝥的俗名叫做放屁虫,和乐园、趣味不但没有关系,而且是很煞风景的,而鲁迅却特别强调它放屁的细节:“用手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里喷出一阵烟雾”,这算什么“趣味”呢?还要说“无限”!是不是应该改成“虽然有点可怕,但是在我当年看来,还有挺好玩,挺有趣味的”?这样改,从字典语义来说,好像是用词更恰当了,但是,从深层的语义来说,却是大煞风景了。因为,这样一来,就没有孩子气的天真、好奇和顽皮,而是大人的感觉了。


百草园


如果满足于把语言当作工具,只要学会准确运用“趣味”这两个字就可以说是完成任务了。但是,要体会到“趣味”这两个字,在不同人的心灵中,有无限丰富的差异,就不太容易了。语词并不是抽象的趣味的概念,而是唤醒自我和读者的感觉和经验,进行对话和交流的符号。光把语言当作硬邦邦的工具,就没有办法完成唤醒读者经验的任务,从而也就无法让读者的想像参与创造,难以让读者受到感染了。


读者光凭语感,光凭直觉就能感到,在这开头两段里,就是这两个关键词最为传神。传什么神?孩子的心灵之神,这种神,就是天真的、顽皮的,对世界经验很少的,对什么都感到好奇的童心。这并不是大人的乐园,而是孩子的乐园;不是一个物质意义上的乐园,而是心灵的乐园。明明不是乐园,之所以成为乐园,是因为,在这里,活跃着一颗童心,洋溢着儿童的趣味。如果把“无限的趣味”仅仅放到字典意义上去理解,实际上是从成人意义去理解,就没有乐园可言了。


语言的人文性并不神秘,它就在这样平凡的词语之中。拘执于语言的工具性,就是把“乐园”和“趣味”孤立起来,就没有什么可讲性,而兼顾人文性,是紧紧抓住具体的人,瞄准人的年龄和经历的特点,学生的情感和记忆就会被激活起来,就不愁没有话可说了,课堂就不愁没有活跃的对话氛围了。


二、提出问题的方法


可讲性、可分析性和可对话性是联系在一起的。关键在于,在学生忽略过去的,没有特别感觉,以为是不言而喻,甚至是平淡无奇的地方,发现十分精彩的内涵,而且揪住不放,这就需要用还原的方法把矛盾提出来。


还原的对象有两种。一种就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把原生的语义、字典上的语义想像出来,这叫做语义还原;还有一种,还原的不是语义,而是作品所表现的对象(人物和景物),将其原生态的、未经作者心灵同化的状态和逻辑想像出来,让它和文本中的形象形成对比,矛盾就不难揭示出来了。


景物是静态的,变动性是比较小的,因而一般比较容易“还原”,而人物则比较复杂,特别是人的心灵、人的情感,更是变动不定的,还原也就不容易。但是,既然有矛盾存在,要发现它就不是不可能。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接下去写到长妈妈讲的故事。用“还原”法,不难发现,这是一个迷信故事,但是,作者并没有把它作为迷信故事来批判。这样,就把矛盾(迷信和理性)揭示出来了。问题提出了,就有比较好的对话的题目:为什么鲁迅在这里没有以理性为准则声明:这是一个迷信故事?


如果声明一下:长妈妈讲了一个迷信的、可笑的故事。是不是可以呢?当然不是不可以。但是,读起来的感觉是不是会差一点,甚至倒胃口呢?不声明反倒好,因为这是一个孩子感觉中的、有趣的长妈妈。这里,语言所完成的任务不仅仅是传达长妈妈的故事,而且是表现孩子的记忆里好玩的人物、离奇的故事。如果对这个拥有巨大潜在量的、可对话性的东西视而不见,就是强大的成人趣味淹没、窒息了儿童趣味。


鲁迅表现孩子的特点,往往在一系列关键词语所组成的字里行间,在行文的逻辑和理性逻辑的矛盾之中,形成一种反差。这里有几点不能忽略:


1

从整个故事的逻辑发展来说,作者有意让其中的因果关系显得粗糙,按理性来说,不可信。第一层因果是,老和尚光是从书生脸上的“气色”,就断定他为“美女蛇”所迷,有“杀身之祸”。理性地讲,这是不可信的,不科学的,这一点难道鲁迅一点都不知道吗?第二层因果是,给他一个小盒子,夜间就有蜈蚣飞出去,把美女蛇治死了。因果逻辑更不科学,太不可思议了。但是,长妈妈却说得十分自信,鲁迅故意把这种矛盾写得很突出、很荒谬,这其间就隐藏着讽喻。说得具体一点,叙述者虽然是童年的鲁迅,但是,还隐含着成年鲁迅的深邃的洞察,流露出对长妈妈的迷信的调侃,但是,又没有过分谴责她。鲁迅特别强调,长妈妈并非有意骗人,相反,她自己十分虔诚和执着,因而她虽然可笑,但不可恶,相反有点好玩、甚至可爱。 


2

当然,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说:这不是迷信,而是神话或者童话。在神话和童话里,总是善良轻易地战胜了邪恶。这当然不能说没有道理。如果是这样,则童话的诗意增加了,而讽刺意味更加弱化了。从这里,更可以看出鲁迅对小人物的宽厚。


3

故事讲完了,长妈妈作出的结论却是:今后“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千万不可答应他”。这个因果逻辑就更荒唐了。从这样一个可信度很低的、个别性很明显的故事,居然就得出了一个极端普遍性的结论——任何时候在背后叫名字的声音都可能是美女蛇发出的。这种逻辑的荒唐和长妈妈的慎重其事,形成了矛盾、反差、不和谐,就显得可笑,这就是幽默。鲁迅的讽喻就藏在这幽默笑容的背后。但是,鲁迅并没有以此为满足,接下去,不但没有指出这个故事的不可信以及长妈妈结论的荒诞,而是相反:“这故事很使我觉得做人之险,夏夜乘凉,往往有些担心,不敢去看墙上,而且极想得到一盒老和尚那样的飞蜈蚣。走到百草园旁边时,也常常这样想。”这样,一方面,把自己写得很傻气的样子;另一方面,把长妈妈的故事进一步导向荒谬,愈是荒谬,愈是可笑,幽默感就愈强烈。


然而鲁迅对自己已经相当强的幽默,还是不满足,他继续发挥下去:“但直到现在,总还是没有得到,但也没有遇见过赤练蛇和美女蛇。叫我名字的陌生声音自然是常有的,然而都不是美女蛇。”这几句的精彩在于,好像这样荒谬的故事,作者一直并没有觉察,连怀疑一下的智商都没有似的。这就不仅仅是对长妈妈的调侃,同时也是“自嘲”了。这在中国叫做“自嘲”,在西方幽默学中,叫做自我调侃,属于幽默之上乘。把自我调侃和对长妈妈的调侃结合起来,就显示出鲁迅幽默感的丰厚。



4

从这里,我们还可以体会到一个有趣的规律,那就是幽默和抒情的不同。我们所读到的抒情散文,大多是美文,共同的倾向是对环境和作者内心的美化、诗化,而幽默,却不回避把自己和人物加以贬抑,甚至“丑化”,把自己写得很笨的样子。这样很有趣,但不同于抒情的趣味,如果说抒情是一种情趣的话,幽默就是一种谐趣。


5

一个建议供大家参考。在“口语表达”中,让我们复述这个故事,特别强调要注意在叙述的时候,遗漏了什么。有些人可能把故事说得很周全,但是,也可能把故事后面长妈妈别出心裁的“教训”省略了,或者遗忘了。而这一笔是很精彩的,是幽默感的高潮。不理解这一笔,就是在艺术上没有读懂鲁迅的幽默。


6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这样一个情节本来曲折的故事,却叙述得非常干净。其中有一个插入语,更显示了鲁迅对于故事中人物的嘲讽:那个书生,拿了老和尚的小盒子放在枕边以后,“却是睡不着——当然睡不着的。”从叙述故事来说,可以认为“当然睡不着的”这句是多余的,但是对于叙述语言的趣味来说,叫做涉笔成趣。叙述者突然插进来评论:这家伙自讨苦吃,流露出对于人物可笑心理的嘲讽。


总的来说,鲁迅在这里显示出来的幽默感真是有笔墨淋漓之感。


三、反语、幽默和人文精神


百草园写过以后,写三味书屋,仍然是写人物的。语言的趣味仍然是以幽默为主的。他猜想自己被送到书塾里读书的理由,显然是不可靠的,读者当然知道,绝对不是作者所猜测的那样:由于顽皮。为什么要强调一下这种不可靠的理由?无非是为了表现儿童式想像和推理的趣味。



鲁迅写他的老师,笔墨也是幽默的。这表现在他的两个关键词(渊博、宿儒)的奇妙运用上。说他是城中极“渊博的”,而孩子问他“怪哉虫”却不知道。这里有多层意味可以分析出来:1.对先生所谓“渊博”的讽喻;2.同时,也是对孩子以为“渊博”就是什么都懂的一种调侃;3.更深的调侃当然是对于先生的,他答不出什么是“怪哉虫”,居然“不高兴,而且脸上还有怒色了”;4.接下来的一段话,不能忽略:“我才知道做学生的是不应该问这些问题的,只要读书,因为他是渊博的宿儒,决不至于不知道,所谓不知道者,乃是不愿意说。年纪比我大的人,往往如此。”这里明显是不合逻辑,不是讲正理的,不是正经语言,是反语。因为明明是先生不知道,可是作者却说,先生是无所不知的,只是不愿意说罢了,错在学生不该问而问,读者一眼可以看出结论和理由之间的矛盾。正是由于矛盾,不统一,这在英语中叫做:incongruity(在幽默学中,是一个很基本的范畴)。不和谐,才怪异,才显得好玩,好笑,有趣味。这种不和谐,不统一,是一系列反语构成的。


要真正分析这种不和谐的逻辑,超越常规的用词,不是停留在赞叹的层次上,要抓住结论和理由的矛盾的反语不放。同时要真正懂得一点幽默,就不能忽略讲歪理的功夫。人当然要讲正理,那是在正经的时候,但是,在追求幽默效果的时候,就要懂得讲一点歪理,许多人幽默不起来,就是因为不会讲歪理,不敢讲歪理。


先生的教学法,很简陋,似乎没有什么启发兴趣的办法,一天到晚让学生读个没完,而且,鲁迅特别强调,学生对于所读的内容,完全是死记硬背,根本莫名其妙。这样的读书不是很枯燥吗?这样的先生不是很可恨吗?在心灵不开阔、趣味不丰富的作者笔下,可能是这样的,但是,鲁迅是人道主义者、艺术大师,他只是把教师的教学法写得很“菜”,却没有把他的心写得很“菜”。鲁迅突出写了他教书没有什么真本事,但是,又渲染他自己读书很投入,简直是如痴如醉。他所读的文章明明很平常,他却沉醉在自己营造的境界之中:“读到这里,他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来。”


用还原的方法想像一下:如果不是在艺术中,而是在生活中,一个人空有渊博、宿儒之名,教书却无方,说刻薄一点,是误人子弟的,令人厌恶的。但是,我们读到他如此沉浸在自己的境界之中,是不是觉得这个老头子也有挺好玩、挺可爱的一面?从这里,鲁迅通过“渊博”“宿儒”等等的词语,所传达出来的对于小人物的人道主义的宽容,不是跃然纸上了吗?


三味书屋既是这样枯燥,老师又是这样一种水平,这日子不是很痛苦,一点乐趣都没有吗?不。接下去写的是在枯燥无味的学塾里,孩子快乐的天性仍然不能磨灭。学生们趁先生自我陶醉的时候,自己开小差,做小动作了。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头上做戏者有之,用半透明的纸蒙在绣像小说上画画者有之。从诸如此类的语词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明是无聊的事情,儿童却乐此不疲。鲁迅所用的语言是普通的、平淡的,但是传达出来的趣味却是隽永的;三味书屋的读书生活是枯燥的,但是书屋里仍然趣味盎然。不管教育体制多么僵化,孩子们活泼的天性却仍然能够找到自己的表现形式。对童心的肯定,就是对旧教育体制的批判。


当然,关于三味书屋是乐园还是苦屋,可以争论,只要不忘记鲁迅笔下的孩子不论在什么简陋的地方,不管是在满目荒废的百草园,还是在连下课和休息都没有的学塾里,都能创造出自己的欢乐,就连在愚昧的长妈妈、迂腐的先生身上都能逗引出一种幽默的情趣,感受小人物的可爱,感受到生活的有趣。从文学创作的根本意义上来说,这就是才华,才华不仅仅是驾驭语言,而且是在别人感觉不到情趣的地方,却感受到情趣。文字不过是情趣的载体,没有情趣,凭空耍弄文字,是不可能写出好文章来的。


鲁迅的语言就是这样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充满童趣的精神家园。我们写作,为什么老是觉得没有什么可写呢?就是因为,对于日常的、平淡的生活,没有激发出趣味。而阅读经典文本的目的,并不只在文字或记忆佳句,还在于心灵的熏陶,在于拓展我们的情感和趣味的领域。细细品味这样的作品,难道不能激动我们的心灵,使它更加开阔吗?对于生活中有残缺的人物,难道不能从另一个角度,去发现他们的善良和可爱吗?欣赏浑身都是优点的人是容易的,欣赏缺点非常明显的人物,则需要有更为宽广的胸怀。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碰到类似长妈妈式的人物,我们会不会有鲁迅这样的趣味和胸襟呢?


为什么学习语言不能把它仅仅当作工具呢?就是因为,语言是和人的心灵、人的精神境界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的。

 

(选自:《孙绍振如是解读作品》,图片来源于网络


鲁迅朝花夕拾·呐喊》,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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