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端午节、历史教科书及民国大师
几年前，我在讨论胡适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正当日本侵略中国，国难当头……当社会以屈原的爱国精神激励全民族精忠报国的时候，胡适及其弟子说：根本就不存在屈原这个人。”其中所指，除了胡适，就是何天行1937年所著、1938年出版的《楚辞新考》。
1937年、1938年，这是什么时候？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当此之时，他们竟在忙乎这个！
据有关学者研究，何天行的这一“论著”，主旨来自胡适，而其主要观点，竟然是抄袭自署名许笃仁的文章《楚辞识疑》（1935年《浙江省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四期）。
严重抄袭、精神资敌，此等烂作，前些年曾被以“近代名家”著作再版过（更名《楚辞作于汉代考》）。
与之相应的是，屈原被驱逐出了教科书。
一
念过中学的人，大都学过《史记•屈原列传》。
他们说屈原是假的，理由恰恰是：除了司马迁、贾谊二人提到过屈原，在此之前直到战国时期，没有人提到过，所以是假的。
按照《史记》，屈原与楚王室同宗，当然是贵族。不用怀疑，楚国屈姓，基本如此。
根据《史记》中关于屈原的内容，我们先看四个个时间。
第一个时间：秦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与攻破楚都郢，屈原闻讯而投汨罗江。
第二个时间：秦始皇二十四年（前223年），秦军破寿春，楚国灭亡。
第三个时间：汉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贾谊来到长沙，撰写了《吊屈原赋》。
第四个时间：最晚，在公元前90年，司马迁完成《史记•屈原列传》。
由此可知：
1. 贾谊撰写《吊屈原赋》的时间，距离楚国灭亡才47年；距离屈原沉江的时间，刚过100年。至于司马迁提到的宋玉之辈，时间就更近了。
100年是个什么概念？按照每30岁一代人，才三代人。爷爷和孙子之间的事儿，时间就是这么近。所以，正当贾谊渡汨罗江的时候，当地百姓正在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很大很大的官、楚国国王家族的人，他名叫屈原，当他听说首都被攻破，就在这里沉江自杀了。在当地，六七十岁的老者，讲述的是父母目睹的事儿；三四十岁的壮年，讲述的是祖父、祖母目睹的事儿。
2. 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距离楚国灭亡才100年左右，距离屈原沉江的时间，才约150年时间。
司马迁记录屈原，在时间的距离，如同我们谈论晚清的曾国藩、左宗棠，甚至张之洞。
贾谊的《吊屈原赋》，就是他在渡汨罗江时的即兴之作。《史记•贾谊传》：
（贾谊）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其辞曰：
共承嘉惠兮，俟罪长沙。
侧闻屈原兮，自沈汨罗。
造讬湘流兮，敬吊先生。
《汉书•贾谊传》：
（贾）谊既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其终篇曰：“已矣！国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谊追伤之，因以自谕。其辞曰：
恭承嘉惠兮，竢罪长沙。
仄闻屈原兮，自湛汨罗。
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
贾谊，是汉代名臣。念过中学的人，都学习过他的《过秦论》。不会有谁怀疑贾谊也是子虚乌有的人物吧？
《史记》、《汉书》中，均出现了《吊屈原赋》。可以肯定《吊屈原赋》是真的吧？由此，还可以肯定，汉武帝时，此文已经广为流传。
那么，由此，又可以肯定：
1. 贾谊在到长沙之前，便读过《离骚》，而且坚信这是屈原的作品。
2. 贾谊在到长沙之前，就了解屈原的生平，而且坚信，屈原因为秦破郢都而投江。
3. 贾谊在长沙工作了三年。他是高级官员，也是著名文人。如果屈原是子虚乌有的人物，能不发现？作为一个极重名节的人，他不可能作文吊祭一个子虚乌有的人物，并让文章传播于世。
某些人还必须回答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在贾谊所处的时代，楚国灭亡不久，众多的楚国贵族、文人雅士都还在世。我们尤其必须注意到，汉朝早期的精英人物，主要来自于楚地。如果屈原是子虚乌有的人物，那么，面对屈原的作品、《吊屈原赋》，为什么没有人出来反对、怀疑？
如果说汉初的人们全是傻瓜，难道到了司马迁时代，依然没有一个明白人？
翻开《史记》的人物传记就能看出，除了秦朝、汉朝的，屈原是最晚的人物，而且是屈指可数的文人。
从常识上推测，即便是司马迁搞错了春秋战国及以前的所有人物，也不可能搞错屈原事儿啊。
从常识上推测，即便是我们今天考古发掘的资料再怎么多，也不可能比司马迁时代存世的战国末期的文献资料多。
无须研究、只能沦为笑柄的是，近百年来的“古史辨”们，竟然以为自己对战国汉初的语言文字和战国时期楚地方言的掌握程度、对屈原作品的辨别力，胜过贾谊、司马迁，胜过汉朝的许慎、郑玄，胜过汉初以来的2000多年的历朝历代的文人。
贾谊是大文学家，而且是曾在楚地长沙为官三年的骚体赋大家，对“伪作”的辨别力，难道还不如近百年来的“古史辨”？
司马迁身为大文学家、大历史学家，为撰写《史记》采遍天下风，读尽天下书。他对屈原之作激赏不已，以至于在惜墨如金《史记》中，竟然全文收录多达500字的《怀沙》。司马迁对“伪作”的辨别力，难道也不如近百年来的“古史辨”？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二
炎黄尧舜禹，是我们的根；诗经、楚辞、诸子百家是我们的魂。祖宗们筚路蓝缕留下的精神食粮，才使得我们可以为心智健全的人，而不是行尸走肉。
说楚辞，等同于说屈原。
屈原，是一位人格崇高的人。
因为他的崇高，故《史记》有传，国内高中生们都学过。
因为他的崇高，祖先们将端午节与他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华历史上唯一的，由全国百姓自发地统一起来，持续了至少一千五百年，传承至今，并化行海外的，以纪念一个人为主要内涵的节日。
因为他的崇高，故成为历朝历代知识分子的景仰。
因为他的崇高，故创作出了令古今中外高山仰止的文学作品。
屈原和他的作品是一体的，文如其人，人如其文。
屈原和他的作品，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灵魂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早在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以纪念屈原为核心内涵的端午节，便已成为全民的节日。从宫廷，到全国的民间，端午节的过法，几乎一样。我们从唐人留下的诗作中，就可以发现这一点。
先看宫廷。端午那天，唐玄宗宴请大臣，其中一道食物，便是粽子。吃完粽子，再一起去看朝廷各部门组队参加的龙舟赛。多才多艺的大唐君臣，少不了即席赋诗。
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
李隆基
五月符天数，五音调夏钧。
旧来传五日，无事不称神。
穴枕通灵气，长丝续命人。
四时花竞巧，九子粽争新。
方殿临华节，圆宫宴雅臣。
进对一言重，遒文六义陈。
股肱良足咏，风化可还淳。
凝碧池侍宴看竞渡应制
李怀远
上苑清銮路，高居重豫游。
前对芙蓉沼，傍临杜若洲。
地如玄扈望，波似洞庭秋。
列筵飞翠斝，分曹戏鹢舟。
湍高棹影没，岸近榜歌遒。
舞曲依鸾殿，箫声下凤楼。
忽闻天上乐，疑逐海查流。
全国民间也是如此。每逢端午，最热闹的全民性活动，莫过于龙舟赛。
据说，江浙地区的端午节，原本是纪念伍子胥的。到了唐代，也和全国各地一样，插艾草、喝蒲酒、赛龙舟，已是习俗。以下两首诗写的，分别是当今嘉兴、南京一带的事儿。
端午日
殷尧藩
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
不效艾符趋习俗，但祈蒲酒话升平。
鬓丝日日添头白，榴锦年年照眼明。
千载贤愚同瞬息，几人湮没几垂名。
及第后江宁观竞渡寄袁州剌史成应元
卢肇
石溪久住思端午，馆驿楼前看发机。
鼙鼓动时雷隐隐，兽头凌处雪微微。
冲波突出人齐譀，跃浪争先鸟退飞。
向道是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
在当今湖南省，作为屈子行吟投江之所，这里的龙舟赛，自然最正宗，最热闹。
岳州观竞渡
张说
画作飞凫艇，双双竞拂流。
低装山色变，急棹水华浮。
土尚三闾俗，江传二女游。
齐歌迎孟姥，独舞送阳侯。
鼓发南湖溠，标争西驿楼。
并驱常诧速，非畏日光遒。
竞渡曲
刘禹锡
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将浮彩舟。
灵均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楫从此起。
杨桴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
蛟龙得雨鬐鬣动，螮蝀饮河形影联。
刺史临流褰翠帏，揭竿命爵分雄雌。
先鸣馀勇争鼓舞，未至衔枚颜色沮。
百胜本自有前期，一飞由来无定所。
风俗如狂重此时，纵观云委江之湄。
彩旂夹岸照蛟室，罗袜凌波呈水嬉。
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
再说四川。白居易调任忠州刺史后，收到万州刺史的《竞渡》诗，结合自己在忠州龙舟赛的感受，和诗一首。这首诗，大约是端午节的深层文化内涵。
和万州杨使君四绝句•竞渡
白居易
竞渡相传为汨罗，不能止遏意无他。
自经放逐来憔悴，能校灵均死几多。
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四省交汇处的徐州，最高长官张建封的一首诗，把当地的龙舟赛写活了。读来必身临其境。
竞渡歌
张建封
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
使君未出郡斋外，江上早闻齐和声。
使君出时皆有准，马前已被红旗引。
两岸罗衣破晕香，银钗照日如霜刃。
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
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
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
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蜺晕。
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
疮眉血首争不定，输岸一朋心似烧。
只将输赢分罚赏，两岸十舟五来往。
须臾戏罢各东西，竞脱文身请书上。
吾今细观竞渡儿，何殊当路权相持。
不思得岸各休去，会到摧车折楫时。
三
胡适及其徒子徒孙的古史辨们，为了挖中华民族的祖坟，割断中华文化的根脉，无所不用其极。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如孔子、老子，尤其是孔子，他们很难证明是不存在的。胡适则采取极其流氓的“学术手段”：极度污毁，大泼脏水。
为了便于大家了解胡适及其徒子徒孙的流氓“学术”，我举个鲜活的例子。这个例子，我一再谈到，这里不妨再说一次。
1934年，胡适完成了一部论著《说儒》。（此时，中国东北已经沦陷，华北地区也是岌岌可危。）
以胡适30年代的著作为例，更有利于人们了解“成熟的”胡氏“学术”风格。
《说儒》洋洋洒洒数万言，归纳起来就四个字：儒学下贱----先秦诸子百家均下贱无比。
整个论证过程是这样的（以下是“古史辨”们通用的“学术”套路）：
1. 一切从“大胆的推想”开始：“从儒服是殷服的线索上，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想：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他们穿戴殷的古衣冠，习行殷的古礼。”
2. 推想：“我们看殷墟（安阳）出土的遗物与文字可以明白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
3. 继续推想：“这种宗教需要一批有特别训练的人。卜筮需用‘卜筮人’；祭祀需用祝官；丧礼需用相礼的专家。……他们只是‘儒’。
4. 推想加上“大概”：因为“孔子也很重视丧祭之礼”，说过“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 胡适猜想“大概当时的礼俗，凡有丧事，必须请相礼的专家”，接下来，他不知依据什么，作出结论：“儒是殷民族的教士，靠他们的宗教知识为衣食之端”，即：所谓儒，就是专门靠为别人办丧事混饭吃的人。
5. 继续推想：“他们（儒）既须靠相礼为‘衣食之端’，就往往不能讲气节了。”
6. 宣称验明正身：“在前三章里，我们说明了‘儒’的来历”。
7. 终审判决：“老子……然而他还是一个大师，还不能不做相丧助葬的职业；孔子……他也还是一个丧礼大师，也还是‘丧事不敢不勉’。”春秋战国时期所有的知识分子，“丧礼是他们的专门，乐舞是他们的长技，教学是他们的职业，而乡人打鬼，国君求雨，他们也有事，----他们真的要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了。”
就这样，根据推想基础上的推想、大概基础上的大概，胡适确定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工作岗位：“丧礼大师”。
最奇特、荒谬透顶的是，上述的“推想”、“大概”是基于胡适发现了“儒服是殷服的线索”。而这个“线索”依然来自胡适“大胆的推想”：因为“大概最古的儒，有特别的衣冠，其制度出于古代”；且“《士冠礼记》云：‘章甫，殷道也。’”加之“孔子的祖先是宋人，是殷王室的后裔……他是有历史眼光的人，他懂得当时所谓‘儒服’其实不过是他的民族和他的故国的服制。儒服只是殷服，所以他只承认那是他的‘乡服’，而不是什么特别的儒服。”
只要脑袋没有问题、神经还算正常的人，都能发现“胡适学术”十分不靠谱。用脚丫子思考，都能发现以下问题：
第一，儒服就是殷人的服装，商朝有天子，也有文武百官，他们是否是“儒”呢？是否着儒服呢？胡适没说。胡适说：“孔子的祖先是宋人，是殷王室的后裔”，还说孔子的曾任宋国宰相的祖宗也是“儒”。如此说来，“儒服”岂不是商朝贵族服饰！
第二，既然“殷人的文化是一种宗教的文化”，“孔子也很重视丧祭之礼”，自在情理之中。如此说来，商朝的天子、宋国的国君，统统是以办“丧礼”为职业的了！
第三，孔子是鲁国的高级官员，老子在周天子手下做官。如此说来，鲁国的大司寇、周天子的史官都是以操办丧礼为主要工作得了。
更为荒谬的是，如此荒谬绝伦的胡适学术套路，至今依然被某些人追捧，并将以此套路弄出来的“学术成果”奉为金科玉律！
以胡适为代表的“民国大师”们到底价值几何？
新中国以来的无数考古成果证明，“民国大师”们最牛的“古史辨”成果，不过是耗费民脂民膏、祸害文化教育界的垃圾，不过是外国势力乐于应用并转化为“国际学术界共识”的毒品。
如果放在中国历史长河来看，即便是与最不堪的五代十国时期相比，“民国大师”也是一群小丑。
比文学？李煜的一句“春花秋月何时了”，秒杀全体民国大师中的男文学家。仅“花蕊夫人”，秒杀全体民国才女。
比史学？一部《旧唐书》秒杀全体“民国大师”，尽管民国大师似乎人人都是史学家。民国时期也有个《清史稿》，但那属于“晚晴余孽”的东西，与民国大师无关。
比哲学？五代十国的儒道佛经史子集，哲学家胡适博士碰都不敢碰，只好丢人现眼地留个半部“哲学史”。
连五代十国的水平都赶不上，“民国大师”有什么值得今人学习的？
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汉唐盛世，傲视天下；宋辽金夏，美轮美奂；百年元朝，元曲流芳；明清不仅富甲全球，且四大名著将与人类共存亡。鸦片战争以来，救亡图存的泣血之作也不胜枚举。今人若有空，可读之书多多；可学之人多多。
民国大师，不过是一群败家子，谁愿学自己学，切莫教唆他人学坏。
四
屈原及其作品，凝聚成一种民族精神，已经深入中华民族的骨髓，将永远激励着中华民族忠贞报国、自强不息、热爱并追求人间大美。
毛泽东十分热爱屈原的作品。在湖北武汉东湖，建有屈子行吟阁，在磨山有毛泽东1913年楷书《离骚》之碑刻。
习近平也十分热爱屈原的作品。比如，2014年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缓缓念出屈原的传世名句：“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离骚碑，武汉东湖磨山，毛泽东21岁时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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