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呆：24史作者和古代史学名家，包括司马迁和郦道元，全是“民科”
中国历史上，在文史哲领域，从来就不存在一个自封自夸的“学术”“象牙塔”。
先说文学。《诗经》之诗多采自民间。《离骚》是官员屈原的抒怀之作。辉煌的唐诗宋词多是士大夫修身养性的业余产品。今人总在称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唐宋八大家是“文学家”、“诗人”，其实，这些头衔是今人硬性安上去的，因为他们没有一位是“专业作家”。古往今来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作者也是地道的业余选手。最早的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同样是官员闲暇之作。总之，没一人是“专业人员”。
再说哲学。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是站在中国哲学山巅上的一群人，他们没有一人是象牙塔里的人物。董仲舒、韩愈、程颐、程颢、朱熹、陆九渊、王阳明，他们的著作，全是用业余时间写出来的。以前，佛道也不如现今拥有专门的“学院”。据说六祖慧能不识字，《六祖坛经》基本是他的人生感悟。总之，没一人是“专业人员”。
也就是说，尽管中国古代的文学、哲学高度繁荣，但是，几乎全部是“民科”的成果。
总之，今天的文史哲“象牙塔”，完全依靠几千年民科成果构筑的。一篇“业余”涂鸦的《石头记》筑起了“专业”的“红学”；一本文盲口述的《坛经》引出了高大上的“禅学”。
下面专说史学。
重视历史记载，是中华的传统。仅以传世的史籍而论，自公元前841年起，中华大地上每一年发生的大事，史书皆有明确记载，后人难以随意编造。
最晚在夏商周时期，中国就建立了设置了专职的史官，建立了完备的修史制度。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外篇》曰：
“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案《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伴随专职史官的诞生，史学也专业化。早在唐代，科举考试中，史学便列为一个独立的考试项目。
因此，中国史学极其发达，早在汉朝，就形成了成熟的史学流派。《史通·内篇》曰：
“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有趣的是，代表中国史学的成就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通典》、《水经注》、《元和郡县志》等等皇皇巨著，均属史学“民粹主义者”的瞎折腾的结果，因为，这些作者，统统不是“史学专业”的人物。
先说《水经注》。这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历史地理学”专著，作者是南北朝时期郦道元，这是一位“没有受过历史地理学专业训练”的官员。《北史·郦道元传》：
“道元字善长。初袭爵永宁侯，例降为伯。御史中尉李彪以道元执法清刻，自太傅掾引为书侍御史……景明中，为冀州镇东府长史……后为河南尹……诏道元持节、兼侍中、摄行台尚书，节度诸军，依仆射李平故事……后除御史中尉……遣为关右大使。宝夤虑道元图己，遣其行台郎中郭子帙围道元于阴盘驿亭……道元瞋目叱贼，厉声而死……道元好学，历览奇书，撰注《水经》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为《七聘》及诸文皆行于世。”
郦道元终身为官，最后为叛军所杀。他一辈子好学不倦，工作之余 “撰注《水经》四十卷，《本志》十三篇。又为《七聘》及诸文皆行于世。”
《通典》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典章制度史”专著。作者杜佑是唐代著名官员，一辈子做官，位至宰相，他也是一位“没有受过历史学专业训练”的官员。《新唐书·杜佑传》：
“杜佑……以荫补济南参军事、剡县丞……元甫奇之，署司法参军，府徙浙西、淮南，表置幕府。入为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再迁容管经略使。杨炎辅政，历金部郎中，为水陆转运使，改度支兼和籴使……以户部侍郎判度支……出为苏州刺史……改饶州。俄迁岭南节度使……召拜尚书右丞。俄出为淮南节度使……拜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进检校司徒，兼度支盐铁使……拜司徒，封岐国公…….元和七年卒，年七十八……佑资嗜学，虽贵犹夜分读书。先是，刘秩摭百家，侔周六官法，为《政典》三十五篇，房琯称才过刘向。佑以为未尽，因广其阙，参益新礼，为二百篇，自号《通典》，奏之，优诏嘉美，儒者服其书约而详。”
杜佑一生经历丰富，多担任任务繁剧的地方官和主掌国家财政的长官。他一辈子“夜分读书”，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了《通典》。
《资治通鉴》的作者，是众所周知的司马光。尽管《资治通鉴》名气巨大，有泰山北斗之地位，但是，事实上，司马光是一位“没有经过史学专业训练”的“民科”。《宋史·司马光传》：
“司马光……仁宗宝元初，中进士甲科……除奉礼郎，时池在杭，求签苏州判官事以便亲，许之……签书武成军判官事，改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枢密副使庞籍荐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进龙图阁直学士。神宗即位，擢为翰林学士……光常患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鉴，遂为《通志》八卷以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至是，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自制《序》授之，俾日进读……帝乃拜光枢密副使，……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请判西京御史台归洛……《资治通鉴》未就，帝尤重之……及书成，加资政殿学士。凡居洛阳十五年……起光知陈州，过阙，留为门下侍郎。……拜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是年九月薨，年六十八。”
司马光进士及第后，终身为官。工作中，因为觉得史籍浩繁，有必要编撰一部便于皇帝以史为鉴的专著，他便利用业余时间动笔了。写了几卷呈给皇帝看，皇帝阅后大喜，赐名《资治通鉴》，亲自作序，并为他完成全书提供条件。此后，即便是担任宰相时，司马光也利用一切业余时间撰写该书。后来，因为与王安石等朝廷官员政见不合，便恳求赴洛阳出任“判西京御史台”，远离政治中心，集中闲暇时间，完成了《资治通鉴》。
再说二十四史的作者。
众所周知，《史记》的作者，是司马迁。司马迁是今天所谓的“专业的历史学家”吗？错！
《汉书·司马迁传》：
“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迁……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迁既被刑之后，为中书令，尊宠任职。”
汉朝的太史令即“天官”，是主持国家天文台工作的官员，《后汉书·百官志》：
“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
用当今的话来说，司马氏世代为天文学家，而不是当今的“历史学家”。至于司马迁后来担任的中书令，则是“掌凡选署及奏下尚书曹文书众事”，担任汉武帝的秘书了。
由此可知，司马迁先是国家天文台台长，后是皇帝秘书，总之，撰写《史记》，并非他的“专业”工作。
后人以《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因此人们习惯性地称司马迁为文学家、史学家。其实，按今天某些人的标准，司马迁既不是文学家，也不是史学家，至多可以称之为天文学家，属于史学领域的民科。
《汉书》的作者班固，比司马迁的情况还要差。他在动笔撰写《汉书》时，仅为一介平民。《后汉书·班固传》：
“父彪卒，归乡里。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既而有人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固弟超恐固为郡所檄考，不能自明，乃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固后以母丧去官。永元初，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以固为中护军，与参议。”
班固家世代书香门第，“家有赐书，内足于财”，藏书丰富，家境富裕。父亲班彪去世后，他回到老家专心致志地撰写《汉书》。后被人告发而下狱。他的弟弟班超上书朝廷，获得汉显宗（汉明帝）召见，皇帝读了班固的著作后大为赞赏，立即任命班固为兰台令史，让他专业从事修史工作，支持他完成《汉书》。由于他才华横溢，大将军窦宪出征匈奴时，专门请班固担任助手。
如此说来，班固原本是一个“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乡野“民科”。幸亏班固弟弟班超胆子大，班固的作品被皇帝看见并获得皇帝认可，被调入“学术圈”工作，因此，班固勉强可以够得上“官科”了。
《后汉书》的作者是范晔。范晔终身为官，虽然博学多才，但热衷于政治，还因参与谋反而被杀。《宋书·范晔传》：
“范晔……袭封武兴县五等侯。少好学，博涉经史，善为文章，能隶书，晓音律。年十七，州辟主簿，不就。高祖相国掾，彭城王义康冠军参军，随府转右军参军，入补尚书外兵郎，出为荆州别驾从事史。寻召为秘书丞，父忧去职。服终，为征南大将军檀道济司马，领新蔡太守。道济北征，晔惮行，辞以脚疾，上不许，使由水道统载器仗部伍。军还，为司徒从事中郎。倾之，迁尚书吏部郎……左迁晔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在郡数年，迁长沙王义欣镇军长史，加宁朔将军……为始兴王浚后军长史，领南下邳太守。及浚为扬州，未亲政事，悉以委晔。寻迁左卫将军、太子詹事……”
范晔撰写《后汉书》，纯属业余爱好。他在担任宣城太守时，开始动笔。这部史书，他完全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而且是一边写，一边还想着官场的事情。毫无疑问，这位终日瞎折腾的范晔，是“没有经过历史学专业训练”的。
《三国志》的作者是陈寿。陈寿本为蜀国臣子，蜀灭后入魏晋，后在晋做官。同样，撰写《三国志》也是他业余成果。《晋书·陈寿传》：
“陈寿……仕蜀为观阁令史……及蜀平……举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补阳平令。撰《蜀相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领本郡中正。撰魏吴蜀《三国志》，凡六十五篇……元康七年，病卒，时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上表曰：昔汉武帝诏曰司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书。使者得其遗书，言封禅事，天子异焉。臣等案，故治书侍御史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于是诏下河南尹、洛阳令，就家写其书。”
陈寿的《三国志》一书能流传，还颇多曲折。直到陈寿去世后，根据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人的建议，朝廷派人到陈寿家中抄录《三国志》全文，因此，《三国志》得以传世。
《晋书》，是唐朝宰相房玄龄主持编撰。房玄龄大名鼎鼎，众所周知，不再赘述。
《宋书》，是南朝梁朝权倾朝野的沈约所撰。沈约诗文俱佳，众所周知，不再赘述。
《南齐书》，为南朝公子萧子显所撰，他是齐高帝萧道成的孙子。公子王孙，更不可能接受史学专业训练了。
《梁书》、《陈书》，由唐朝姚思廉所撰，他是唐太宗创业时期核心团队的十八学士之一，据《旧唐书·姚思廉传》，基本情况如下：
“太宗入春宫，迁太子洗马。贞观初，迁著作郎、弘文馆学士。写其形像，列于《十八学士图》，……三年，又受诏与秘书监魏徵同撰梁、陈二史。思廉又采谢炅等诸家梁史续成父书，并推究陈事，删益博综顾野王所修旧史，撰成《梁书》五十卷、《陈书》三十卷。”
《魏书》，由北齐官员魏收主持编撰。据《北齐书·魏收传》，魏收编撰《魏书》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天保元年，除中书令，仍兼著作郎，封富平县子。二年，诏撰魏史。四年，除魏尹，故优以禄力，专在史阁，不知郡事。”
《北齐书》，由唐朝名臣李百药所撰。《旧唐书·李百药传》：
“贞观元年，召拜（李百药）中书舍人，赐爵安平县男。受诏修定《五礼》及律令，撰《齐书》。”
《周书》，唐朝名臣令狐德棻所撰。《旧唐书·令狐德棻传》：
“令狐德棻……高祖入关，引直大丞相府记室。武德元年，转起居舍人，甚见亲待。五年，迁秘书丞……贞观三年，复诏……德棻更与秘书郎岑文本、殿中侍御史崔仁师次周史，中书舍人李百药次齐史，著作郎姚思廉次梁、陈二史，秘书监魏征次隋史，左仆射房玄龄总监。”
《北史》、《南史》，唐代李延寿所撰。《旧唐书·李延寿传》：
“李延寿者，本陇西著姓，世居相州。贞观中，累补太子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尝受诏与著作佐郎敬播同修《五代史志》，又预撰《晋书》，寻转御史台主簿，兼直国史。延寿尝撰《太宗政典》三十卷表上之。历迁符玺郎，兼修国史，寻卒。调露中，高宗尝观其所撰《政典》，叹美久之，令藏于秘阁，赐其家帛五十段。延寿又尝删补宋、齐、梁、陈及魏、齐、周、隋等八代史，谓之《南北史》，凡一百八十卷，颇行于代。”
《隋书》，由大名鼎鼎的魏徵主持编撰。
《旧唐书》，由后唐、后晋时的宰相刘昫编撰。《旧五代史·刘昫传》：
“刘昫……明宗即位，拜中书舍人，历户部侍郎、端明殿学士。明宗重其风仪，爱其温厚，长兴中，拜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平章事……清泰初，兼判三司，加吏部尚书、门下侍郎，监修国史……天福初……诏为东都留守，判河南府事，寻以本官判盐铁。未几，奉使入契丹，还迁太子太保兼左仆射，封谯国公，俄改太子太傅。开运初，授司空、平章事，监修国史，复判三司……以病卒，年六十。”
《新唐书》、《新五代史》，是北宋宰相欧阳修主持编撰。此人众所周知，不再赘述。
《旧五代史》，是宋朝初期的宰相薛居正主持编撰。关于薛居正修史时的情况，据《宋史·薛居正传》：
“薛居正……晋天福中华帅刘遂凝辟为从事……奏署盐铁判官。开运初改度支推官……显德三年，迁左谏议大夫，擢弘文馆学士，判馆事……擢刑部侍郎，判吏部铨。宋初，迁户部侍郎。太祖亲征李筠及李重进，并留司三司，俄出知许州。建隆三年入为枢密直学士，权知贡举。初平湖湘，以居正知朗州……乾德初，加兵部侍郎……以本官参知政事。五年，加吏部侍郎。开宝五年，兼淮南、湖南、岭南等道都提举三司水陆发运使，又兼门下侍郎，监修国史；又监修《五代史》，逾年毕，锡以器币。六年，拜门下侍郎、平章事……”
《宋史》、《辽史》、《金史》，为元朝宰相脱脱主持编撰。关于脱脱修史，据《元史·脱脱传》：
“脱脱，字大用……年十五，为皇太子怯怜口怯薛官。天历元年，袭授成制提举司达鲁花赤。二年，入觐，文宗见之悦……元统二年，同知宣政院事，兼前职。五月，迁中政使。六月，迁同知枢密院事。至元元年……历太禧宗禋院使，拜御史中丞、虎符亲军都指挥使，提调左阿速卫。四年，进御史大夫……授金紫光禄大夫，兼绍熙宣抚使……六年二月……脱脱知枢密院事……至正元年，遂命脱脱为中书右丞相、录军国重事……三年，诏修辽、金、宋三史，命脱脱为都总裁官。”
《元史》，为明初重臣宋濂主持编撰。关于宋濂，据《明史·宋濂传》：
“宋濂……太祖取婺州，召见濂。时已改宁越府，命知府王显宗开郡学，因以濂及叶仪为《五经》师。明年三月，以李善长荐……除江南儒学提举，命授太子经，寻改起居注……基佐军中谋议，濂亦首用文学受知，恒侍左右，备顾问……洪武二年诏修元史，命充总裁官。是年八月史成，除翰林院学士。明年二月，儒士欧阳佑等采故元元统以后事迹还朝，仍命濂等续修，六越月再成，赐金帛。”
《明史》，为清朝大学士张廷玉主持编撰。此人众所周知，不再赘述。
上述名家，竟然没有一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
顺带一说，常常被称为二十五史之一的《清史稿》，则是一群完全没有接受过历史学专业训练的“晚晴余孽”的产品。
如果按照当今某些人的说法，上述这些人物，无一例外，全是“民科”。
前不久，有历史学家宣称，历史学是一门门槛不低的学问，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者是不够格进入的，因此，历史学是历史学家的事情，非历史专业的民科别瞎参合。
想想挺幽默的：
1.一群民科撰写了令举世仰望的《二十四史》；
2.有人依靠《二十四史》晋升为“学术”官科；
3.官科建设了“学术”门槛，把民科拦在门外。
4.官科有资格研究二十四史及其作者，二十四史的作者不够格研究自己和自己的作品。
如果天文学家司马迁再世，毫无疑问，是没有资格研究司马迁自己和自己的作品《史记》的。司马迁不是“史记专业”的研究生，没有受过历史学专业训练，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发表一篇又一篇“司马迁研究”和“史记研究”的论文了。
同理，欧阳修、司马光也只能成为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民科了。仅当今“专业训练”和“论文”格式，就足以把欧阳修、司马光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