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觉 王敏｜认知、情感与人格：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政治心理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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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觉，男，土族，甘肃天祝人，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中国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政治学。

王敏，男，陕西商洛人，中央民族大学2020级博士研究生、西华师范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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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重要机构。从政治心理学角度探讨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更具理论契合性和逻辑自洽性。政治心理学认为，政治主体的认知、情感与人格存在内在的渐次递增关系并在认知、情感的基础上内化为稳定的人格结构，而健全的人格结构有利于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存在从认知到情感再到人格形塑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梯度过程。因此，需要通过政治认知教育、文化认知教育、情感认知教育提升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知水平；通过乐情、冶情、融情教育提升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通过情境、结构、关系的协调来形塑大学生健全的人格。三者的共生、叠加与递进推动着高校大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不断深入与提升。

关键词：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体意识教育；政治心理学；文化认知；情感认同；人格形塑

一、研究缘起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次新疆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要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021年8月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更是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确立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也是回应国外敌对势力长期渗透、分化、西化的挑战的需要，更是增强社会凝聚力、提升国家政治认同感的紧迫要求。

相比中小学，高校社会政治功能较为突出，是传播社会主义主流思想意识、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高级专门人才的重要场所，同时也是“与资产阶级争夺青年和进行两种制度、两种思想斗争的重要阵地，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成为斗争的前沿”。^[1]据统计，2020年全国共有普通高校2738所，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4183万人。⁽¹⁾依据“中国知网”(截至2021年11月8日)文献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涉及“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主题的相关期刊论文共有149篇，主要聚焦于两方面。一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及相关概念、关系的多维阐释。赵刚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中华民族作为文化共同体的自我意识，也是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政治意识;^[2]陈立鹏等从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的概念、目的、内容、重点出发，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与民族团结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之间是交叉重合的关系。^[3]二是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路径或对策的探讨。杨胜才认为高校共同体意识教育重在平时、重在交心、重在心动、重在基层，着眼培根铸魂、交流互鉴、价值引领、理论先行;^[4]钱民辉从“范式”的视角出发，认为要从文化基因、人文基础、个体能动性方面入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5]青觉认为应在多场域开展各种主题教育活动，借助教育的力量滋养并推动民族精神的进步。^[6]

总体观之，该主题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经验积累抑或思想启发，但也存在一定不足。⁽¹⁾从研究视角看，已有理论主要是采用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理论对该主题所涉及的理念、原则、内容、重点、难点、路径等进行较为系统的探讨，而采用政治心理学视角开展的研究却长期付之阙如。当今社会处于“政治化的人类”^[7]时代，高校学生与国家、民族的政治利益关系空前凸显，高校学生政治性知识的获取与政治实践性基本思维的形成离不开高校教育的指引与形塑。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而言，高校承担着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贯穿于立德树人全过程进而达到增强“五个认同”这一政治社会化的责任，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核心目标在于让教育对象的认知、情感与人格在教育活动的沁润中依次递进与达成，最终形成健全的政治人格。实际上，政治心理学就是对政治现象与心理过程共有部分进行的研究，其关注的核心就在于政治主体的认知、情感(情绪)与人格等如何作用于行为和环境。正因如此，从政治心理学角度探讨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更具理论契合性和逻辑自洽性。⁽²⁾从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路径看，既有研究侧重于宏大的理论叙事或规范性的理论建构，而对微观性的地方教育实践、典型模式创新与成功经验凝练等关注相对不足。

在我国的高校中，如何凝聚各民族学生形成高度的政治认同和向心力，自觉地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团结与稳定，并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基于此，本文试图以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为研究对象，以政治心理学为理论基础，尝试从认知、情感和人格形塑的视角出发，构建高校学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政治心理路径。

二、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政治心理逻辑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体中华儿女这一政治行为主体在多民族国家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个人或集体形成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本体的认知、情感、评价和认同等心理活动的总和。^[8]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可通过把握学生心理与社会政治现象双向互动过程中的“认知与态度”“情感与认同”“人格与精神”三组关键变量及其关系来构筑，引导学生在“认知—情感—人格”的梯次递进关系中生成实践行动。因此，本文结合政治心理学“认知、情感、人格”三个层级，尝试构建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逻辑层次，即认知教育、情感教育、人格教育，以明确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包括学生通过科学认识与艺术审美这两类基本的教育途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意识的感知、理解、记忆、情感、意志、信念等的理性认知、情感涵化、人格形塑，以实现主客体关系的统一即情感内化，又借助具体的实践活动、传播媒介等实现情感的外化。运用理性认知、情感内化、人格形塑的方式机制，将教育期望的思想内涵负载在一定的人、事物及其关系上，引起学生的特定情感反应，从观察、注意、反映到自己赋予价值，乃至构成一定的价值体系。概言之，就是把获得的理性认知、情感体验积累为对事物的理解，以健全的人格自觉地对某些行为趋利避害，对社会的要求主动服膺。^[9]107

坦言之，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政治心理逻辑包含“教化—内化—固化—外化”这一转换过程:一是由学生这一政治主体(或对象)认知到情感的升华，形成主体健康的人格;二是由健康的政治人格所拥有的科学认知、理性情感向政治行为的实践转化。具体围绕三个层次依次展开。一是政治认知教育，即学生认知主体在教育的过程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共生的历史疆域、传统“大一统”政治体制、互补型经济模式、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共同历史以及当前的新型政党制度等共性化信息的感知、认识、了解与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完整全面准确把握新时代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解形塑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什么”的集体记忆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蕴含;二是情感认同教育，即在教育过程中遵从“以情优教”原则，坚持系统化、生本化、情理化思路，在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的过程中实现乐情、冶情、融情的目标，形成情感与命运共同体即理解“为什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是人格形塑教育，即在前两者的基础上，促进学生政治人格的发育与健全，以积极人格所秉持的价值理性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实践的深入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后该“怎么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的认知、情感与人格形塑的政治心理逻辑相辅相成，由浅层到内心深处、由基础阶段向高级阶段循序递进，共同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过程中“内化”与“外化”的统一，同时，与“三全育人”相结合，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入行。

（一）政治认知教育：生成认知与符号习惯

政治认知教育是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基础和根本使命。脱离了从政治上对共同体的基本认知，情感教育和人格形塑将成为“无根之木”。依据政治心理学的有关理论，政治认知即“政治主体对于政治生活中各种人物、事件、活动及其规律等方面的认识、判断和评价，即对各种政治现象的认识和理解”。^[10]64政治认知的形成需要以“生成认知”为前提，“生成认知”(enactivism)最早由瓦雷拉(F.J.Varela)、汤普森(E.THompson)等提出，其反对经典认知主义将认知视为外部世界的表征，抛弃心智/世界、表征/映射等的传统二分法，将认知看作包括学生在内的政治主体由一种知觉引导的行动，认为“认知并非建立在普遍的、脱离情境的世界模型之上，而是主体在具体的境遇中生成与行动相关的结构能力”。^[11]106由此可见，学生主体认知的目的在于服务于社会有机体的行动，是具身的。就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而言，高校承担着学生政治认知教育与引导的责任，即采取一定的方式方法教育和引导学生主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相关知识的认知，使受教育者增强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认同，培育受教育者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使受教育者自觉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而学生这种政治认知的形成，一般会经历从政治知觉到政治印象再到政治认知判断^[12]322的心理过程。由此可知，共同体意识教育首先要解决学生政治认知中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本体知觉的问题，即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什么”。据此认知元理论推演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由诸多民族构成的有机体，中华民族及其共同体的形成亦经历了一个时间与空间交互共进的从自在到自觉的发展过程。文化是共同体的深层内核，中华民族共同体作用于中华民族文化并受其滋养。中华民族文化中天人合一、人本思想、贵和尚中、刚健有为等文化观念亦是在各民族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凝聚的共识，更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超越了单个民族、某个区域和某一阶层，成为牢固的民族文化心理，世代传承。反过来讲，也正是中华民族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家族为本位的宗法集体主义文化、尊君重民相辅相成的政治文化、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等特性，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相互依存并形成稳定的系统。^[13]265

其次，学生政治印象体现为主体对认知客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像的反映，往往会形成一种固定的记忆，而这种成像的形成离不开认知主体学生与认知情境的互动。政治心理学突破传统心理学将共同体内的主体认知关注的焦点紧紧限于内部认知机制、心理表征、个体分析等的局限性，转向强调认知过程发生于各政治主体与环境的互动与耦合。这种互动突出两个特征:第一，存在体现互动的耦合关系，耦合的结果在于关系双方建立关系动力并维持同一性;第二，以互动的观点看待认知的发生与发展，互动的过程中，互动双方依然保持相对独立、自治。实际上，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亦存在“互动性”，其所蕴含的文化是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结果，本身又具有“具象性”和“客观性”，这些都有利于学生政治印象的形成:从起源上看，中华民族文化超越了“南来说”“西来说”等既有提法，产生于本土，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原与周边地区都独立创造出了自己所赖以存在的特色文化，是中国文化有机组成部分，因此“要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从发展上看，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虽然相互独立存在，甚至个别地方存在一定冲突，但彼此之间相互影响、相互碰撞、相互吸收和借鉴，促成文化共生，因此“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从地域上看，汉族与少数民族分布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呈现“插花”式分布，这种相互影响又独立存在的事实既体现了文化的“多元”，也体现了文化的“一体”，因此“要正确把握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的关系”。高校教师承担着教书育人、科学研究等重要职责，而提升学生的科学认知水平是教书育人的关键环节。一方面，教师所传授的知识内容本身要体现理论体系性、逻辑联系性;另一方面，教学设计体现学生主体与认知对象的互动性。基于此，高校需要以科学研究为抓手深入对各少数民族与汉族、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内部之间的历史文化、经贸往来、风俗习惯等的历史与现实联系、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开展立体研究，深入挖掘共有文化基因，加快构建完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知识谱系与精神谱系，借助教育者的“传道授业解惑”的“道”与“术”，让学生们对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体悟与认识从“朦胧”走向“清晰”;借助博物馆、纪念馆、文化宫、广场等具象场域或集体象征让学生们感知和领悟民族“三交”，进而增进对各民族形成的共生相依的“具象共同体”关系的印象共识。

最后，学生认知主体在基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知觉、政治印象的基础上对认知客体能够给予相应的评价，并最终形成综合性的分析结论。借助“符号习惯”的力量则有利于深化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具体认识并据此作出客观判断。学生行动和认知的根基在于学生主体积极参与到解释性过程(最终逻辑解释项)中的能力。符号对象、符号解释项与符号所呈现的形式一并构成了学生理解共同体符号世界的关系结构的三要素，而解释项将符号和符号对象联系起来，思想成为一种处于符号推论网络中的事情。实际上，这种认识并非仅仅局限于政治心理学中，在民族学中亦得到充分印证。安东尼·D.史密斯(Anthony D.Smith)在《民族认同》《族群—象征主义和民族主义》著作中以及其所提到的“族群—象征主义者”理论均认为在诸多情况下，民族符号、庆典、神话、价值、仪式和习俗等文化元素既能体现民族主义的概念，也是民族主义最持久和有力的方面。^[14][15]这也就意味着学生若要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对象就需要去了解其承载的形式以及形成或影响共同体的各种因素;在探讨国家的概念时，国旗、国徽、国歌等政治象征符号形式就会呈现;在探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时，从大到领土、人民、长城，小到龙、牡丹、文字等经典可视符号以及图腾、端午、中秋等经典象征符号的呈现，“具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和中国本色”。^[16]实际上，大量经验表明，这些象征不仅构成了共同体的共有文化记忆，而且在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仪式、典礼中有助于建立公共纽带与提升民族认同。^[15]

（二）情感教育：情感依归与民族认同

共同体政治情感是在共同体政治认知基础上形成的某种心理体验和感受。它不仅是政治生活的情感纽带，还是政治动机的感情基础与动力来源。“逻辑—认知”与“情感—体验”共同构成完整的政治教育过程，如果说逻辑—认知教育重在培养学生对客观事物的认知，那么情感—体验教育则以“解决学生对客观事物的态度及行动的价值问题”为目标。^[9]44情感是学生主体以自身的精神需求和人生价值为主要对象的一种内心体验、自我感受、情景评价、移情共鸣和反映选择，是学生精神生命中的主体力量，其中，需要满足和价值体现的是学生情感经验的对象和前提;自我感受、内心体验、情境评价、移情共鸣和反映选择是学生情感活动的内在机制;语言、行为、表情反应形式是情感的态度表现。那么，情感与民族认同存在怎样的逻辑关系呢?情感构成共同体认同的基础，这种认同不仅包括个人对自我共同体身份的理性确认，也包括共同体成员对所在共同体的归属感。^[10]92情感认同是个体将民族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过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情感认同具有倾向性、感染性和效能性的特点。反过来讲，情感认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具有“物化”共同体意识物质基础、“深化”共同体意识心理体验、“外化”共同体意识心理本质的地位和作用。^[17]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基于学生认知的基础上，结合学生的情感需求和价值满足，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放入特定的教育情境、场域中，触发学生的内在感受，引发情感共鸣，使得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体验。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一种政治文化共同体，也是一种情感共同体，具有积极的正向、能动作用，对学生的行为起着自然的规约、引导与调试，这种共同性情感能引起学生们的兴奋、激动、愉快的情绪体验，具有增利效能。同时，共同性情感具有巩固或改变学生个人行为的功能，个体行为产生肯定的行为体验会在条件反射系统下得到巩固;同样，能激发或促进这种需要得到满足，便引起学生积极的情感状态，久而久之，便会作为稳定的情感结构巩固下来即共同体情感的正向强化。

共同的民族认同是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归一的主要来源，但是这种情感的归一并不必然会自动实现。既需要突出认知上的归一，也需要增强情感上体验的归一。这种体验离不开学生的经验或已有经历，是由认知上升为情感的必经环节，通过学生亲身体验、现场观感而获得情感体验或价值满足进而增进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本体的认知。而情感阶段的体验不同于认知阶段，作为情感“催化剂”的体验，是知识内化与情感升华的必经阶段，建立在学生主体的深切感知与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升华出情感并赋予自身作为主体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现实价值。在科学认知上，学生们比较容易理解“中华民族和各民族是一个大家庭和家庭成员的关系”“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等经典提法，但往往由于缺乏切身的情感体验而理解不够深刻、全面、系统，而体验所创造的在场感、情境性，使其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认知前的“想象的共同体”转为现在情感体验后的“具象的共同体”，增强认识的深刻性与活态性。为增强这种“情感—体验”，可以结合高校内在环境、学生阶段特质、高校所在地能够凸显文化象征的公共文化以及育人的目标等创设不同的情境，让学生参与其中，通过历史知识科普、话剧展演、诗歌朗诵、文物展示等多种形式呈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景，进而让学生在直接参与、亲自体验的过程中增强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事实上，在情境的创设中，增强互动性是学生增强情感认同的关键。成功的互动仪式能够通过共同的关注焦点与共享的情绪建立起师生之间、同学之间高度的情感协调，从而产生成员之间的团结感。共享情绪最初是短暂的，但是通过互动仪式就能将其转化为长期的“情感能量”。高度的“情感能量”是一种对共同体互动充满自信、积极与渴望的感觉，能够使学生在参与中获得情感认同。高度的情感能量还会产生利他行为，并且通过高度关注集体的象征性符号而产生保卫与尊敬集体的仪式。比如学校升国旗仪式中的情感聚合，这种聚合是形成学生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观念的一种重要机制。

（三）人格教育：人格形塑与理性自我

人格(personality)也译为个性，原意指希腊罗马时期戏剧演员在舞台上戴的面具。阿多尔诺(T.W.Adorno)认为，“人格是一种内在力量的持久组织。它帮助个人决定在各种情境下的反应，因此形成包括内隐与外显过程在内的行为的一致性”。^[18]由此可知，学生的人格体现为学生在环境变动中的全体与综合，连续性的持久自我与动力一致性。人格是形塑学生政治理想信念与践身社会实践的稳定而一致的内在品质。这种由价值观、能力、信仰、气质、动机、态度、性格等要素而形成的相互牵连的、重叠的特质结构既是学生政治行为的心理基础，也是政治行为特征的内在根源。人格对政治行为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态度与信仰、气质与性格、能力等作用途径来体现的，作用途径的丰富性与生发过程的复杂性使得学生政治行为的表现各异，需要一定程度的引导和规制。

学生人格教育是共同体意识教育中最为核心的逻辑层次，受教育情境的影响并呈现阶段性特征。学生人格的形成和环境的营造存在密切关系。学生人格发育存在的不完善性、不稳定性亟须在高等教育阶段完成最后的形塑，而学校良好的共同体意识教育则有利于学生健全人格的形塑。政治心理学对人格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行为主体中个体差异(individual difference)的研究。卢因(Lewin)认为，要理解社会主体的行为，就必须要理解一个人的人格，要观察行为发生的背景(context)，而个体与情境的互动则是理解行为发生的观察窗口。佛瑞德·格林斯坦(Fred Greenstein,1969)认为人格在政治行为、政策后果方面并不重要，但是却受环境容许改造的程度、个体在环境中的位置、行动者个人力量与弱点等影响的可能性。^[19]20-21此外，埃里克森(Erik H Erikson)从心理发展理论出发，认为学生人格发展呈现阶段性特点，在“同性—角色混乱期(12—20岁)”，进入青春期的个体发展了对周围世界观察的新方法，开始思考自己是谁，并认识到自己和别人的异同。如果没有对自己和他人形成正确的认识，自我不能同一，就会出现角色的混乱。在“亲密—孤独期(21—24岁)”，在个体同一感建立基础上，产生对社会的责任感，能够与人们建立亲密关系，获得相互关怀的亲密感。否则就会产生孤独感。发展亲密感对一个人能否满意地进入社会有重要作用。^[20]65这些研究均表明，一方面，人格与行为的发生受环境或情境的影响;另一方面，高校学生人格的不稳定、不完善还需要进一步通过教育来完成形塑。

对学生个人或集体行为的外在环境和心理物理动力系统进行调试与控制是每个高校谋求的目标，使得个人或集体的行为在设定的规范系统内进而保持政治系统的相对稳固与动态平衡。高校是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教育、宣传、引导机构，承担着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重要职责。学生的人格教育是铸魂励教、陶冶化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格教育将对学生心理物理动力系统所控制的动机、态度、信仰、价值观等进行正向引导并使其未来的行为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期望。人格教育重在促进学生人格的成长与健全。“一个完整的人格，必定包含动物的、人类的、公民的、职业的四种资格。”^[21]具体在教育上体现为“政治性强、知识丰富、专业训练”。照此推演，教师要秉持“人师与经师合一”的教师观、“工具性与实践性并举”的课程观以及“成人与成才并重”的人才培养观。

三、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建构路径

高校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过程中实质上就是要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通过创新人才培养的框架体系与保障机制嵌入各民族学生的意识领域中，在他们的认知提升、情感引导、人格形塑的过程中，促使其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使共同体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这一系统性、宏大性的工程，需要一种兼具整体性、层次性、循序性、多样性的教育体系。在整体性的推进中要注意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在层次性的推进中要明确认知教育、情感教育和人格教育三者之间是层层递进，相互依存的;在循序性的推进中要结合不同学历阶段、不同区域、不同民族学生所呈现的民族习性、心智特点等分层分类循序推进;在教育方式的选择中，不仅仅要突出课程思政贯穿始终，还要结合诸如社团、纪念馆、英雄人物事迹以及主题网站、订阅号等鲜活载体达到共同体意识教育全方位、多样态的叠加共振的效果。

(一)认知教育:政治认知、文化认知、情感认知

1．重视高校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知教育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认知实质上就是对我国多民族国家所拥有的辽阔疆域、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悠久的国家历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整体与部分、历史与现实、当前与未来所形成的系统性认识，把握其中的属性、特征、规律与本质，尤其是对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方位与现实要求的认识和把握。因此，要增强对共同体的政治认知，就需要依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特性和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目标开展如下工作:从教育内容讲，中华民族共同体政治认知教育应该是多面向、多层次和交互的，具体应该包括民族文化与国家治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民族史与民族关系、中华文化等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知识等诸多内容。从教育方法讲，突出内容与形式的合理呈现、逻辑与内涵的紧密切合、内容板块的相互补充与协调，而非单体课程的增加。因为无论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建立与运行，还是民族过程或民族决策，涉及的必然是复杂和多维度的知识运用。单方面的知识讲授，极有可能使学生对民族工作的对象产生片面或狭隘的认识，甚至个别对民族教育本身产生抗拒心理，进而影响学生个体或集体未来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和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从教育实效讲，坚持常态化与动态化相平衡的教育机制，在多民族存在较高国家认同、国族认同的国家，普遍建立了较为全面、立体的民族政治教育的课程体系，通过主题轴的形式将国族、多民族国家认知所要学的人文社科知识贯穿在日常课程的教育体系中，通过横向与纵向、主题与专题等多维度的知识嵌入与融合，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2．加强高校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知教育

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知教育应以凝聚各民族雅俗共赏、喜闻乐见的文化象征符号和具象元素为着力点，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通俗读本，纳入相关的教材、课程内容体系，突出在整个课程思政教育中的地位与比重。一方面要体现中华民族文化在物质、精神和制度等方面的丰富内容与多维结构，体现本体性，呈现中华民族文化对各民族群体所具有的目标、规范、意见和行为整合的功能;另一方面塑造各民族成员个体人格，以文化育，体现主体性，凸显个体社会化的牵引功能以及对民族社会所具有的文化整合功能。例如，中央民族大学编排的“民族韵律操”，其音乐、舞蹈、服饰均融合了民族文化元素，学生在做“民族韵律操”的过程中就可以体会到各民族文化的兼容并包，美美与共。

3．丰富高校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认知教育

现代政治教育已证明，学生的“情感—体验”是“逻辑—认知”学习活动的动力系统，两者有机组合将发挥“整体大于部分”效果。一方面，作为主要的非认知因素，情感—体验引导着学生认知学习。主要以兴趣、愿望、热情等形式构成学习的动机，在学习的过程中起着驱动、诱导、调节的作用。另一方面，通过情感性或体验性思维方式提高学生在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情感思维与交往行动能力。情感性思维方式可以把中华民族共同体客观对象主观化，把学生主体性主动融入客体性之中，用自己的身心去拥抱中华民族及其相关知识，感悟知识。体验性思维则通过亲密关系，对认知的客体进行具体的感知，人与知识达到一种神秘的融合，合为一体。同时，这样的情感—体验对教学不可缺少。因此，在共同体意识情感教育的过程中将自己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所饱含的丰富情感的理解与对学生的热爱通过巧妙、精湛的教学艺术，用语言、表情、手势、体态、目光等情感教学技巧表现出来，将“家国同构”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等融汇其中，引导产生情感—体验共鸣，进而达到认知的目标。

（二）情感教育：乐情、冶情、融情

1．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的乐情教育

高校的中心任务之一就是培养有道德、有理智、懂审美以及具有高尚情感的时代新人。教育就是要从培养学生真诚的社会关切之情开始。“乐情”一词本身内涵丰富，在这里引申为一种理念，“乐情教育”是“以情优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教育理念或原则。乐情教育即在共同体意识教育中突出学生的乐情学习状态，通过学生主体情感向中华民族共同体客体的投射，主体对意义关系的领悟中使得情感世界接受洗礼并得到升华，进而促进学生身心的发展。这里的“乐”是快乐与兴趣统一的情绪状态。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要做到“乐情”，还需要把握如下关键环节。首先，在课前备课中，所应考虑除了满足学生求知需求、成功需求、创造需求、审美需求等，还涉及共同体教学内容如何与学生的快乐、兴趣需求相匹配。其次，在教学设计中，通过认知匹配策略和形式匹配策略使学生主观上感到满足需求，教学活动与学生“乐情”相得益彰，学生以快乐的情绪学习。最后，在讲授内容中，要通过喜闻乐见、雅俗共赏的民族典型人物事迹、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经贸往来等展现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的情境，在快乐学习、兴趣激发与情感培养中增强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识与体悟。

2．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的冶情教育

高校在增进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认知的同时也不能回避、抽离情感层面，否则就不能铸造学生个人的精神品质，不能陶冶并形成高尚的道德情操。因此，冶情教育成为提升共同体意识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冶情教育就是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情感的陶冶寓于认知教学之中，积极创设有利于陶冶学生情感的条件并使得情感在教育教学的潜移默化中得到陶冶，同时使得共同体教育内容在冶情中得到加深理解。第一，可以从教学素材的选取与利用来提升。一方面，从教学素材的选取讲，教学材料的归集、教材的使用无不体现材料、教材编纂人员的情感，为教师情感性处理教学内容，发挥情感因素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从教学素材的使用讲，教师要根据共同体意识教学材料所蕴含的显性情感因素、隐性情感因素、悟性情感因素、性情情感因素等的不同，分类施策。第二，陶冶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的教学策略，主要应着力于两个方面。一是从教师这一情感源点出发加以发展，其主导着教学情绪状态，同时，对所教授的学科和内容的情感充溢。二是对共同体意识教育相关教学素材(包括具有象征政治特点的实物)的情感性处理。通过展示情感策略、发掘情感策略、诱发情感策略、赋予情感策略等来将所讲授的内容传输给学生，内化为学生的情操。

3．提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中的融情教育

融情教育就是在共同体意识教育教学中基于学生学习的环境出发，把感情寄寓在道理之中，抒情于文字之上，交融于师生之间，以交融产生共情，进而达到改善学习态度、内化教育要求、增进学生身心健康等目标。师生认知共同体意识教学的过程也是师生人际交往的过程，教师教育教学目标与学生发展目标具有某种一致性，使得共同体意识教育中的融情教育具有可能性，但是这种融情并不意味着就会自动发生，而是需要创设共同体意识教育融情产生的各种有利的具体条件。第一，在具体的融情教育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各民族学生“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22]关键在于教师要将自己的爱生之情寄寓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学生个人发展的共建共治共享的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道理之中，让学生融情于理，化理于情。在具体的师生情感交融的过程中增进对学生的关心、爱护、理解与尊重，在交往中交心，在交心中交情，在交情中进行共同体意识教育的“传道授业”。第二，教师要善于抓住细节，通过施爱于细微之处、施爱于意料之外、施爱于批评之中、施爱于困难之际、施爱于关键之刻、施爱于学生之中、施爱于教学之余、施爱于家校之间等多种途径，增进师生的情感信任，在信任中铸牢学生的共同体意识。

（三）人格形塑教育：情境、结构、关系

1．营造人格形塑教育的环境与情境

从词源学的角度，教育(education)一词即引导或教养的过程。约翰·杜威在《民族主义与教育》中明确指出:“一个共同体或社会团体是通过不断的自我更新来维持的。这种自我更新过程，是通过对共同体中的未成年人实施教育使其获得成长来完成的。”^[23]11也就是说，对未成年人实施良好的教育将有利于推动共同体的自我更新。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从自在到自觉，正是在认知的深化中来完成的，而这种认知的深化自然离不开现代教育的支撑。高校所具有的独特的育人环境与情境理应在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力中贡献智慧与力量，凝聚的核心在于塑造学生的人格。而依据政治心理学理论，在一些不同的情境中，学生人格对预见行为具有重要性，学生个体人格的形成、发展受情境与环境的交互影响，同样，佛瑞德·格林斯坦(Fred Greenstein)在《人格与政治》中认为“人格对个人的影响的可能性随着环境容许改造的程度而增加，随政治行动者在环境中的位置而变化，并且随行动者个人的力量与弱点而变化”;^[19]21“成人有意识地控制未成年人接受什么教育的唯一方法，就是控制未成年的环境，他们在什么环境下活动，就在什么环境下思考和感受”，^[23]19这些均说明了情境与环境对学生人格形塑的影响。高校学生虽多已成年，但不可否认，其人格的发展与建立仍未完全完成，仍然需要加强教育与引导。基于此，高校教育应该将人格的塑造放入特定的情境中，除了利用好课堂教学外，还可以通过育人情境的营造、内容的革新、平台的搭建、形式的创新等途径提升大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比如升旗仪式、烈士陵园扫墓、“七一”庆祝党的生日、八一建军节时观看军事展览、国庆阅兵、民族联谊活动等。此外，还可以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元素直接融入在学校的软硬件设施上，比如中央民族大学建立有民族博物馆、校史档案馆，定期与不定期地组织团员、党员开展参观教育，使学生们学史明理，学史力行;美术馆广泛动员全校师生围绕民族工作核心议题开展书画创作，举办“七一”画展和“国庆”画展等;建设的“石榴果餐厅”，其LOGO为石榴籽“紧紧抱在一起”，寓意“民族团结”，增进共识，等等。

2．优化大学生本我、自我与超我的人格结构

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认为，人格这一行为主体的结构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构成。三者的动态调整构成为健康的人格。本我(id)是人基于本能(instinct)和生理的反应，追求快乐;自我(ego)主要是协调本我及其快乐与现实之间的内在张力;超我(superego)是人格中的道德或良心。^[19]22当主体对某事物不感兴趣时，自我会想办法进行对本我所产生的厌倦情绪进行调节，因为作为社会人这在社交中是不合时宜的，而超我则要求我们放弃那样的厌倦，放弃对别人的苛责，应该追求一种共善。在共同体意识教育中需要对学生“本我、自我、超我”三者之间的冲突进行调节与规引。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的“多元”是在各民族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文化交融中形成的，体现了民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同时，各民族也存在于共生的地域、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兼容并蓄的文化、互补型的经济模式等，这些构成了共同的认知因子。铸牢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学生在承认本我、协调自我的基础上完成超我即以共同的心理认知为基础，从对共同体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认知上升为共同的认知选择与心理响应，从超越学生个体“自知”到社会群体“共知”的转变。

3．妥善处理好特质、动机与个体差异之间的关系

个体特性(或特质)、动机与个体差异这些变量，对共同体中学生的人际互动、信息加工处理、重大行为抉择等产生较大影响，因此也引发了人们对人格特质的研究。特质(trait)具体是指“在时间的流逝与不同的情境中保持稳定的人格特性”，^[19]27而这种特质突出表现为对共同体中人物、事件与情境的思考、感受或者行为倾向。人格特质具有中心性，决定着学生如何对他们所处的环境进行反应。依据反应程度的不同将人格特质分为外向性、神经质、亲和性、开放性和尽责性五个维度，不同人格特质得分的高低也反映着学生不同的行为倾向，例如在问卷测试中，亲和性得分低的学生往往认为自己比别人优越;外向性高的学生更加倾向于向下的比较，并且表现出自信的心态。政治心理学认为不同的政治动机会引致不同的行为结果，而需求和目标是构成政治动机的两个关键性要素。因此，在教育的过程中需要因学生特质、动机及个体差异而分类施教，进行有针对性的引导，使得学生的行为符合中华民族共同体所要求的行动逻辑。多民族国家内的各民族既有其联系纽带、组织方式，也有各自的利益诉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各成员对自己与中华民族同一性关系的确认，具体包含着对多民族国家存在的“一”与“多”、求“同”与存“异”、统一性与多样性、物质与精神等关系的处理，需要在尊重民族差异性、个体差异性的基础上，承认中华民族由各民族组成的事实，促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认同和进一步想象。基于此，需要以恰当方式增强各民族学生对自身与国家的体制性联系的认知，增强民族身份的认同感、自豪感，同时，也体会中华民族共同体对各民族差异的包容性。

综上，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目的在于教育和引导学生在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认知的基础上，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使其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与对国家的认同实现有机的统一，将这种认同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际上是一项政治心理活动与过程，需要从学生文化认知、情感认同到人格形塑进行循序渐进的推动，进而形成稳定的心理结构。立德树人是高校的根本任务，学生是教育的主体与对象，在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过程中，需要从政治认知教育、文化认知教育、情感认知教育的维度来提升学生对共同体的文化认知;需要从乐情、冶情、融情的维度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情感教育;同时，还需要从环境与情境的营造、人格结构的调试与优化、动机与个体差异之间的关系协调等维度开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人格形塑教育。文化认知、情感认同、人格形塑三者并非截然分开，而是一种由低级到高级、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知进而形成稳定、健全的心理结构的过程，而这一形成过程亦是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深入与升华的过程。然而，意识形态教育的复杂性、主体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以及共同体意识教育目标的宏伟性，使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当前和未来仍然面临巨大挑战，需要我们不断地因应客体需求的变化深入思考，创新教育方式、方法与机制，更好地推动高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的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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