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史辨|《二十四史》是检验西方伪史的试金石——以“食货志”为例(《欧洲文明史察疑》摘文之三)
伪史最怕真史。二十四史是西方伪史的照妖镜，在中华真史面前，一切伪史即刻原形毕露。如本文只要稍动脑筋，用简单算术，也能深刻揭示出古希腊伪史叙事之荒谬。
本文是作者为首届西史辨研讨会准备的论文，曾刊于生民无疆公号，后经修改收入《欧洲文明史察疑》。
《二十四史》是检验西方伪史的试金石——以“食货志”为例
黄忠平
引言
西方伪史能在中国传播，原因有三：一是因对西方物质与技术崇拜转而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二是因中国经史教育不足而对传统史学知之甚少；三是中国历史研究、教育、传播的庸俗化，某些人热衷于以宫廷斗争、争风吃醋之类的故事曲解中国古代史，使社会大众失去了基本的鉴别力。
其实，只要我们浏览过《二十四史》，以一颗平常心来阅读西方史，就会对古希腊史产生深度怀疑。
一、《二十四史》的世界价值
重视历史记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仅以传世的史籍而论，自公元前841年起，中华大地上每一年发生的大事，史书皆有明确记载，后人难以随意编造。这是举世无双的伟大遗产，仅《二十四史》，便是胜过一切的“世界文化遗产”的遗产。
中国的史书，记录的是一个环环相扣、严丝合缝、相互支撑的人文与自然合一的大系统，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世界。事实上，只有中国的史书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在中国，自西周以来的历史，“考古”只能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外篇》曰：
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案《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最晚在周，中国就设置了专职的史官，建立了完备的修史制度。因此，中国史学极其发达，形成了成熟的史学流派。《史通·内篇》曰：
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所谓《二十四史》，指的是以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方式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史通·内篇》解释道：
用当今的话来说，《二十四史》记录的是在一定时间内，国人在一定规则下生产生活、生存发展的社会状态和得失总结。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
《二十四史》由三者构成：
一是“纪”，以时间为纲逐年记载当年发生的大事，如《汉书·景帝纪》《宋史·仁宗本纪》。
二是“传”，是士农工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的优秀人物和极恶人物的传记，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隋书·韦世康传》。
三是“志”，记载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物质基础、社会得以规范的礼乐典章制度，如《汉书·食货志》《后汉书·郡国志》《新唐书·礼乐志》《宋史·刑法志》。
前二者合一，便知某年某月，某皇帝下旨让某大臣干某事，为此，某大臣又与某某大臣之间发生了某某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历史，也是所谓的历史故事。
只有将“志”纳入，三者合一，我们才能知道：在一个集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于一体的平台上，某一时间发生了某事。
今世与古代一样，既有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的微观生活，也有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的宏观环境；既有中国的帝王将相郡守县令的成败得失，也有周边国家的风土人情与国际关系。《二十四史》所记载的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
因此，只知道某些历史故事是不够的，不能做到以史为鉴。
某些人写的“中国史”，是通过拼凑一些“故事”，辅以大胆想象发挥，从而编造出一部官场权谋斗争史。
如果想了解古代的官场斗争，比如西汉的官场，就必须知道西汉朝廷有哪些衙门、职责分工如何，各衙门有哪些职官、责权利如何。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上至宰相及宰相府，下至全国有多少个县、乡、亭，直到乡一级机构及其职能，均清楚明白。
我们还必须知道各朝代的官员选拔程序与标准、官员百姓的文化素质。无论是研究中国古代的文盲率、基础教育的内容，还是讨论古代官员的选举、官员的素质，我们都必须了解古代的学校教育与选举制度。只有阅读了《新唐书·选举志》之后，才能大致了解唐朝的学校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对唐朝的文明程度、士人素质做出基本的判断。
古代政府与民间，也有法定的节假日、作息时间。我们阅读各类历史读物、唐诗宋词，自然会涉及古代的各种节日，如元宵节、端午节、七夕节等。古人是如何知道这一天是元宵节的呢？宋朝是如何编制历法的呢？在《宋史·天文志》《宋史·律历志》中，关于天文学发展简史、天文观测仪器设备、观测记录、历法编撰，均有记载。
中国是礼仪之邦。在古代，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均高度重视礼仪制度。同样，在当今世界的外交场合，如果礼仪出错很可能导致严重后果。那么，在中国古代，比如明朝，自皇帝到百姓的婚丧嫁娶、皇帝大宴群臣、接待外国使臣、官员相见、百姓相见等场合，其礼仪制度又是怎样的呢？阅读《明史·礼志》，便可得到答案。
总之，当今人们遇到的问题，古人也会遇到，中国史籍也基本都有记载。
朝廷官场是政治，学校科举是教育，天文历算是科技，礼仪制度是规则，都必须有强大的钱粮基础的支撑，才能保持正常运行。即便是创造财富的工业，也必须有足够的钱粮保障，才能实现稳定的生存发展。一旦钱粮出现严重问题，全社会必然崩盘，出现大动荡。要想掌握各朝代的钱粮的基本状况，就必须阅读《食货志》。
二、古代中国的耕地与人口
古代社会，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它拥有多少耕地、能收获多少粮食，决定它拥有多少人口。
古代农业科技水平落后，粮食产量很低。
《后汉书·郡国志》：
顺帝建康元年，户九百九十四万六千九百一十九，口四千九百七十三万五百五十，垦田六百八十九万六千二百七十一顷五十六亩一百九十四步。
汉顺帝建康元年（144），全国户均5人，人均拥有的耕地面积为：
689,627,156÷49,730,550＝13.867（亩）
汉朝的一亩，约为当今的0.7亩，13.867亩即为当今的9.6亩。
换句话说，在全国范围内，平均9.6亩地的产出，才能养活一个人；48亩地，才能养活一家人。
中国拥有发展农业生产的绝对优势，主粮单产远高于同时期的欧亚大陆任何国家或地区。原因有五：
其一，中国是欧亚大陆唯一的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地区，气候条件最好，雨热同季，最适合小麦、水稻等主粮种植。
其二，中国拥有广袤的土地、肥沃的平原，华北平原约有30万平方公里。
其三，中国河流湖泊密布，历代各级政府还组织兴修了无数的集灌溉与交通于一体的水利工程，如都江堰工程。
其四，中国政府重视天文历算，每年发布准确的用以指导农业生产的日历，自古以来，中国农民就是根据二十四节气安排农业生产。
其五，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以农为本，不仅从政策上支持农业生产，而且还组织编辑出版了大量的农业书籍，研制推广了大量的先进农具。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兴修水利的工程，只有政府组织才能完成。历朝历代中国各级政府，从不间歇地进行着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建设。《元史·河渠志》：
昔者禹堙洪水，疏九河，陂九泽，以开万世之利，而《周礼·地官》之属，所载潴防沟遂之法甚详。当是之时，天下盖无适而非水利也。自先王疆理井田之制坏，而后水利之说兴。魏史起凿漳河，秦郑国引泾水，汉郑当时、王安世辈或献议穿漕渠，或建策防水决，是数君子者，皆尝试其术而卒有成功，太史公《河渠》一书犹可考……元有天下，内立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决双塔、白浮诸水为通惠河，以济漕运，而京师无转饷之劳；导浑河，疏滦水，而武清、平滦无垫溺之虞；浚冶河，障滹沱，而真定免决啮之患。开会通河于临清，以通南北之货；疏陕西之三白，以溉关中之田；泄江湖之淫潦，立捍海之横塘，而浙右之民得免于水患。当时之善言水利，如太史郭守敬等，盖亦未尝无其人焉。一代之事功，所以为不可泯也。今故著其开修之岁月，工役之次第，历叙其事而分纪之，作《河渠志》。
伴随历朝历代的水利灌溉工程建设，缓慢增长的人口通过持续不断的垦荒，中国的耕地面积逐渐扩大。
其实，在古代中国，大多数时间里，耕地不仅不紧张，而且存在着大量的可供开垦的处女地。因为人口基数太小和生产力水平有限，农民没有能力耕种太多的土地。春秋时期，著名的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吸引他国百姓来秦国垦荒。唐朝时，核心地区的关中、河南，仍然存在不少的无人区。宋朝也是如此，《宋史·食货志》记载：
官吏劝民垦田，悉书于印纸，以俟旌赏。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上言：“……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两浙、陇蜀、河东诸路地里敻远，虽加劝督，未遽获利。今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
宋太宗至道二年（996）时，首都开封府周边的州县，仍然有许多荒地有待开垦，更别提其他地方了。
《明史·食货志》：
万历六年，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总计田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
明代的一亩，约为当今的0.85亩。明朝人均耕地9.8亩，与汉朝相当；明朝耕地总量为596,075,631亩，较汉朝（汉朝耕地合482,739,009亩）增加了23.48%，相应的，人口增加了10,962,306人，增长率22.04%。
与明朝相比，汉朝只开发利用了81%的耕地。
如果和当今中国相比，汉朝开发利用的耕地，不足30%。1998年，中国耕地共19.45亿亩；1999年以来，退耕还林还草5亿多亩后，目前仍拥有超过13.4亿亩的耕地。
这是农业技术和相关科技进步的结果。
研究历史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样的事实：在古代社会，只有存在大面积的可供开垦的处女地，这个国家或地区，才拥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才有进一步创造文明的潜力，人口才能保持增长。
三、古代中国的粮食贸易与交通水平
我们以唐代（618－907）为例，讨论古代的粮食贸易问题。
中国地大物博，欧洲大陆不如中国的面积大。欧洲的“国际贸易”，放在中国，只能算是州际贸易，甚至是县际贸易。
中国是欧亚大陆唯一的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地区，即最适合发展农业的地区。但是，古代中国也不时出现区域性饥荒。
唐朝的首都长安（今西安市），位于号称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但是，长安城的粮食供应，一直颇为紧张。
长安城的缺粮，在西汉时就存在。随着关中人口的不断增长，到隋朝时，长安缺粮成为常态，隋文帝已经当上了“逐粮天子”。一旦关中粮食收成不好，隋文帝就迁往洛阳办公。因此，隋炀帝一直想迁都洛阳。
《新唐书·食货三》：
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
关中平原虽然是个好地方，但是，田地还是显得太少，不足以满足长安城的粮食需求，所以，一直需要从东南地区运粮补给。
关中平原，又称渭河平原，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当时，在关中平原共设有京兆（即首都）、华州、同州、凤翔（岐州）等4个州府，据笔者粗略估计，实际统治面积约4.4万平方公里。
唐代天宝年间，4个州府共辖41个县，共计2,969,881，接近300万人。显然，在唐代，以约4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的粮食产出，远远养不活300万人口。唐朝利用政府的力量，有组织地从外地调运粮食。有唐一朝，朝廷始终把“漕运”作为一个天大的事情来对待。所谓漕运，就是把全国各地应该上缴朝廷的粮草，通过水路运到京师。为此，唐朝政府不断地疏浚大运河、渭河，改进运输手段，完善储运调度模式，可谓想尽了办法。在唐代，凡是能够较好地完成“漕运”任务的官员，大都作为能臣干吏，获得提拔重用。
到了唐玄宗时期，京城粮食紧张局面，才得到初步缓解。《新唐书·食货三》：
开元初，河南尹李杰为水陆运使，运米岁二百五十万石，而八递用车千八百乘。
唐玄宗开元以来，随着政府财力大增，在几乎不计成本的条件下，水运陆运手段一起上，每年向长安运米二百五十万石，总算基本满足了长安的需求。但是，所谓的缓解，是在关中平原风调雨顺的年岁，才是有效的。其实，长安的日常粮食供应，主要是依靠市场，依赖商人。
每天，商人们源源不断地从外地往关中运输粮食。商人逐利。一旦瞅准时机，尤其是关中粮食歉收，农民吃饭也成问题了，商人们便会哄抬粮价，弄得民不聊生。
朝廷在长安储备了大量的粮食。一旦商人哄抬粮价，朝廷便会以强有力的粮食储备，来压制奸商，平抑市场物价。
唐玄宗就一再发过类似的诏书，比如《平粜诏》（《全唐文》卷三十三）：
嘉谷不登，……宜于太仓出粜一百万石，分付京兆府与诸县粜，每升减于时价十文。
这一年，关中粮食歉收，无良商人哄抬粮价。朝廷以每升低于市场价十文的价格，一下子抛售100万石粮食。（1石＝10斗，1斗＝10升；古人一天的口粮约为2升。）
长安粮食供应紧张的问题，在唐朝，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据史书记载，国子监曾多次放假，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回家，以减轻粮食供应的压力。
大家都应该知道“长安米贵”的故事。据《幽闲鼓吹》记载，白居易进京赶考，拜谒顾况。顾况看了白居易的名片后，盯着白居易说：“京城的米价又涨价了，在这里生活，可艰难啦！”等看完白居易递上来的习作的第一篇后，赞赏不已，连忙说：“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在京城生活，就不成问题啦！”
其实，全国各地经由大运河，每年运抵洛阳的粮食数量巨大。在洛阳和周边地区，朝廷建立了多个规模巨大的仓库，用以储备这些粮食。同时，在长安城也建有多个粮库，“诸色仓粮总千二百六十五万六千六百二十石”，粮食储备可谓惊人。也就是说，朝廷只要把堆积如山的粮食，从洛阳转运到长安，问题也就解决了。尽管洛阳与长安之间的直线距离只有三百多公里，但是，在古代便是难以克服的巨大难题。
以大唐王朝的国力，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首都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其他地方的情况便可想而知了。
在古代，我国的交通水平，远远领先于世界各国。水路，尤其是安全可靠的内陆河道，就是古代的高速公路。二三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凭借丰富的地理知识和先进的工程技术，开凿出一条又一条人工河。贯通全国的，如秦始皇造灵渠，打通了自长江通往岭南的高速水路；自春秋到隋朝，开通了钱塘江到海河的大运河。运河与江河湖泊互联，构筑起了全国性的高速水路网。区域性的高速水路网，更是数不胜数。
唐代的运输速度，国家标准是这样的，《唐六典·尚书户部》记载：
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其三峡、砥柱之类，不拘此限。若遇风、水浅不得行者，即于随近官司申牒验记，听折半功。
1.船运：如果将逆水、顺水折中计算，那么，在黄河，船平均日行90里；在长江，船平均日行70里；在其他水路，船平均日行不到60里。对三者再平均，则船平均日行70里，不足35公里。
2.马驮：日行70里，不足35公里。
3.人负重步行或者用驴驮运，日行50里，不足25公里。
4.车运：日行30里，不足15公里。
车辆的运载能力，远小于船舶，其在平原地区才日行30里，速度仅为大运河的一半。可见，水运的效率，大大高于陆运。
如果一个地方出现饥荒，从1000公里之外运到，以最快捷的方式即船运，在全程天气晴朗、一路顺风的情况下，至少需要28天。如果是车运，则需要70天。
因此，在拥有广袤的良田美土的中国，尽管政府的粮食储备充足，但是，一旦出现规模稍大的地区性饥荒，往往无法保证及时救援。
研究历史时，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在古代社会，受交通能力和粮食存储水平的限制，依赖远距离采购粮食，一个国家不可能维持生存发展。
四、春秋战国的货币与粮食贸易
古代史家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事实，论证了粮食才是国家最大的财富和实力，只有在粮食自给有余的前提下，才能确保生存，才有可能发展。
《汉书·食货志》：
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太公退，又行之于齐。至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者，谷有所臧也。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守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臧，臧繦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臧，臧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种饷粮食，必取澹焉。故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桓公遂用区区之齐合诸侯，显伯名。……有司言三铢钱轻，轻钱易作奸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质，令不可得摩取鋊。
这段话，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讲述了中国的货币史。早在夏商时期，中国已有成熟的货币。到了周朝，姜太公建立了严密的货币制度。到了汉朝，通过不断实践和理论总结，终于建立了国家掌控货币发行权、统一铸造发行五铢钱的制度。
2.论述了货币的本质：“流于泉”。货币是促进物畅其流的媒介。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一再强调：货币，饥不能食、寒不能衣，因此，货币并不是财富本身。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实业，没有足够的粮食、布匹产出，货币再多也没有意义。
3.叙述了中国古代的货币理论。古人也知道货币是个好东西，但掌握不好，就会成为坏东西，自古便有商人通过炒作货币、掠夺实业，而获取暴利。春秋时期，管子通过研究发现，市场上钱太多了，粮价就会暴涨；钱太少了，粮价就会暴跌；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都不利于发展经济，会令投机行为盛行，导致国家经济混乱。管子在治理齐国时，通过建立鼓励和保护实业、稳定市场和保护百姓利益的货币发行、市场调控制度，使齐国迅速富强起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重中之重的实业，就是粮食生产；支撑货币发行及购买力的是粮食。
在《管子·轻重戊》有个故事。齐桓公对管仲说：“寡人想降服鲁国，你有什么高招？”管仲说：“好办。只要您和您的随员穿上鲁国织的绨（一种较好的丝织品）做成的衣服，在大街小巷闹市区溜达一圈就行了，剩下的事我来办。”桓公照办后，管仲找来鲁国商人说：“你们鲁国的绨好啊，我家主人喜欢，你们赶紧送来吧，有多少我要多少，价格从优。”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齐国人纷纷改穿鲁国绨做的衣服。鲁国商人在国内大规模高价收购绨。一年后，鲁国实现了“产业升级”全民从事纺织，靠从齐国进口粮食，没人愿意种地了。时机成熟，管仲建议桓公换回以前的服装，到大街小巷闹市区溜达一圈。不久，齐国官员百姓全部脱掉进口服装。随即，桓公下令关闭海关，禁止进口鲁国丝绸，禁止向鲁国出口粮食。一夜之间，鲁国丝绸成为垃圾，粮价大涨，经济崩溃，鲁国百姓纷纷逃往齐国。仅花了三年时间，鲁国向齐国俯首称臣。
这个故事，有两点启示：
第一，春秋时期，鲁国的工业基础相当好。鲁国商人通过所谓的“外放分工法”，仅一年时间，就将鲁国转变为“工业化国家”，开始搞“资本主义”了。
第二，粮食是国家的生命线。
第三，钱不能当饭吃，关键的时候，再多的钱也买不来粮食。
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赢家，也是最后的赢家，是法家。法家从商君到韩非子，都强调谁掌握了粮食，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导权。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代粮食产量极低，应付灾荒的能力很弱。
《汉书·食货志》引战国时期魏国名臣李悝之作：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战国时期，在魏国，一家人耕种土地，年收获粮食150石，除去纳税和一家五口人的口粮105石，剩余45石。但是，这是在正常年景下（即没有大的天灾）的产出。李悝说，天灾是经常发生的。遇上小灾，年收获的粮食100石，要么没法纳税，要么不够吃；遇上中灾，年收获只有70石，自家都不够吃；遇上大灾，年收获只有30石，农民没法活了。
根据李悝的建议，魏国实施了保护农民积极性的政策：丰收年景，由政府以适当价格收购粮食，实施国家战略储备。这大大增强了魏国应对灾害的能力，魏国因此富强起来，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自古以来，政府高度重视粮食储备，储备的标准是“九年之储”，即足以应对连年灾害的能力。《明史·食货志》：
明初，京卫有军储仓。洪武三年增置至二十所，且建临濠、临清二仓以供转运。各行省有仓，官吏俸取给焉。边境有仓，收屯田所入以给军。州县则设预备仓，东南西北四所，以振凶荒……嘉靖八年乃令各抚、按设社仓。令民二三十家为一社……有司造册送抚、按，岁一察核。
《清史稿·食货志》：
京师及各直省皆有仓库……（康熙）十九年，谕常平仓留本州县备赈，义仓、社仓留本村镇备赈。……户部题准乡村立社仓，市镇立义仓，公举本乡之人，出陈易新。
直到明清二朝，在政府的组织下，上至朝廷、下至全国的各个乡村，都建立了各类功能的粮仓。可见，直至一百多年前，举国上下都在储备粮食，随时准备应对从天而降的灾荒。
研究历史时，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在古代社会，一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气候和土地条件很好的中国在内，所产的粮食能养活自己已属不易，不可能连年拥有可出口的粮食；任何国家，即便偶有余粮，也会首先留足战略储备，而不是出口。换句话说，在古代，不可能存在靠进口粮食而发展出来的国家级文明。
五 、古希腊的耕地与人口估算
当今希腊国土面积13万平方公里，人口1000万。据称，当今希腊可耕种土地接近国土面积的30%，即约4万平方公里。
古希腊对应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希腊半岛开发利用的耕地面积有多少呢？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可查。我们暂且按照当今耕地面积的40%计算（高于中国汉朝），则为1.6万平方公里，即2400万亩。
如果完全按照中国汉朝的标准（平均9.6亩地养活一个人）来计算，那么，古希腊时代，整个希腊半岛的人口总量为：
2400万÷9.6＝250（万人）
古希腊时期，希腊半岛显然没有这么多人口。
我们可以参考同时期的中国农民的耕种能力和粮食产出水平。《周礼·大司徒》：
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
《孟子·梁惠王上》：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亩，大致为今天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良田约33亩，或者中田约60亩，或者差田约99亩，才可以养活一家人。如果以中田为平均水平（人均12亩）计算，春秋战国时期的粮食单产，较汉朝少20%；如果以差田为平均水平（人均20亩）计算，其单产只有汉朝平均水平的一半。
希腊半岛诸多不利因素，制约了其农业产出水平：
1.希腊半岛是地中海气候区。地中海气候因雨热不同季，是主粮种植的天敌，必然导致主粮产量大幅度降低。
2.希腊半岛是山区，土地贫瘠。
3.希腊半岛几乎没有成片的农田，而且少有利于农业灌溉的河流。
4.古希腊农业技术极端落后，比如，考古学家至今没有发现古希腊的农田水利设施。
毋庸置疑，古希腊耕地的平均亩产量，至多能够达到中国汉朝的60%。那么，古希腊时代，希腊半岛的人口总量为：
250万人×60%＝150万人
按照户均5口人计算，古希腊时代，希腊半岛共约30万户人家。
希腊耕地主要在北部地区，而“古希腊文明区”则位于南部地区。希腊的南部地区，几乎全是山区。
我们假设，古希腊时期开发利用的耕地，40%位于南部的“古希腊文明区”，而且粮食亩产量与北方一样高。那么，“古希腊文明区”的人口总量为：
150万人×40%＝60万人
按照户均5口人计算，“古希腊文明区”约12万户人家。
古希腊文明最重要的地区，是雅典城邦。雅典面积约2550平方公里，仅占希腊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的1.96%。我们假设，希腊半岛的耕地是平均分布的，并且粮食亩产量一样高，由此，雅典的人口为：
150万人×（2550 ÷ 130000）≈2.942万人
事实上，雅典几乎全部是山地。学界公认，雅典位于希腊半岛土地最贫瘠的地区，其耕地数量、质量至多为希腊半岛平均水平的60%，即雅典的人口为：
2.942万人×60%≈1.77万人
按照户均5口人计算，古希腊时代，雅典城邦共约3540户人家。
平心而论，这已经大大高估了古希腊的农业水平，因为我们完全是按照中国差田产量来估算的，并没有考虑气候、灌溉等因素。地中海气候、低下的灌溉能力，决定了古希腊耕地的收获大大低于中国的“差田”。
如果以气候、灌溉等因素降低单产20%来计算，那么，希腊半岛的人口总量为：
150万人× 80%＝120万人，24万户人家
“古希腊文明区”的人口总量为：
60万人× 80%＝48万人，9.6万户人家
雅典的人口为：
1.77万人× 80%＝1.42万人，2840户人家
其实，这依然是高估了古希腊的人口数量。
我们分析这样一个实例。
安徽省滁州市位于长江与淮河之间，属于风调雨顺的鱼米之乡，面积1.33万平方公里，人口455.3万。宋朝时，欧阳修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醉翁亭记》。据《元丰九域志》，欧阳修担任郡守时，滁州下设三县，共33,858户人家。按户均5口人计，约169,290人。
汉朝时，滁州只是一个县，隶属于九江郡的全椒县。据《汉书·地理志》，西汉时，九江郡下辖15个县，共15万户人家78万余人。由此推测，在国泰民安的西汉时期，滁州市约1万户人家、5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0.75户人家3.76人。
即便按照滁州的人口密度来测算，雅典也仅0.96万人。
如果考虑到希腊半岛的土壤、气候等诸多不利因素，对古希腊正常的估算为：
1．雅典城邦的人口不会超过5000人；
2．“古希腊文明区”的人口不会超过10万人；
3．希腊半岛的人口不会超过30万人。
阅读《二十四史》的地理志有关山区郡县的人口数据，我们会发现，上述估算，很可能依然是大大高估。
据说，古希腊时期，希腊半岛存在着各自为政的数百个城邦。仅以200个城邦计算，那么，平均每个城邦至多1500人，即约300户人家300名青壮年男子。
六、古希腊城邦的粮食贸易与交通
在流行的“古希腊史”论著中，古希腊各城邦的人口数据是十分吓人的。不少作者宣称，古希腊人通过出口商品、进口粮食，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人口成倍增长，从而创建了辉煌文明。
到公元前5世纪时，包括黑海在内的整个地中海地区环布繁盛的希腊殖民地……殖民地用船把以谷物为主的各种原材料运到人口过剩的希腊本土，作为回报，得到酒、橄榄油和诸如布和陶器之类的制成品。这种贸易使希腊本国的经济急速发展……转向商业性农业,使能够养活的人口比以前经营自给型农业时增长2—3倍……1
我们暂不考虑古希腊人出口什么，也不考虑买回的粮食如何发放到散居于崇山峻岭的各家各户，只探讨如何将粮食运回希腊。
据现行的古希腊史，古希腊人是海上的马车夫，一切靠船运；古希腊的“舰队”不断侵略地中海沿岸国家，建立隶属于自己的殖民地。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禁止向鲁国出口粮食。那么，波斯帝国是否会禁止向希腊出口粮食？是否会派兵袭击、拦截希腊人的运粮船？
雅典人、斯巴达人，都是海上的马车夫，双方战争不断。那么，双方是否会派兵袭击、拦截对方的运粮船？
上述问题，当然无解。我们姑且搁下不论。
我们假设粮食运输线路畅通无阻，甚至没有海盗。基于此，我们来探讨希腊人如何完成粮食的运输。
据现行古希腊史，古希腊主要从埃及、黑海沿岸进口粮食。从埃及进口粮食的说法，显然是荒谬的。
1.尼罗河三角洲是冲积平原，目前才2.4万平方公里。2000多年前，尼罗河三角洲的面积远比今天小。
2.埃及地区的气候条件差，不利于发展农业，粮食产量低，能满足自身需求已属不易。
3.波斯是希腊的敌国，而埃及是波斯的属地，决定了这种粮食交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4.埃及距离希腊路程遥远，且运粮船必须沿着波斯的海岸线航行并获得饮食补给，这决定了粮食运输线路基本无安全性可言。
从黑海沿岸运输粮食，是否可行呢？
我们以距离希腊最近的保加利亚为例，展开分析。
首先，我们看船只的载重量。据古希腊史，古希腊人的最先进的船只，是靠170名桨手摇桨的三层桨船，其载重量是：可装载200人（其中170名桨手、30名武装人员）和若干兵器。假设每名船员体重140斤，则每条三层桨船可以装载粮食：
140斤× 200＝2.8万斤
我们姑且按3万斤计算。这里，我们暂不考虑船员的重量。当然，这些船员是必须存在的。因此，事实上，我们的假设是每条船载重6万斤即30吨，与一千多年后征服者威廉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舰船的载重量相当。无疑，这大大高估了。其次，我们再分析航速。前面说过，在内河航行的唐代船只，每天航行不足35公里。按古希腊文献，古希腊的船只的航速也是如此，《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奥德里赛帝国的海岸线是从阿布德拉到攸克星海中的多瑙河。一条商船沿着海岸航行，走最短的路线，在全程都是顺风的情况下，需要4昼夜才能走完全程；一位腿脚灵活的人在陆地上沿着最短的途径，由阿布德拉到多瑙河，需要11天的时间。2
由此可知，一名普通青壮年男子步行11天（无夜行）的路程，古希腊商船走完全程大约需要6个昼夜（综合商船顺风、逆风航行的速度）。也就是说，古希腊商船海上航行的速度，与普通青壮年男子步行速度相当。
我们知道，一名青壮年男子，长途步行的速度每天至多20公里。那么，古希腊商船即便是昼夜兼程，每昼夜至多能航行40公里。
从保加利亚到雅典的海上距离约1300公里。往返一次，为2600公里。
2600÷40＝ 65（天）
如果运粮船始终做到昼夜兼程，往返一趟需要65天。
事实上，由于船员的体力原因、粮食和饮水补给原因、风暴等天气原因，商船均不可能一直昼夜兼程。根据《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希腊船只每天都必须靠岸补给，船员也必须上岸才能休息。仅按船员每天每人休息8小时计算，路途时间就必须增加三分之一，商船往返一趟至少需要90天。
由此可知，每条船每年只能往返4次，共运回约12万斤粮食。
据此，我们来分析雅典人口对运输能力的需求。
假设雅典城邦有100万人口，每人每天消耗粮食1.5斤，则雅典每年的粮食需求量为：
1.5斤× 365天× 100万人＝54750万斤
由于雅典本地的粮食产量只能养活1万人，所以，雅典的粮食几乎全部依赖于进口。那么，雅典必须运回的粮食为：
54750万斤÷3万斤＝18250（船）
雅典专门用于运输粮食的船只数量为：
18250÷4＝4562.5（艘）
专门从事运粮的船员人数为：
4562.5×200人＝912500人
解决100万人口的雅典的粮食需求，雅典必须建立约4560艘船、91万船员的运粮船队。
这样的数据，显然是十分荒唐的。
事实上，在古代，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并非任何季节都适合航海：
当人厌倦的炎热季节渐渐结束时，太阳回归后五十天，是人类航海的最佳季节……但是你要尽快返家，不要等到新鲜葡萄酒上市，秋雨季节以及南风神的可怕风暴的来临……我不称赞春季航海，因为我心里不喜欢它，这个季节航海要碰运气，很少逃避得了厄运。3
在希腊周边的海域，一年之中，适合出海航行的时间不到一半。因此，古希腊商船的活动时间十分短暂，远航黑海地区，一年只能往返一趟。
值得强调的是，粮食是非常娇贵的东西，对储运条件如温度、水分、湿度、气体成分、害虫防治等方面的要求极高，稍有不慎，就会霉变、发芽、生虫。在2000多年前，根本不具备在潮湿的海面漂荡几个月的粮食储运能力。
从遥远的他国以船只运输粮食，来满足希腊的生存发展需求，完全不具备可操作性。
七、雅典的货币与粮食贸易
有专家说，古希腊时期，雅典帝国拥有1000万人口。
中国汉朝时人均占有耕地9.6亩。雅典帝国的疆域内，显然没有9600万亩土地。
假设雅典帝国拥有600万亩与中国一样肥沃、亩产一样高的土地（600万亩即4000平方公里，希腊及其周边地区当然没有这样的大片农田），那么，雅典帝国必须另外找到9000万亩良田美土，专门为雅典帝国生产粮食。
9000万亩即6万平方公里。这就是说，需要拥有与中国的气候一样、肥沃程度一样的6万平方公里的耕地，且其粮食产出100%归雅典帝国所有，1000万雅典人才不会饿肚子。这种可能性为零，因为这个地方一定不在雅典帝国，耕种者也一定不是雅典帝国的农民。那么，雅典帝国只能是采购粮食。
古代粮食产量极低，寻常年景，流入市场的商品粮非常少，至多是粮食总产量的10%。由此可知，至少要有10倍的耕地，即60万平方公里的耕地，定向为雅典帝国提供商品粮，才有可能满足其需求。
60万平方公里就是9亿亩。按照人均10亩耕地计算，这就是一个拥有超过9000万人口的区域。
汉朝的耕地为4.8亿亩。这就是说，把汉朝的商品粮全部销往雅典帝国，依然只能满足其需求量的一半。
在欧亚大陆，必须同时存在一个与汉朝同样规模的国家，也将全部的商品粮销往雅典帝国，才能满足雅典帝国的粮食需求。
2000多年前，欧亚大陆存在9亿亩的粮食产地吗？当然没有。即便存在这样的地方，也没有任何意义。
其一，汉朝不时出现歉收，没有粮食流入“国际市场”。中国如此，其他国家也会如此。即便是某一年有多余的粮食，政府也会坚决禁止外销他国。
其二，如果汉朝政府完全放开粮食市场，商人们必然会垄断市场，囤积居奇，面对急需粮食的雅典漫天要价。如果雅典想买尽中国市场上的粮食，不出三年便会破产。
其三，将数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粮食集中于几个地方，再车载马驮、肩挑背扛、千里船运至雅典，一斤粮食的运费，估计得花去“半斤黄金”。雅典帝国即使遍地产黄金，恐怕刮光地皮也不够。在雅典帝国，粮食胜过奢侈品了。
其四，如此大规模的粮食转运，需要多少人员从事收购、储存、运输、看管！这些人员必然要消费大量的粮食。转运途中，还会产生大量的粮食损耗。这些粮食，能否满足转运人员自身的需求，也是值得怀疑的
如果雅典帝国有1000万人口，那么，希腊半岛人口应不下2000万，是当今希腊人口的二倍。这显然是荒唐的。
八、结论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希腊半岛至多30万人，“古希腊文明区”至多10万人，雅典地区至多5000人。在交通条件落后的时代，以这样的人口规模，散居于13万平方公里的崇山峻岭之中，不可能创造出任何高质量的文明来。
以雅典为例。雅典5000人口，则成年男子约为1000人。假设雅典的农户每年粮食产出有10%流向市场，那么，雅典从事非农业的成年男子总量，至多100人。以区区100人来承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军事等工作，是难以取得任何成就的。
关于雅典的历史，只能是虚构，不可能存在真实成分。
2019-09-03
注释：
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册），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2页。
2［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44页。
3［古希腊］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张竹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