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教育有多发达?普及了义务教育!
长期以来，有一个说法，说是中国自古以来文盲遍地，有人不知依据什么，还弄出了一个百分比。
我可以肯定地说，自古以来，中国的文盲率非常低，是当时世界上最低的。
我可以肯定地说，自古以来，中国的识字率非常高，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
别着急，慢慢读，你所关心的问题，在本文中基本都有答案、有依据。
为什么中国自古以来文盲率很低？原因很简单：这个世界上，只有中国的圣人不是“和尚”，而是“至圣先师”----孔子。
1、举世无双的重教文化
司马迁写《史记》，以孔子为“世家”。
何为“世家”？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世家第五》曰：
自有王者，便置诸侯，列以五等，疏为万国。……司马迁之记诸国也，其编次之体，与本纪不殊。盖欲抑彼诸侯，异乎天子，故假以他称，名为世家。
所谓世家，就是“开国承家，世代相续”、世袭爵位诸侯。
唐代张守节《史记》之“孔子世家”“正义”曰：
孔子无侯伯之位，而称“世家”者，太史公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宗于夫子，可谓至圣，故为“世家”。
孔子并非天子、诸侯国君，当然无爵位可传，但是，到司马迁时，孔子的六艺之学，已经连绵不绝传承十余世，从天子到百姓，天下读书人皆以孔子为宗，以孔子为至圣之人，所以，司马迁以“世家”来记述孔子。
孔子一生并不得志，但其身后尊荣备至。这，除了孔子思想的博大精深，更主要来自于他教学上的巨大成功。《史记·儒林列传》说：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於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於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後陵迟以至于始皇，天下并争於战国，儒术既绌焉，然齐鲁之间，学者独不废也。於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於当世。
孔门弟子有的位至卿相，有的专心于开门受徒。言偃回到江南，子夏前往陕西，更多的弟子在中原大地传道授业解惑。王侯将相、山野草民，无不以他们为师。即便天下纷乱之时，齐鲁大地读书之风依旧兴盛。就这样，儒学就伴随孔门弟子传遍了中华大地。
《史记·儒林列传》曰：
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
当刘邦率领大军围攻鲁地之时，这里的老师正在给学生们上课，书声琅琅，琴声悠扬。即便是天下纷乱、战事不断的秦汉之交，中华大地的教育活动并未终止。
普天之下，没有比中华更重视教育的民族，唯有中华的第一圣人是一位老师，而且他千年一贯的谥号便是“至圣先师”。
到过孔子故里曲阜的人都知道，中国皇帝到了这里，也得下轿步行，拜祭孔林。作为天子，拜天、拜地、拜父母，都是正常的，他为什么拜孔子呢？理由很简单：孔子是至圣先师，学生拜千古第一的老师，天经地义。
2、义务教育定型于汉代
汉武帝之所以伟大，在于他系统地恢复了中华崇文尚武的传统。汉武帝的武功，人所共知；其重文，后人知之甚少。
为了节省文字，姑引马端临《文献通考·学校》：
（汉）武帝时始为博士、学官置弟子员。……及武帝既兴学校，则令郡国县官谨察可者，与计偕，诣太常受业如弟子，则郡县皆有以应诏，而博士、弟子始为国家选举之公法也。
（汉）平帝元始三年，立学官。郡国曰学，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
汉武帝之前，虽然朝廷设有博士，但是，并没有规范管理，学生既无入学规则，也无员额限制，博士教书和学生读书，皆为自愿。对学有所成者，朝廷也没有成套的人才举荐选拔制度。到了汉武帝以儒学为正统，才开始大兴学校，并下令全国各郡县官员选拔本地优秀学生，随同汇报年度工作的官员一同到京城，到太学深造。从此，博士、弟子才开始纳入国家人才选拔制度中来。
到汉平帝元始三年（西元3年），全国的教学体系已经全面形成，在全国各级行政机构皆设置教育官员。郡（王国）的学校称为“学”， 县（侯国）的学校称为“校”，郡县学校置经师一人。乡的学校称为“庠”， 聚（城镇性的居民聚居点）的学校称为“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
历经春秋战国数百年战乱之后，在江山一统的中华大地上，由中央政府主持的公立学校实施的义务教育，再次普及到了广大乡村。
汉朝的基础教育，比18世纪的欧洲还要领先，这话，夸张吗？一点也不！须知，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英法两国的军人，大部为文盲。
从汉朝开始，中国形成了伟大的传统：百姓重视教育，读书人以孔子为榜样，以教书育人为荣，故而民间办学之风长盛不衰。许多大学者终身以教书育人为己任，许多官员卸职退休后，全身心于传道授业解惑。
在《后汉书·儒林列传》随手挑几个：
杨政字子行……教授数百人。
济阴曹曾，字伯山……门徒三千人。
牟长，字君高……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子纡，又以隐居教授，门生千人。
与此同时，政府还大办高等教育。汉朝的人口约6000万，而其最高学府太学的学生，多达3万余人，比例之高令人惊叹。
全民重视教育，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得到有效传承，不曾中断。
3、唐代的义务教育制度
武德七年（624年），天下初定，唐高祖便下达《置学官备释奠礼诏》，要求各地向朝廷举荐人才，同时下令：
州、县及乡、里，并令置学。
每500户人为一个乡，每100户为一个里。这就是说，朝廷要求：全国城乡普遍办学，州设州学，县设县学，乡、里皆设学校。
每100户人家的地方，就有一所政府举办的学校。毫无疑问，基本实现了幼儿教育的全覆盖。按当今的标准，相当于全面普及初中教育。
历经隋末战乱之后，政府主办的公立学校，普及到全国乡村。
子曰：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自汉朝以来，国家义务教育政策的落实情况，就被作为考核的地方官员政绩的主要内容之一。
本来就是孔门弟子的历朝历代皇帝，都会高度关心教育问题，下达相应的诏书。《唐会要》卷35：
（开元）二十六年正月十九日敕：古者乡有序，党有塾。将以宏长儒教，诱进学徒，化民成俗，率由于是。其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里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
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唐玄宗下旨：全国每一个里办一所学校，由政府选拔博学鸿儒担任老师。
唐玄宗不止是说说，《遣使分巡天下诏》：
其天下道学，固已有置者，并乡学等，此并切于生人，比来兴置，盖为教导，各宜敦劝，使有成益。
唐玄宗下令，钦差大臣巡视全国各地，必须检查地方的办学情况，并且作为重点之一。
唐代义务教育的普及，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在监狱里，也设有学校！
著名的上官婉儿，一出生就随家人进了监狱，在监狱中长大。她就是在监狱学校里接受教育的。
在唐代，一旦男性家长犯了类似于“危害国家安全”的重罪，就会被籍没全家，全家老少都会被送到司农寺的农场安家落户，进行劳动改造。如果女子心灵手巧，则会被安排到内侍省的掖庭局，做些缝缝补补、织布绣花的活儿。如果孩子小，必须跟着母亲，那么，她就会随着母亲来到掖庭局。因为少儿太多，朝廷便在掖庭局创办了学校，《唐六典》：
宫教博士二人，从九品下。……博士掌教习宫人书、算、众艺。
学校有两名博士，负责教宫人学习识字、书法、数学和其它各种文化知识。
史料证明，这里的师资力量也不错，《唐故内侍省内仆局令费府君墓志铭》：
祖怡，隽州□藜县令……父朗，皇朝本州博士……（君）弱冠初登乡塾，……于是晨趋蕙路，夕拜椒闾……始授君□□庭宫教博士……遂游志典坟……有滞斯通，亚善谈谑，尤工草隶……
费智海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是县令，父亲是州学博士，他自己也博学多才，不进书读得好，而且书法也很不错。后来，他自愿做宦官。一当上宦官，马上被安排在掖庭局担任宫教博士。因为干得不错，被提拔为内侍省内仆局令。
上官婉儿就是这里的博士们的弟子。上官婉儿的博学多才，足以证明学习条件不差。
4、唐代的义务教育质量
大唐义务教育的普及，绝非虚言。
在唐人诗文笔记、碑刻墓志之中，关于村学、乡校的记载，可谓不胜枚举。
在长安城里，《太平广记》卷五十二：
有荥阳郑又玄，名家子也。居长安中，自小与邻舍闾丘氏子，偕读书于师氏。
名家子弟郑又玄，与贫寒的邻居子弟，同在一个学堂读书。
在广陵城里，《太平广记》卷七十四：
张定者，广陵人也，童幼入学。天寒月晓，起早，街中无人。
大清早，月亮还高挂天空，幼童张定背着书包上学了。
在今山西黎城县农村，《唐故处士王君之碣》：
君讳庆，字褒，上党黎城人也。……七岁能自致于乡校，乃心专经，笃意儒业……遂就诗礼。……会徐王到，……留之幕府，悉子弟从其受业。
墓主王庆，祖祖辈辈是农民，但祖祖辈辈都是有文化的。他七岁进入乡校读书。若干年后，他具备参加朝廷进士科考试的水平了，恰好徐王这里（并州）任职，发现他太有才了，就把他请到王府担任老师，教授自己的子弟读书，并协助他处理政务。
在今江西的偏远乡村，《太平广记》卷四十四：
元和中，（田先生）隐于饶州鄱亭村，作小学以教村童十数人。
在今天江西上饶、景德镇一带有个鄱亭村，田先生担任村学的老师，教授村里的十几个孩子。
在今成都市北郊新都县的偏远乡村，《法苑珠林》卷十八：
唐益州西北新繁县西四十里许，有王李村。隋时有书生姓荀氏，在此教学。大工书而不显迹，人欲其书终不肯出。
距离县城四十里的王李村，有一位书法极棒的荀老师在村学教书。
在著名诗人卢仝眼里，村学老师的水平还是不错的。卢仝的孩子，也是在村学里念书。他作《寄男抱孙》教育孩子道：
殷十七又报，汝文颇新有。
……
莫学村学生，粗气强叫吼。
……
殷十七老儒，是汝父师友。
卢仝说，儿子啊，老师殷十七告诉我，你又有进步，我很高兴；村学里有的孩子不学好，你不要学他们；你的老师是老儒，也是我的师友，你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念书啊。
事实确实如此。许多著名人物，在没有通过科举考试之前，就任职于乡里之学，一边教书谋生，一边读书备考。
比如白居易，自称“臣本乡校竖儒”，他早年当过乡校的老师。
又如《朝野佥载》说：
唐国子监助教张简，河南缑氏人也，曾为乡学讲《文选》。
大唐最高学府国子监的主讲老师之一的“助教”张简，当年就在乡学教书。
事实证明，乡村小学的教学质量是可靠的。
宰相窦易直，就是从村学里走出来的。《因话录》卷六：
窦相易直，幼时名秘，家贫，受业村学。
窦易直童年时，因家里穷，到村学读书。后来明经及第，官至宰相。
宰相苗晋卿，也是从这里走出来的。据《旧唐书·苗晋卿传》，苗晋卿后来进士及第。古代交通落后，回趟家乡不容易。在担任魏郡太守期间，他借入京汇报工作的机会，顺道回到老家，花钱请乡亲们吃饭，又从工资中拿出三万钱，捐给乡学做基金，资助孩子们读书。这就是古人的“衣锦还乡”。
宰相权德舆，同样是从乡村学校走出来的，他在《送右龙武郑录事东游序》自述道：
予弱岁时从师于党塾，郑生已用经术上第……
“党塾”即村学。权德舆的启蒙教育就是在村学完成的。
那么，唐朝的孩子什么年龄上学？启蒙教材又是什么样的？
唐玄宗曾要求编撰启蒙教材《初学记》，《大唐新语》：
玄宗谓张说曰：“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并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说与徐坚、韦述等，编此进上，诏以《初学记》为名。赐修撰学士束帛有差，其书行于代。
唐玄宗发现，孩子们在过了识字的启蒙阶段，便开始学习写作文，需要掌握大量的资料和文章体裁，但是目前的如《御览》一些书，厚厚的一大堆，很不好。于是玄宗给宰相张说布置了一项任务，要他组织编撰一部适宜于孩子们学习的教材。张说与徐坚、韦述等大学者一起，合编了一本书，玄宗很满意，给取名为《初学记》。很快，这本书在全国通行。
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说：
少长江汉，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
李白说，自己从小在江汉地区长大，五岁开始学识字（从认识背诵天干地支开始），十岁便阅读诸子百家著作。自炎黄以来历史文化，都有所涉猎。勤奋读书，练习创作，至今已经三十年了。
如《大唐故文林郎崔君墓志铭并序》：
君七岁诵《孝经》、《论语》，十二通《毛诗》、《尚书》，……十六师冀州苏谌，讲《左氏春秋》……
如《唐故安定梁君墓志铭并序》：
小学大成，至于《孝经》、《论语》，通卷背文；颜氏字类之书，问之便写。
又如，《唐故国子生李夫子铭并序》：
九岁通《周易》，十岁明《礼》，十三精《史》、《汉》，十五能属文，十七补国子生。
由此，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初等教育的教材：
1、五六岁的时候，以天干地支之类，初学识字；
2、七八岁的时候，开始学习《孝经》、《论语》等著作，同时以颜真卿《韵海镜源》等字典、书法类著作为教材，进行小学和书法训练；
3、到十四五岁，初步完成儒家基础经典的学习；达到通晓做人做事的道理，能熟练作文，写一手好字的水平。
4、此后，便选择专业，进入明经（如历史、三礼）、进士、明法、明算等专业性学习阶段；
5、大约到十六七岁乃至十八九岁，入州学、国子监深造，或者游学四方，如学有所成，获得州府或者国子监举荐，便参加全国统考。
综观唐代士人，基本以“弱冠”即二十岁为进京应试的时刻，后面我们会提供大量的例子。当然，例外的也很多，比如元稹，智商太高，十五岁便明经及第；比如姚崇，少年时一直“以呼鹰逐兽为乐”，到二十岁才玩醒，开始猫在家里读书，后来成为一代名相。这两位过于出类拔萃，不能作为一般现象看。
5、唐人的童年
唐朝的幼儿教育十分成功是毫无疑问的，并留下了许多流芳千古的范例。
《太平广记》卷一七五中，有这么一个故事：
韦庄幼时，常在华州下邽县侨居，多与邻巷诸儿会戏。及广明乱后，再经旧里，追思往中，但有遗踪。因赋诗以记之。又途次逢李氏诸昆季，亦尝赋感旧诗。
《下邽》诗曰：
昔为童稚不知愁，
竹马闲乘绕县游。
曾为看花偷出郭，
也因逃学暂登楼。
招他邑客来还醉，才得先生去始休。今日故人无处问，夕阳衰草尽荒丘。
又《逢李氏弟兄》诗曰：
御沟西面朱门宅，
记得当时好弟兄。
晓傍柳阴骑竹马，
夜隈灯影弄先生。
巡街趁蝶衣裳破，
上屋探雏手脚轻。
今日相逢俱老大，
忧家忧国尽公卿。
韦庄，是晚唐著名政治人物、诗人。他的童年时代，是在华州下邽县（今陕西渭南临渭区）度过的。所谓的“黄巢起义”，将富饶的关中平原祸害得民不聊生。乱平之后，韦庄来到这里，寻访旧迹，但见夕阳、衰草、荒丘！途中，终于见到了儿时的同学、玩伴李氏兄弟。抚今思昔，感慨万千，作诗二首。
韦庄的童年生活非常快乐，伙伴们一起骑竹马、掏鸟窝，上课顽皮、捣乱，还有偷偷逃出学校，出去玩耍。
唐人的童年都是这样度过的。
众所周知，唐代也诞生过不少著名的神童。
唐朝设有童子举，据《旧唐书·文苑上》，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便是“神童举，拜校书郎”，即通过童子科考试而做官的。据《旧唐书·裴耀卿传》：“裴耀卿，……数岁解属文，童子举；弱冠拜秘书正字”，优秀的经济学家、宰相裴耀卿，也是童子科及第而入仕的。
在正史、唐人笔记小说中，关于神童的记载很多，如《大唐新语》卷八：
贾嘉隐年七岁，以神童召见。时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勣于朝堂立语，李戏之曰：……
贾言忠数岁记讽书，一日万言。七岁神童擢第，事亲以孝闻，迁监察御史……
又如《唐摭言》卷三：
苗台符六岁能属文，聪悟无比，十余岁博览群籍，著《皇心》三十卷，年十六及第。张读亦幼擅词赋，年十八及第。同年进士，同佐郑薰少师宣州幕。
苗台符十六岁、张读十八岁，便力克天下文士，进士及第。诗人作诗称他俩为“两个阿孩儿”。
《三字经》中专门提到了唐朝的两大神童：刘晏、李泌。
据《新唐书·刘晏传》，估计是根据曹州（今山东菏泽）地方官员安排，唐玄宗东封泰山时，年仅七八岁的刘晏向玄宗献上了自己的作文。唐玄宗大为惊奇，要宰相张说考试刘晏的真实水平。考完后，张说向玄宗报告结果：这孩子可是国宝啊！玄宗便授予刘晏太子正字的官职。当然，刘晏也不是真的做官了，只是有了领薪水的地方，为举家迁往京城、在更好的环境里读书创造了条件。
据《新唐书·李泌传》，开元十六年，朝廷召开一次学术研讨会，当年童子科及第者员半千的孙子、年仅九岁的员俶，也参加了。在学着云集的场合，员俶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学识。玄宗大为感叹：不知天下还有没有跟员俶一样孩子！员俶答：我的表弟李泌不比我差。唐玄宗便设计了一场考试，他与宰相张说下棋，让李泌做赋。李泌大获成功。唐玄宗赏赐李泌家人一大笔钱财，要求他们继续努力，好好安排孩子读书学习。
6、明清两朝的义务教育
当历史发展到了明朝，《明史·太祖本纪》：
（洪武二年）诸王子受经于博士孔克仁；令功臣子弟入学。……诏天下郡县立学。
（洪武八年）诏天下立社学。
（洪武二十八年）诏诸土司皆立儒学。
明太祖刚刚称帝，还处于激烈的战斗之中，便接二连三地下旨办学校。洪武二年，命令皇子皇孙和功臣子弟们入学读书，同时下令统治区内的郡县办学校。洪武八年，天下初定，下令将学校普及到乡村。洪武二十八年，下令所有的土司，也要办学校。
在教育制度上，清朝完全照搬明朝。清朝教育普及程度极高，远高于同时期欧洲各国。《清史稿·选举一》：
有清学校，向沿明制。……社学，乡置一区，择文行优者充社师，免其差徭，量给廪饩。
清朝也是广立社学，要求全国各县，根据实际，以方便入学为原则，“乡置一区”，创办启蒙学校。由政府聘任老师，并发放工资。同时，强制“凡近乡子弟十二岁以上”入学读书。
《明史》、《清史稿》是就全国而言，我现在挑几个“偏远地区”的县志。
据明朝嘉靖年间的《安溪县志·地舆类》：
安溪县在泉州府西一百十五里，……嘉靖元年造册，人户二千三百九十四户，人口九千八百七十八口。
嘉靖《安溪县志·学校类》：
社学之设，所以教童蒙始学之人，盖欲正其心术，端其志行。异日入国学，而为国之用。
因此，不足2400户人家的安溪县，设立了36所社学，即平均六、七十户人家一所学校。
根据康熙癸丑《安溪县志》、乾隆二十二年《安溪县志》，整个清朝，保持了这样的办学规模。
为了证明本人所言不虚，特列举这三十六所学校名：侍御社学、汇征社学、会元社学、石堂社学、罗洋社学、厚安社学、埔璕社学、狮子社学、真觉社学、桥头社学、赤岭社学、官桥社学、下汤社学、归湖社学、杨合社学、吴庄社学、源口社学、上坑社学、溪尾社学、店尾社学、宫前社学、崎兜社学、苦乾社学、东乾社学、郭坂社学、上房社学、左槐社学、霞川社学、蓝田社学、进德社学、南斗社学、玉湖社学、杉洋社学、多卿社学、举溪社学、净惠社学。
敦煌县是一个偏远小县。据道光《敦煌县志》，道光年间，敦煌县共2448户、20840人。他们主要是雍正以来的屯垦移民。即便如此，也早已形成了全民重视教育的风俗，《敦煌县志·风俗》：
子弟稍长，即令就傅。富家则自延师教督；贫者送入义学，官延师以教之。
这种风俗的养成，源于朝廷和官员们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严格推行义务教育制度。根据《敦煌县志·义学》，以政府为主、社会力量为辅，敦煌共设立13所“义学”（实质近于安溪县的社学），平均每188户人家，设立一所启蒙学校。《敦煌县志·人物》：
（知县曾希孔）设立义学，俾贫贱子弟皆得读书。间有七八岁尚未就傅者，必苛责其父兄。
曾希孔是清朝敦煌县的首任知县。他一边创办学校，一边强制家长将孩子送学校读书。凡是男童到了七八岁，还没入学读书，曾希孔就会严厉训斥他们的家长。
即便是条件较差、情况较为负责的云贵山区，也建立起了从启蒙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学体系。
张之洞的父亲张瑛长期在贵州任职，张之洞长期跟随父亲，在任所读书。张瑛编撰的《兴义府志·学校志》说：
义学与书院相表里，有义学以端蒙养，有书院以教成材，……社学更所以辅义学者也。……（兴义府城内）今义学六：四门四义学；旧设西门内义学一；城中央义学一，知府张瑛捐建。
社学是官办的启蒙学校；义学，是民办官助的纯公益性的学校；府学是官办的高等学校；书院是民办官助的高等学校。
根据府志如“安南县社学：明社学三，……明末毁于流寇”等记载，可知，明朝时，这里的社学也是正常的，只是较内地要少。清朝后，可能是因为战争等原因，朝廷对这里社学设立的政策的不稳定，所以，社学大多废止，而义学兴起。
7、文盲遍地因何而来？
古代中国文盲遍地吗？绝对不是！
毫无疑问，古代中国，文盲很少！至少，成年男子中，文盲极为少见！
某些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的统计的文盲率为依据，说中国自古教育落后，文盲率高，这是极端不公正的，甚至是荒唐的。
建国初文盲率高，主要原因有三：
其一，自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结束，这一百余年里，世界各大强盗，对中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掠夺和摧残。不说战争尤其是日本侵华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也不说鸦片所造成的罪恶深重的毒害（据《剑桥中国晚清史》，吸食鸦片者占全国总人口的10%），仅用枪炮强抢恶要的“战争赔款”就多达13亿两白银，这是清朝中央政府年度财政收入的13倍多！
根据国家财政部发布的数据， 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累计达到129143亿元。试想，如果当今中国被迫向西方各国缴纳169万亿元赔款，中华大地会成为怎样一个局面！中国还能有几个读书人！
其二，是自辛亥革命到1949年，军阀混战与抗日战争，持续了四十年里（整整两代人的时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民不聊生，哪有摆放课桌的地方？
其三，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蔡元培等人，刻意摧毁了中国既有的教育系统。辛亥革命一成功， 偏执狂的教育总长蔡元培，在全国一无“新式”教师、二无“新式”教材的情况下，便宣布教习经书的“旧式教育”为非法，强令推行“新式教育”，无数“旧式”学校解散。本已沦为赤贫的全国城乡，想不形成一代又一代文盲也不可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