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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史辨|《二十四史》是检验西方伪史的试金石——以“食货志”为例(《欧洲文明史察疑》摘文之三)

shengminwujiang 生民无疆 2021-11-21

伪史最怕真史。二十四史是西方伪史的照妖镜,在中华真史面前,一切伪史即刻原形毕露。如本文只要稍动脑筋,用简单算术,也能深刻揭示出古希腊伪史叙事之荒谬。

本文是作者为首届西史辨研讨会准备的论文,曾刊于生民无疆公号,后经修改收入《欧洲文明史察疑》。



《二十四史》是检验西方伪史的试金石——以“食货志”为例

黄忠平   


       

引言

       西方伪史能在中国传播,原因有三:一是因对西方物质与技术崇拜转而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二是因中国经史教育不足而对传统史学知之甚少;三是中国历史研究、教育、传播的庸俗化,某些人热衷于以宫廷斗争、争风吃醋之类的故事曲解中国古代史,使社会大众失去了基本的鉴别力。

       其实,只要我们浏览过《二十四史》,以一颗平常心来阅读西方史,就会对古希腊史产生深度怀疑。



       

一、《二十四史》的世界价值 

       重视历史记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仅以传世的史籍而论,自公元前841年起,中华大地上每一年发生的大事,史书皆有明确记载,后人难以随意编造。这是举世无双的伟大遗产,仅《二十四史》,便是胜过一切的“世界文化遗产”的遗产。
       中国的史书,记录的是一个环环相扣、严丝合缝、相互支撑的人文与自然合一的大系统,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世界。事实上,只有中国的史书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在中国,自西周以来的历史,“考古”只能起到拾遗补阙的作用。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史通·外篇》曰:


       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氏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至于三代,其数渐繁。案《周官》《礼记》,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太史掌国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书王命,外史掌书使乎四方,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最晚在周,中国就设置了专职的史官,建立了完备的修史制度。因此,中国史学极其发达,形成了成熟的史学流派。《史通·内篇》曰:


       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厥体。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所谓《二十四史》,指的是以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方式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史通·内篇》解释道:


       《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

       

       用当今的话来说,《二十四史》记录的是在一定时间内,国人在一定规则下生产生活、生存发展的社会状态和得失总结。

       《二十四史》由三者构成:

  • 一是“纪”,以时间为纲逐年记载当年发生的大事,如《汉书·景帝纪》《宋史·仁宗本纪》。

  • 二是“传”,是士农工商、男女老少、各行各业的优秀人物和极恶人物的传记,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隋书·韦世康传》。

  • 三是“志”,记载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物质基础、社会得以规范的礼乐典章制度,如《汉书·食货志》《后汉书·郡国志》《新唐书·礼乐志》《宋史·刑法志》。

       前二者合一,便知某年某月,某皇帝下旨让某大臣干某事,为此,某大臣又与某某大臣之间发生了某某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历史,也是所谓的历史故事。
       只有将“志”纳入,三者合一,我们才能知道:在一个集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于一体的平台上,某一时间发生了某事。
       今世与古代一样,既有千家万户的衣食住行的微观生活,也有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的宏观环境;既有中国的帝王将相郡守县令的成败得失,也有周边国家的风土人情与国际关系。《二十四史》所记载的就是这样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
       因此,只知道某些历史故事是不够的,不能做到以史为鉴。
       某些人写的“中国史”,是通过拼凑一些“故事”,辅以大胆想象发挥,从而编造出一部官场权谋斗争史。
       如果想了解古代的官场斗争,比如西汉的官场,就必须知道西汉朝廷有哪些衙门、职责分工如何,各衙门有哪些职官、责权利如何。在《汉书·百官公卿表》中,上至宰相及宰相府,下至全国有多少个县、乡、亭,直到乡一级机构及其职能,均清楚明白。
       我们还必须知道各朝代的官员选拔程序与标准、官员百姓的文化素质。无论是研究中国古代的文盲率、基础教育的内容,还是讨论古代官员的选举、官员的素质,我们都必须了解古代的学校教育与选举制度。只有阅读了《新唐书·选举志》之后,才能大致了解唐朝的学校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对唐朝的文明程度、士人素质做出基本的判断。
       古代政府与民间,也有法定的节假日、作息时间。我们阅读各类历史读物、唐诗宋词,自然会涉及古代的各种节日,如元宵节、端午节、七夕节等。古人是如何知道这一天是元宵节的呢?宋朝是如何编制历法的呢?在《宋史·天文志》《宋史·律历志》中,关于天文学发展简史、天文观测仪器设备、观测记录、历法编撰,均有记载。
       中国是礼仪之邦。在古代,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均高度重视礼仪制度。同样,在当今世界的外交场合,如果礼仪出错很可能导致严重后果。那么,在中国古代,比如明朝,自皇帝到百姓的婚丧嫁娶、皇帝大宴群臣、接待外国使臣、官员相见、百姓相见等场合,其礼仪制度又是怎样的呢?阅读《明史·礼志》,便可得到答案。
       总之,当今人们遇到的问题,古人也会遇到,中国史籍也基本都有记载。
       朝廷官场是政治,学校科举是教育,天文历算是科技,礼仪制度是规则,都必须有强大的钱粮基础的支撑,才能保持正常运行。即便是创造财富的工业,也必须有足够的钱粮保障,才能实现稳定的生存发展。一旦钱粮出现严重问题,全社会必然崩盘,出现大动荡。要想掌握各朝代的钱粮的基本状况,就必须阅读《食货志》。

二、古代中国的耕地与人口 

       古代社会,无论是哪一个国家或地区,它拥有多少耕地、能收获多少粮食,决定它拥有多少人口。
       古代农业科技水平落后,粮食产量很低。       

 《后汉书·郡国志》:


      顺帝建康元年,户九百九十四万六千九百一十九,口四千九百七十三万五百五十,垦田六百八十九万六千二百七十一顷五十六亩一百九十四步。


       汉顺帝建康元年(144),全国户均5人,人均拥有的耕地面积为:

689,627,156÷49,730,550=13.867(亩)

       汉朝的一亩,约为当今的0.7亩,13.867亩即为当今的9.6亩。
       换句话说,在全国范围内,平均9.6亩地的产出,才能养活一个人;48亩地,才能养活一家人。
       中国拥有发展农业生产的绝对优势,主粮单产远高于同时期的欧亚大陆任何国家或地区。原因有五:

  • 其一,中国是欧亚大陆唯一的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地区,气候条件最好,雨热同季,最适合小麦、水稻等主粮种植。

  • 其二,中国拥有广袤的土地、肥沃的平原,华北平原约有30万平方公里。

  • 其三,中国河流湖泊密布,历代各级政府还组织兴修了无数的集灌溉与交通于一体的水利工程,如都江堰工程。

  • 其四,中国政府重视天文历算,每年发布准确的用以指导农业生产的日历,自古以来,中国农民就是根据二十四节气安排农业生产。

  • 其五,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以农为本,不仅从政策上支持农业生产,而且还组织编辑出版了大量的农业书籍,研制推广了大量的先进农具。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兴修水利的工程,只有政府组织才能完成。历朝历代中国各级政府,从不间歇地进行着大大小小的水利工程建设。《元史·河渠志》:


       昔者禹堙洪水,疏九河,陂九泽,以开万世之利,而《周礼·地官》之属,所载潴防沟遂之法甚详。当是之时,天下盖无适而非水利也。自先王疆理井田之制坏,而后水利之说兴。魏史起凿漳河,秦郑国引泾水,汉郑当时、王安世辈或献议穿漕渠,或建策防水决,是数君子者,皆尝试其术而卒有成功,太史公《河渠》一书犹可考……元有天下,内立都水监,外设各处河渠司,以兴举水利、修理河堤为务。决双塔、白浮诸水为通惠河,以济漕运,而京师无转饷之劳;导浑河,疏滦水,而武清、平滦无垫溺之虞;浚冶河,障滹沱,而真定免决啮之患。开会通河于临清,以通南北之货;疏陕西之三白,以溉关中之田;泄江湖之淫潦,立捍海之横塘,而浙右之民得免于水患。当时之善言水利,如太史郭守敬等,盖亦未尝无其人焉。一代之事功,所以为不可泯也。今故著其开修之岁月,工役之次第,历叙其事而分纪之,作《河渠志》。

       

       伴随历朝历代的水利灌溉工程建设,缓慢增长的人口通过持续不断的垦荒,中国的耕地面积逐渐扩大。
       其实,在古代中国,大多数时间里,耕地不仅不紧张,而且存在着大量的可供开垦的处女地。因为人口基数太小和生产力水平有限,农民没有能力耕种太多的土地。春秋时期,著名的商鞅变法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吸引他国百姓来秦国垦荒。唐朝时,核心地区的关中、河南,仍然存在不少的无人区。宋朝也是如此,《宋史·食货志》记载:


       官吏劝民垦田,悉书于印纸,以俟旌赏。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馆陈靖上言:“……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两浙、陇蜀、河东诸路地里敻远,虽加劝督,未遽获利。今京畿周环二十三州,幅员数千里,地之垦者十才二三,税之入者又十无五六……”

       

       宋太宗至道二年(996)时,首都开封府周边的州县,仍然有许多荒地有待开垦,更别提其他地方了。
       《明史·食货志》:


       万历六年,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口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总计田数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

       

       明代的一亩,约为当今的0.85亩。明朝人均耕地9.8亩,与汉朝相当;明朝耕地总量为596,075,631亩,较汉朝(汉朝耕地合482,739,009亩)增加了23.48%,相应的,人口增加了10,962,306人,增长率22.04%。
       与明朝相比,汉朝只开发利用了81%的耕地。
       如果和当今中国相比,汉朝开发利用的耕地,不足30%。1998年,中国耕地共19.45亿亩;1999年以来,退耕还林还草5亿多亩后,目前仍拥有超过13.4亿亩的耕地。
       这是农业技术和相关科技进步的结果。
       研究历史时,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样的事实:在古代社会,只有存在大面积的可供开垦的处女地,这个国家或地区,才拥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才有进一步创造文明的潜力,人口才能保持增长。

       

三、古代中国的粮食贸易与交通水平  

       我们以唐代(618-907)为例,讨论古代的粮食贸易问题。
       中国地大物博,欧洲大陆不如中国的面积大。欧洲的“国际贸易”,放在中国,只能算是州际贸易,甚至是县际贸易。
       中国是欧亚大陆唯一的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地区,即最适合发展农业的地区。但是,古代中国也不时出现区域性饥荒。
       唐朝的首都长安(今西安市),位于号称沃野千里的关中平原。但是,长安城的粮食供应,一直颇为紧张。
       长安城的缺粮,在西汉时就存在。随着关中人口的不断增长,到隋朝时,长安缺粮成为常态,隋文帝已经当上了“逐粮天子”。一旦关中粮食收成不好,隋文帝就迁往洛阳办公。因此,隋炀帝一直想迁都洛阳。       

  《新唐书·食货三》:


       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


       关中平原虽然是个好地方,但是,田地还是显得太少,不足以满足长安城的粮食需求,所以,一直需要从东南地区运粮补给。
       关中平原,又称渭河平原,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当时,在关中平原共设有京兆(即首都)、华州、同州、凤翔(岐州)等4个州府,据笔者粗略估计,实际统治面积约4.4万平方公里。
       唐代天宝年间,4个州府共辖41个县,共计2,969,881,接近300万人。显然,在唐代,以约4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的粮食产出,远远养不活300万人口。唐朝利用政府的力量,有组织地从外地调运粮食。有唐一朝,朝廷始终把“漕运”作为一个天大的事情来对待。所谓漕运,就是把全国各地应该上缴朝廷的粮草,通过水路运到京师。为此,唐朝政府不断地疏浚大运河、渭河,改进运输手段,完善储运调度模式,可谓想尽了办法。在唐代,凡是能够较好地完成“漕运”任务的官员,大都作为能臣干吏,获得提拔重用。
       到了唐玄宗时期,京城粮食紧张局面,才得到初步缓解。《新唐书·食货三》:


       开元初,河南尹李杰为水陆运使,运米岁二百五十万石,而八递用车千八百乘。

       

       唐玄宗开元以来,随着政府财力大增,在几乎不计成本的条件下,水运陆运手段一起上,每年向长安运米二百五十万石,总算基本满足了长安的需求。但是,所谓的缓解,是在关中平原风调雨顺的年岁,才是有效的。其实,长安的日常粮食供应,主要是依靠市场,依赖商人。
       每天,商人们源源不断地从外地往关中运输粮食。商人逐利。一旦瞅准时机,尤其是关中粮食歉收,农民吃饭也成问题了,商人们便会哄抬粮价,弄得民不聊生。
       朝廷在长安储备了大量的粮食。一旦商人哄抬粮价,朝廷便会以强有力的粮食储备,来压制奸商,平抑市场物价。
       唐玄宗就一再发过类似的诏书,比如《平粜诏》(《全唐文》卷三十三):


       嘉谷不登,……宜于太仓出粜一百万石,分付京兆府与诸县粜,每升减于时价十文。


       这一年,关中粮食歉收,无良商人哄抬粮价。朝廷以每升低于市场价十文的价格,一下子抛售100万石粮食。(1石=10斗,1斗=10升;古人一天的口粮约为2升。)
       长安粮食供应紧张的问题,在唐朝,始终未能得到有效解决。据史书记载,国子监曾多次放假,让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回家,以减轻粮食供应的压力。
       大家都应该知道“长安米贵”的故事。据《幽闲鼓吹》记载,白居易进京赶考,拜谒顾况。顾况看了白居易的名片后,盯着白居易说:“京城的米价又涨价了,在这里生活,可艰难啦!”等看完白居易递上来的习作的第一篇后,赞赏不已,连忙说:“能写出这样的文字,在京城生活,就不成问题啦!”
       其实,全国各地经由大运河,每年运抵洛阳的粮食数量巨大。在洛阳和周边地区,朝廷建立了多个规模巨大的仓库,用以储备这些粮食。同时,在长安城也建有多个粮库,“诸色仓粮总千二百六十五万六千六百二十石”,粮食储备可谓惊人。也就是说,朝廷只要把堆积如山的粮食,从洛阳转运到长安,问题也就解决了。尽管洛阳与长安之间的直线距离只有三百多公里,但是,在古代便是难以克服的巨大难题。
       以大唐王朝的国力,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首都长安的粮食供应问题,其他地方的情况便可想而知了。
       在古代,我国的交通水平,远远领先于世界各国。水路,尤其是安全可靠的内陆河道,就是古代的高速公路。二三千年来,我们的祖先凭借丰富的地理知识和先进的工程技术,开凿出一条又一条人工河。贯通全国的,如秦始皇造灵渠,打通了自长江通往岭南的高速水路;自春秋到隋朝,开通了钱塘江到海河的大运河。运河与江河湖泊互联,构筑起了全国性的高速水路网。区域性的高速水路网,更是数不胜数。
     

       唐代的运输速度,国家标准是这样的,《唐六典·尚书户部》记载:


       凡陆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车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溯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余水四十五里;……沿流之舟则轻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余水七十里。其三峡、砥柱之类,不拘此限。若遇风、水浅不得行者,即于随近官司申牒验记,听折半功。


  • 1.船运:如果将逆水、顺水折中计算,那么,在黄河,船平均日行90里;在长江,船平均日行70里;在其他水路,船平均日行不到60里。对三者再平均,则船平均日行70里,不足35公里。

  • 2.马驮:日行70里,不足35公里。

  • 3.人负重步行或者用驴驮运,日行50里,不足25公里。

  • 4.车运:日行30里,不足15公里。

       车辆的运载能力,远小于船舶,其在平原地区才日行30里,速度仅为大运河的一半。可见,水运的效率,大大高于陆运。
       如果一个地方出现饥荒,从1000公里之外运到,以最快捷的方式即船运,在全程天气晴朗、一路顺风的情况下,至少需要28天。如果是车运,则需要70天。
       因此,在拥有广袤的良田美土的中国,尽管政府的粮食储备充足,但是,一旦出现规模稍大的地区性饥荒,往往无法保证及时救援。
       研究历史时,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在古代社会,受交通能力和粮食存储水平的限制,依赖远距离采购粮食,一个国家不可能维持生存发展。

       

四、春秋战国的货币与粮食贸易 

       古代史家以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事实,论证了粮食才是国家最大的财富和实力,只有在粮食自给有余的前提下,才能确保生存,才有可能发展。
       《汉书·食货志》:


       凡货,金、钱、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详靡记云。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黄金方寸而重一斤;钱圜函方,轻重以铢;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故货宝于金,利于刀,流于泉,布于布,束于帛。太公退,又行之于齐。至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故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者,利有所并也。计本量委则足矣,然而民有饥饿者,谷有所臧也。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守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臧,臧繦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臧,臧繦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种饷粮食,必取澹焉。故大贾畜家不得豪夺吾民矣。桓公遂用区区之齐合诸侯,显伯名。……有司言三铢钱轻,轻钱易作奸诈,乃更请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质,令不可得摩取鋊。

       

       这段话,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 1.讲述了中国的货币史。早在夏商时期,中国已有成熟的货币。到了周朝,姜太公建立了严密的货币制度。到了汉朝,通过不断实践和理论总结,终于建立了国家掌控货币发行权、统一铸造发行五铢钱的制度。

  • 2.论述了货币的本质:“流于泉”。货币是促进物畅其流的媒介。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一再强调:货币,饥不能食、寒不能衣,因此,货币并不是财富本身。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足够的实业,没有足够的粮食、布匹产出,货币再多也没有意义。

  • 3.叙述了中国古代的货币理论。古人也知道货币是个好东西,但掌握不好,就会成为坏东西,自古便有商人通过炒作货币、掠夺实业,而获取暴利。春秋时期,管子通过研究发现,市场上钱太多了,粮价就会暴涨;钱太少了,粮价就会暴跌;通货紧缩和通货膨胀都不利于发展经济,会令投机行为盛行,导致国家经济混乱。管子在治理齐国时,通过建立鼓励和保护实业、稳定市场和保护百姓利益的货币发行、市场调控制度,使齐国迅速富强起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古代,重中之重的实业,就是粮食生产;支撑货币发行及购买力的是粮食。
       在《管子·轻重戊》有个故事。齐桓公对管仲说:“寡人想降服鲁国,你有什么高招?”管仲说:“好办。只要您和您的随员穿上鲁国织的绨(一种较好的丝织品)做成的衣服,在大街小巷闹市区溜达一圈就行了,剩下的事我来办。”桓公照办后,管仲找来鲁国商人说:“你们鲁国的绨好啊,我家主人喜欢,你们赶紧送来吧,有多少我要多少,价格从优。”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齐国人纷纷改穿鲁国绨做的衣服。鲁国商人在国内大规模高价收购绨。一年后,鲁国实现了“产业升级”全民从事纺织,靠从齐国进口粮食,没人愿意种地了。时机成熟,管仲建议桓公换回以前的服装,到大街小巷闹市区溜达一圈。不久,齐国官员百姓全部脱掉进口服装。随即,桓公下令关闭海关,禁止进口鲁国丝绸,禁止向鲁国出口粮食。一夜之间,鲁国丝绸成为垃圾,粮价大涨,经济崩溃,鲁国百姓纷纷逃往齐国。仅花了三年时间,鲁国向齐国俯首称臣。
       这个故事,有两点启示:

  • 第一,春秋时期,鲁国的工业基础相当好。鲁国商人通过所谓的“外放分工法”,仅一年时间,就将鲁国转变为“工业化国家”,开始搞“资本主义”了。

  • 第二,粮食是国家的生命线。

  • 第三,钱不能当饭吃,关键的时候,再多的钱也买不来粮食。

       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赢家,也是最后的赢家,是法家。法家从商君到韩非子,都强调谁掌握了粮食,谁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导权。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代粮食产量极低,应付灾荒的能力很弱。
       《汉书·食货志》引战国时期魏国名臣李悝之作:


       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终岁为粟九十石,余有四十五石。……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余四百石;中孰自三,余三百石;下孰自倍,余百石。小饥则收百石,中饥七十石,大饥三十石,故大孰则上籴三而舍一,中孰则籴二,下孰则籴一,使民适足,贾平则止。小饥则发小孰之所敛、中饥则发中孰之所敛、大饥则发大孰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水旱,籴不贵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补不足也。行之魏国,国以富强。

       

       战国时期,在魏国,一家人耕种土地,年收获粮食150石,除去纳税和一家五口人的口粮105石,剩余45石。但是,这是在正常年景下(即没有大的天灾)的产出。李悝说,天灾是经常发生的。遇上小灾,年收获的粮食100石,要么没法纳税,要么不够吃;遇上中灾,年收获只有70石,自家都不够吃;遇上大灾,年收获只有30石,农民没法活了。
       根据李悝的建议,魏国实施了保护农民积极性的政策:丰收年景,由政府以适当价格收购粮食,实施国家战略储备。这大大增强了魏国应对灾害的能力,魏国因此富强起来,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自古以来,政府高度重视粮食储备,储备的标准是“九年之储”,即足以应对连年灾害的能力。《明史·食货志》:


       明初,京卫有军储仓。洪武三年增置至二十所,且建临濠、临清二仓以供转运。各行省有仓,官吏俸取给焉。边境有仓,收屯田所入以给军。州县则设预备仓,东南西北四所,以振凶荒……嘉靖八年乃令各抚、按设社仓。令民二三十家为一社……有司造册送抚、按,岁一察核。

       

       《清史稿·食货志》:


       京师及各直省皆有仓库……(康熙)十九年,谕常平仓留本州县备赈,义仓、社仓留本村镇备赈。……户部题准乡村立社仓,市镇立义仓,公举本乡之人,出陈易新。

       

       直到明清二朝,在政府的组织下,上至朝廷、下至全国的各个乡村,都建立了各类功能的粮仓。可见,直至一百多年前,举国上下都在储备粮食,随时准备应对从天而降的灾荒。
       研究历史时,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事实:在古代社会,一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气候和土地条件很好的中国在内,所产的粮食能养活自己已属不易,不可能连年拥有可出口的粮食;任何国家,即便偶有余粮,也会首先留足战略储备,而不是出口。换句话说,在古代,不可能存在靠进口粮食而发展出来的国家级文明。

       

五 、古希腊的耕地与人口估算   

       当今希腊国土面积13万平方公里,人口1000万。据称,当今希腊可耕种土地接近国土面积的30%,即约4万平方公里。
       古希腊对应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希腊半岛开发利用的耕地面积有多少呢?没有任何文献资料可查。我们暂且按照当今耕地面积的40%计算(高于中国汉朝),则为1.6万平方公里,即2400万亩。

     图1 希腊地形地图

        

        如果完全按照中国汉朝的标准(平均9.6亩地养活一个人)来计算,那么,古希腊时代,整个希腊半岛的人口总量为:

2400万÷9.6=250(万人)

       古希腊时期,希腊半岛显然没有这么多人口。
       我们可以参考同时期的中国农民的耕种能力和粮食产出水平。《周礼·大司徒》:


       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

       

       《孟子·梁惠王上》: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亩,大致为今天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说,良田约33亩,或者中田约60亩,或者差田约99亩,才可以养活一家人。如果以中田为平均水平(人均12亩)计算,春秋战国时期的粮食单产,较汉朝少20%;如果以差田为平均水平(人均20亩)计算,其单产只有汉朝平均水平的一半。
       希腊半岛诸多不利因素,制约了其农业产出水平:

  • 1.希腊半岛是地中海气候区。地中海气候因雨热不同季,是主粮种植的天敌,必然导致主粮产量大幅度降低。

  • 2.希腊半岛是山区,土地贫瘠。

  • 3.希腊半岛几乎没有成片的农田,而且少有利于农业灌溉的河流。

  • 4.古希腊农业技术极端落后,比如,考古学家至今没有发现古希腊的农田水利设施。


       毋庸置疑,古希腊耕地的平均亩产量,至多能够达到中国汉朝的60%。那么,古希腊时代,希腊半岛的人口总量为:

250万人×60%=150万人

       按照户均5口人计算,古希腊时代,希腊半岛共约30万户人家。
       希腊耕地主要在北部地区,而“古希腊文明区”则位于南部地区。希腊的南部地区,几乎全是山区。
       我们假设,古希腊时期开发利用的耕地,40%位于南部的“古希腊文明区”,而且粮食亩产量与北方一样高。那么,“古希腊文明区”的人口总量为:

150万人×40%=60万人

       按照户均5口人计算,“古希腊文明区”约12万户人家。
       古希腊文明最重要的地区,是雅典城邦。雅典面积约2550平方公里,仅占希腊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的1.96%。我们假设,希腊半岛的耕地是平均分布的,并且粮食亩产量一样高,由此,雅典的人口为:

150万人×(2550 ÷ 130000)≈2.942万人

       事实上,雅典几乎全部是山地。学界公认,雅典位于希腊半岛土地最贫瘠的地区,其耕地数量、质量至多为希腊半岛平均水平的60%,即雅典的人口为:

2.942万人×60%≈1.77万人

       按照户均5口人计算,古希腊时代,雅典城邦共约3540户人家。
       平心而论,这已经大大高估了古希腊的农业水平,因为我们完全是按照中国差田产量来估算的,并没有考虑气候、灌溉等因素。地中海气候、低下的灌溉能力,决定了古希腊耕地的收获大大低于中国的“差田”。
       如果以气候、灌溉等因素降低单产20%来计算,那么,希腊半岛的人口总量为:

150万人× 80%=120万人,24万户人家

       “古希腊文明区”的人口总量为:

60万人× 80%=48万人,9.6万户人家

       雅典的人口为:

1.77万人× 80%=1.42万人,2840户人家

       其实,这依然是高估了古希腊的人口数量。
       我们分析这样一个实例。
       安徽省滁州市位于长江与淮河之间,属于风调雨顺的鱼米之乡,面积1.33万平方公里,人口455.3万。宋朝时,欧阳修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醉翁亭记》。据《元丰九域志》,欧阳修担任郡守时,滁州下设三县,共33,858户人家。按户均5口人计,约169,290人。
       汉朝时,滁州只是一个县,隶属于九江郡的全椒县。据《汉书·地理志》,西汉时,九江郡下辖15个县,共15万户人家78万余人。由此推测,在国泰民安的西汉时期,滁州市约1万户人家、5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0.75户人家3.76人。
       即便按照滁州的人口密度来测算,雅典也仅0.96万人。
       如果考虑到希腊半岛的土壤、气候等诸多不利因素,对古希腊正常的估算为:

  • 1.雅典城邦的人口不会超过5000人;

  • 2.“古希腊文明区”的人口不会超过10万人;

  • 3.希腊半岛的人口不会超过30万人。

       阅读《二十四史》的地理志有关山区郡县的人口数据,我们会发现,上述估算,很可能依然是大大高估。
       据说,古希腊时期,希腊半岛存在着各自为政的数百个城邦。仅以200个城邦计算,那么,平均每个城邦至多1500人,即约300户人家300名青壮年男子。

       

六、古希腊城邦的粮食贸易与交通

         在流行的“古希腊史”论著中,古希腊各城邦的人口数据是十分吓人的。不少作者宣称,古希腊人通过出口商品、进口粮食,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人口成倍增长,从而创建了辉煌文明。

       到公元前5世纪时,包括黑海在内的整个地中海地区环布繁盛的希腊殖民地……殖民地用船把以谷物为主的各种原材料运到人口过剩的希腊本土,作为回报,得到酒、橄榄油和诸如布和陶器之类的制成品。这种贸易使希腊本国的经济急速发展……转向商业性农业,使能够养活的人口比以前经营自给型农业时增长2—3倍……1

       我们暂不考虑古希腊人出口什么,也不考虑买回的粮食如何发放到散居于崇山峻岭的各家各户,只探讨如何将粮食运回希腊。

       据现行的古希腊史,古希腊人是海上的马车夫,一切靠船运;古希腊的“舰队”不断侵略地中海沿岸国家,建立隶属于自己的殖民地。
       
       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禁止向鲁国出口粮食。那么,波斯帝国是否会禁止向希腊出口粮食?是否会派兵袭击、拦截希腊人的运粮船?
       雅典人、斯巴达人,都是海上的马车夫,双方战争不断。那么,双方是否会派兵袭击、拦截对方的运粮船?
       上述问题,当然无解。我们姑且搁下不论。
       我们假设粮食运输线路畅通无阻,甚至没有海盗。基于此,我们来探讨希腊人如何完成粮食的运输。
       据现行古希腊史,古希腊主要从埃及、黑海沿岸进口粮食。从埃及进口粮食的说法,显然是荒谬的。

  • 1.尼罗河三角洲是冲积平原,目前才2.4万平方公里。2000多年前,尼罗河三角洲的面积远比今天小。

  • 2.埃及地区的气候条件差,不利于发展农业,粮食产量低,能满足自身需求已属不易。

  • 3.波斯是希腊的敌国,而埃及是波斯的属地,决定了这种粮食交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 4.埃及距离希腊路程遥远,且运粮船必须沿着波斯的海岸线航行并获得饮食补给,这决定了粮食运输线路基本无安全性可言。

       从黑海沿岸运输粮食,是否可行呢?
       我们以距离希腊最近的保加利亚为例,展开分析。

图2  古希腊三层桨船结构示意图


        首先,我们看船只的载重量。据古希腊史,古希腊人的最先进的船只,是靠170名桨手摇桨的三层桨船,其载重量是:可装载200人(其中170名桨手、30名武装人员)和若干兵器。假设每名船员体重140斤,则每条三层桨船可以装载粮食:

140斤× 200=2.8万斤

       我们姑且按3万斤计算。这里,我们暂不考虑船员的重量。当然,这些船员是必须存在的。因此,事实上,我们的假设是每条船载重6万斤即30吨,与一千多年后征服者威廉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舰船的载重量相当。无疑,这大大高估了。其次,我们再分析航速。前面说过,在内河航行的唐代船只,每天航行不足35公里。按古希腊文献,古希腊的船只的航速也是如此,《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奥德里赛帝国的海岸线是从阿布德拉到攸克星海中的多瑙河。一条商船沿着海岸航行,走最短的路线,在全程都是顺风的情况下,需要4昼夜才能走完全程;一位腿脚灵活的人在陆地上沿着最短的途径,由阿布德拉到多瑙河,需要11天的时间。2

       

       由此可知,一名普通青壮年男子步行11天(无夜行)的路程,古希腊商船走完全程大约需要6个昼夜(综合商船顺风、逆风航行的速度)。也就是说,古希腊商船海上航行的速度,与普通青壮年男子步行速度相当。
       我们知道,一名青壮年男子,长途步行的速度每天至多20公里。那么,古希腊商船即便是昼夜兼程,每昼夜至多能航行40公里。
       从保加利亚到雅典的海上距离约1300公里。往返一次,为2600公里。

2600÷40= 65(天)

       如果运粮船始终做到昼夜兼程,往返一趟需要65天。
       事实上,由于船员的体力原因、粮食和饮水补给原因、风暴等天气原因,商船均不可能一直昼夜兼程。根据《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希腊船只每天都必须靠岸补给,船员也必须上岸才能休息。仅按船员每天每人休息8小时计算,路途时间就必须增加三分之一,商船往返一趟至少需要90天。
       
       由此可知,每条船每年只能往返4次,共运回约12万斤粮食。
       据此,我们来分析雅典人口对运输能力的需求。
       假设雅典城邦有100万人口,每人每天消耗粮食1.5斤,则雅典每年的粮食需求量为:

1.5斤× 365天× 100万人=54750万斤

       由于雅典本地的粮食产量只能养活1万人,所以,雅典的粮食几乎全部依赖于进口。那么,雅典必须运回的粮食为:

54750万斤÷3万斤=18250(船)

       雅典专门用于运输粮食的船只数量为:

18250÷4=4562.5(艘)

       专门从事运粮的船员人数为:

4562.5×200人=912500人

       解决100万人口的雅典的粮食需求,雅典必须建立约4560艘船、91万船员的运粮船队。
       这样的数据,显然是十分荒唐的。
       事实上,在古代,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并非任何季节都适合航海:


       当人厌倦的炎热季节渐渐结束时,太阳回归后五十天,是人类航海的最佳季节……但是你要尽快返家,不要等到新鲜葡萄酒上市,秋雨季节以及南风神的可怕风暴的来临……我不称赞春季航海,因为我心里不喜欢它,这个季节航海要碰运气,很少逃避得了厄运。3

       

       在希腊周边的海域,一年之中,适合出海航行的时间不到一半。因此,古希腊商船的活动时间十分短暂,远航黑海地区,一年只能往返一趟。
       值得强调的是,粮食是非常娇贵的东西,对储运条件如温度、水分、湿度、气体成分、害虫防治等方面的要求极高,稍有不慎,就会霉变、发芽、生虫。在2000多年前,根本不具备在潮湿的海面漂荡几个月的粮食储运能力。
       从遥远的他国以船只运输粮食,来满足希腊的生存发展需求,完全不具备可操作性。

       

七、雅典的货币与粮食贸易  

       有专家说,古希腊时期,雅典帝国拥有1000万人口。
       中国汉朝时人均占有耕地9.6亩。雅典帝国的疆域内,显然没有9600万亩土地。
       假设雅典帝国拥有600万亩与中国一样肥沃、亩产一样高的土地(600万亩即4000平方公里,希腊及其周边地区当然没有这样的大片农田),那么,雅典帝国必须另外找到9000万亩良田美土,专门为雅典帝国生产粮食。
      9000万亩即6万平方公里。这就是说,需要拥有与中国的气候一样、肥沃程度一样的6万平方公里的耕地,且其粮食产出100%归雅典帝国所有,1000万雅典人才不会饿肚子。这种可能性为零,因为这个地方一定不在雅典帝国,耕种者也一定不是雅典帝国的农民。那么,雅典帝国只能是采购粮食。
       古代粮食产量极低,寻常年景,流入市场的商品粮非常少,至多是粮食总产量的10%。由此可知,至少要有10倍的耕地,即60万平方公里的耕地,定向为雅典帝国提供商品粮,才有可能满足其需求。
       60万平方公里就是9亿亩。按照人均10亩耕地计算,这就是一个拥有超过9000万人口的区域。
       汉朝的耕地为4.8亿亩。这就是说,把汉朝的商品粮全部销往雅典帝国,依然只能满足其需求量的一半。
       在欧亚大陆,必须同时存在一个与汉朝同样规模的国家,也将全部的商品粮销往雅典帝国,才能满足雅典帝国的粮食需求。
       2000多年前,欧亚大陆存在9亿亩的粮食产地吗?当然没有。即便存在这样的地方,也没有任何意义。

  • 其一,汉朝不时出现歉收,没有粮食流入“国际市场”。中国如此,其他国家也会如此。即便是某一年有多余的粮食,政府也会坚决禁止外销他国。

  • 其二,如果汉朝政府完全放开粮食市场,商人们必然会垄断市场,囤积居奇,面对急需粮食的雅典漫天要价。如果雅典想买尽中国市场上的粮食,不出三年便会破产。

  • 其三,将数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粮食集中于几个地方,再车载马驮、肩挑背扛、千里船运至雅典,一斤粮食的运费,估计得花去“半斤黄金”。雅典帝国即使遍地产黄金,恐怕刮光地皮也不够。在雅典帝国,粮食胜过奢侈品了。

  • 其四,如此大规模的粮食转运,需要多少人员从事收购、储存、运输、看管!这些人员必然要消费大量的粮食。转运途中,还会产生大量的粮食损耗。这些粮食,能否满足转运人员自身的需求,也是值得怀疑的

        总而言之,可以肯定的是,在距今2500年前,举欧亚大陆之余粮,也养不活雅典帝国。
       如果雅典帝国有1000万人口,那么,希腊半岛人口应不下2000万,是当今希腊人口的二倍。这显然是荒唐的。

       

八、结论  

       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希腊半岛至多30万人,“古希腊文明区”至多10万人,雅典地区至多5000人。在交通条件落后的时代,以这样的人口规模,散居于13万平方公里的崇山峻岭之中,不可能创造出任何高质量的文明来。
       以雅典为例。雅典5000人口,则成年男子约为1000人。假设雅典的农户每年粮食产出有10%流向市场,那么,雅典从事非农业的成年男子总量,至多100人。以区区100人来承担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军事等工作,是难以取得任何成就的。
       关于雅典的历史,只能是虚构,不可能存在真实成分。

       

 2019-09-03



注释:

1[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册),吴象婴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2页。 

2[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44页。 

3[古希腊]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张竹明、蒋平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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