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鹏颖 |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 —— 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论思考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

—— 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论思考

田鹏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年02期

［摘要］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更加凸显，处于“实然”与“应然”的紧张、“期待”与“差异”的冲突、主流意识形态与各种社会思潮的博弈、“一”与“多”的较量状态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资本逻辑仍然具有合理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已经成为重要时代课题。必须从哲学方法论视角，正确把握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中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思想生产”和“思想分配”的关系、民族主体与人类主体的关系，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方法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多元、多样、多变的特点日渐凸显，始终处于“实然”与“应然”的紧张、“期待”与“差异”的冲突、主流意识形态与各种社会思潮的博弈、“一”与“多”的较量状态之中。如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资本逻辑仍然具有合理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已经成为我们必须正视的重大时代课题。习近平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1]，这是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工作长期积累的历史经验和深刻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创造的新鲜经验基础上提出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思考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不断深化对宣传思想工作规律性认识，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实施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宣传思想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进入了守正创新的重要阶段。但毋庸讳言，意识形态领域形势依然复杂、挑战依然严峻，特别是我们主张和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与生产生活中的“现实的个人”的思想、伦理诉求等往往总是存在一层“隔膜”。譬如，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如何体现，主流意识形态对多元社会思潮如何引领，宏大叙事的形而上理论在生产生活中如何凝聚，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如何掌握，特别是日常生活中“现实的个人”的精神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的崇高思想境界如何统一等。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必须绕开“就事论事”的思维方式，而从哲学视野深度关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得以真正提升的方法论问题。

一、正确把握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中科学与技术的关系问题

表面看来，科学与技术的关系问题似乎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的问题关系不大。可是，一旦我们透过日常生活，进入哲学视界，便会发现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确实存在着一个从科学和技术的维度来把握的大问题。

在现代生产生活中，科学和技术通常被“科学技术”来使用，仿佛“科学”和“技术”是一个东西。实际上，在科学技术哲学视野中，科学和技术有联系，但更有区别。科学的根本价值在于对事物的理解和认识，着重回答“是什么”“为什么”“能不能”的问题；而技术的根本追求在于事物的控制、驾驭、使用，着重解决“做什么”“怎么做”的问题。[2]在人们认识和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是什么”“为什么”和“做什么”“怎么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与其相联系，科学的评价标准主要是是否正确，而技术的评价标准却主要是是否适用。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解释世界“是什么”“为什么”的科学必然要实现向作为“改变世界”的“怎么做”的技术转化，即从因果性认识向目的性改变转化、从真理标准向功利标准转化、从一元性原理向多样性手段转化。如果把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弄不清科学和技术的质的区别，就很难实现科学向技术的转化，因而就难以达到“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目的。

按照科学技术哲学关于科学和技术的辩证法，深入考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问题，我们就会发现，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既要切实解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又要真正解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如何凝聚、怎样引领的问题，不能以为掌握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什么”就等于掌握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实际上，我们在理论（科学）上搞清楚了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实践（技术）上就能自然而然、轻松自如地“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马克思主义开创了用“科学之眼”考察历史和社会规律之先河：即“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5]，“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6]。历史唯物主义使“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即历史观中被驱逐出去了”[7]，“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置于它的真正基础上”[8]，从而奠定了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块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从商品出发，全面深入地剖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劳动的二重性，阐明了劳动与价值增殖过程、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产生以及价值形式发展的历史，揭示了货币、资本、利润、利息、工资、地租的本质和区别，研究了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基本矛盾，并非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而是“资本”与“生产”的矛盾，是“虚拟资本”与“现实资本”的矛盾，从而深刻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9]；马克思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立论依据，对通向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基本路径进行了科学探索，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从而预言未来“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方法、观点，聚焦新的时代命题，凝结新的思想精华，总结新的独创经验，作为这个时代的“思维具体”，理论地再现和表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而生动的伟大实践。这种“再现”不是直观的“反映”、不是简单的“归纳”，不是机械地“摹写”，而是理论的再造、智慧的凝结、精神的精华。习近平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深思、经验总结，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使命担当和道路拓展，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时代解读和规律把握，通过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系统化、规范化、逻辑化地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呈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所独有的哲学气派。

概言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些“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11]。“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12] 因此，这些科学的理论都揭示了社会关系（运动）的因果性、规律性、必然性。但是，这些科学的理论如何为人们所接受、所认同，并逐渐转化为人民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大概需要复杂的技术转化过程。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如果不能及时研究、提出、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理论就会苍白无力,哲学社会科学就会‘肌无力’”[13]。因此，必须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自身对现实问题的敏感性, 提高其对现实矛盾和问题的应答能力。这就需要在方法论层面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建设性与批判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统一、主导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灌输性与启发性相统一、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解疑释惑的问题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只有直面矛盾、分析问题、抓住根本、找到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现实技术途径，才能够在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中争取主动，取得实效。

二、正确把握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与引领力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习近平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14]显然，经济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是两个工作领域，有着明显的边界。但是，经济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却又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往往相互渗透，相互制约，相互贯通。从这个意义上说，必须将作好意识形态工作，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作为一项社会工程，进行辩证思考、系统施策，不能孤立地就意识形态工作而作意识形态工作，特别是必须把作好经济工作视为作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前提条件。

从现代社会有机体考察，21 世纪是信息时代，现代社会的经济是数字经济。因而，社会有机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要素的界线便开始模糊，而且任何一个领域、任何一种社会要素，其内在的宏观与微观、中心与边缘、系统与结构的界线逐渐被克服，以至于我们在现代社会，很难说什么问题不是政治问题（某种意义上），什么问题与文化无涉。一般而言，前工业社会时代，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一般处于“合一”状态，往往表现为自然经济条件下以政治为核心的整体系统结构；在工业文明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精神）领域走向了独立，各个领域开始走向自我约束；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信息化、数字化、网络化的趋势和现实使人类社会结构状态开始发生重大转变，以至于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在数字经济条件下开始了新的“融合”，特别是文化领域已经不再是与经济、政治相分离的、外在的、孤立的存在方式，而是成为人类生存的自觉方式和社会各个领域存在的机理与图式。在这种社会语境下，如果我们不以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为基础，自觉地追求主观与客观相符合，思维和存在相统一，而把经济工作和意识形态（文化）工作各自孤立起来，特别是不考虑社会的经济状况、人们的经济利益，那么很难孤立地作好意识形态工作。

从意识形态运行规律考察，人们对意识形态的接受、认同，既有意识形态本身的内在规定、规律、逻辑的因素，更有该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特别是引导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发展状况的元素。马克思唯物史观认为，一定的意识形态总是植根并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只有通过持续不断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从而不断改善民生，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切身（经济）利益，使人民群众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受益者，让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得以实现的共同利益基础得到深入拓展，才能显著增强人民群众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心理认同、思想认同、政治认同。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5]换言之，在现实生产生活中，人民群众往往在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中不断增强价值观自信，在自身核心诉求不断得到满足中向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而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凝聚力和引领力。

特别值得深入反思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少数人以为“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以为马克思主义的“高”“大”“上”远离生活、脱离生活。其实，早在 19 世纪 50 年代，马克思就曾经从人的发展的维度，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三大阶段或三大形态。纵观人类历史发展，当今时代正处于马克思视野中“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之中。对物（利益）的依赖与追求仍然是现代人获得个人独立性的基本前提。需要指出的是，对物的过分追求、强烈向往、片面享受往往导致人的精神生活陷入物化甚至异化的境遇中，从而造成“心为物所役”。特别是当人们的物质生活摆脱了传统时代的物质匮乏而获得了新的满足之后，资本逻辑、现代科技等各种现代性元素的相互作用使一些人的精神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为“商品拜物教”意识所支配，陷入了感性化、娱乐化、庸俗化的自我放逐状态，甚至蜕变为灵魂失重、道德失范的“空心人”。与此相联系，精神生活的文化表达也日趋碎片化、媚俗化、“零食化”，不讲品位、不重格调、不负责任、不计后果。这是现代性演进给现代社会带来的典型的负效应，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正视、面对和观照的重要问题。

质言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人民代言、为群众发声，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最鲜亮的政治底色和最厚重的价值底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的真正魅力就在于在思想中把握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特征，饱含着人民情怀、国家情怀、天下情怀，这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根基所在。正如习近平所指出：“只要国内外大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也不应该改变。”[16]只有认真直面、深入剖析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大变化,正确认识、科学处理经济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辩证关系, 特别是去努力解决好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才能真正提升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 从而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个方面的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才能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三、正确把握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中“思想生产”与“思想分配”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7]“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18]马克思关于思想（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分配理论是极其深刻的，需要深入发掘和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思想（意识形态）问题至少包含“生产”和“分配”两个方面，作为生产者，大概主要是“思想家”或“意识形态家”。正如马克思所说：“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因此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玄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并且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成员，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19]这就是所谓“思想分配”。深刻理解马克思的思想生产和分配的重要思想，对于我们在新时代处理好宏大叙事的马克思主义这一主流意识形态供给与现代社会生产生活中人们普遍的意识形态需求的矛盾，从而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特别是在正确处理“一”与“多”的“思想分配”的矛盾关系上具有重要方法论启示。

第一，正确认识和把握主流意识形态与人们日常精神追求的关系。在现实社会生产生活中，纵然主流意识形态宣传力度大、波及广、影响深，但往往总是理论家、宣传家、专业人的事业，而普通大众则往往因其远离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生产”而漠然置之。这并不表明主流意识形态有误，更不证明非专业人“落后”，而是意识形态工作本身没有在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对意识形态需要之间建立一个有机的“思想分配”中介。遵循意识形态建设规律，让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发挥凝聚和引领作用，必须让普通大众在生产生活中深切体认到“听得懂、记得住、信得着、用得上”，必须从抽象的理论进一步转向微观的具体生活，从政治思想理论转向日常精神世界，逐渐生成为大众百姓日常生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情感方式，融于芸芸众生的生命精神和道德实践。其实，无论是社会意识形态建设还是社会“现实的个人”的精神诉求，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应答当代社会发展中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信仰、信念、信心问题，都是精神凝聚、精神追求、精神归属问题。这就迫切需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保持主流意识形态的终极价值、当下社会的核心价值、人们日常生活的基本价值三者之间必然的和必要的张力，从而把政治化的思想观点与大众的现实感受、理论化的宏大叙事与普通大众的生活理想统一起来，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逐渐转化为有利于人们感知、接受、认同的制度形态、文化形态、生活形态。为此，思想生产者、传播者，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唯其如此，才能逐渐让社会普通大众在精神和文化上真正确立起社会共同理想，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具有共同追求，才能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第二，正确认识和把握主流意识形态与优秀传统文化关系。黑格尔说过：“传统不是一尊不动的雕像，而是生命洋溢，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20]不用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就是其本身也与马克思主义息息相通。20 世纪初,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在诸多并存的各种“主义”当中,为什么只有马克思主义不仅被中国人民所选择,而且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以至于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和主流意识形态，正是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内在的同一性。正所谓有差异性需要结合,有同一性能够结合。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终极追求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具有内在一致性,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社会主义的基因。英国学者李约瑟揭开了这个谜底:“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所以会共同接受共产主义的思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因为新儒学家 (二程、朱熹) 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思想上是密切联系的。”[21]“中国人如此热情地接受辩证唯物主义, 有很多西方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他们想不明白,为什么这样一个古老的东方民族竟会如此毫不犹豫、满怀信心接受一种初看起来完全是欧洲的思想体系。但是,在我想象中, 中国的学者们自己却可能会这样说真是妙极了! 这不就像我们自己的永恒哲学和现代科学的结合吗? 它终于回到我们身边了。”[22]“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更愿意接受辩证唯物主义,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哲学思想正是他们自己所产生的。”[23] 美国汉学家魏斐德甚至认为明末王夫之的哲学在某些方面让人隐约地联想到了马克思本人。

无论从马克思理论创新的历史轨迹, 还是从世界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考察, 马克思主义都绝不是脱离人类文明大道而特立独行的封闭思想体系,而是始终张开胸襟, 与世界文明相交融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宝库。正如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24]。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但是，有一点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 8 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25]如果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承担者——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没有文化认同, 如果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没有相关、相近、相似、相同的文化基因,那么怎能想象马克思主义得以融入中华民族文化土壤, 并内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主流文化。习近平强调:“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26]可见，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虽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但与马克思主义息息相通；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有自己独特规律，但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能替代马克思主义，但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因此，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引领力，必须让马克思主义在日常生活世界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融相伴。

四、正确把握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中民族主体与人类主体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曾经指出：“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27]在民族已经转变成世界史的文化图式中，一切生产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生产的一切包括生产的内容和形式等都是世界性的了。其实，马克思主义这个占据人类真理和道义制高点的伟大精神产物，也是世界性的。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在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无产阶级反对一切剥削的最后的斗争）的实际经验的鼓舞下继续进行工作，才能认为是发展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28]无论马克思，还是列宁，都一致认为精神生产、无产阶级文化发展、社会意识形态建设都不是封闭的，而是不断吸收、改造、借鉴人类优秀思想文化成果的。

这个问题，多年来在方法论层面似乎已经得到了解决。但是，在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有的人感到似乎没有必要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其他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似乎除了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精神文化）之外其他国家民族的精神文化都不宜借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习近平指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思潮，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中很多人对资本主义结构性矛盾以及生产方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等进行了批判性揭示，对资本主义危机、资本主义演进过程、资本主义新形态及本质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29]对这些成果，应当密切关注和研究，有分析、有鉴别，既不能全盘照搬，更不能一概排斥，这是我们应当采取的正确态度。

第一，正确处理自觉坚持与自我发展关系。进入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实上已成为 21 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中国道路已经不单是与中国人民的幸福和发展攸关的战略抉择，而且已经为世界上那些既想加快发展,又想保持相对独立性的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已经开始反思现代性形而上学和“西方话语”体系的合理性，但离世界特别是西方接纳“中国话语”认同还有距离。这就需要我们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同时必须格外关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元化图景中中国正面临的各种风险、考验、挑战，积极吸纳一切有利于和平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主动调整和完善发展战略，排除各种干扰，稳步前进，真正体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家国情怀、大国情怀、天下情怀。

第二，正确处理民族主体与人类主体的关系。我国现在还处于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这就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和处理好民族主体与人类主体的辩证关系，积极倡导从人类整体利益出发合理对待和处理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观念，既不必刻意为“特色”而特色，更不能狭隘地把人类现代文明的共同成果拒斥为“西方文明”；既要客观上承认各个国家维护自己利益的现实必要性和合理性，维护好中国的现实核心利益，又要高度警惕和防止民族主义的鼓噪，以“最大的诚意、最大的耐心、最 大的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和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三，正确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时代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但从世界社会主义 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方向的历史时代。在“西方话语”长期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垄断地位并“掌管”世界话语的演化方向和发展态势的世界历史背景下，在解构“西方话语”中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要处理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是 21 世纪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要坚持底线思维，求同存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强调和坚持“中国特色”，又要坚持为我所用，凸显大党样子、大国形象，让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的历史价值在人类历史宏阔发展进程中真切体现，让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当代实践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充分展开，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软实力，构建具有强大世界话语权的中国话语体系，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注  释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41.

[2]参见陈昌曙.技术哲学文集[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2:23.

[3][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06，519.

[5][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23，796.

[6][11][12][17][18][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7,285，285，98，98-99，99.

[8][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59，601.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47.

[13][29]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342，67.

[14][16][26]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153，164，164.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87.

[20][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上海：世纪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10.

[21][22][23][英]李约瑟著，劳陇译.四海之内[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7:61，63，67.

[24]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99.

[2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265.

[2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

[28]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9.

审核：张琳

责任编辑：陈铁迪

图片编辑：赵佳丽

文字编辑：米亚楠、孙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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