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对总需求管理政策的影响渠道和启示
摘要
数字经济将从五个方面对我国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调控效率产生影响，即价格粘性的下降会削弱总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通货存款比的下降会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金融摩擦的下降、政策精准性的上升以及政策时滞的减少会提升总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中介目标可测性和可控性的下降将会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当前总需求管理政策调控效率下滑的部分原因是价格粘性渠道的作用占主导地位，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其他渠道的正向作用将会逐步凸显。政府部分要充分考虑到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部门与行业间的异质性，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以缓解因为价格粘性减弱而导致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调控效率下降的问题，同时提升大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应用能力，全力打造数字治理模式。
关键词：数字经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总需求管理政策
作者简介：
郭明旭（1994－），男，河北邢台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数字经济、数字货币；
刘凯（1985－）（通讯作者），男，湖北汉川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宏观经济政策、数字经济；
张兆洋（2000－），男，江苏徐州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硕博连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数字经济、货币政策。
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调控效率与数字经济发展的联动
总需求管理政策是政府进行逆周期调节、抚平宏观经济波动、保障国民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宏观经济手段。当经济不景气时，决策部门可以通过扩张性的政策来刺激经济；当经济过热时，决策部门可以采取紧缩性的政策使经济降温。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总需求管理的两大工具，就货币政策而言，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设定数量型或价格型的中介目标，来调节企业或居民部门用于投资和消费的资金可获得性，以实现对居民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意愿的管理。就财政政策而言，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调节财政支出和税收等，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全社会的投资和消费需求。尽管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实施工具和内容有所不同，但本质上二者属于总需求管理的一体两面，都是通过影响总需求曲线，使之与总供给曲线相匹配以达到新的宏观经济均衡，从而实现对国民经济的干预和调节。因此，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调控效率取决于运用政策工具实现既定目标的经济效果，而这一效果的实现不仅会受到市场摩擦、政策协调程度、政策精准性程度、宏观环境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1］，同时也应当观察到，在信息化与数字化革命不断加深的时代背景下，随着日新月异的创新性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普及，影响总需求管理政策调控效果的因素也会出现不同于传统的更多变化。
自党的十八大将发展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不断融合，党的十九大更是提出“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建设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具体要求。现如今，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中国数字经济的规模和发展速度更是位于世界前列。数字经济一方面激发了市场活力、释放了市场动能，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的经济行为以及经济社会的运行方式发生数字化革新，进而不断改变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箱的内容以及政策工具的实施环境。例如，数字技术的发展将有助于降低厂商的价格调整成本，同时数字交易平台规模的扩大会增加线上部门的相对比重，进而导致经济整体价格粘性的下降。又例如，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不断促进支付手段和金融市场的数字化革新，进而可能会对居民的资产选择和货币需求、通货存款比、银行信贷和货币创造过程以及金融市场摩擦等方面都产生较大的影响，这些因素反过来也可能自下而上地对总需求管理政策的传导机制产生本质影响。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意识到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调控效率可能与数字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相关性，但是已有文献对此却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一是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优化市场结构，疏通政策传导的阻碍，进而强化政策效果；二是认为数字经济发展对政策有效性的影响是负面的，会削弱政策效果。究竟孰是孰非，笔者尝试从一个更为系统的思路来考察数字经济发展对总需求管理政策有效性的整体影响，我们将从不同渠道重点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如何影响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调控效率，并结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各自特点探讨其理论机制。
具体而言，数字经济发展对总需求管理政策调控效率的主要影响机制可以归纳为以下五个渠道———价格粘性渠道、通货存款比渠道、金融摩擦渠道、政策精准性与政策时滞渠道，以及中介目标可测性与可控性渠道。这五个渠道对总需求管理政策调控效率影响的方向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判断数字经济发展的净效果需要区分不同渠道的强弱程度。总体上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新时代总需求管理政策的适应性和匹配性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为数字经济背景下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启示。
价格粘性的下降会削弱总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
21世纪以来，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不断加深，这一过程所带来的影响之一便是产品市场的整体价格粘性呈下降趋势。国内外研究通过宏观经济指标或微观数据测度了主要经济体的价格粘性，并得出了一些现象数据。例如，美国线上价格的调整频率为4．7－13．9周，英国线上价格的调整频率约为4．5－14．5周［2］，巴西线上价格的调整频率为1．48个月［3］。进一步地，研究者们测算了欧洲地区线上零售部门的价格粘性，同时对比了该地区1999－2012年以及2013－2019年两个时间段的价格调整频率，发现随着线上零售部门以及电商平台规模的扩大，欧洲地区的价格粘性也呈下降趋势，即价格调整频率变得更高［4］。
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总体价格粘性同样也存在下降趋势。如金雪军等人采用网络文本提取与挖掘技术，从“一淘网”采集并构建高频数据集，对中国商品市场2010－2013年间的名义价格粘性程度进行估算，发现我国总体价格的持续时间为2．7个月（剔除促销的影响后增加至3．4个月）［5］。采用类似的测算方法，姜婷凤等对我国2016－2019年的整个CPI商品篮子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粘性进行了测度，通过中位数法、算术平均法以及加权平均法得到我国商品和服务市场的价格调整周期分别为44天、25天和47天［6］。对比二者的研究结果可知，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近十年，我国产品市场的整体价格粘性呈显著下降趋势。可见，数字经济的发展和数字技术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商品和服务市场的价格粘性，这也意味着市场的价格调整频率与数字经济发展规模存在较强的相关性。表1展示了已有研究关于不同国家（地区）的价格粘性测度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出各国的线上市场价格调整频率都较高，即有较低的价格粘性，且中国线上价格粘性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
（表1 不同国家/地区的价格粘性测度数据对比）
数字经济发展之所以导致整体价格粘性水平的下降，原因主要有三：首先，传统交易市场即线下平台往往具有较高的菜单成本，因此价格变化存在显著的信息障碍，而线上交易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使价格调整的成本降到极低，可以随时动态调整价格，整体价格粘性出现下降趋势。其次，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线上销售平台规模的扩大，数字化进程不仅扩大了销售市场，也扩大了采购市场，并通过在线分销渠道拓展了分销网络。因此，销售平台的数字化具有一定的加速效应和渗透效应，使可以自由调整价格的线上部门数量迅速上升，市场的价格粘性不断下降［4］。最后，即使经济体中仍存在一些价格粘性较高的线下实体部门，但同一行业线上部门的价格调整往往可以带动线下部门的价格调整，因此经济体整体的价格粘性会发生进一步下降［6］。
由于价格粘性与调价模式是凯恩斯主义的基石与微观基础，因此价格粘性的变化势必影响到总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具体而言，价格粘性的下降意味着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总供给曲线）将更加陡峭，而依托于名义刚性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对于经济的刺激效果会明显减弱。当经济体的价格粘性不同时，同样力度的总需求管理政策产生的效果具有显著差别，价格粘性的下降会削弱总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即价格粘性的下降意味着市场主体可以通过更加频繁地调价来平滑宏观调控政策的冲击。
以居民消费为例，经验主义消费者往往根据当期可支配收入决定每期的消费，因此当扩张性的总需求管理政策通过带动总需求拉高了名义工资时，由于价格粘性的存在，实际工资也相应提高，从而增加了经验主义消费者的可支配收入，居民总消费可能伴随扩张性政策规模的上升而增加。而随着数字经济与电商平台的发展，整体价格粘性下降，因此名义工资与实际工资的变动更加同步，消费者不会感受到政策扩张所带来的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因此居民总消费的变动幅度会远低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扩张规模，政策的有效性受到削弱。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价格粘性在不同行业和部门之间存在显著异质性，例如食品和居住商品大类价格粘性较弱，家庭设备商品大类价格粘性较强，因此总需求管理政策的冲击对各部门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也不相同［7］。具体而言，同样的一个政策冲击对具有高价格粘性的部门的产出影响较大，而对低价格粘性的部门产出影响较小。此外，除了价格调整频率影响政策的有效性以外，调价大小的峰度也会与总需求管理政策对总产出的实际累计影响有关［8］，即个别行业和部门尽管调价频率很高，但都是固定时点调价（如三月期合同或半年期合同等），而非依据政策冲击调价，因此这种情况下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往往具有较高的有效性。也就是说，尽管整体而言，价格粘性的下降削弱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但宏观政策调控效率的下降也存在部门和行业的异质性，这便要求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考虑部门与行业间的差异。
此外，就财政政策而言，我国的财政政策工具箱十分丰富，财政支出除了包括政府消费支出以外，还包括政府基建投资支出和民生支出。尽管不论哪种财政支出或减税政策，受价格粘性下降的影响，其政策调控效果都会受到削弱，但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对于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的拉动作用是不同的，因而其调控宏观经济的效果受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也会有较大差异。例如，政府基建投资除了能直接拉动社会总投资和GDP以外，还将通过提升全社会TFP从供给端影响企业的未来投资，具有一定的跨周期调节功能。而政府的民生支出则可能通过与居民消费形成互补从而拉动消费增长。因此，价格粘性的变化对于不同财政政策工具的影响效果也具有一定异质性，而其影响效果的大小则需要通过实证或模型方法进行深入而系统的研究，以弥补这一领域的空白。
通货存款比的下降会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数字经济的发展对社会、金融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数字技术与支付体系的融合则催生了新的数字支付方式，提高了支付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一般而言，传统的货币需求分为交易性、预防性和投机性需求三类，公众对于纸币的需求主要取决于交易需求和预防性需求。随着金融科技的不断进步，电子支付与电子货币相较于纸币具有更高的支付便捷性和收益性，因此公众对纸币的需求逐渐被电子货币取代，这一过程便意味着通货存款比的下降［9］。以支付宝、微信等第三方支付平台为例，其相较于传统的现金具有更高的流动性和便捷性以及更低的交易成本，甚至提供了具有一定收益性的货币型基金，如余额宝、微信财付通等。此外，这些第三方支付平台可以绑定银行卡进行移动支付和转账，这意味着平台中的电子货币与银行卡的电子存款之间相互转换十分便捷，因此公众有意愿改变自身的消费及储蓄行为，将一部分纸币存入银行卡以获取利息收入，而公众储蓄行为的这一变化导致居民部门通货存款比的显著下降。换言之，货币金融领域电子化、数字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导致人们的支付方式颠覆了传统模式，这深刻影响到人们的消费和储蓄行为，体现为电子货币对传统纸币的替代，即居民部门通货存款比的下降。
从实践来看，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的非现金业务的笔数和金额均逐年大幅增加。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2015－2020年我国非银行支付机构处理网络支付业务的金额同比增长分别为100．16%、100．65%、44．32%、45．23、20．10%、17．88%，这意味着公众的支付习惯和消费储蓄行为已经发生改变，这同时也体现在我国居民部门通货存款比的变化中。据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我国2000年的通货存款比约为21．8%，2019年的通货存款比仅为6．9%，这一变化正是由于互联网技术和电子支付的普及所带来的。由于通货存款比与基础货币的货币乘数呈反比，因此数字支付和电子货币的快速发展显著增加了基础货币的乘数效应，进而影响央行通过控制货币供应进行货币政策调控的能力，即货币政策对经济的刺激效果会显著提升，实证研究也证明了这一效果［10］。
此外，伴随未来央行数字货币（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CBDC）的发行，数字化支付方式将进一步改变公众的支付与储蓄行为，我国居民通货存款比势必呈不断下降的趋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将进一步提升。CBDC作为区块链、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集大成者，是数字经济与数字支付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与电子货币有着本质区别：CBDC是央行发行的法定货币，属于央行的直接负债，而电子货币更多是指电子支付工具，其发行者是取得金融业务许可证的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11］。因此，相较于已有的第三方支付平台，CBDC在兼顾交易便捷性和高效性的同时具有更高的安全性。也就是说，CBDC以国家信用作为背书能够促进不同支付产品和金融资产之间的互联互通。这意味着CBDC未来的发行和普遍使用将会进一步降低人们对纸币现金的需求，通货存款比会进一步下降，从而增加货币乘数，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金融摩擦的下降有助于提升总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
数字经济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以信息网络为载体，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减少金融摩擦和信息不对称性，加强金融市场的连通性。以2003年支付宝诞生为标志，它开启了互联网、信息技术改变中国金融商业模式的进程。根据“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年我国内地31个省市区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中位数不断上升，从2011年的33．58增长到2022年的334．82，十年间增长近10倍，指数值平均每年增长29%。数字金融的最大优势便是支持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实现金融的低成本、广覆盖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可以有效降低金融市场的交易成本，减少金融对弱势人群和小微企业的服务阻碍，进一步使金融市场连通性增强，金融摩擦下降，而金融摩擦的下降往往意味着总需求管理政策调控效率的提升［12］。
就货币政策而言，金融摩擦的存在阻碍了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到金融中介机构再到企业与消费者的链条，而数字金融的发展使得“政策利率－市场利率－投资和消费”的传导更加通畅，进而提升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以及金融摩擦的下降有助于完善政策短期利率到长期利率期限结构的传导机制，强化了价格型货币政策的利率价格机制的作用，而金融市场的连通解决了信息不对称以及信贷约束的问题。理论上，金融市场不完全程度与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有效性呈正比，也就是说，信贷约束的降低以及金融市场的发展为企业和家庭等部门平滑货币政策冲击提供了可能，因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可能会有所减弱。虽然由于中国国有银行的特性，数字金融发展所导致的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弱化作用并不明显［13］。但总体上，数字支付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所导致的金融市场连通性增强和金融摩擦下降，会使得货币政策的传导更通畅，增强货币政策调控效率。
就财政政策而言，各部门债务负担较高以及金融市场的扭曲是财政政策传导效率相对偏低的重要原因［14］。首先，当政府债务较高时，企业和居民部门会预期政府部门将在未来实施紧缩型的财政政策，从而影响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信心。其次，当企业和居民部门债务较高时，政府支出的增加会推高实际利率，而实际利率的升高进一步增加了企业和居民部门的债务负担，因此限制了财政政策对投资和消费的拉动作用。而金融市场的扭曲以及金融摩擦的存在意味着，除了国企以外的其他部门往往面临较大的信贷约束，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将进一步收紧信贷约束，导致财政政策对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的拉动效果不明显。而数字支付和数字金融的发展，不仅会拓展企业和居民部门的融资边界、减少金融市场的扭曲，也有助于缓解各部门的债务负担，从而提升财政政策的有效性。这是因为，依托于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优势，数字金融有助于降低投融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能够提升资金需求者与供给者之间的匹配度，有助于降低债务融资成本并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而企业创新能力的上升以及借贷约束的放缓都会缓解私人部门的债务程度，进而提升财政政策的有效性。因此，数字支付和数字金融发展所导致的金融摩擦下降，可能会增强财政政策刺激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的效果。
此外，作为央行发布的数字化支付工具，CBDC未来的发行可能会进一步增强金融市场的连通性并降低金融摩擦。首先，CBDC解决了第三方平台存在的不同支付平台之间的互联性不高、公众在偏远地区无法使用移动网络进行支付以及支付平台的安全性隐患等缺陷，这意味着CBDC会进一步增加金融普惠性。其次，CBDC依托技术优势，如数字人民币具备“兼具账户和价值特征、不计付利息、低成本、支付即结算、可控匿名、安全性和可编程性”等特征，会对整个支付、结算和金融体系产生广泛影响。因此，如果CBDC系统在企业和商业银行层面普遍推广，其技术优势将在一定程度上通过降低信息不完全、改进信用体系等渠道进一步降低金融市场的不完备性，届时企业手中的现金和电子存款都可以作为借贷抵押资产，因为区块链等技术保证了相关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因此企业的借贷约束会进一步降低，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调控效率会进一步提升。
政策精准性的上升以及政策时滞的减少会提升总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
不论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宏观政策从制定到实施再到发挥作用往往具有较高的时滞且政策的精准性也有待提高，而数字技术的进步对于降低时滞并提高政策的精准性有很大帮助［1］。具体而言，CBDC未来的发行以及数字支付的进一步发展可以促进相关数据模型的标准化，降低相关数据的收集成本，政府部门能够以互联网为平台，利用云计算技术整合和使用数据信息，实现对复杂政策元素及其相关性的分析与研判。例如，我国扶贫政策往往受到不同地区经济水平、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居民健康状况、生活习惯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政策实施效果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而数字技术的发展不论是为政策的精准制定、精准实施还是精准评估等方面均提供了技术依据，可以借此大大提高精准扶贫政策的效能。
就财政政策而言，基于不同财政支出类型的特点，当我们探讨数字经济时代中国财政政策如何提升调控效率时，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也将发挥特殊作用［15］，而CBDC未来的发行以及数字支付的发展同样为财政支出结构的精准优化提供了可能。同时，CBDC由于具有可编程性，其设计方案可以依据支付体系的环境而动态变化，因此央行可以通过更新CBDC设计方案以及相应的政策杠杆与政策类型来使财政政策更好地吻合不断变化的现实，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财政政策的执行速度和精准度，降低政策时滞，提升政策整体效率。就货币政策而言，未来计息CBDC的发行可以丰富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箱，这体现在CBDC利率与传统利率的协调以及当CBDC完全取代传统纸币后可以实施负利率等方面。因此，央行可以依托CBDC利率与银行利率之间的互动，提升货币政策向家庭部门和企业部门的传导速度，进一步降低货币政策的时滞，提升货币政策的调控效率。
此外，CBDC的发行以及数字支付的发展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变得更加便捷与精准。一般认为，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能够显著提升财政政策的经济刺激效果，产生财政拉动效应，但总需求管理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的关键在于实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决策部门可以理清政策传导机制、找准政策搭配［16］［17］，而CBDC的发行为政策协调提供了新的联动工具与窗口，同时也有助于决策部门精准把握不同政策的调控力度。具体而言，政府部门可以通过使用CBDC进行福利分配或转移支付、鼓励企业使用CBDC支付工资和缴纳税费、建议政府部门和医疗机构等公共部门使用CBDC等方式推广CBDC，而CBDC的普遍推广为货币政策的精准制定与实施提供了改进空间，进而有助于结构性财政政策的实施以及货币政策相应的精准配合。
中介目标可测性和可控性的下降会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选择是货币政策实施有效性的重要前提。不论是以货币供应量为代表的数量型中介目标，还是以利率水平为代表的价格型中介目标，只有当中介目标具备一定可测性和可控性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才能做到精准有效。而数字支付和数字金融的发展对中介目标以及货币政策有效性具有较大的影响。首先，就数量型中介目标而言，数字支付的发展使得不同货币形式之间的转化更加便捷，货币乘数波动性上升，且金融科技发展所催生出的金融衍生产品具备一定的货币创造功能，这使得央行对货币供给的管控减弱，货币供应量的可测性与可控性也相应减弱。其次，从价格型中介目标来看，数字支付和电子货币的发展使得利率的形成机制变得更加复杂，央行对利率的影响减弱［10］。也就是说，数字支付和数字金融的发展使数量型与价格型货币政策的政策效果均受到削弱。当然，从理论上讲，随着金融科技的进步和数字经济的发展，CBDC可以为央行快速准确地获得信息与数据提供能力，为宏观调控创造有利条件［1］。因此，CBDC未来的发行可能有利于增强央行对货币供应量以及利率两种中介目标的可测性和可控性，进而使得央行更有效地进行流动性管理并引导基准利率，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但这一结果必然是建立在CBDC系统较为完善且央行对数据处理水平较高的前提下。
结论与启示
近年来，全球总需求管理政策调控效率的下降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一现象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更为突出。即便是不断丰富其宏观调控政策工具箱，越来越多的国家依然难以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包括中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调控效率仍有待于提高。以我国为例，尽管近年来我国一直强调增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实施力度，但这些政策并未有效带动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不论民间固定投资还是居民消费增速都在明显趋缓。尤其是新冠疫情三年以来，我国经济面临着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减弱的三重压力，居民消费增速甚至从正转负。为此，近五年我国的政府工作报告均提出宏观政策要“提质增效”的切实要求，例如“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这说明提升宏观政策的调控效率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和亟需解决的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本文从数字经济发展的角度入手，深入探讨了数字经济发展会对总需求管理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具体而言，价格粘性的下降会削弱总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通货存款比的下降（货币乘数的上升）有助于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金融摩擦的下降、政策精准性的上升以及政策时滞的减少将会提升总需求管理政策的有效性，而中介目标可测性与可控性的下降则会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因此，数字经济发展的净效果需要区分不同渠道的强弱程度。当前总需求管理政策调控效率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上述价格粘性渠道的作用占主导地位，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其他渠道的正向作用将会逐步凸显，因此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调控效率未来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提升。
为了更好地应对数字经济发展对总需求管理政策调控效率带来的影响，本文认为未来相关领域的研究需要注意如下几点：
首先，数字经济发展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调控效率的影响是多方面和多种渠道的，而每一方面对于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在定性和定量上也有显著差别。仅仅考虑单一传导机制或对单一部门的影响会与现实相去甚远，未来的研究还需要从更加系统和全面的视角来展开分析。
其次，中国财政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举足轻重，当全社会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相对不足时，政府部门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减税降费等财政政策进行逆周期调节，而数字经济的发展显然会对这一过程产生影响。鉴于目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尚属空白，应深入判断数字经济背景下对于财政政策的效果所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
最后，数字经济时代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提供了新的可能，而这种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往往可以应对宏观政策调控效率下降的问题，进而更好地抚平宏观经济波动。
本文的研究具有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在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同时，政策制定要全面衡量数字经济对总需求管理政策调控效率的影响，要充分考虑到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部门与行业间的异质性，完善测度数字经济发展及相关指标的体系建设。此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实施要更加精准，在厘清不同类型政策传导机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不同的政策工具以抚平经济波动。
第二，数字经济背景下要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以缓解因价格粘性减弱导致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调控效率下降的问题。由于CBDC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提供了便利性，因此一些结构性的财政政策可以与新的CBDC货币工具结合起来，如减税减费、补贴发放政策与数字人民币钱包相结合，进而提升政策的执行速度和精准性，降低政策时滞，提升整体效率。
第三，政府部门要与时俱进，不断使用数字技术装备自己，提升大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应用能力，全力打造数字治理普及模式。此外，加速相关法律法规及配套金融监管制度的确立，完善数字经济的治理体系，进一步提高我国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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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载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往期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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