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战”回眸之三：英国如何实现“工业革命”？

按：英国的工业革命，就是贸易战的过程与结果：暴力强制实施“国际分工”和“全球经济大循环”。

某些专家习惯于将“海洋文明”、“环球航行”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开端，或者以1500年为“新纪元”来撰写世界史。乍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姑且不谈奴隶贸易，仅以中国为基点，就持续循环着这样一个商业链条：美洲的银元进入中国——中国的茶叶进入欧洲——欧洲的手工业品进入美洲——美洲的银元进入中国。乍看起来，“海洋文明”是以贸易为中心的，就好像今天中国商船往返日本、美国，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为国家创造大量的“外汇”储备。

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国际贸易并没有为英国、法国创造财富！

乔治・勒费弗尔说：

“在18世纪，英国拥有的船只数量增加了2倍，吨位增加了3倍。英国造船量仅1788年就达9630艘，载重量达145.3万吨。1790年出入英国港口的船只等于1713年的三倍多。进出口贸易额从18世纪初的600万英镑增加到进口额1900万和出口额2000万。”“从1798年起，已有伊姆拉的计算可作依据：1798年的实际进口额应为5650万，出口额为4260万，入超达1390万。1799年的数字是：进口额5690万，出口额4630万，入超达1060万。可见，英国的进出口贸易处于入超状态。”

“只有法国依然是英国的竞争劲敌，法国的贸易额在大革命前夕打破了十亿大关，足以与英国相匹敌。法国的贸易诚然有逆差，出口额为5.42亿，进口额达6.11亿，但其中2亿的进口额来自殖民地。法国虽然拥有2000艘远洋货轮，但海运却发展不快。”

这两个国家的国际贸易公司，“在远东售货较少，而购货很多。在4年里，法国公司出口额为700万利弗，而购回的货物则达5000万利弗。英国公司在同期只卖出少量毛织品和五金产品，却买进棉纱、靛蓝、食糖、大米以及大量的硝石，每年贸易逆差200万英镑左右……欧洲人在美洲大发横财，在亚洲却入不敷出。各公司的股东们并没因此吃亏：他们把货物重新售出，从自己的同胞那里赚取巨额利润。”

但是，非常奇怪，“无论如何，欧洲正变得富裕起来，西欧当然更是如此。究竟富裕到何种程度，人们却说不清楚。据说，英法两国的国民收入在18世纪翻了一番；两国增加了税收和发行了公债”。

英法两国在殖民地上的获得的税收是有限的，那么，财富从何而来呢？换句话说，宗主国到底是如何统治殖民地的呢？如果不赚钱，英法等国干吗辛辛苦苦地夺取这么多的殖民地呢？

答案是：英法两国的财富来自于损人肥己的殖民政策，以政策抽取殖民地的鲜血。

英国是最早建立强有力的议会的国家。英国议会的议员，全部是地主。国王赏赐土地的老牌爵士地主，呆在上议院；中小地主或者新兴地主，呆在下议院。1640年代革命期间，老牌贵族几乎被克伦威尔等人灭了种，后来进入议院的绅士，多是靠自己打拼起家，危机意识和创业精神强，头脑精明主意多，尤其没有道德底线，只是坚信钞票才是硬道理。此时，英国虽然占有一些殖民地，海盗船也比较多，工业能力还十分有限。即便是船只数量、水手人数及航海经验，比起荷兰来，英国的竞争力也差远了。1651年，“为增加本国航运和鼓励航海”，克伦威尔颁布了《航海条例》：“自公元1651年12月1日起及从此以后，亚洲、非洲或美洲，或该三洲的任何部分，或属于该三洲的任何岛屿，或该三洲通用地图或图片所载明或记述的岛屿”所出产的任何东西，要想进入英国或者其殖民地，必须使用英国船只运输。“这样，与贸易完全自由的时候比较，我们不仅在购买外国货物时要买得更贵，而且在出售本国货物时要卖得更贱”，亚当・斯密《国富论》说，但是，“该航海法制定的时候，英国、荷兰两国虽然实际上没有战争，但是两国之间的仇恨已达到极点……由于国防比国富重要得多，所以，在英国各种通商条例中，《航海法》也许是最为明智的一种”。果然，没多久，两国开战，英国取胜，跃升为第一号航海大国。

随着殖民地快速膨胀，奴隶贸易越做越大，殖民地农庄越开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如此循环推动，“从垄断国内市场获得最大好处的是商人与制造业者”，《航海条例》使英国的制造业迅速成长。亚当・斯密说：“商人与制造业者集中居于城内，容易结合，并且习惯于行业中盛行的独断专营风气。他们一般先取得违反各自城市居民利益的专营特权，后设法取得违反所有同胞的专营特权。”“赞助加强此种垄断的国会议员，不仅可以获得理解贸易的赞誉，而且还可以在一个人数众多和财富庞大而占重要地位的阶层中受到欢迎和拥护。反之，要是他反对这类提议，要是他有阻止这类提议的权力，那么，即使他被公认是最正直的人，有最高的地位，有最大的社会功绩，恐仍免不了要受到最大的名誉侮辱和诽谤。”况且，议员们想想也是，英国不能一天没有粮食棉花，殖民地能够输送最廉价的粮棉，那就让他们专门干这个吧，其他的事情就由本土来干吧。从此，议员们通过了一个又一个专门针对殖民地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法律。1732年，制定所谓的“制帽条例”，规定殖民地制帽厂雇佣员工不得超过两个人，产品不得销往其他殖民地。1750年立法，禁止殖民地建立和扩建铁切削厂、铁板制造厂、炼钢炉。如此等等的法律，使得殖民地上，任何工业品都必须而且只能从英国进口；殖民地上的工业原材料和农产品，必须而且只能出口到英国。诸如此类的“重商”法律，可以用箩筐装。

“所有这些殖民帝国的开发都主要是为了满足商业贪欲。每个宗主国从自己的殖民地攫取它所缺少的东西，并在那里推销它的部分出口产品。宗主国原则上禁止殖民地种植和创造与自己竞争的产品，禁止殖民地同外国进行贸易，并强制使用本国的船只。”乔治・勒费弗尔说，“在法国革命前夕，英法两国40%的贸易，是同它们的殖民地进行的；在从殖民地区的产品中，相当一部分又转手出口……根据皮特1798年的估计，英国人在美洲种植园的收入为400万镑，亚洲约为100万镑。最后，贩卖黑人的收入十分可观……这些资本集中在为数不多的人手里，其中一部分被穷奢极侈的开支所浪费，另一部分被借给国库，或被用于购买土地和储蓄。当然，也有相当部分向企业投资。”“人们在伊姆拉的结算中注意到，进出口贸易不是英国致富的主要原因……从伊姆拉的计算中可以看出，英国在开发海外领地中得到的收入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贩卖黑人、种植园投资、印度公司职员的薪俸和退休金、殖民地产品的商业投机。毫无疑问，伊姆拉的结算不仅对英国，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对其他殖民大国都是有效的。”此外，“由于有运费、保险、回扣和通过剥削殖民地所获得的收入，英国的外汇结算仍有顺差”。

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欧洲的总的贸易在增长，但是，殖民地贸易正在其中占有一个愈来愈大的部分。例如，1698年，英国约15%的海运贸易是与其殖民地进行的，但是到1775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33%。此外，由于殖民地商品的再出口，法英两国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贸易也大大增长。”

暴力强制的“国际分工”和“全球经济大循环”正式粉墨登场。

1749年曾游历美洲的瑞典旅行家卡尔姆写道：“英国各殖民地的财富和人口事实上增加得那么快，他们不久将和英国竞争。为了维护宗主国的贸易和富强，英国便禁止各殖民地开设那些会跟英国竞争的手工工场。除了少数规定的地方外，各殖民地不得在不列颠领土外贸易，外国人也不得和美洲殖民地贸易。诸如此类的限制多得很。”北美殖民地为此甚为不爽，便起来造反闹独立，这是后话。

欧美人开口闭口“自由贸易”，实际上，他们的发家，一靠抢劫，二靠垄断——在垄断的范围内抢劫，抢光垄断的范围。西班牙和葡萄牙“崛起”后，罗马教皇为他们分划地盘，各自做各自的“贸易”，谁也不能“自由贸易”到对方的地盘去。英法两国未出道之前，这两个国家的海盗十分失落，只能偷偷摸摸地将从非洲虏获的黑奴运到西班牙的殖民地销售。英国彻底打败西班牙之后签订条约，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求西班牙允许英国海盗在西班牙殖民地自由贸易黑奴。由此来看，这群没有道德底线的英国绅士后来逼迫中国同意自由贸易鸦片，并且写入中英条约，就不足为怪了。

这些国家，即使在国内，也是没有自由贸易环境的。稍微有点油水的生意，政府都作为“专利”卖给商人垄断经营，这就是所谓的特许权。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就获得特许权，垄断了英国在印度、东南亚、中国的贸易权。任何英国人，要想在这里独立的做生意混日子，唯有给东印度公司缴纳好处费，在指定的范围做指定的生意，并接受东印度公司的管制，这就是所谓的“港脚商”——获得东印度公司授予的特许权的商号。

说起来颇为可笑，就是这个东印度公司一船茶叶，引发了美国独立。这都要怪东印度公司的特许权不全面，它做任何生意，都还被其他公司的特许权控制着。比如东印度公司从中国采购了茶叶，即使是这批茶叶的销售目的地是美洲殖民地，《美国文明的兴起》说，东印度公司也必须先千里迢迢运到英国，“英国的茶商从该公司在英国的机构进货；美洲的进口商向英国的批发商买进茶叶；殖民地的零售商从当地的进口商那里得到供应，从而迫使殖民地的消费者支付四层利润”。

美国独立前夕，东印度公司已处于破产边缘。好在它的股东们多是活动能量超大的爵士，通过运作，英国议会专门为东印度公司减免了许多税费，接受了许多负担，并通过了“茶叶法”，授权东印度公司“可以为了它自身的利益直接从事这项买卖——用它自己的船只装运，通过它自己在殖民地的代理商直接出售茶叶”。北美的“消费者有权直接向公司购买茶叶，而不必经过中间人的插手……其价格远比在伦敦合法进货或者通过荷兰走私的美国商人所取得价格低得多”。对于广大的北美百姓而言，减少中间盘剥环节，便民利民，这是多好的事啊！但是，它侵犯了部分美国商人的既得利益，经他们一忽悠，美国人民觉醒了。东印度公司的船一开到波士顿，美国人民就将整船的茶叶倒进海里。英国绅士政府生气了，战争开始了，法国荷兰西班牙一插手，美国独立了。

美国独立后，英国便将目标转向自然条件优越、土地广袤、人口众多的印度。

倘若说英国是依靠技术先进和劳动生产率高实现商业扩张，那绝对是鬼话。杰克・戈德斯通指出：“在对亚洲开展海上贸易的前两个世纪中，就联系着欧洲、非洲、中东、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和日本的巨大欧亚贸易市场而言，欧洲商人在其中一直都是小角色。直到1700年左右，欧洲商人的主要成就还仅限于将越来越多的物美价廉的商品从亚洲直接运到欧洲，从而大大增加了欧洲人对亚洲商品的消费量。”

英国人善于学习、敢于仿制的精神是值得赞扬的。他们在印度学习了棉纺织技术，在中国了解了瓷器制造技术、丝绸纺织技术之后，立即回去山寨。杰克・戈德斯通说：“仿制亚洲商品是欧洲人为停止向中国和印度输送更多白银而采取的一种方式。东印度公司将大量印度染色棉布和中国丝绸运到英国，严重威胁了英国本土羊毛、亚麻及丝织业者的生计，以至于他们在18世纪早期说服了议会，把在英国境内贩卖亚洲丝织品和印度染色布的行为列为非法……然而，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欧洲的手工业者从未生产出质量和价格能够与中国瓷器、亚洲棉制品和丝绸相媲美的产品。”

印度的棉纺织业颇为发达。在没有搞定印度之前，英国棉纺织业被印度产品挤压得一塌糊涂。等到彻底征服印度之后，英国立即启动“关税壁垒”，将进口印度的棉纺织品关税提高到70%～80%；同时，撤销“关税壁垒”，大幅降低印度棉花进口到英国的关税。1814～1835年间，印度输入英国的棉布由125万匹跌到30万匹，而英国输入印度的棉布从100万匹激增至5100万匹，致使印度手工纺织业主大批破产。1775～1784年，英国年均原棉进口73.6万磅，而1780～1789年间，英国年均原棉进口突然激增至155.1万磅，1785～1794年间，又增至年均244.5万磅。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英国原棉进口激增的时间，正是印度被彻底征服、变成英国殖民地的时刻。《新全球史》指出：“到了19世纪，（英国）殖民官员将棉花种植业定位于满足英国棉纺工业需要……印度出口的原料棉的价值从1849年的1000万卢比增加到1860年的6000万卢比，1913年更达到4.1亿卢比。印度从英国进口的棉织品的价值则从1814年的5万卢比攀升到1829年的520万卢比，1890年达到3000万卢比。因此，殖民政策将印度从世界主要的棉纺中心，改变为原料棉的主要供应地和英国棉织品的主要消费地。”

如此这般，英国“产业结构”调整完成了。英国通过“法律”，将它的农业“外包”给全球殖民地，只剩英伦三岛需要工商业，需要工人和商人。殖民地是英国的第一产业，英伦三岛专心发展第二、第三产业。

英国用枪炮打出来了3350万平方公里、人类1/4的人口的市场，用铁血消灭了殖民地上有竞争力的任何生产能力，用屠杀与掠夺带回了无数的财宝以及南非的金矿钻石矿，万事俱备，只需要英伦三岛开足马力搞生产就行了。英国拥有无尽的市场，能生产多少，就能卖出多少，而且能卖出好价钱。英伦三岛的居民们挖空心思琢磨如何提高产能，终于，飞梭（1733年）、水力纺纱机（1769年）、珍妮纺织机（1770年）、走锭纺纱机（1779年）之类的成果一个接一个诞生。于是，“工业革命”了，大工业化了。到1800年，已有500台瓦特蒸汽机投入使用，其中38%用于抽水，其他用于纺织、炼铁等工业领域。

日不落的殖民地，铸就了英国“工业革命”

英国开始“工业立国”。“到1800年时，英国生产的煤和铁比世界上其他地区合在一起生产得还多。英国的煤产量从1770年的600万吨，上升到1800年的1200万吨，进而又上升到1861年的5700万吨。同样，英国的铁产量从1770年的5万吨，上升到1800年的13万吨，进而又上升到1861年的380万吨。铁已丰富和便宜到足以用于一般的建设，因而，人类不仅进入了蒸汽机时代，也进入了钢铁时代。”

英国开始“城市化”。还是在“1800年，大约1/5的英国人口居住在城镇，城镇的规模大约1万多人。而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庞大的乡村社会被城市化了，全国有1/3的人口在城里工作和生活。”伦敦人口更是多达650万，成为世界第一大城市。

英国人过上了惬意的生活，吃得好，身体好，干劲足，让当时殖民地不多的19世纪中期的法国人十分羡慕。乔治・杜比说：“我们还是来听听勒克勒佐的领导者德塞利尼本人的说法吧！……关于饮食问题，他如是说道：‘我们知道，在法国刚开始修筑铁路的时候，人们就注意到来自英国的工人在工作上更为出色，而且他们在法国时仍保持他们吃肉的习惯。法国人的伙食要差得多，干的活儿也少，但是他们慢慢地学习英国人的饮食方式，从而在干活的力气方面与后者相差无几了。’”

到19世纪中期，英国成为科技、经济、军事上的绝对老大，放眼全球找不到竞争对手了，便开始大唱自由竞争、自由贸易的高调，向世界“敞开怀抱”。英国经济学家史丹莱・杰温斯快乐地说：“北美和俄罗斯的平原是我们的粮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沿岸是我们的林木生产者；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放牧着我们的羊群；在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大草原逐牧着我们的牛群；秘鲁运给我们白银；黄金则从南美和澳大利亚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替我们种植茶叶；在东西印度扩大了我们的咖啡园、甘蔗和香料园；西班牙和法国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沿岸各国是我们的菜园主。我们的棉田，长期以来都是分布在美国南方，而现在差不多扩展到地球上各个热带地区去了。”

英国高喊“自由贸易”，不要说殖民地人民，就连欧洲的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也懒得理睬。这三个国家只是一门心思扩军备战，准备用枪炮说话。

丹皮尔教授有一段话，很值得“哈洋族”玩味：“人类历史上有三个学术发展最惊人的时期：希腊的极盛期、文艺复兴时期与我们这个世纪。这三个时期都是地理上经济发展的时期，因而也是财富增多及过闲暇生活的机会增多的时期。在希腊，这种生活建立在奴隶制度基础之上；文艺复兴时期，这种生活是靠了得自印度群岛的资源；19世纪时，这种生活是靠了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靠的是什么呢？一目了然。

（摘自拙作《包装出来的西方文明》，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