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工商业王国吗？
当今，受某些伪学者的影响，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们，每写一篇文章，每1000字必然花200字，自卑地强调“中国自古是一个农业社会”。请问，直到19世纪，全世界哪一个地方不是农业社会？没有农业，吃什么？当然，他们意思是：中国古代不懂得工商业，工商业是西洋人的事情。
比如，每说到中世纪欧洲，有些人便搬出佛罗伦萨、威尼斯啥的，以此证明欧洲自古便是“工商业社会”。殊不知，中世纪欧洲，直到中国宋朝晚期，欧洲无货币、无工业、无城市、无交易市场，更为奇特的是，绝大部分国家，不仅国王贵族是文盲，而且长期无首都。此时欧洲打入国际市场的拳头产品是：奴隶。佛罗伦萨、威尼斯啥的，不过是以茅草为屋顶、人口不过十万的聚居点，靠贱价收买欧洲王公们送来的奴隶，倒卖给阿拉伯人，换回阿拉伯人的工业品，以此，从文盲的欧洲王公那里赚取差价为生。任何人都可以“人肉”一下，此时欧洲，除了绿色工业品----人口，还有什么“工业品”销往阿拉伯地区。
如此欧洲，对照同时期的中国，说它是农业社会绝对是抬举，恰当称呼应该是文盲社会、野蛮世界。佛罗伦萨、威尼斯啥的，至多是中国城市内三两个坊的规模，其经济社会文明程度，还不如西门庆与潘金莲厮混的阳谷县城。不信的话，可以比比双方百姓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的内容。
况且，佛罗伦萨、威尼斯就能代表千万平方公里的欧洲？果如是，为什么不以同样套路，用长安、汴京、洛阳、扬州、成都等等城市，来代表古代中国？
古代世界，任何国家的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都是依靠土地上的庄稼，靠农民汗滴禾下土产生的成果。
唐朝也不例外，其主要税收收入，是田税，占年度收入高达66.5%。据《通典·食货六》，开元天宝年间，唐朝中央政府的年度财政收支情况是这样的：
按天宝中天下计帐，户约有八百九十余万，其税钱约得二百余万贯。（大约高等少，下等多，今一例为八等以下户计之。其八等户所税四百五十二，九等户则二百二十二。今通以二百五十为率。自七载至十四载六七年间，与此大数，或多少加减不同，所以言约，他皆类此。）
其地税约得千二百四十余万石。（两汉每户所垦田不过七十亩，今亦准此约计数。）课丁八百二十餘万，其庸调租等约出丝绵郡县计三百七十餘万丁，庸调输绢约七百四十余万匹，（每丁计两匹。）绵则百八十五万余屯，（每丁三两，六两为屯，则两丁合成一屯。）租粟则七百四十余万石。（每丁两石。）约出布郡县计四百五十余万丁，庸调输布约千三十五万余端。（每丁两端一丈五尺，十丁则二十三端也。）其租：约百九十余万丁江南郡县，折纳布约五百七十余万端。（大约八等以下户计之，八等折租，每丁三端一丈，九等则二端二丈，今通以三端为率。）二百六十余万丁江北郡县，纳粟约五百二十余万石。
大凡都计租税庸调，每岁钱粟绢绵布约得五千二百二十余万端匹屯贯石，诸色资课及句剥所获不在其中，（据天宝中度支每岁所入端屯匹贯石，都五千七百余万，计税钱田税庸调折租得五千三百四十余万端匹屯，其资课及句剥等当合得四百七十余万。）其度支岁计，粟则二千五百余万石，（三百万折充绢布，添入两京库。三百万廻充米豆，供尚食及诸司官厨等料，并入京仓。四百万江淮回造米转入京，充官禄及诸司粮料。五百万留当州官禄及递粮。一千万诸道节度军粮及贮备当州仓。）布绢绵则二千七百余万端屯匹，（千三百万入西京，一百万入东京，千三百万诸道兵赐及和籴，并远小州便充官料邮驿等费。）钱则二百余万贯。（百四十万诸道州官课料及市驿马，六十余万添充诸军州和籴军粮。）
自开元中及于天宝，开拓边境，多立功勋，每岁军用日增。其费籴米粟则三百六十万匹段，（朔方、河西各八十万，陇右百万，伊西、北庭八万，安西十二万，河东节度及群牧使各四十万。）给衣则五百三十万，（朔方百二十万，陇右百五十万，河西百万，伊西、北庭四十万，安西三十万，河东节度四十万，群牧五十万。）别支计则二百一十万，（河东五十万，幽州、剑南各八十万。）馈军食则百九十万石。（河东五十万，幽州、剑南各七十万。）大凡一千二百六十万。
这段文字，以当今思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1、天宝年间，全国户口890万，其中丁（指纳租庸调者）820万，唐朝中央政府年度财政收入，计5700多万端匹屯贯石。
2、年度财政收支，主要有五种东西：
一是钱，计量单位是“贯”（ 1000文）；
二是粮食，计量单位是“石”（1石=120斤=79320克）；
三是绢，计量单位是“匹”（即匹）（1匹=4丈，1丈=360厘米）；
四是绵，计量单位是“屯”（1屯=6两，1两=41.3克）；
五是布，计量单位是“端”（1端=5丈）。
这五个计量单位的相应财富，在户部看来，其价值是基本相当的。
3、税种：
一是田税（即租庸调），年收入约3790万端匹屯石，约占年度收入的66.5%；
二是家庭收入调节税（即户税），年收入约200万贯，占年度收入的3.5%；
三是地税（即义仓税）1240万石，约占年度收入的21.7%；
四是商税等（即所谓“资课及句剥等”），年收入470万端匹屯贯石，占年度收入的8.3%。
4、按照9069154户人家计算，户均纳税接近6端匹屯贯石。
5、年度支出为：粮食2500万，布绢绵2700万，钱200万，合计5400万。结余约300万，占年度收入的5%。
6、因为“开拓边境，多立功勋，每岁军用日增”，年度军费1260万，约占财政支出23%。
这就是唐朝顶峰时期，天宝年间的全部家底。
国家财政收入结构，大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结构。由此分析一下这一时期的财政收入结构，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知道，古代中国，是一个男耕女织的家庭经济模式。因为“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所以，唐朝搞均田制，规定100亩土地中，80亩种粮食，20亩用来种植桑麻。种粮食，是丈夫的事情；纺纱织布做衣服，是妻子的事情。因此，在古代中国，妇女们发挥了其他国家女人远不及的突出作用。
毛泽东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唐朝财政税收结构，充分反映了唐朝妇女在社会经济中的价值。在政府年度收入5700多万中，由妇女们亲手创造的“布绢绵则二千七百余万端屯匹”（ 820万丁，即户均贡献3.3），占总量比例高达的47.4%！这还不包括在商人经营布匹贸易时政府征收的营业税呢。而直接来自男人种地收获的“粟则二千五百余万石”，还不足44%，而且，“三百万折充绢布，添入两京库”，即将其中的300万石换成绢布，作为硬通货，存入国库了。
在西方学者看来，农业中所创造的东西，一旦走出自己家庭，进入流通领域，便应该纳入“工商业”数字游戏中。事实上，在中国每个家庭，只要妻子身体和智力是正常的，她一年的纺绩成果，自家人是无论如何也穿不完的，剩下的，除了用于纳税，还会有一定富余，必然进入流通领域。如果不用于纳税，这些必然会卖出去。直到今天，桑棉麻之类，仍被定义为“经济作物”，即用于卖钱的东西。
事实上，唐朝政府征收的这些布匹，都是进入流通领域了的。反过来看，如果政府只征收钱粮，那么，政府就必须向市场购买相应数量的布匹。50万军人的军服需求，动辄万匹绢的马匹交易，决定了政府对布匹的巨大采购量。
在唐朝，由于铜矿开采、货币铸造速度，远远跟不上市场需求水平，货币供给量严重不足，且有限的货币被盗铸者搅得稀巴烂，布匹担当了事实上的硬通货的角色。皇帝赏赐有功之臣，地方政府奖励先进模范，社会上礼尚往来，往往是给绢，而不是货币。所以，衡量一家人的财产，是看他家仓库里堆着多少匹绢。（后面，我们再细谈这个问题。）一定意义上讲，绢，才是唐朝最具实际意义价值尺度。可以肯定地说，唐朝妇女们不是在家织布，而是在造币。
在17、18世纪，一个英国商人接到了500匹布，或者1000个铁钉的订单，立马跑到乡间，分别向100个乡村家庭订货。洋学者称之为“外放分工法”（putting-out system），还把17、18世纪叫做“原工业化时期”。如此这般的“工业文明”，我国有些学者们便宣称英国这100个家庭“工商业化”了，说是英国从此搞起了“资本主义”。
西方人根据自己的历史，进行相应的总结，是无可厚非的。我国学者在撰写英国工业革命历史的时候，欣然接受西方学者的“家庭工厂”理论。我们不妨用同样标准，即所谓普世价值，来照一照中国历史。
依此逻辑“学术”套路，中国的家庭妇女，造就了一无穷大的家庭纺织工厂，而《诗经》中“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的那个“氓”，便开始实践“外放分工法”。
您还别不信，在春秋早期，管子便利用敌国的这个“外放分工法”，大打经济战，不战而屈人之兵，轻松搞定了邻居鲁国。《管子.轻重戊》：
桓公曰：“鲁粱之于齐也，千榖也，蜂螫也，齿之有唇也。今吾欲下鲁梁，何行而可？”管子对曰：“鲁粱之民俗为绨。公服绨，令左右服之，民从而眼之。公因令齐勿敢为，必仰于鲁梁，则是鲁梁释其农事而作绨矣。”桓公曰：“诺。”即为服于泰山之阳，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鲁梁之贾人曰：“子为我致绨千匹，赐子金三百斤；什至而金三千斤。”则是鲁梁不赋于民，财用足也。鲁梁之君闻之，则教其民为绨。十三月，而管子令人之鲁梁，鲁梁郭中之民道路扬尘，十步不相见，绁繑而踵相随，车毂齺，骑连伍而行。管子曰：“鲁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对曰：“公宜服帛，率民去绨。闭关，毋与鲁粱通使。”公曰：“诺。”后十月，管子令人之鲁梁，鲁梁之民饿馁相及，应声之正无以给上。鲁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绨修农。谷不可以三月而得，鲁梁之人籴十百，齐粜十钱。二十四月，鲁梁之民归齐者十分之六；三年，鲁梁之君请服。
齐桓公对管子说：俺想搞定鲁国，你有什么高招？管仲说：好办，只要您和您的随员穿上鲁国织的绨（一种较好的丝织品），在大街小巷闹市区溜达一圈就行了，剩下的事我来办。桓公照办后，管仲便找来鲁国商人说：你们鲁国的绨好啊，我家主人喜欢，你们赶紧送来吧，有多少我要多少，价格从优。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随着齐国人纷纷改换布料，鲁国商人的“外放分工法”如火如荼。一年后，鲁国实现了“产业升级”，全民纺织工业化，靠从齐国进口粮食，没人搞“三农”了。时机成熟，管仲建议桓公换回当年的服装，再到大街小巷闹市区溜达一圈，齐国官员百姓纷纷脱掉进口服装。随即，桓公下令关闭“海关”，禁止进口鲁国产品，禁止向鲁国出口粮食。一夜之间，鲁国布匹成为垃圾，粮价大涨，经济崩溃，鲁国百姓大部逃亡齐国。仅花了三年时间，鲁国俯首称臣。
鲁国商人通过“外放分工法”，一年时间就将鲁国转变为“工业化国家”，牛吧？顺带一说，当今某大嘴“经济学家”反对实施土地红限制，宣称美国粮食多的是，是他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个管仲，还是他在给某个国家当管子并把中国视为当年的鲁国？
从西周到汉朝，中国的“氓”们，锲而不舍地“抱布贸丝”，硬是打通了几条“丝绸之路”，几乎耗光了罗马帝国的金银宝贝，以至于号称“工业文明”的罗马帝国制定法律：禁止卑贱者穿丝绸。后来，中国的“氓”们又打通了“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瓷器之路”，横扫印度洋沿岸。此时，“工商业文明”的欧洲，依然是除了金银和奴隶，啥也没有。直到明朝灭亡，欧洲拿来中国贩卖的，除了起源于西亚的基督教，还有什么？一定要说有，那就是银子。
如此，是不是应该说：早在西周时期，中国便已进入“原工业化时期”？汉朝时，中国就是世界第一的工商业强国？
国际市场对中国丝绸的需求，可谓无穷无尽。在伟大的欧洲，中国丝绸按重量买卖，与黄金等值。中国每年到底有多少丝绸流向世界各地？只有天知道。还是让研究丝绸之路的专家们慢慢估算吧。
纺织是中国妇女的职业。她们夜以继日地“唧唧复唧唧”、“三日断五匹”，其劳动成果，是全球市场的抢手货，那么，中国妇女是工人，还是农民？她们从事的行业，是工业，还是农业？
以“三农”来界定中国妇女，显然不合适。至少，她们是“手工业者”。
妇女占全国成年人口50%。加上部分男人如铁匠、木匠、泥瓦匠，还有制造陶瓷的，等等，中国的工商业者，至少也有51%吧？
同样的，至少99%的家庭在从事工商业活动。
计算唐朝经济的“工商业化”程度，就更有意思了。
在唐朝政府的财政收入中，家庭收入调节税占3.5%，商税等占8.3%，加上妇女们的工商业纳税的47.4%，三项合计超过59%！
正如当今专家所说，唐朝也很不“重商”，因此，商税税率奇低。商人从一家一户收购粮食、布匹，免税；商人把这些东西扛到市场上去卖，税率1／30，即3%。如果唐朝商税税率等同于西方“工业革命”时期，那么，在唐代，非农税收至少也是65%。
唐朝政府还拥有庞大的中央企业，如少府监、将作监。如果加上中央企业的工业化贡献，比如将作监今天在这儿修座桥建个渡口，明天在那儿建栋房子修条马路，随便统计一下其GDP，中国的“工业化”程度更是不得了。
按照西方学者的套路来分析，唐代中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商业王国！
西方学者为啥会有这样的套路呢？因为中世纪欧洲社会，与中国有着本质的不同。欧洲大地，被数以千计的领主瓜分了。领主对这块土地上的一切，拥有绝对的“产权”，祖祖辈辈居住在这地上的百姓，一夜之间，变成了领主眼中会说话的牛马，即农奴。这一块快领地，就是所谓的“庄园”。最小的领主，其地盘也占有几个村庄。领主们利用农奴们，种地、织布、酿酒、打铁造农具刀剑，总之，完全靠自己。领主之间时常爆发战争，也决定了他们必须实现自给自足。即便手下有若干小领主的国王，也是过着绝对的自给自足的日子。（参见拙作《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因为没有市场交易活动，所以，中世纪欧洲是一个无需货币的的社会。当今的西方学者打着灯笼研究中世纪经济，如果发现A领主从B领主处买了一条狗，也会惊喜不已，甚至会以此宣称：B领主办起了大型商品狗养殖场。
最为有趣的是，领主驱赶着一群群农奴在“庄园”里劳作，竟然成为中国学者心目中高贵的“庄园经济”！与之相应的，自由的中国农民在自家土地上耕种，变成了落后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
中国一家一户“小农”，能够做到“自给自足”么？
中国“小农”的收入来源，主要靠土地。男人种地，首先得有铁锹、锄头、犁铧、镰刀等农具，包括耕牛，即所谓“生产资料”，其中哪一件不得去买？女人织布，织机总不能自己做，也得去买，对不？多余的粮食、布匹，总得卖出去吧？否则，耗光欧洲人金银的丝绸、瓷器，从何而来？
和煮个半熟撒把盐用手抓饭吃的欧洲人不一样，自古以来，中国人嘴巴刁，在西方属于奢侈品的东西，在中国是老百姓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等生活资料，除了柴和米，另外五件事，还有锅碗瓢盆，也得花银子去买，对吧？还有，让欧洲人垂涎欲滴、中国人做菜必用的“香料”，也得花银子去买，对吧？
和除了打架啥也不懂的欧洲人不一样，自古以来，中国人重社交爱热闹，逢年过节婚丧嫁娶，亲朋好友邻里街坊都要聚会宴请，即便鸡鸭鱼肉“自给自足”，嫁妆、礼品、酒茶总得去买吧？
和文盲欧洲不一样，唐朝中国将教育普及到乡村，孩子要读书，纸墨笔砚，还是得去买吧？
前面罗里吧嗦写这么多，纯属扯淡。按照某些洋“理论”解读中国历史，本身就是扯淡。某些专家说，中国农业是自己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无非是为了给中国乡村安上一个“封闭保守”的大帽子。
在近二千年历史上，中国工商业始终是世界上最为繁荣地区之一，即便还有十个“之一”，也绝对轮不到欧洲。在古代中国，全体“小农”的主要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社交和教育用品，几乎完全依赖“市场配置”，所以，在唐朝，人口密度稍微大一点的乡村集市，也比中世纪晚期欧洲著名的法国 “香槟”集市繁荣得多。
工商业繁荣的前提，是广大民众具有强大的购买力。而中国的低税制传统，有效地促进了这种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