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死”建议先在上海试点再立法瑞金医院前院长朱正纲:“不要轻易给晚期胃癌患者开刀，术后几乎都活不过一年且十分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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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2月12日0—24时，上海市无新增本土病例，新增9例境外输入性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金山上海公卫临床中心目前在院治疗（境外）194例+（本土）2例。

国家卫健委近日答复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人大代表《关于加快推进尊严死立法进程的建议》称，对于尊严死立法，相关法律、医学、社会伦理学界仍存在一些争议，社会认识还不统一，目前还存在较多困难。国家卫健委将继续广泛听取有关专家及社会各界意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深入研究相关工作。（2月12日北京日报客户端）

尊严死立法，此建议一出，必然有争议。反对者担心子女不孝，会过早地中断治疗，而有“杀人”之嫌；赞成当然也有赞成的理由，生命后期的无效治疗，病人痛苦，多花钱，还连累子女，有些人自愿在法律的保护下适时结束生命，不延长无效的治疗。我估计，鉴于传统的孝道文化，“尊严死”在中国可能还有一段路程要走。

不过，社会在前进，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会与时俱进。建议尊严死立法，像房产税一样先在上海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进行试点，多年后让大家观念上逐渐接受之后再向全国立法。如果不做试点，哪怕再过50年我们的社会认识也不会形成统一。

小本在医院急救室见过很对很痛苦的高龄老人，其实他们很希望拔掉管子有尊严的离开这个世界，但无论是医院还是亲属没有人敢下这个决定，而老人在此时却无法决定自己的去留。当然也有老人求生欲很强有一丝希望也愿意忍受痛苦，建议尽快立法让老人能在意识清晰时自行决定是不是要“尊严死”。

“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1999年，巴金先生病重入院。一番抢救后，终于保住生命。

但鼻子里从此插上了胃管。“进食通过胃管，一天分6次打入胃里。”胃管至少两个月就得换一次，“长长的管子从鼻子里直通到胃，每次换管子时他都被呛得满脸通红。”

长期插管，嘴合不拢，巴金下巴脱了臼。“只好把气管切开，用呼吸机维持呼吸。”

巴金想放弃这种生不如死的治疗，可是他没有了选择的权利，因为家属和领导都不同意。“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去。”哪怕是昏迷着，哪怕是靠呼吸机，但只要机器上显示还有心跳就好。

就这样，巴金在病床上煎熬了整整六年。他说：“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2018年3月1日上午，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因急性大面积心肌梗死，在海南三亚301医院抢救无效，辞世。据了解，陈小鲁昨日白天一切正常，晚间约21：20突然感觉不适呼叫妻子粟裕之女粟惠宁。随后，陈小鲁在被急救车送往海棠湾301医院的路上，停止心跳、呼吸。没有继续痛苦的生命维持，实现了他生前一直倡导的“尊严死”。

“肿瘤医生”的劝说

“不要再开刀了，开一个，死一个。”原上海瑞金医院院长、中国抗癌协会常务理事朱正纲，

2015年起，开始四处去“拦刀”。他在不同学术场合央求医生们说，“不要轻易给晚期胃癌患者开刀。”现在中晚期胃癌患者一到医院，首选就是开刀，然后再进行化疗放疗。

“就是先把大山（肿瘤主体）搬掉，再用化疗放疗把周围小土块清理掉。”这种治疗观念已深植于全国大小医院，“其实开刀不但没用，还会起反作用。晚期肿瘤扩散广，转移灶往往开不干净，结果在手术打击之下，肿瘤自带的免疫系统受到刺激，导致它们启动更强烈的反扑，所以晚期胃癌患者在术后几乎都活不过一年。”

而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很多都采用“转化治疗”，“对晚期肿瘤患者一般不采取切除手术，而是尽量把病灶控制好，让其缩小或慢扩散。因为动手术不但会让患者死得更快，而且其余下日子都将在病床上度过，几乎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

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也一直在推动“尊严死”立法。她指出，我国用在临终支持系统上的医疗费用占了全部医疗费用的绝大部分，有人说中国人八成的医疗支出用在了最后一个月上，“如果把这些钱用于能治愈却没钱治疗的病人身上是多大的福音。”

接近“尊严死”的“缓和医疗”（Palliative Care,也翻译为舒缓医疗、安宁疗护、姑息医学），其实亦为世界卫生组织所倡导。

世卫组织提出的“缓和医疗”原则有三：重视生命并承认死亡是一种正常过程；既不加速，也不延后死亡；提供解除临终痛苦和不适的办法。缓和医疗既不让末期病人等死，不建议他们在追求“治愈”和“好转”的虚假希望中苦苦挣扎，更不容许他们假“安乐”之名自杀，而是要在最小伤害和最大尊重的前提下让他们的最后时日尽量舒适、宁静和有尊严。

有一个名为“选择与尊严”的网站。这是罗点点（本名罗峪平）、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共同发起，也是中国首个提倡“尊严死”的公益网站。

尊严死也叫自然死，是指在治疗无望的情况下，放弃人工维持生命的手段，让患者自然有尊严地离开人世，最大限度地减轻病人的痛苦。

“如果用尽全部的人工手段，奄奄一息的病人还可以活上五年、十年甚至十五年。”罗点点说，越来越先进的医疗技术，可以挽留人更长时间的生命。但在病床上的漫长时间，有时只是丧失了尊严与自由的折磨。

身为前国家领导人子女，他们感触最深，这也是发起项目的初衷。

“我就怕领导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抢救……”陈小鲁说，他一直在后悔没有帮父亲（陈毅元帅）有尊严地离开。他回忆，父亲病重到了最后时间，已经基本没有知觉了，气管切开没法说话，全身都是插的管子，就是靠呼吸机输液强心针来维持。“只是在维持生命，他本人很痛苦，我们也很痛苦。”

“我当时就问了一句，能不能不抢救了？但医生问，你说了算吗？你们敢吗？”陈小鲁无言。

罗点点也有类似经历，是她做出最后停止婆婆生命支持系统的决定。

而更多慢性重症的普通人躺在各大医院的内科、肿瘤科、老年科等，有的一躺就是六七年，不能说话，不能自主进食，满身插满了粗细各色的管子，身陷医疗器械包围之中，所有的生命体征都被仪器维持着。

在NICU（神经重症监护室）中的病人大多是在痛苦中靠各种仪器维持生命

网友“莲子清如许”对此深有感受，她是全国首屈一指的重点科室——宣武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最危重病人住的NICU（神经重症监护室）里，医生每天都是在讨论用多少营养液，用什么抗生素，怎么对症治疗，延长这些昏迷患者的生存期限。一些亲属盲目追求延长患者毫无质量的生存时间，其实只是为了世俗的所谓“尽孝”。

在国内，医院重症监护室（ICU）日费用2000-10000元不等，普通的维持治疗一般在3000-5000元。罗点点说，目前国内已经出现了二、三线城市因利益驱使对ICU病房扩张的倾向。

“医生到底是干什么的，难道就是这样无休止地维持病人根本没有意义和质量的生命吗？”这些疑问时时萦绕在医生们的脑海里，包括罗点点。因此，选择与尊严网站上最重要的一项便是“生前预嘱”协议（Living Will）的推广，在这份文本中，签署者需要写下“我的五个愿望”：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我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谁帮助我。

“生前预嘱对老年人来说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权利，也是对人、对生命和对科学的最大尊重。”北京协和医院老年科主任刘晓红说。

瑞士这样的国家已经对更激进的“安乐死”立法了，而我们却还不敢尝试“尊严死”的立法哪怕是试点。是真的爱我们已处于痛苦中无意义维持的亲人，还是伪善的为了一个“尽孝”的名声？希望对伪善这一套最“拎得清”的上海能勇敢先迈出试点这一步，为我们国家立一个榜样：我们宁可要有尊严无痛苦的平均寿命83岁也不要用无数老人在临终痛苦和折磨换来的平均寿命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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