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盛世的百姓有多富足，无脑公知是不懂的
1905年，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十六个字，成为其行动纲领。众所周知，这就是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概括。其中前十二个字，都是政治内容，唯有“平均地权”是在谈经济。
“平均地权”当然不是孙中山的发明，而是中国的传统。周朝的井田制，便是标准的“平均地权”：除了极少数的世袭贵族，全天下家家户户土地一样多。井田制起于何时？我估计，当起于“大道既隐，天下为家”那一刻：夏朝。夏朝以前，则是“天下为公”，土地为“全民共有”，地地道道的公有制。
在古代世界，土地是一个国家、一个家庭最可靠的财富。古代也好，近代也罢，国家之间的战争，无论是侵略战争，还是反侵略战争，十之八九是为了土地。即便今天的战争，也是为了地上的或者地底下的东西。因此，中国皇帝、欧洲国王对有功之臣的最高赏赐，是土地；每个家庭首选投资项目，还是土地。还有什么比投资土地更安全可靠？
1、均田制
唐朝建立后，不仅实施“平均地权”，给每家每户都分了田，而且动态管理，根据家庭人口变化，适时的增减每家的土地。这一制度，一直全面而平稳地执行到了安史之乱爆发。某些农民没有土地，可别怨政府，当年，政府也分给他土地，是他自己经营不善给弄丢了的。
《新唐书·食货一》：
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老及笃疾、废疾者，人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当户者增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永业之田，树以榆、枣、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数。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少者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其地有薄厚，岁一易者，倍受之。宽乡三易者，不倍授。工商者，宽乡减半，狭乡不给。凡庶人徙乡及贫无以葬者，得卖世业田。自狭乡而徙宽乡者，得并卖口分田。已卖者，不复授。死者收之，以授无田者。凡收授皆以岁十月。授田先贫及有课役者。凡田，乡有余以给比乡，县有余以给比县，州有余以给近州。
这段话的内容，就是均田制。大致内容为：
1、因为一个地区、一个家庭的人口，是不断变化的。因此，政府对土地实施动态管理。
2、假设已婚男子王三，他已经单独立户。当他十八岁后，政府就会分给他100亩地（约为今天的85亩）。
3、政府将100亩地分类管理：其中80亩，叫做“口分田”，是种粮食的。田主年满60岁时，这80亩地必须归还政府。另外20亩，可以传给子孙，叫做“永业田”，政府要求种树种麻，当然最好是桑树，用于养蚕织丝绸。（粮食，是当年种当年就有收获，而“十年树木”，我家种的树，好不容易长得差不多了，政府却收回去了，合适不？）
4、村里无子的老人、身有残疾者、寡妇等“弱势群体”， 分配土地就要少一些，但他们不用承担任何赋税，地里的收获完全归自己。这些土地，足以保证他们衣食无忧。
5、村里的工商业者，政府按照该标准的一半，即50亩授田。
6、百姓的宅基地，即住宅用地，则是另外分配的。
7、无论什么时间，全国人口都不会是平均分布的。王三生活的地方土地充足，即所谓“宽乡”。但是，有些地方人多地少，没法按这一标准分配土地，是“狭乡”，政府只好降低标准，减半分给大家；工商业者，就不分了。因此，政府鼓励“狭乡”的老百姓迁居 “宽乡”。
2、唐代土地多多
在唐代，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土地问题，而是广袤无垠的荒地有待开垦。即便是人口密度很高的关中地区，也有大量的土地，被闲内厩用来办牧场养马养牛。
在最为发达的中原地区，也存在许多荒芜之地等待开垦。据《唐会要》：
（开元十一年）中书侍郎崔沔议曰：仙州四面，去余州界虽近，若据州而言则元远。土地饶沃，户口稀疏，逃亡所归，颇成渊薮。
仙州位于今河南省叶县、舞阳市一带，虽然土地肥沃，但直到开元十一年（723年），这里仍是人烟稀少之地，成为失地百姓逃亡聚居之地。
又《唐会要》：
开元二十五年六月十五日，以客户编成十二乡，置唐城县属焉。
唐城县位于今湖北随州市，是紧邻今河南省、湖北的襄阳市的要地。显然，这里大片的荒地，被众多移民开垦出来。政府将移民编为十二个乡，设置为一个县。
在秦岭淮河以南，人口密度很低。在有些地方骑马跑个几十里地，也许见不到一两户人家。山南道的复州，位于江汉平原，当今号称鱼米之乡，下辖竟陵（今湖北天门市）、沔阳（今仙桃市）、监利三个县。这里距离繁荣的襄阳、荆州两大重镇，仅一步之遥。据《元和郡县志》：
开元户五千二百三十二，乡一十一；元和户七千六百九十，乡一十五。
复州的面积不下8000平方公里。在唐朝政府的户籍薄上，唐玄宗时期，复州只有5232户人家，二、三万人；唐宪宗时期仍只有7690户，至多五万人。这就是说，这里每平方公里不到一户人家。考虑到这里是水乡，假设一半的土地是水面，那么，每平方公里不到2户人家。
从江汉平原，往东进入安徽、江西，同样如此。比如面积1.33万平方公里的滁州，直到天宝年间才15万人。往南进入肥沃的洞庭湖平原，更是人烟稀少。
长江下游的长江两岸，同样如此。比如，著名的明州，即当今的宁波，直到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才正式设州治理。
许多人家跑到人迹罕至之处，创办了一个又一个桃花源。《元和郡县志》记录了发生在剑南道的渝州的一则有趣信息：
璧山县，中下，东北至州一百八十里。本江津、万寿、巴三县地。四面高山，中央平田，周回约二百里。天宝中，诸州逃户多投此营种。……至德二年置县。
这就是当今重庆市璧山县的来历。天宝年间，一些失去土地的百姓，先后跑到这个四面环山之处垦荒耕种。这里是三县交界、荒无人烟、三不管的地方，皇粮国税自然不需缴纳。因人口越来越多，引起政府的注意，至德二年（757年），政府在此专门设置了一个县。
因此，失去土地的人，根本不用担心生活问题，天下待开垦的处女地多多。
3、租庸调，百姓纳税几何？
先说田税，也就是获得了土地后百姓应该缴纳的赋税。
《新唐书·食货一》：
凡授田者，丁岁输粟二斛，稻三斛，谓之租。丁随乡所出，岁输绢二匹，绫、絁二丈，布加五之一，绵三两，麻三斤，非蚕乡则输银十四两，谓之调。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二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有事而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三十日者租、调皆免。通正役不过五十日。
这就是所谓的租庸调制。
假设户主是王三，那么，他每年纳税额度是：
1、要向国家交纳粟2斛，这叫做“租”；交纳绢2丈、绵3两，或布2丈5尺、麻3斤，这是“调”。这两样东西，分别是种粮食、植桑麻的收获。
2、他还必须参加政府规定的义务劳动20天，即服“役”。每年农闲时间，即秋收之后春耕之前，政府都会组织大家在当地开展疏通河道、修桥铺路之类的工程。如果按照当今专家玩西洋理论，这种事儿，叫做用公共力量创造公共物品。文化水平较高，又有点管理才能的人，可能被安排县衙、州衙当“衙役”，干些辅助性的管理工作。如果这年政府没工程计划，或者，本人有事不愿意参加，王三可按每天交纳绢3尺即可。这就是庸。
3、遇上工程量太大，或者某人特别能干，政府需要他多干几天，政府也不会让谁白干。倘若再干30天，即总共服役满50天，他家租、调就不用交了。
4、这些“役”，与老人、妇女、残疾人无关。
租、调，是财物；庸，即用，其内涵，用天的话就是服务，也有法定的价码：每天3尺绢。政府根据“租庸调制”获取的上述财物和服务，就是田税。
工商户也获得了政府分配的土地，因此，租庸调制对他们也是有效的。
全部田租的总价钱十分明确：服役50天，每天价值3尺绢，合计150尺，即绢3.75匹。
3.75匹绢，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呢？
杜佑在《通典》卷七说：
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二文。
以物价较高的洛阳、长安为准，一匹绢价格为212文，这是天宝年间的价钱。如以此为依据，那么，一户人家全年田租为795文，用这笔钱，可以交换约40斗米。
其实，对于农户纳税而言，没必要计算钱数，记住3.75匹绢就行了。
4、公知们所不知道的税
公知们不知道，唐朝还有两个税种：户税、义仓税。都是最典型的“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税种。
个人所得税，是当今人们所熟知的一个税种，其主要目的之一是“调节收入”，避免贫富悬殊过大，莫让基尼系数飞腾，同时实现杀富济贫。
这一税种，并非今天的创造。当欧洲人还在光屁股四处逛有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便在研究并解决这个问题了。
唐朝也征收收入调节税，但不是针对个人收入，而是以家庭财产为征收对象，所以叫做“户税”，即家庭财产调节税。古人认为，人，主要生活在家庭之中，所以，唐朝计税的依据，不是个人收入多少，而是看每一个家庭年度家产总值各有多少。
我们以工薪阶层为例，比如吧，王五、赵六两人，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都是月薪八千零一块，自然，两人每月缴纳的“所得税”不差一分。然而，王五租住地下室，老婆月薪只有千把块，两口子挤公汽上班，还觉得太费钱。而赵六，住着祖上传下来的四合院和全套红木家具，老婆月薪也是八千零一元，夫妻俩一人一辆不错的车。个人所得税，到底调节了个啥？显然极不讲理。
唐朝的户税，是面向全民的税收的，不管你是王爷，还是平民百姓。但是，矜寡孤独废疾者，仍然是免税的。
户税、义仓税，都是根据“凡天下之户，量其资产，定为九等”而征收的。唐朝将全国各家庭划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等。
户税由各家向政府缴纳现金。《唐六典·尚书户部》说：
凡天下诸州税钱各有准常，三年一大税，其率一百五十万贯；每年一小税，共率四十万贯，以供军国传驿及邮递之用。每年又别税八十万贯，以供外官之月料及公廨之用。
家庭财产等级每三年核定一次，也就是说，定一次管三年。国家每三年里，其中一年征收“大税”，向全民共征收150万贯户税；另外两年征收“小税”，共计征收40万贯。同时，每年还“别税” 一次，即征收所谓的“杂税”80万贯。
大税之年，合计征收230万贯；另外两年，每年征收120万贯。
《唐六典》成书于唐玄宗开元年间晚期。根据李林甫录入的征收数据，我们可以计算：以全国缴纳户税的家庭800万户计算（估计矜寡孤独废疾者家庭为90万户，应当没这么多），那么，大税时平均每户纳税288文；小税年，平均每户纳税150文。三年平均，则户均年纳税196文。
根据缴纳义仓税最高与最低的差距达10倍，估计，户税缴纳标准也应差不多。杜佑《通典·食货六》认为，250文为平均水平，即寻常家庭的年度税额。
250文，小康家庭的户税，按照开元十六年“定脏估”标准为：0.45匹绢；按照天宝年间的市场价，大致为1匹绢。
我们姑且就高，按1匹绢计算。
义仓税，我给起名为：社保税。
义仓税，又叫“地税”、“地子钱”。这是按家庭财产等级缴纳粮食，用于建立服务于本乡本土大众的义仓。其本质，是法定的，由政府出面组织建立的一个个地域性的互助基金。
唐朝建立不久，便开征义仓税。《新唐书·食货一》：
尚书左丞戴胄建议：“自王公以下，计垦田，秋熟，所在为义仓，岁凶以给民。"太宗善之，乃诏："亩税二升，粟、麦、秔、稻，随土地所宜。……商贾无田者，以其户为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于五斗为差。下下户及夷獠不取焉。岁不登，则以赈民；或贷为种子，则至秋而偿。”
根据戴胄建议，唐太宗批准，政府立法并组织，百姓每年缴纳一定数额的粮食而建立的粮仓。有土地的，按每亩2升缴纳；工商户根据各家的财产等级，按照标准缴纳，最高的交5石，最穷的免交。遇上年成不太好，或者谁家粮食不够吃，可以到这里借，秋收后如数归还。
唐高宗时，朝廷认为“义仓据地取税，实是劳烦，宜令率户出粟”，每年核实每家每户种地的数量，再计算应纳粮食，太麻烦，索性改为统一按家庭财产等级缴纳：上上户5石，上中户4石，上下户3石，中上户2石，中中户1.5石，中下户1石，下上户7斗，下中户5斗，下下户免征。
用义仓税征收来的粮食，由户部统一管理，但仓库建在各个州县。尽管唐朝拥有强大的粮食储备，但是，在没有飞机、火车的古代，运输速度每天至多50里。倘若某地发生饥荒，等数百公里之外的粮食运到，老百姓早就全饿死了。所以，唐朝在每个县都建立“义仓”以应急。发生大饥荒时，虽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但可避免饿死人。据杜佑《通典·食货十二》，天宝八年，散布于全国各地的义仓的粮食储备，“总六千三百一十七万七千六百六十石”，达到了人均一石。发生重大灾害后，应付两个月没问题。
中中户年缴纳1.5石粟，应当是缴纳义仓税的代表。若按照百亩授田，其中80亩种粮食，年缴纳也就粟16斗（“具所种苗顷亩”，即按种粮土地缴纳）。二者数量差不多。
粟，在唐朝上半叶，除偶因灾害出现短期价格暴涨，每斗也就三五文钱。16斗粟，至多也就值90文钱。
90文钱，小康家庭的义仓税，按照开元十六年“定脏估”标准为：0.17匹绢；按照天宝年间计价，大致为0.42匹绢。
我们姑且就高，按0.42匹绢计算。
一户小康家庭，除了田税，另外需要缴纳的户税、义仓税，两项合计为340文，按天宝年间绢价，大致为1.5匹绢。
5、大唐税率到底有多高？
唐朝上半叶，一个标准家庭，即获得100亩政府授予的土地的家庭，年度上缴的赋税总额是：5.25匹绢。其中：
租庸调，纳绢3.75匹；
户税，纳绢1匹；
义仓税，0.5匹。
5.25匹绢，对于一个家庭意味着什么呢？换句话说，缴纳的税负，占家庭年度收入的比例有多大呢？
我们还是以王三为例。
他每天种地，80亩土地，正常年份，亩产1石，这样，年可收获至少80石粮食。
关于唐朝的粮食亩产量，专家们说法很多，多认为远远超过1石。
有关唐朝屯田的资料颇多，而屯田多在北方，基本是平均亩产1石左右。且唐朝屯田并非只种粮食。毋庸置疑，屯田产量低于家庭种植，这很正常。所以，可以肯定的是，唐朝时，北方的粮食亩产量应该在1石以上。
地方官员裴耀卿（唯有《通典》作宇文融上疏）一段话，似乎更有说服力，《唐会要》卷八十五：
（开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论时政上疏曰：窃见天下所检客户，……其浮户，请任其亲戚乡里相就，每十户已上，共作一坊。每户给五亩充宅，并为造一两口屋宇，开巷陌，立闾伍，种桑枣，筑园蔬，使缓急相助，亲邻不失，丁别量给五十亩已上为私田，任其自营种。率其户于近坊，更供给一顷，以为公田，共令营种，每丁一月，役功三日，计十丁一年，共得三百六十日，营公田一顷，不啻得计。平收一年，不减一百石，使纳随近州县。除役功三百六十日外，更无租税。既是营田户，日免征徭，安乐有余，必不流散。
宣州位于皖南，与苏南交界，属于较为繁荣富庶的地区。针对当时流民较多的问题，裴耀卿建议朝廷效法井田制，来安抚失去土地的流民。以十家为单位，给他们建好房子，每家分配50亩以上土地，同时安排100亩土地作为“公田”，让他们轮流义务种植，以公田收入便作为他们应纳的赋税。公田的亩产量，裴耀卿应该是根据全国平均水平估算的：亩产不少于1石。
又据《唐会要》卷八十九：
（贞元）八年三月，嗣曹王皋为荆南节度使观察。先是，江陵东北七十里废田旁汉，古堤坏决凡二处，每夏则为浸溢。皋使命塞之，广良田五千顷，亩收一钟。又规江南废洲为庐舍，架江为二桥，流人自占者二千余户。自荆至乐乡凡二百余里，旅舍乡聚凡十数，大者皆数百家。
江陵即当今的荆州，属于江汉平原。这里的土地，比宣州肥沃。长期被水草浸溢之地，一旦改造为田，更是肥沃。这里的“亩收一钟”，只是极言产量之高。
大体而言，北方粮食亩产超过1石，南方更高。
石，在古代既是一个重量单位（1石=120斤），也是一个体积单位，1石就是1斛（1斛=10斗=100升，1升=600毫升）。
唐朝的市场粮食购销、政府收税，均是按体积计量的。比如前面所引《唐六典·尚书户部》之“中中户一石五斗”，“一石”显然指的是一斛。
王三以80亩地种粮食，那么，全年的粮食收货便是80斛，即8000升。
在留足10%（800升）的种子后，剩下的7200升。按粮食加工60%的出米率，7200升稻谷，出米4320升。
抛开种子，按照4320升米（432斗）作为年粮食收入。若以“米斗二十文”计算，即为8640文；若以绢550文一匹，其价值，则合为15.7匹（而以“米斗二十文”同时期的绢212文一匹计，则合约40匹）。这就是王三忙乎一年的成果。
他的太太，每天在家养蚕织布。据《唐会要》卷四十《定赃估》，唐朝官方在认定“功庸”时，上等绢“计一人一日为绢三尺”，中等绢“一人一日折绢四尺”，这当为唐朝妇女织绢的平均劳动生产水平。如此，一名妇女每织绢十天，便可完成一匹中等绢（1匹=4丈，1丈=10尺=360厘米）。假设王三的太太每年有160天忙于其他事情，纺织200天，那么，她一年织绢800尺，合20匹。
如果把王三一年的劳动所得价值15.7匹绢的话，那么，还不如他妻子在家纺织的收入高。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不包含他家养鸡、养猪、种菜等方面的收入，两口子全年劳动所得，合计价值35.7匹绢。
那么，5.25匹绢的纳税额，占其家庭年度收入的14.76%。
需要注意的是，王三家的收入，我是就低估算；而税收，则是就高估算的。事实上，如果统一按照天宝年间的粮价、绢价计算，王三家年纳税额，占其家庭年收入不足9%。
6、大唐农民的生活质量
交完税后，他家生活质量如何呢？
王三搬出6匹绢，交税还有富余。正如河南尹齐抗在谈到纳税问题时所说，“农人所有，唯布帛而已”。王三的太太专心在家织绢两个月（60天），全家就完成了皇粮国税任务。
王三一家五口人，每人每天吃米2升（《新唐书·食货四》：“少壮相均，人食米二升”，这是豪华标准），需要3650升。
吃饱喝足后，全年还剩余670升，即67斗。
至于萝卜白菜鸡鸭鱼肉啥的，自家种自家养，完全不用操心。油，自家种植的菜籽啥玩意的就可以炸出来。盐，必须花钱去买，10文钱一斗，一家人吃一年没问题，简直相当于白送。
一家人，每年总要做一套新衣服。假设自家人穿戴，用去了2匹绢，那么，王三家还剩绢12匹。
吃饱穿暖，还有什么开销呢？
首先，当然是孩子读书。假设两个孩子都上学了。
根据唐朝法律，学校办到了乡一级，即每500户人家，设一所公立学校，老师的工资、办学费用均由朝廷承担，免收一切学费，实行完全的义务教育。学生所需要出的就两样：一是给老师的“束脩礼”，二是自己的纸墨笔砚费用。关于束脩礼，据《唐会要》卷三十五：
神龙二年九月敕：学生在学，各以长幼为序。初入学，皆行束修之礼，礼于师。国子、太学各绢三匹；四门学绢二匹；俊士及律书算学、州县，各绢一匹，皆有酒酺。其束修三分入博士，二分助教。
意思是说，行束脩礼，完全是为了培养学生的尊师之道。国家规定，国子学、太学学生的“束脩礼”是绢三匹；四门学的是绢二匹；律学、书学、算学以及州县学校的标准，是每个学生一匹绢。当然都还要加上一点酒肉。学生的“束脩礼”，完全是给老师的。国家还确定了老师的分配办法：博士得五分之三，助教得五分之二。
乡里之学的束脩礼是多少？不知道，只会低于县学，姑且将其价值算作一匹绢吧。那么，两个孩子一年的全部支出，搬出3匹绢，绰绰有余。
其次，看病就医。根据唐朝法律，每个县的县学，都开设有医学专业，培养医学专门人才。医学专业，既是学校，也是公立医院，看病免费。同时，州里还设有在全州各县巡回义务诊治的医疗队，更是绝对的免费。中国古代，医药分家。所以，药品，就得自己到药店去买了。中药最大的优点，就是便宜。全家人抓点草药，1匹绢足够。
社交活动，是个礼尚往来的事，无非是多消耗几斤酒，将家里剩下的67斗米用来换酒，足够大家天天醉的了。祭祖等礼仪活动，再花去1匹绢。
剩下的一点，无非是更新农具之类的事儿，一年至多用去1匹绢。
就这样，他家至少还剩余8匹绢。然而，如果按正常计算，王三家剩余有价值32匹绢的财产。考虑到这些，我们姑且折中：王三家全年剩余15匹绢。
我们可以简单计算一下15匹绢的价值。在唐朝，一匹绢至少可以交换一斛大米，一斛大米约合今120余斤，15斛大米大约2000斤。这就是说，王三一家全年净存款6000元。
一斛大米约合今120来斤，即一斗米约12斤。如今，1斤原生态的大米，至少也值三五块钱。我们只按照普通米计价，也要2元钱一斤；在唐朝只需1.6文（中晚期约2.5文）钱。由此推算1文钱的购买力，1文钱约等于1.25元或者0.8元钱，取个中间值便是1元。
不过，这种算法，与唐朝实际购买力差距巨大，很不靠谱。
因为，15匹绢价值8.25贯钱；在长安城内，200贯钱可买到占地3亩、单家独院的宅子。这就是说，王三两口子潇潇洒洒地过日子，二十多年后，他儿子长大成人了，仅凭存款，便可以到长安城买房子买地。
总之，王三一家日子宽裕得很，他们只是指望孩子好好读书，将来能有点出息。
在周朝，即井田制时代，一年到头，百姓生活多姿多彩，快乐无比。秋收后，百姓们欢聚一堂，杀鸡宰羊，举杯享受生活。
《诗经·七月》：
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
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
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
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唐朝百姓的生活，同样如此。
过年了！这是普天同庆的时候。
杨巨源《元日呈李逢吉舍人》：
华夷文物贺新年，霜仗遥排凤阙前。
一片彩霞迎曙日，万条红烛动春天。
称觞山色和元气，端冕炉香叠瑞烟。
共说正初当圣泽，试过西掖问群贤。
正月十五，月上柳梢头，人们梳妆打扮去看灯，深夜不归。
苏味道《正月十五夜》：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
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
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
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三月三，龙抬头，这是上巳节。走，踏青去，“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转眼，到了清明节前一天：寒食节。小伙子们球场上踢球，姑娘们垂杨下荡秋千。
王维《寒食城东即事》：
清溪一道穿桃李，演漾绿蒲涵白芷。
溪上人家凡几家，落花半落东流水。
蹴踘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
少年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
五月初五端午节，百姓齐聚赛龙舟，赛者用力，观者如云，刺史大人也看得如此如醉。
张建封《竞渡歌》：
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
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
使君出时皆有准，马前已被红旗引。
两岸罗衣破晕香，银钗照日如霜刃。
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
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
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
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蜺晕。
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
疮眉血首争不定，输岸一朋心似烧。
只将输赢分罚赏，两岸十舟五来往。
须臾戏罢各东西，竞脱文身请书上。
吾今细观竞渡儿，何殊当路权相持。
不思得岸各休去，会到摧车折楫时。
七月七是乞巧节，这天夜里，姑娘媳妇们守在月下，恳请心灵手巧的织女，将手艺传给自己。
林杰《乞巧》：
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织女渡河桥。
家家乞巧望秋月，穿尽红丝几万条。
……
孟浩然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无怪乎他的《过故人庄》是如此的优哉游哉：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