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的权力，不是太大，而是太小
在中国历史上，皇帝的权力从来就不是无边际的，而是受到很多约束的。
人们往往以为，明朝自朱元璋“废相”后，皇帝权力变得很大，几乎不受约束。历史的真实并非如此。
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唐朝）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本朝以大臣入阁预机务，此平章事之遗。而衔称殿阁大学士。”
在明朝官宦看来，明朝的“大学士”，与唐朝的“平章事”是一样的，都是宰相，仅仅是称呼不同。
事实不仅如此。
历史的真实是，困扰明朝朝廷，毁灭明朝的，不是皇帝专制，而是朝廷太“民主”，太自由，皇帝的权力严重不足。
下面，我从三个方面谈谈明朝皇帝的权力，最后谈点个人浅见。
一、圣旨的诞生
明朝“圣旨” 即朝廷大事的决策的诞生过程，与唐朝几乎是一样的。
现在，我们从《明史》中，选取几则宰相传记，来分析一下。
叶向高在万历时期，就担任多年的宰相。《明史·叶向高传》：
“天启元年十月还朝，（叶向高）复为首辅。言：‘臣事皇祖八年，章奏必发臣拟。即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传谕。事有不可，臣力争，皇祖多曲听，不欲中出一旨。陛下虚怀恭己，信任辅臣，然间有宣传滋疑议。宜慎重纶音，凡事令臣等拟上。’帝优旨报闻。”
天启元年，叶向高复出，位居首辅，即第一宰相。一上任，便以先朝重臣的身份，指教小皇帝说：“我在你皇爷爷身边工作八年，诏书大多是由我起草的。当年，你皇爷爷想要做什么，都是先派太监告诉我；我若觉得有不妥之处，便提出不同意见；你皇爷爷一般会尊重我的意见，不会再说什么。我希望皇上您也这样，充分尊重各位宰相，不要轻易对其他人说什么，如果想要做什么，就告诉我们，由我们来草拟圣旨。”天启皇帝表示虚心接受建议。
叶向高说的这段话，其实就是明朝大政诞生的核心过程：国家大事，是由大学士们，即内阁充分商议后，报请皇帝批准的。
令人震惊的是，叶向高作为宰相，竟然以如此口气对皇帝说话，可谓放肆。叶向高的话，翻译过来就是：国家大事我们会考虑的，皇上你就少操心吧。在明朝，这样的事情不是个例。
在明朝以前，正常情况下，是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的。
在古代社会，皇帝就如同是董事长、老板，而宰相则是皇帝聘请的职业经理人。
如果你是老板，你公司的总经理这样对你说话，你会怎样？十之八九，你会毫不犹豫地，让他立即卷铺盖走人！
关于国家大政的前端即输入，我们再看这样一则故事。
刘一燝，是天启时期的宰相。《明史·刘一燝传》：
“（宦官刘朝、田诏等盗内府秘藏被抓）诸奄乃厚贿忠贤为地，而上疏辨冤。帝果免（刘）朝、（田）诏死，下其疏法司。一燝执奏：诏等议诛久，无可雪；疏直下部，前无此制。帝不得已，下其疏于阁。一燝复言：‘此疏外不由通政司，内不由会极门，例不当拟旨，谨封还原疏。’”
这则故事，大致是这样的：刘朝、田诏等宦官，因盗窃宫廷的宝贝，被关进了牢房，依法当杀头。如此重罪，只能通过皇帝予以特赦，才能救命。天启皇帝被宦官们缠的没法，便将宦官们准备的“上诉书”转给执法部门，这相当于皇帝写了条子。不久，“上诉书”按流程到了宰相那里。刘一燝便对皇帝说：“这案子司法机关早已有了定论，几个宦官所犯之罪当死，不可赦免。皇上您把他们的‘上诉书’送给司法机关，也是不符合制度的。”天启帝便改为将“上诉书”转给内阁。刘一燝又回复皇帝道：“这份‘上诉书’，既不是来自通政司，也不是来自会极门，按照制度，我们不能对此草拟圣旨，只能将它退回。”
这则故事中，说明了这样一个决策程序，《万历野获编》：
“中外大小臣工上封事，外有通政司，内则会极门，俱有号簿。”
全天下所有需要朝廷决策的事情，其文书通过通政司送达朝朝廷；中央机关的文书，通过会极门送到朝廷。相关文书，自此进入相应的决策程序。
《明史·百官志》对此有规范的描述：
“通政使，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凡四方陈情建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于底簿内誊写诉告缘由，赍状奏闻。凡天下臣民实封入递，即于公厅启视，节写副本，然后奏闻。”
“文书房……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俱由文书房落底簿发。”
可见，“圣旨”产生，有着十分规范的程序。刘一燝拒绝天启帝的理由，便是因为天启帝没有遵守制度，超越了程序，坏了规矩。
二、太子的废立
皇帝往往有多个儿子。立哪一个儿子为太子，也不是皇帝一个人说了能算数的。
万历皇帝长期不立太子，大臣们普遍忧心忡忡。因为一旦皇帝有个三长两短，如果没有明确储君的话，皇帝的儿子，甚至兄弟们都会觊觎帝位，那必然会导致天下大乱。
因此，大臣们，包括宰相们，天天给皇帝上书，请求赶紧立太子。
万历帝不是不想立太子，他对首辅王锡爵说：朕在等皇后生儿子。
《明史·王锡爵传》：
“锡爵密请帝决大计。帝遣内侍以手诏示锡爵，欲待嫡子，令元子与两弟且并封为王。”
大臣等不及，他们声称，按照传统，可以立皇长子为太子。
《明史·沈一贯传》：
“时国本未定，廷臣争十余年不决。皇长子年十八，诸请册立冠婚者益迫。”
朝臣天天吵，宰相们一有机会就劝说。经过十年努力，万历终于同意册立皇长子为太子。
《明史·沈一贯传》：
“九月十有八日漏下二鼓，诏下。既而帝复悔，令改期。一贯封还诏书，言：‘万死不敢奉诏’。帝乃止。”
万历帝在深夜派太监通知宰相，说同意举办册封太子的仪式。不一会儿，万历又反悔，派太监通知改期。宰相沈一贯说：“万死不敢奉诏”。
其实，万历帝之所以一再推迟册封皇太子，是因为他看透了那些大臣，《明史·沈一贯传》：
“谕一贯草敕传示礼官，上册立、冠婚及诸王分封仪。敕既上，帝复留不下。一贯疏趣，则言：朕因小臣谢廷讃乘机邀功，故中辍。俟皇长子移居后行之。既而不举行。”
万历帝很清楚，某些人整天上奏折，要求赶紧立太子，他们不过是打着关心朝廷安危的幌子，真实目的是为了在拥立新帝上捞取政治资本。
就这样，万历帝很不情愿地册封长子为太子。
万历帝驾崩后，太子朱常洛继位，是为明光宗。光宗一个月后驾崩，其长子朱由校登基，是为明熹宗，即天启皇帝。
三、宰相的任免
唐宋及以前，对于宰相的任免，皇帝基本拥有绝对的权力。当然，皇帝一般会充分征求相关高级官员的意见。
到了明朝，皇帝对宰相任免的权力，竟然也受到大臣们的质疑了。
《明史·孙如游传》：
“孙如游……八月朔，光宗即位……十月，命以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言者诋其不由廷推，交章论列。如游亦屡乞去，帝辄勉留。……如游十四疏乞去，乃加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遣官护送。”
天启帝登基后，任命顾命大臣孙如游为宰相。一批大臣轮番上书，声称孙如游没有经过朝廷推选，不能当宰相。孙如游感到十分尴尬，坚决拒绝了天启帝的挽留，辞职回家。
那么，“廷推”宰相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明史·何宗彦传》：
“何宗彦……摄（礼部）尚书事六年，遇事侃侃敷奏，时望甚隆。其年（万历四十七年）十二月，会推阁臣，廷臣多首宗彦，独吏科给事中张延登不署名，遂不获与。”
万历四十七年十二月，皇帝打算任命一位宰相，便要朝廷组织推选。当时，何宗彦已经代理礼部尚书六年，能力业绩突出，深受皇帝信赖，在大臣中也很有声望，许多朝臣都认为非他莫属。但是，吏部在形成上奏皇帝的推举书的时候，吏科给事中张延登拒绝署名。根据制度，吏科给事中不署名，这份报告就出不了吏部。因此，何宗彦没能担任宰相。
显然，这一制度存在明显的问题。
《万历野获编》卷九：
“时陆庄简新入领铨，特疏諍之，谓：斜封墨敕乃季世乱政，况辅弼近臣无夜半传出之例，渐不可长。其词甚峻。上优容答之。比有旨再推阁臣，则铨臣为政，陆于会推疏中列堪任者数人，以己名居首。俱人望也。疏久不下。上忽批云：卿向有疏，欲复会推旧制，今果卿居首，足见请推之意。陆惶恐谢不敢，遂闭门请罢。”
万历帝坚定不移地自主任命了几位宰相。陆光祖担任吏部尚书后，上书皇帝，称当时的选人用人混乱，选任宰相也很不规范，如此等等。皇帝很客气地回复了他。不久，皇帝下旨推选宰相。这当然是由吏部来负责组织。结果，上奏给皇帝的人选名单中，陆光祖名列第一。奏折上去后，很久没有消息。忽然有一天，皇帝的批示下来了：陆光祖你一直说要恢复廷推宰相的制度，如今你果然排名第一，足见请推之意。陆光祖惶恐不已，立即递交辞职报告。
选拔宰相时，在朝廷官员中进行民意测验，这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官员队伍风气中正，那么，民意测验的结果才有正面价值；反之，则毫无意义。
事实是，明朝晚期，士大夫队伍结党营私，作风败坏，他们把廷推宰相作为谋取私利、排斥异己的工具。
四、一点体会
明代的朝廷，尤其是明朝晚期的朝廷，很不成体统。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在朝廷占主流的东林党人，道德败坏，把朝廷和士大夫阶层搞得乌烟瘴气。身为首辅的叶向高胡作非为，甚至把社会混混汪文言安排进内阁做官，西方传教士入朝做官也主要归功于他；徐光启，身为主管国家意识形态的礼部首长，竟然是一个大肆鼓吹天主教的教徒；当孙承宗在前线组织对清军作战时，掌控兵部、工部的东林党人竟然联手停止钱粮、武器的供应。面对如此等等严重问题，明廷毫无办法，唯有坐等灭亡。
明朝的问题，我归纳为：四个“无”。
1、国家无主。由于皇帝失去自主选拔宰相的权力，因此，在朝臣面前，皇帝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权威性。朝臣任意干预、批评皇帝的任何言行，任意拒绝执行皇帝的任何决定，动辄以辞职威胁，甚至直接撂挑子回家。大臣们党同伐异，朝堂上吵成一锅粥，成为了常态，毫无体统。皇帝成了聋子瞎子，不得不利用宦官来获取真实的信息，处理疑难问题。
2、皇帝无相。由于宰相由大臣们推选，因此，想当、能当宰相的，要么当老好人，要么拉帮结派。当上宰相的人，为了保持足够的“得票率”，一边在朝堂广植党羽，消除异己，一边组织党羽为自己歌功颂德，祸乱皇帝和朝廷的耳目。明朝的臭名昭著的党争，诸如东林党、浙党、楚党之类，就是这么来的。前面提到的叶向高，就是势倾朝野的东林党的党魁。
3、朝政无道。到了明朝晚期，朝廷已经不能对任何国家大事做出任何正常的决策。清军横行京畿、李自成兵临城下之时，朝臣们竟然围绕着一些乌七八糟的事情在吵架。极其恶劣的是，在明末，几乎所有的能做大事、能做实事、愿做苦事难事险事的能臣干吏，全部成了党争的牺牲品。
4、“舆论”无德。 “东林党”毫无道德底线，肆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他们通过办书院、上奏章等等手段，控制了朝野舆论。在明朝晚期，从皇帝到百姓，已经无法获得真实的信息了。因为舆论的肆意造谣污蔑，防守辽东的优秀而敬业的指挥官，诸如李成梁父子、熊廷弼、孙承宗、袁崇焕，要么含怨被杀，要么辞职避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