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是照妖镜，令一切西方伪史原形毕露

若干年前念中学，学习世界史的时候，便觉得古希腊十分神奇：那么一点点地方，竟然诞生了那么牛的“文明”。

近些年工作之余，不知不觉中，读了中国的二十四史，还看了一些其它史书，某一天顿悟了一个道理：二十四史，就是一面照妖镜，可以让一切伪史原形毕露。

重视历史记载，是中华的传统。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外篇》曰：

“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案《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最晚在夏商周时期，中国就建立了设置了专职的史官，建立了完备的修史制度。因此，中国史学极其发达，形成了成熟的史学流派。《史通·内篇》曰：

“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仅以传世的史籍而论，自公元前841年起，中华大地上每一年发生的大事，史书皆有明确记载，后人难以随意编造。仅此，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比得上？

为什么说二十四史是一面照妖镜呢？

《史通·内篇》解释道：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

我们知道，所谓二十四史，指的是以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

二十四史中的每一部中，皆有：

以时间为纲逐年记载当年发生的大事的“纪”，比如《汉书·景帝纪》、《宋史·仁宗本纪》；

士农工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的优秀人物和极恶人物的传记，比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隋书·韦世康传》。

以上二者合为一体，便知：某年某月，某皇帝下旨让某大臣干某事；为此，某大臣又与某某大臣之间发生了某某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历史”。

如今充斥于媒体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文字，往往局限于此，挖一点或者宫廷斗争，或者贪污受贿，或者争风吃醋之类的记载，总之是一些花边事儿，再添油加醋，弄个耸人听闻的标题，来吸引读者眼球，骗钱骗“流量”。

祖宗重视修史，本是为了利于后人以史为鉴，结果，历朝历代费尽心血撰写的史书，被当今某些人搞得乌烟瘴气。

其实，如果只知道这些“故事”，远不能算“懂历史”，更不会懂得：中国历史记载是十分严谨、可靠、经得起推敲的，足以“以史为鉴”的。

不信？我们可以提一些问题，试着在史书中，直接找一找答案，行不？

第一个问题。西汉时，朝廷设有哪些衙门、哪些官员啊？官员的待遇怎么样的啊？

想知道这些，不难，读一读《汉书·百官公卿表》就行。比如吧，西汉时的丞相，是这样的：

“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绿绶。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置一丞相。有两长史，秩千石。哀帝元寿二年更名大司徒。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举不法。”

西汉时的县令及以下的官吏，是这样的：

“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凡县、道、国、邑千五百八十七，乡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万九千六百三十五。”

瞧，西汉时，全国有多少个县、乡、亭，都是清清楚楚的。

第二个问题，东汉时，首都洛阳有多少户人家、多少人口？全国有多少田地、人口？

很简单，读《后汉书·郡国志》：

“河南尹，秦三川郡，高帝更名。世祖都雒阳，建武十五年改曰河南尹。二十一城，永和五年户二十万八千四百八十六，口百一万八百二十七。”

永和五年（140年），首都洛阳宫20.8486万户，1010827人。

至于全国人口，是这样的，《后汉书·郡国志》：

“《汉书地理志》承秦三十六郡，县邑数百，后稍分析，至于孝平，凡郡、国百三，县、邑、道、侯国千五百八十七。世祖中兴，惟官多役烦，乃命并合，省郡、国十，县、邑、道、侯国四百余所。至明帝置郡一，章帝置郡、国二，和帝置三，安帝又命属国别领比郡者六，又所省县渐复分置，至于孝顺，凡郡、国百五，县、邑、道、侯国千一百八十，（《东观书》曰：“永兴元年，乡三千六百八十二，亭万二千四百四十二。”）民户九百六十九万八千六百三十，口四千九百一十五万二百二十。（应劭《汉官仪》曰：“永和中，户至千七十八万，口五千三百八十六万九千五百八十八。”又《帝王世记》，永嘉元年户则多九十七万八千七百七十一，口七百二十一万六千六百三十六。……光武中元二年，户四百二十七万九千六百三十四，口二千一百万七千八百二十。明帝永平十八年，户五百八十六万五百七十三，口三千四百一十二万五千二十一。章帝章和二年，户七百四十五万六千七百八十四，口四千三百三十五万六千三百六十七。和帝永兴元年，户九百二十三万七千一百一十二，口五千三百二十五万六千二百二十九，垦田七百三十二万一百七十顷八十亩百四十步。安帝延光四年，户九百六十四万七千八百三十八，口四千八百六十九万七百八十九，垦田六百九十四万二千八百九十二顷一十三亩八十五步。顺帝建康元年，户九百九十四万六千九百一十九，口四千九百七十三万五百五十，垦田六百八十九万六千二百七十一顷五十六亩一百九十四步。冲帝永嘉元年，户九百九十三万七千六百八十，口四千九百五十二万四千一百八十三，垦田六百九十五万七千六百七十六顷二十亩百八步。质帝本初元年，户九百三十四万八千二百二十七，口四千七百五十六万六千七百七十二，垦田六百九十三万一百二十三顷三十八亩。）”

有多少农田，才能养活相应的人口。还算清楚明白吧？

第三个问题，人们常说的封禅泰山，比如唐高宗封泰山，到底是怎么回事？皇帝迎娶皇后，是个什么规矩、场面？

关于唐高宗封泰山，请读《新唐书·礼乐志》：

“高宗乾封元年，封泰山，为圆坛山南四里，如圆丘……”

此文太长了，就不全文引用了。

关于唐代皇帝迎娶皇后，规矩是这样的，《新唐书·礼乐志》：

“皇帝纳皇后。制命太尉为使，宗正卿为副，吏部署承以戒之。前一日，有司展县、设桉、陈车舆于太极殿廷，如元日。文武九品、朝集、蕃客之位，皆如冠礼。设使者受命位于大横街南道东，西上，副少退，北面…..”

此文也太长了，也不全文引用了。

第四个问题，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水平如何？比如宋朝，是如何编制历法的？

《宋史·天文志》：“夫不言而信，天之道也。天于人君有告戒之道焉，示之以象而已。故自上古以来，天文有世掌之官，唐虞羲、和，夏昆吾，商巫咸，周史佚、甘德、石申之流。居是官者，专察天象之常变，而述天心告戒之意，进言于其君，以致交修之儆焉。……”

此文太长了，其中关于天文学发展简史、天文观测仪器设备、观测记录等等，都有记载。

至于宋代的历法是如何编撰的，那也是详细得很，请读《宋史·律历志》。这是中国的强项，就不说了。

第五个问题，总在说秦始皇统一度量衡，中国古代的度量衡，到底是怎么回事？

无论是为了税收，还是为了发展工商业，为了做好基本建设，或者其他各方面的问题，都必须统一度量衡。于是，二十四史中的《律志》中，皆有这样的记载。西汉时期的度量衡标准、管理制度和部门，是这样的，《汉书·律历志》：

“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长短也。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秬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分，黄钟之长。一为一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十尺为丈，十丈为引，而五度审矣。其法用铜，高一寸，广二寸，长一丈，而分、寸、尺、丈存焉。用竹为引，高一分，广六分，长十丈，其方法矩，高广之数，阴阳之象也。分者，自三微而成著，可分别也。寸者，忖也。尺者，蒦也。丈者，张也。引者，信也。夫度者，别于分，忖于寸，蒦尺，张于丈，信于引。引者，信天下也。职在内官，廷尉掌之。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于黄钟之龠，用度数审其容，以子谷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实其龠，以井水准其概。合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铜，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为斛，其下为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龠。其状似爵，以縻爵禄。上三下二，参天两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阴阳之象也。其圜象规，其重二钧，备气物之数，合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声中黄钟，始于黄钟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黄钟律之实也，跃微动气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跃于龠，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角于斛也。职在太仓，大司农掌之。

衡权者：衡，平也；权，重也，衡所以任权而均物平轻重也。其道如底，以见准之正，绳之直，左旋见规。右折见矩，其在天也，佐助旋机，斟酌建指，以齐七政，故曰玉衡。《论语》云：“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车则见其倚于衡也。”又曰：“齐之以礼。”此衡在前居南方之义也。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本起于黄钟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

想知道历朝历代的标准吗？可以读相应的史书。

第六个问题，中国古代的货币制度，是怎样的？

《汉书·食货志》：

“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铜钱质如周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臧，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自（汉）孝文更造四铢钱，至是岁四十余年，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盗铸，不可胜数。……（汉武帝时）有司言三铢钱轻，轻钱易作奸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质，令不可得摩取鋊。……自孝武元狩五年三官初铸五铢钱，至平帝元始中，成钱二百八十亿万余云。”

秦朝和西汉的货币发展史，乃至西汉时共铸了多少枚五铢钱，均有记载。

第七个问题，总在说中国古代以礼乐治国，古代的“乐”到底是啥样的？

《明史·乐志》：

“明兴，太祖锐志雅乐。是时，儒臣冷谦、陶凯、詹同、宋濂、乐韶凤辈皆知声律，相与究切厘定。……稽明代之制作，大抵集汉、唐、宋、元人之旧，而稍更易其名。……太祖初克金陵，即立典乐官。……圜丘：迎神，奏《中和之曲》。奠玉帛，奏《肃和之曲》。奉牲，奏《凝和之曲》。初献，奏《寿和之曲》，《武功之舞》。亚献，奏《豫和之曲》，终献，奏《熙和之曲》，俱《文德之舞》。彻豆，奏《雍和之曲》。送神，奏《安和之曲》。望燎，奏《时和之曲》。方丘并同，曲词各异，易望燎曰望瘗。太社太稷，易迎神曰《广和》，省奉牲，余并与方丘同，曲词各异。……其乐器之制，郊丘庙社，洪武元年定。乐工六十二人，编钟、编磬各十六，琴十，瑟四，搏拊四，柷敔各一，壎四，篪四，箫八，笙八，笛四，应鼓一；歌工十二；协律郎一从执麾以引之。七年复增籥四，凤笙四，壎用六，搏拊用二，共七十二人。舞则武舞生六十二人，引舞二人，各执干戚；文舞生六十二人，引舞二人，各执羽籥；舞师二人执节以引之。共一百三十人。惟文庙乐生六十人，编钟、编磬各十六，琴十，瑟四，搏拊四，柷敔各一，壎四，篪四，箫八，笙八，笛四，大鼓一；歌工十。六年铸太和钟。其制，仿宋景钟。以九九为数，高八尺一寸。拱以九龙，柱以龙虡，建楼于圜丘斋宫之东北，悬之。郊祀，驾动则钟声作。升坛，钟止，众音作。礼毕，升辇，钟声作。俟导驾乐作，乃止。十七年改铸，减其尺十之四焉。……明自太祖、世宗，乐章屡易，然钟律为制作之要，未能有所讲明。吕怀、刘濂、韩邦奇、黄佐、王邦直之徒著书甚备，职不与典乐，托之空言而已。张鹗虽因知乐得官，候气终属渺茫，不能准以定律。弘治中，莆人李教授文利，著《律吕元声》，独宗《吕览》黄钟三寸九分之说。世宗初年，御史范永銮上其书，其说与古背，不可用。嘉靖十七年六月，辽州同知李文察进所著乐书四种，礼官谓于乐理乐书多前人所未发者。乃授文察为太常典簿，以奖劝之。而其所云：“按人声以考定五音”者，不能行也。神宗时，郑世子载堉著《律吕精义》、《律学新说》、《乐舞全谱》共若干卷，具表进献。崇祯六年，礼部尚书黄汝良进《昭代乐律志》。宣付史馆，以备稽考，未及施行。”

第八个问题，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与科举制度，到底怎么回事？

《新唐书·选举志》：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而明经之别，有五经，有三经，有二经，有学究一经，有三礼，有三传，有史科。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凡学六，皆隶于国子监：国子学，生三百人，以文武三品以上子孙若从二品以上曾孙及勋官二品、县公、京官四品带三品勋封之子为之；太学，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孙、职事官五品期亲若三品曾孙及勋官三品以上有封之子为之；四门学，生千三百人，其五百人以勋官三品以上无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律学生五十人，书学生三十人，算学生三十人，以八品以下子及庶人之通其学者为之。京都学生八十人，大都督、中都督府、上州各六十人，下都督府、中州各五十人，下州四十人，京县五十人，上县四十人，中县、中下县各三十五人，下县二十人。国子监生，尚书省补，祭酒统焉。州县学生，州县长官补，长史主焉。凡馆二：门下省有弘文馆，生三十人；东宫有崇文馆，生二十人。以皇緦麻以上亲，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宰相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实封者、京官职事从三品、中书黄门侍郎之子为之。凡博士、助教，分经授诸生，未终经者无易业。凡生，限年十四以上，十九以下；律学十八以上，二十五以下。……”

想知道更详细的，只能去读原著了。

第九个问题，中国古代的刑法，是怎么回事？

《魏书·刑罚志》：

“晋室丧乱，中原荡然。魏氏承百王之末，属崩散之后，典刑泯弃，礼俗浇薄。自太祖拨乱，荡涤华夏，至于太和，然后吏清政平，断狱省简，所谓百年而后胜残去杀。故榷举行事，以著于篇。”

想知道更详细的，只能去读原著了。

第十个问题，隋唐有大运河，元代又有大运河，古代中国的水利建设，是怎么回事？

《元史·河渠志》：

“……昔者禹堙洪水，疏九河，陂九泽，以开万世之利，而《周礼·地官》之属，所载潴防沟遂之法甚详。当是之时，天下盖无适而非水利也。自先王疆理井田之制坏，而后水利之说兴。魏史起凿漳河，秦郑国引泾水，汉郑当时、王安世辈或献议穿漕渠，或建策防水决，是数君子者，皆尝试其术而卒有成功，太史公《河渠》一书犹可考。……元有天下，内立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决双塔、白浮诸水为通惠河，以济漕运，而京师无转饷之劳；导浑河，疏滦水，而武清、平滦无垫溺之虞；浚冶河，障滹沱，而真定免决啮之患。开会通河于临清，以通南北之货；疏陕西之三白，以溉关中之田；泄江湖之淫潦，立捍海之横塘，而浙右之民得免于水患。当时之善言水利，如太史郭守敬等，盖亦未尝无其人焉。一代之事功，所以为不可泯也。今故著其开修之岁月，工役之次第，历叙其事而分纪之，作《河渠志》。……”

同样，想知道更详细的，只能去读原著了。

篇幅已经太长，这里就不再列举了。

总之，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由人组成的。有人，才有社会，今天面临多少问题，古代也会面临多少问题。

一个国家要生存，要发展，首先面临的是吃饭穿衣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有足够的土地，能为人们提供足够的衣食。一个文明社会，必然有交换，高层次的交换是用货币。所以，二十四史，首重粮食、货币，于是有了《食货志》。

一个国家的治理，无论是统计土地与人口，还是改善税收与交通，必须要进行行政区域划分，知道各地的基本情况，于是，二十四史中，有了《地理志》。

要想进行良好的治理，必须制定礼乐制度，使天下人按规矩行事。于是，二十四史中，有了《礼乐志》、《刑志》。

如此等等。

在二十四史中，“纪”和“传”，仅仅是骨架，而“志”是血肉是灵魂。

只有通过这些“志”，我们才能从根本上了解一个朝代。

只要我们认真读一读这些“志”，就会发现，所谓的“西方古代史”，纯属“故事”。

比如，“西方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历史》，完全是一些故事。

中国的司马迁的《史记》，除了由“纪传”构成的完整的故事之外，其中还有《礼书》、《乐书》、《律书》、《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平准书》等礼乐制度的记载。正是因为有这些，我们在阅读《史记》时，才对当时社会形成了一个有血、有肉、有骨架、有灵魂的认识。

缺乏“志”的历史，必是行尸走肉、孤魂野鬼。行尸走肉、孤魂野鬼不可能构成人类社会，更不可能产生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